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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个人与家庭

 

一 、东西方家庭观的差异

 

这个题目涉及到自我实现与家庭和谐的矛盾与平衡的问题,也是“个体价值源”的重要内容。

以往讨论“家庭”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但多数是讨论家庭起源、婚姻起源以及恋爱、婚姻与家庭的道德伦理。我的讲解,也涉及这些内容,但重心是从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视角来讨论个人自由与家庭和谐的关系。

在中西文化的大框架下,中国家庭与西方家庭的形态与位置有所不同,最明显的区别是以下两项:

1)西方重小家庭,即夫妻家庭,以夫妻为主,但也包括幼年、少年时期的儿女。东方(中国)则重大家庭,这是包括夫妻和夫妻之外的父母、兄弟、子女的所谓“四代同堂”或“五代同堂”的大家庭。

2)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总是把“亲情”放在第一位,把恋情、爱情放在第二位、中国古话说:“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兄弟之情是手足之情,牢不可破,永恒永远;而夫妻之情则是相逢之情,两者毕竟不是同一血缘。兄弟尚且在夫妻之前,更莫论父母了。《红楼梦》有一个反叛性理念,是把恋情放到第一位,把亲情放到第二位。

3)因此,中国的家庭,便形成“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其代表性理念也是统治性理念便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两纲再加上“君为臣纲”,便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心理念了。与中国家庭的基本理念不同,西方讲的是“父子平等”、“夫妻平等”,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尊重孩子的理念。五四运动时鲁迅写了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其主题是说我们应当放弃“以长者为本位”观念,而树立“以幼者为本位”的观念。这等于颠覆了“父为子纲”的传统原则。

4)东、西方还有一大区别是西方总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当作目的,即把个人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而把家庭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跳板。而中国则以家为本,把“家庭”本身作为目的,把“荣宗耀祖”当成个人成就的最大标志。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意思是个人在外有了功名有了成就,最后要落实到乡土里的家庭和祖宗。中国的士人接受儒家的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治、平的终极目的,是“齐家”即荣宗耀祖。中国骂一个人骂得最恨的话是“数典忘祖”,即忘了祖宗这个“根本”。因此,不能“齐家”,等于没有“修身”好;而治国、平天下也是为了“齐家”,为祖宗争面子。

上述这四点,是东西方不同的家庭观。但是东西方文化中关于家庭的认识也有共同之处。罗素在中国发表演讲,说家庭实际上包含着个人的三种欲望,无论是西方的家庭还是东方的家庭,从人性的层面上说,都与三种欲望相关。第一是性的欲望。婚姻与家庭使“性”合法化。在中国,婚姻、家庭之外的性是有罪的。但“性”是人性的性,不是牲口的性,所以现代的家庭伦理学总是告诉男男女女,说只有在性中注入“爱”,这才是文明的性,文化的性。也就是说,性只是情爱的自然前提即生理前提,只有真情真爱才是家庭的坚实基础。

第二是延续的欲望。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传宗接代”的欲望。没有婚姻,就没有延续;没有家庭,就难以“传宗接代”,这是常识,也是每个人正当的需求。罗素说破这一点,未必能打动西方人,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会觉得他说中了要害。中国人最怕是“断后”:没有后人延续自己的家业与生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没有后裔,没有传宗接代之人,视为最大的不孝。这一理念,也成了旧中国一夫多妻制的根本理由。倘若妻子生不出男孩,就等于“断后”,等于最大的不孝,那么,下文自然是娶小妾来生儿子,以成“延续”之功。如果大妾还不行,那么,再纳小妾也属天经地义。而最怕断后的皇帝,如果皇帝没有“后”,等于断了江山命脉,这更是不得了的危机,因此能不能给皇帝生儿子,便成了从皇后到皇妃的“头等大事”,也是宫廷与国家的“头等大事”。皇帝的众嫔妃也以儿子自重,能给皇帝增添儿子,等于给皇帝立了“延续”王脉之功。宫廷里的斗争,也总是与“后继”——谁当太子的问题相关。中国家国不分,在宫廷里更是如此。朝廷等于家天下。

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把通过家庭而“延续”祖宗命脉视为大事,因此罗素指出“性欲望”之后的“延续欲望”,乃是家庭存在原因,显然是个真理。

罗素还道破家庭的第三种欲望,这就是权力的欲望。刚才我们讲究宫廷里嫔妃们靠儿子而争宠、争地位,这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权力欲望。能生子才能延续,能生子才能保住权力和地位,这是帝王的女人们最明白的道理。而在普通的家庭里,其实也充满权力的欲望。在中国的二、三千年的专制社会里,首先是男人想把持“老大”的地位,所以才有“夫为妻纲”的理念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之后,社会地位提高,其中许多妇女还有自己的工资,不仅能自食其力,而且还能支撑家庭,这种女子,也往往会产生担当家庭老大的念头,至少要和丈夫分享家庭的权力,不能让丈夫一个人说了算。这种现象固然可以理解,但近百年来,中国家庭也从此“烽烟四起”了。而吵架的原因,究其根源,还是男方女方都有权力的欲望。

 

二、 个人与家庭的和谐与冲突

 

