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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个人与国家

 

 

这个题目很大,但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即个人怎么对待国家与国家怎样对待个人的问题。现分三个小标题讲述。

 

一、何为“国家”

 

我们通常一讲起“国家”,就想到“政府”,其实,政府只是国家机器,只是国家的一部分。

国家的结构十分复杂,但每个国家都包括国家显结构与国家隐结构。

显结构又包括自然结构和人造结构即权力结构。

自然结构包括山川、土地、森林、海洋。每个人都会天生地热爱这个意义上的国家,都会天生地把血脉与祖国的山川土地相连。

显结构的另一部分则是后来人造的权力结构,包括政府、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对于这些,有的称它为国家机器,有的称它为国家机构。由于国家制度不同,有的由国王统治,称为王国、君主国;有的实行宪政统治,称为共和国、合众国;有的由一党一派统治,被称作党国。这之外,还有君主立宪国,等于半王国半共和国。

国家还有隐结构,这部分通常称作文化结构,它包括文化传统、民族习俗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方式等,尤其重要的是文化与传统的载体,或称“人”,或称国民、臣民、公民。

一百年前,甲午海战之后,梁启超等思想启蒙者在总结甲午大失败的教训之后,指出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有一样是“爱国观念”不对,或者说,是“国家观念”不对。梁启超认为,正确的国家概念应当分清三对不同的概念:一是国家与天下;二是国家与朝廷;三是国家与国民。首先要明白,国家只是民族国家,它不等于天下。所谓天下,乃是许许多多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以往中国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以为“朕”即天下,“普天下,莫非王土”,地球上只有我大清一个中央帝国,其他的不过是纳贡的蛮夷。其次是要明白,国家不等于朝廷,朝廷不等于国家,“朕即国家”的观念不对。大清爱新觉罗王室不等于就是国家,反对朝廷不等于反对国家。第三是要明白,国家的主体是国民,而不是皇帝和王公贵族。要建设新国家,就得先有新国民。

 

二、政府与国家

 

政府虽然不等于国家,但它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负有保护国家、管理国家、保护人民、调节人民等种种重大功能。政府有统治型政府,也有服务型政府。现代政府愈来愈多地向服务型靠拢。

为了有效发挥政府的功能,政府有必要保持它的权威,即通过法院、军队、警察、监牢来行使它的权威。

失去权威,社会便会落入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比“坏政府”更糟,坏政府至少还会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而“无政府”则会导致社会瘫痪,日常生活崩溃,不仅红绿灯的交通管制瘫痪,连杀人放火也无人问津。当下世界就有一个国家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洲的索马里。无政府的结果是国家土地上只剩下战乱、饥馑和抢劫,老百姓不可终日,从早到晚生活在混乱与恐怖之中。而大批有生命活力的精英,只能铤而走险,到公海里充当海盗。现在索马里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海盗国家,危害世界的正常秩序。索马里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保障,个人价值根本无从实现。如果硬要“实现”,也只能沦为海盗。所以,每个公民,不管对政府有多大不满,都必须维护国家与政府的基本权威。

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和三十年代,中国有些作家学者也鼓吹无政府主义,例如巴金,就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笔名乃是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缩写,这两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但是巴金后来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反抗专制极权时可以起到一时的破坏作用,但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三、不同制度下的个人困境

 

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国家制度各种各样,但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国有化制度;另一种是以欧美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制。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与制度相呼应。当时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峙,也影响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今天,中国也在发展资本主义,欧美也在增添社会主义因素,但这是经济层面上的变化,而在价值观上,“两个阵营”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获得充分发展,尤其是在美国,个人不仅拥有购买土地、湖泊的自由,而且拥有购买枪支的自由。现在的美国,持枪协会的会员达四百三十万,共有二亿七千万支枪在美国的个人和家庭手里。这种个人自由,也带来自由的泛滥,于是,枪杀案不断发生,甚至一再进入校园,连课堂也不安宁。在严重的流血面前,政府显得非常无能。任何一个总统的禁枪考虑都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利益的问题,即遭到制造枪支、买卖枪支的商人、企业家及其相关机构的反对;二是传统问题。美国宪法修正案早就规定个人持枪的自由,这是美国个人巨大的权利。美国可以消灭另一个国家,但动摇不了这个传统。对于美国来说,撼山易,撼此传统难。一百年前,德国思想家史宾格勒就发出警告:暴力、性、吸毒这三样东西的自由泛滥,将导致“西方的没落”,(其代表作的书名就叫做《西方的没落》)但西方忽视他的警告,现在滥用自由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社会问题愈来愈多,有的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这些问题与政府管理不力,过于放任有关。在民主政治蜕化为党派政治和选票政治之后,没有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敢于公开反对持枪自由,敢于对宪法修正案实行再修正,因为他一旦如此宣告,就会得罪千百万持枪者,就会丧失无数选票,就注定要在选举中失败。个人的“强大”,使得政府变得“弱小”,从而既造成政府保护个体生命能力不足的的困境,也造成个人缺少安全感的困境。

