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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个人与社会

 

一、关于人的定义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平衡,个人的价值实现,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社会或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抗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甚至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课题。

在这个课题上,有两个关于人的定义在二十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他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定义下,人的价值实现自然是必须借助社会。于是,社会成了人的价值之源。人的价值就在于服务社会、献身社会、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而牺牲。这种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出现过。最著名的宋代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把天下也即社会放在优先地位的价值观。个人的价值就在“忧天下”、“平天下”“献身天下”的思虑与行为中实现。儒家的价值观也属这一路向。

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具有重大区别的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心目中的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关系外人。它认为如果从社会关系去规定人,就会把人抽象化。因此,它定义的人,乃是具体存在的个人,与他人不同的个人。这种个人的价值实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存在主义最著名的命题是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是说,人先是一个个体存在,通过价值选择,才呈现本质。这本质不是先验的,也不是社会所决定的。由此,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也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即造福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着眼点是全社会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而存在主义的着眼点则是个人,它认定,如果人道主义不落实到个人,那么,这种人道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解放全人类容易,解放一个人难”,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抽象地讲“人的解放”是假命题,只有具体地关心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着眼于“个人的解放”才是真命题。

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关于人的定义虽然不同,但都代表一部分真理。把社会视为价值之源,通过为社会服务、为社会牺牲实现人的价值,确实也是一条价值之路。我们至今还在缅怀那些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而牺牲的英雄、战士、烈士,还有那些为真理而牺牲的科学家、政治家,就因为他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献身。我们无法否定他们所创造的价值。

然而,存在主义也有道理。人与人的差别实在太大。鲁迅曾称赞过赫骨黎所说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差别比人与动物的差别还要大。不承认这种差别,不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人的选择,就可能践踏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例如《红楼梦》中的父亲贾政,他认定儿子(贾宝玉)只有准备好科举,走仕途之路,而后进入官场并走向社会的塔尖才是正确的价值之路,但贾宝玉则不这么想,他认定只要拒绝这种道路,赢得个人的自由才有价值。也就是说,价值不在科举的考场里,而在“诗社”的情意表达中。他不愿意融入社会,选择的是抽离社会的生活方式。他只希望自己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整部《红楼梦》所展示的也正是个人“成为自己是否可能”的存在论问题。与献身社会而实现人生价值这一路向相反,贾宝玉选择的是疏远社会、逃离社会的路向。

 

二、“重个人”与“重秩序”的价值分野

 

中国文化的两大脉搏所展示的冲突与平衡,其实也与上述二十世纪的基本文化矛盾相似。

中国文化的两脉,一脉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伦理、重秩序、重教化的维护社会基本价值的路向;一脉是以庄禅为代表的重自然、重自由、重选择的维护个人生命价值的路向。两者构成中国文化的悖论,两者都拥有充分理由律。在《红楼梦》的女主人公系列中,薛宝钗映射的是前一脉文化,林黛玉映射的是后一脉文化。二者构成曹雪芹灵魂的悖论。李泽厚先生认为儒道可以互补。这就是说,上述两脉文化既有冲突,但又可以相互补充。所谓互补,乃是价值的互补,或者说是实现价值途径的相互平衡。

除了中国本土文化有两大脉络之分,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乃至世界各种大文化也有这类不同的价值走向。佛教的大乘文化,强调“普度众生”,正是强调个人应当在献身于社会方向上去实现人生价值;而小乘佛教强调“自我修炼”,重心则放在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救赎实现人生的价值。两者都有道理,两者都不可走极端。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理念很崇高、很伟大,然而,一旦极端化,就忘了个人的“修炼”、“修养”,更没有个体思想飞扬的空间。然而,如果没有个人身体与灵魂的健康,怎么可能去拯救社会和拯救千百万芸芸众生呢?二十世纪中国提出“解放全人类”的理念也很伟大、很崇高,可是一旦极端化之后,便没有个人的任何位置,连写篇文章也是“名利思想”,连养只鸡、养只猪也是个人资本主义,最后,这个“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便显得空空洞洞甚至完全被抛弃。小乘的“自我修炼”,本也无可非议,但如果走向极端化,就会只顾自己念经,不管他人死活,一点众生关怀都没有。而没有社会关怀,哪能成佛成道?佛教还讲俗谛与真谛,所谓佛的智慧,就是确认俗谛与真谛都有理由,都是真理的一面,思想的立足点应站立于中轴、中道上,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红楼梦》中父与子的冲突,不是贾府一时的冲突,而是人类永恒的冲突。贾政代表俗谛,这是求生存、求秩序、求延续的价值取向;而贾宝玉代表真谛,这是求自由、求快乐、求真情的价值取向。两者总会发生矛盾。

 

三、个人对待社会的三种态度

 