罗素用个人的欲望解说家庭,乃是用生理原因与人性原因来解说家庭存在的理由和家庭冲突的原因。但是,罗素在中国作演讲时并没有给中国开出“家庭和谐”的药方,尤其是由五四新文化支撑的家庭如何达到和谐,这位西方哲人更没有提供什么妙计妙法。

五四之前,中国的旧家庭模式,基本上是男权统治的社会模式的缩影,男性思想家们给中国家庭开出了“三纲”的基本药方。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意思是朝廷里要确认皇帝为绝对老大,在家庭里则是父亲丈夫为绝对老大。有这种绝对理念的支撑和管理,二千年来的中国家庭倒是达到一种“和谐”,但这是完全剥夺儿子与妻子的自由与发言权的和谐。如果儿子与妻子能忍气吞声,女人能忍受丈夫的对外吃喝嫖赌和对内的嬉笑怒骂,那也可能“和谐”一时,而如果丈夫抽鸦片、赌钱而拿老婆出气甚至企图典卖老婆,就不知道如何和谐了。还有,如果男人丧妻,再续一门,属于天经地义,而女人则必须终身守节,不许再嫁,这又算什么和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启蒙人们,说男人有“人的价值”,女人也有“人的价值”,儿童也有“人的价值”。男女是平等的,男人要通过家庭实现自我价值,女人也要通过家庭实现自我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勋之一,是打破旧家庭对妇女权利的剥夺,提供给妇女个人现实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发现了妇女的价值,也就自然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旧家庭制度与旧家庭伦理。批判的重心包括以下内容:

1)批判“孝道”,打击“父为子纲”。五四运动前夕,施存统(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那时共产党还没成立,他就写出《非孝》一文,震动了中国。五四运动在批判旧道德时也把“孝道”作为旧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进行批判与讨伐。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鲁迅对二十四孝图的批判。鲁迅指出二十四孝中尤其是“郭巨埋儿”和“曹娥投江”二例,最使他害怕。郭巨为了保证父母吃饱,又担心粮食不够,竟把孩子活埋。这种行为显然是反人性的。孝道的极端化与畸形化就产生这种“杀子意识”与“杀子行为”,而这正是《狂人日记》中所指出的“吃人”现象。

2)批判节烈观:鲁迅写“我的节烈观”,为失去丈夫的守寡妇女请命,认为她们在丈夫死后有再嫁的权利。按照中国传统中所规定的“准则”,妇女必须执行“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就是嫁前服从父母,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所谓节,就是为丈夫守贞洁,不再嫁。另一条路便是陪丈夫去死即殉夫而亡,这便是烈。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节烈”作为吃妇女的畸形旧道德批判,乃是人性的伸张和人性的胜利。

3)批判奴隶道德。五四文化改革先驱们指出,维护旧家庭的伦理,实际上是维护奴隶伦理;维护旧家庭的道德乃是维护奴隶道德。他们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经历过“做隐奴隶”和“连奴隶也做不得”(当牛马)的时代。男人是奴隶,而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三纲”下的多数女人,等于牛马牲口,根本没有半点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

在批判旧家庭伦理的同时,文化先驱者们给妇女指出一条道路,就是“走出家庭”,走出丈夫的牢笼。所以他们才会把挪威作家易卜生当作旗帜,演出他的《傀儡之家》。五四后巴金所作《家》,也是鼓动“走出家庭”,但已不仅是走出丈夫牢笼,而是要走出封建宗法制度的牢笼了。《家》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老三最激进,他最先出走,是破坏旧家庭的先锋。当时敢于破坏旧家庭制度,就是敢于破坏社会旧秩序,敢于革命。许多年青人就因为读了巴金的《家》,便与旧家庭决裂而走向革命。三兄弟中的大哥高觉新,则在新旧家庭伦理中徘徊与彷徨。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孝子,始终在新与旧、情和理、家庭传统与社会革命之间摇摆与矛盾。他承受着家庭裂变的全部痛苦,象征着新时代中旧伦理的困境。

 

三、个人对家庭伦理的反叛

 

 高觉新在新旧伦理之间的冲突,是五四运动之后普遍现象。五四摧毁了旧道德,批判了“孝道”,批判了对妇女的压迫,但是家庭还必须存在。新家庭扬弃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那父子、夫妻、又该是怎样的关系?该遵循什么新的道德原则才能达到新的家庭和谐呢?

即使在五四运动中,鲁迅等启蒙家也提出问题:鼓动娜拉走出家庭,可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她们如果不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该怎么办?还有,旧家庭以长者为本位,父亲是“老大”,那么,儿子还要不要尽孝道?还要不要挑起照顾老人、抚养老人的义务?五四后,妇女的自由度增加了,儿子的自由度增加了,但怎样才是个体价值的实现?