这是西方个人自由的困境,而东方(中国)则发生另一极的困境。中国在四九年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实行全民所有制和经济国有化。这种制度与私有制相比,孰优孰劣,当由历史作出评价。我这里只说,经济计划化之后确实发生了海耶克所说的随之“精神计划化”的问题。个人首先失去思想自由。由于政府权力的膨胀,它又在经济国有化之后强制性地进行个人“心灵国有化”的政治运动,或称“交心”,或称“斗私批修一闪念”,或称“思想深处闹革命”,或称“反右派斗争”,都是“心灵国有化”的继续革命形式。这些运动的不断进行,个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不断被剥夺。最后的结果是知识阶层的许多生命个体、生命价值不仅等于零(没有任何自主权),而且等于负数(变成“非人”,即变成“黑帮”、“害人虫”、“牛鬼蛇神”)。到了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人间”变成“牛棚”,个人变成“牲口”,真正是“天地不仁,视百姓为豕狗”(《道德经》),个人价值体系全面崩溃,这是东方个人的困境。这不是一般的困境,而是个人在社会中失去了全部个人权利和全部生活(没有生活)的绝对困境。

 

四、国家与个人的“偏执”

 

无论是西方个人自由的极端化,还是东方国家权威的极端化,都是价值的陷阱。“极端”带来严重问题的同时,也带来“改革”的要求与“和谐”的期待。因此,个人与国家两者的和谐,便成为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我们暂时悬搁西方,着重讲述东方的变革。

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的三十年改革,最根本的改革,也是最伟大的成就是把“阶级——国家”变为“民族——国家”。四九年之后的三十年,从国家体制的角度看,它是阶级国家,这不仅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阶级论统治一切,主宰一切,而且是在制度层面上把国家确定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制度,简称为“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的历史功勋是以他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扭转了乾坤,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如此重大的变革,本来需要战争才能解决,但他以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获得成功。这一成功与胜利,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成功与胜利,因此也可以视为共和国的新生。

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的国民实行专政。百分之五,在中国意味着五千万人到七千万人,把这些人命名为“阶级敌人”、“四类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便是剥夺数千百万人(连同家属则是几亿人)的个人尊严与个人权利。这部分人毫无个人价值可言,相当于印度的“贱民”。而没有被界定为“敌人”的多数人,也往往被划入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连个人生产(如养猪养鸡)和个人写作(如个人发表文章)也被界定为资本主义行为。对于这种阶级专政制度进行改革,自然具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结束“阶级专政”的体制之后,实现的便是超阶级的全民性的民族国家体制。这就是邓小平之后提出的“三个代表”理念。这一理念宣布: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不仅是代表一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国家而言,它不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对于个人而言,它不再是阶级“工具王国”的成员,而是个人“目的王国”的成员,个人重新获得自我价值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只是从理论上说,而可能性要化为现实性,则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现在正处在这一转化的进程中。在此进程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老题目与新题目又浮上地表,例如国家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实行民主制(突出个人权利)还是实行开明专制(保护国家权威)?是接受秦始皇留下的政治遗产,还是完全抛弃这份遗产?是实行法家的霸道还是实行儒家的王道或是实行儒法互用的“法严刑宽”?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无法作出本质化回答,但有三个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路,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且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与讨论:

第一是国家的全能主义。国家需要确立自己的权威和发挥自己的功能,这一点要给予尊重。但是,国家不可实行“全能主义”。所谓全能主义是国家权力浸透到不该浸透的社会领域和个人领域,把权力功能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例如:以往连婚姻都要经过“党组织”批准和认可,每个胡同和每个旅馆都要设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与审查关卡。国家不仅进入医院、寺庙、学校,而且进入个人的花园、卧室、游泳池,完全袭断生活空间,尤其严重的,甚至进入个人的隐私空间。“全能主义”这一概念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邹谠先生提出来的。他通过这一概念,非常传神地描述了国家权威绝对化之后而产生的过度干预意识,从而剥夺了个人的全部自由,以至堵绝个体价值的实现之路。全能主义是国家价值至上主义的错误思路。