解决这种矛盾,确实需要掌握“度”的艺术。度是主观对客观的把握,这不是理念,而是实践。人只有在自己的实践中,即在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掌握中道艺术,增长中道智慧。在争取个人自由时,不对社会造成破坏与损害,而社会在对个人实行行为规范时,又不对个人的创造力构成扼杀。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复杂,因此,出现了解决这个关系的大量规范与学问,现在我们从“个人如何对待社会”和“社会如何对待个人”这两个对应的方面,介绍一些基本理念:

个人对待社会的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态度的三个层面:

1)法律性对待: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它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共同契约,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约束力。个人自由即使充分发挥的时候,仍然不可以随意放火、杀人、闯交通红灯。遵守法律,是个人最低的社会责任。

法律性对待,是一种服从,一种必要的遵守。把“服从”化为“自觉”,则需要伦理。

2)伦理性对待:

执行法律,这是警察管的。每个人都有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把法律与执法、遵法化为自觉,则是我们课堂里要提示的。所以我们要侧重讲明自觉地对待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规范是个巨大的系统。社会中有一些共同规范,各行各业又有各种不同的行规与业规。例如在公共场所里不可以大声喧哗,影响他人生活。在公共汽车上,不可以随便抽烟喝酒打牌,干扰交通秩序,这是众所周知的规范。而各行还有各行的行规,例如在课堂里必须尊师重道,考试时不可作弊;写作论文时不可抄袭;研究中不可窃取他人成果。

伦理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它会随历史时代而变迁,也会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变迁。例如当下的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如果没有离婚,就必须遵守婚姻的伦理规范。而一些伊斯兰的国家,例如伊朗,或一些信仰摩罗教的地区或家庭,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几个妻子而不算违反伦理规范。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实行严格的孝道,父亲死了,你即使担任再大的官职,也必须回到家乡守孝三年,名为丁忧,现在没有这项规范了。旧中国的“尊师重道”尊重过头了,学生对老师必须行三叩九拜之礼,这也是行为规范,但现在已废止了。

3)道德性对待:

道德与伦理既相关又不同。在康德的体系里,两者分不太清楚。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则把“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他把“伦理”界定为外在社会对人的行为规范和要求(通常是指社会的秩序、制度、法律、习俗),而把道德界定为人的内在规范,即个人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状态。伦理是相对的。而道德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内在要求。康德称之为不同于动物的“心理形式”,李泽厚则称之为“人性能力”或“文化心理结构”。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孩子接受伦理秩序、伦理规范,然后又把这些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心理形式——绝对的道德律令,康德称之为内心的绝对命令。例如,看到一个人掉到河里,你会从内心发出一道命令,赶紧去救他。救他不一定是因为爱他,即不是道德情感的要求(不是人性情感),也就是作为一个人,你有不忍之心,有怜悯之心,有孟子所说的“四端”,有这种人性能力,你就会毫不犹豫去行动。这种道德行为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功利计较,你不会想到你是科学家是作家,具有很重的生命分量,而掉下去的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这里,道德行为一旦相对化了,例如,考虑掉到水里的人属于什么阶级,是地主资本家吗?是四类分子吗?如果是右派分子掉到水里,为什么要去救。这种种考虑,都会导致道德的崩溃。

上边所讲的个人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式,这也可以说是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道德责任。尽管这些责任,从表面上看,是为社会,实际上又是为个人。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基本秩序的保证,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就会全部落空。中国有句老话: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如果社会处于动乱动荡中,个人到处仓惶逃窜,实在连一只狗都不如,还侈谈什么自我实现?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少数人因为拥有回天之力,做拨乱反正的英雄,但就多数人而言,如果没有社会秩序、伦理秩序这些基本价值保证,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很困难的。

 

四、社会对待“个人”的基本原则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必须正确对待社会,社会也必须正确对待个人。

这种对待在现代化社会中已形成几个非常著名的大原则,而最基本的是《独立宣言》所提出的“平等”原则,即人生而平等,因此必须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尊严与生命价值。这里需要解说的是,平等的内涵并不是财产财富的平均。经济上的平等可能是永远的乌托邦。所谓平等,是指人格上的平等,心灵上的平等,机会面前竞争的平等。中国禅宗一再强调的“不二法门”,也是指人格的平等,心灵的平等。社会只有用此原则对待个人,才是开明的社会,文明的社会,进步的社会。专制等级社会所以让人厌恶,就因为它不知道这项原则,所以穷人没有发言权,弱者没有发言权。除了“平等”原则之外,还有“正义”原则与“和谐”原则。一般地说,西方的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遵循的是“正义”原则。“正义”只讲理性,不讲情感。而中国则遵循“和谐”原则,“和谐”既讲“合理”又讲“合情”,妥协性较强。例如对犯罪人考虑“将功折罪”,死刑者改为死缓,这当中都有情感态度的渗入。

确认每一个生命都有价值,都值得尊重;确认每一个生命都有遵守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义务与责任。这是现代化社会精英必须具备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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