旧家庭有旧家庭的困境,新家庭有新家庭的困境。前边我们讲过五四运动期间高举“非孝”大旗、反对“孝道”的先锋施存统,后来却发生另一番故事。我在《施光南纪事》一文中写道,我的好友、当代著名的音乐家施光南(已故),正是施存统的儿子。施光南不仅是个大才子,而且是个大孝子,他知道父亲写过“非孝”的文章,可他却不接受父亲的理念,仍然非常孝敬父亲。父亲去世后有位元帅的儿子写悼念文章,文章中说施存统在一九二七年叛党。施光南认为这是对父亲的误解,其父只是退党而不是叛党,因为他没有出卖战友和出卖组织的行为,于是他义愤填膺地给党中央写了为父亲澄清事实的“陈情表”,并让我父亲帮助润色。施光南为父亲“陈情”也是个体价值的一种表现。这一事例说明了,“孝道”并不仅仅是个理念问题。它不是几篇讨伐文章和批判文章可以批倒批跨的。毫无疑问新家庭仍然应当维持孝道,这不仅是维护家庭和谐的必要原则,也是实现个人生理情感的自我需求。我们赞成鲁迅对二十四孝图即对病态孝道的批判,但仍然要尊重父亲母亲,仍然要尽孝道尽家庭义务。在尽孝道中,我们感到愉快,感到心安理得,这正是价值。也就是说,在新的伦理体系中仍然不能完全排斥旧伦理中一些合情合理的原则与规范。当然,也不能照搬旧伦理的全部原则,照搬,就意味着倒退。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还坚守“三纲”及“三从”,那不仅是落伍,而且是可笑。

 

四、爱的源泉和中西文化的区别

 

    讲述过去,毕竟还是为了今天。对于今天,最重要的是寻找和确立“个人与家庭”的合情合理的新关系原则,或称新的伦理原则。为了从宏观上把握这种原则,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以便吸收中西两种文化的长处,既建构新的家庭又实现个体价值。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确有很多差别。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梁启超开始,一直到五四文化启蒙家,总是在谈论两者的区别,并给我们留下许多启迪。今天我们不可能详尽地加以介绍,只能借助他们的思想作些自己的阐发。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大约有如下几点:

1)中国文化从血缘开始发生,从而形成祖先崇拜的宗法文化;西方文化从上帝那里发生,形成上帝崇拜的宗教文化。前者可称为纵向文化,后者可称作横向文化。

2)与此相关,中国文化是“一个世界”的文化(人世界),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人世界与神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或者说是两个世界并置的文化。这是李泽厚先生的概说。

中国文化正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所以人生立足点就不放在宗教所展示的“天堂”里,而放置在现实世界的“家庭”中。中国人把“家庭”视为人生唯一的避难所、庇护所,视为唯一的天堂。

3)与上述两种文化的差异相关,西方把上帝视为爱的来源,情的来源,以“圣爱”为其他爱的总根。父母之爱也在“圣爱”之下。这种爱呈现的是由远而近的走向。而中国文化则把父母之爱视为爱的第一源泉,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理由是说它“无君无父”。曾国藩声讨太平天国的“讨粤檄文”,并不是声讨太平军企图推翻朝廷,而是说它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千年伦理体系,也就是无君无父。既然把父亲当作爱的源泉,那么家庭伦理中的“孝道”、“三纲”之道自然就天经地义了。

4)中西还有一项最根本区别,是前边已提过的,中国文化重在讲“合情”,以情为本体;而西方文化则重在讲“合理”,以理为本体。西方政治以“正义”为目标、为理想,这就因为它只讲“合理”;而中国政治以“和谐”为目标,为理想,则因为它讲“合情”。为了情,为了让父母高兴,让妻子儿女高兴,作一些违背常理的事业是可以的。例如敬祝父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敬祝父母万寿无疆,这完全合情,但不合事实与逻辑。中国女人为了表示对丈夫的敬爱,竟会“举案齐眉”,把让丈夫喝的杯子举得很高,举到“齐眉”的高度,这也是合情而不合理。鲁迅嘲讽老莱子娱亲,嘲笑年纪很大的老莱子为了让父母高兴(博父母一笑)装作小孩跌倒,说这是“把肉麻当有趣”。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虽不合理但还合情。

中国文化讲合情,所以带给个人与家庭更多的温馨,也带给家族内相互支援而为社会减少了一部分负担与压力。例如中国人的“失业”压力就没有西方人的“失业”压力那么大。因为在中国,一个人失业,不等于一家人失业,失业的个体,还会得到家庭的支援。西方父母亲到成家的儿子儿媳妇家里吃饭,还要算钱,这实在不合情,也减少了人际的温馨。父母老了之后,儿女不管,能到养老院看望一下就不错,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极不合情。

中华文化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它所以不会灭亡,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它大体上合情又合理,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个人心灵,都形成一种“情理结构”。但在这种长处之中,也有很大的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是缺少西方 “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价值,这种平等当然包括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在人格上的平等。平等理念之下是父与子、夫与妻的相互尊重,两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没有纲目之别,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宰和统治。家庭中的每一个体,尽管角色不同,但都拥有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这一点,虽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但也符合中国文化的情理结构。我认为家庭的价值理性,家庭真、善、美价值的实现,“人格平等”的原则是不能丢失的。在此原则下,我们对于传统道德的优秀部分便可以自由地“拿来”,那些不平等的部分自然就会消弱,家庭与人生自然也就愈来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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