第二是个人的本能主义。前边说过,弗洛伊德发现个人乃是“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组合的有机结构。而本我乃是本能之我。浅薄的个人以为个人主义就是本我主义,就是个人的“我行我素”,就是不顾他人自由的个人绝对自由。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所谓自由意志乃是个人不受“本能”控制的自由,是“克己复礼”(自我克服)的自由,是理性主宰感性的自由。健康的个人主义应是自由意志的理性呈现,而不是本能主义的妄言妄行。当下横行于世的痞子哲学、流氓哲学实际上就是本能主义和本我主义,“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完全是本我本能的声音。本能主义在反抗国家全能主义的时候,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是以错抗错,以一个极端反抗另一个极端,这种反抗只获得情绪的宣泄,而抵达不了个人与国家的和谐,既不能实现国家价值,也不能实现个人价值。

除了国家的全能主义和个人的本能主义之外,第三个问题是社会的无能主义。

社会本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社会中的报刊、学校、研究院、教堂、寺庙、医院、电影院、剧院以及一切公众空间都可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起批评、协调、缓冲、教育等作用。社会的健康机能是疗治政府全能主义与个体本能主义最好的医师。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机能正在丧失,它愈来愈无能,愈来愈无所作为。在西方,社会被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所主宰,它真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美国发生那种多起枪杀案,甚至是校园枪杀案,但学校除了开追悼会之外,没有任何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而总统、国会稍有一点禁枪动议,持枪者与好枪者倒是及时地集会游行。报刊本是社会公器,它的生命在于客观、理性、公正,但是近几十年来,却染上或左或右的极端色彩。党派竞选只讲浅近利益,不讲长远利益,报刊也往这一方向变质“公器”正在蜕变为“私器”。

东方(中国)的报刊基本上是党报,更是只能传达党的声音,没有公众社会的声音,领导者爱听恭维话,不喜欢听批评话。报刊也只唱赞歌。报刊一旦失去独立性,就成了宣传工具,失去本来的机能。哲学也与社会无能主义相通,变成党派意识形态。当然,社会的无能,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专制导致社会无声。但是社会如果还有活力或还有灵魂,它就必须为发出独立之声、公器之声而努力。

 

五、爱国者与忧国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突出个人、突出个性的运动,所以当时的文化改革先行者,就发表文章,抨击那些阻碍实现个人价值的各种存在物。这些存在物包括“国家”。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一文,就提出应当打破“国家偶像”的理念。陈独秀之后,郁达夫也提出国家乃是艺术的敌人,也主张要打破国家对自我实现的障碍。应当承认,“国家”一旦权威化、偶像化,它确实会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包括阻碍文学艺术这类个人精神价值的创造。尤其是当国家实行专制极权统治而禁锢个人自由的时候,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但是,也不能认为,国家注定是个人的对立物,更不可武断,认为国家乃是个人价值的负资源。其实,国家是个历史性概念,即不断变迁的概念。当它正常、健康存在的时候,它就可以起到保护个人、包括保护个人精神价值创造的作用。而个人的存在价值也可以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行为中实现。例如,当国家遭到外族侵略与蹂躏时,个人为了保卫国家而挺身而出甚至牺牲,就带有极高的价值。中国的许多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便是在外族入侵的历史场合中实现个人价值的范例。英国伟大诗人拜伦,他甚至可以在支持外族反抗入侵与压迫的事业中(在希腊反抗土耳其入侵的战斗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国家也可以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平台,一种资源,一种正价值之源。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还有更复杂的层面,尤其是个人在通过“爱国”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必须纠正一种误解,以为“爱国”就必须无条件地讴歌国家。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指出一点,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爱国者已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爱国者;一类是忧国者,即敢于正视国家弱点也敢于帮助国家纠正弱点的爱国者。梁启超认为,这种忧国者才是更深刻的爱国者。我国近代史上,就出现许多这种忧国者,无论是孙中山等革命派,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都是忧国者。他们把国家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但就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言,他们也可以通过“忧国”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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