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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个人与宗教

 

(一)我对宗教的基本态度

 

1)我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但尊重宗教。

宗教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无法抹杀的存在。它只能自然地兴衰,无法人为地打倒。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的“圣战”都打不到他者。

西方的宗教覆盖一切,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得面对宗教。连无神论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的体系也不能不面对“神”、面对“宗教”思索。信不信上帝的美国总统,都必须手按着“圣经”宣誓,宣告接受上帝(另一种眼睛)的监督。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还得说明死的理由。

2)我支持“宗教自由”,也支持“不信教”的自由。信教无罪,不信教也无罪。

3)我尊重有组织的“上帝”(教会),但更尊重孤独的上帝(可直接与上帝对话)。我能理解众生烧香拜佛,但个人只相信佛就在自己身上,佛性全靠自己开掘。

4)我以爱因斯坦为楷模,他是二十世纪人类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他最后昄依上帝。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意志、有人格的上帝存在不存在,而是人需要不需要有所“敬畏”。

因此我们的课堂不是“布道”,不是“念经”,不是宣讲宗教知识,而是探讨个人价值与生命敬畏的关系。

 

二、“敬畏”才是价值之源

 

今天我讲的总题是大题目,分题也是大题目。我所以敢讲,实在是不得不讲,但是不是一种因为“无知”而产生的“无畏”,只能由同学们来鉴定。

关于宗教的本质,历来就争论不休。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们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争论且不说,即使是在无神论的哲学家、思想家中,也是众说纷纭。我们自身经历过的教育,就有的说宗教是鸦片,是麻醉剂,是骗局。关于上帝,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更极端的是认为,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后一论点是说人因为脆弱与虚空,所以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安慰自己。不用说无神论思想家各说其是,就是大宗教内部,也因为看法不同而竞争、斗争甚至战争。基督教到了近代就分解为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三大教。伊斯兰教至今还有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战争;而佛教,仅在中国就是八派八宗,包括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三论宗、密宗、禅宗。

还有一个涉及宗教本质的大题目:宗教是不是科学的敌人?宗教与科学是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这个问题在爱因斯坦之前,认定“是”的恐怕是多数,而爱因斯坦之后,则让许多人觉得“不是”。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认为不是势不两立,都可以尊重上帝、昄依上帝,那我们这些非科学家为什么还非得视上帝为仇敌呢?爱因斯坦的巨大行为语言值得我们思考,这也是我要讲解的重点。

前边我已说过,对于爱因斯坦,重要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人需要不需要有所敬畏。

我认为,“敬畏”才是关键。“敬畏”才是价值之源。

“敬畏”,就是承认人之外有一种比人更高、更神圣的存在,这是比人更伟大的另一种秩序、另一种尺度、另一种眼睛(哈维尔语)。用人的眼睛常常无法真正认识人,用比人更高的眼睛才能认识人。所以佛教才讲“天眼”、“佛眼”,道教才讲“道眼”,爱因斯坦才讲“宇宙极眼”。在天眼、佛眼看来,人不过是“恒河沙数”、“沙数恒河”岸边的一粒沙子。在宇宙极境眼里,人不过是一粒尘埃。

“敬畏”不仅承认人身外有比自己更伟大的存在,而且认定这一存在无须实证,因为它看不见,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它又可以感受得到,只要你把它放在心中,它就与你同在。

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他从不宣告自己是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也从不昄依上帝。但他把上帝视为一种情感,一种心灵。这是伟大的见解。有这一见解,实际上就创造了他的四大二律背反之外的第五项二律背反。这一对二律背反应是:

正题:上帝存在

反题:上帝不存在

这两个相反的命题都符合充分理由律。

说“上帝不存在”,对。因为人们无法用逻辑、用经验,也无法用眼睛(包括超级望远镜)证明上帝的存在。

说“上帝存在”,对。因为如果把上帝视为一种情感,一种心灵,它就存在,它就在于我们的心中,它就覆盖我们的一切。

孔子一方面说“敬鬼神而远之”,另一方面又说“祭神如神在”,其思想也类似的悖论,也是把神当作一种情感与心灵。一种形而上的假设。

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到了中国的禅宗第六代宗师慧能,全部教义已简化为一个“心”字。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一切都由心生。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佛不在寺庙里,而在人的心灵里。讲的是彻底的心性本体论。慧能的《六祖坛经》,其实就讲“悟即佛,迷即众”,所谓悟,就是心灵在瞬间抵达“真理”的某一境界。在心中与佛相逢并与佛同一合一。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宗教的本质乃是心灵。这个结论的尖锐性在于不确认宗教的本质是“神灵”,而是“心灵”。但又承认心灵的虔诚可以与神灵相通,即中国所说的“诚能通神”。

 

三、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

 

如果把宗教的本质不是视为“神灵”而是视为心灵,那么,面对宗教,最重要的就不是“神拜”,而是“心觉”;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心灵自觉;不是神灵决定一切,而是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关于这点,慧能早就认识到,只是他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直截了当地表述。但他的“悟即佛,迷即众”,很明显的就是以心悟,心觉代替佛,把佛教的外三宝(佛、法、僧)转化为内三宝(悟、正、觉)。慧能把佛落实于“心”,把“心觉”视为佛的实现,这是很了不起的伟大的宗教改革。尽管阐释佛教与禅宗的著述很多,但真正看到这是一场伟大的宗教改革的人并不多见。禅宗相当于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新教扬弃天主教的许多外部形象,让信徒直接与上帝对话,重心实际上已从神觉转为心觉了。爱因斯坦的昄依,对上帝的敬畏,也是一种心觉。

我认为,“心觉”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实现。它认定,人的心灵可以与苍天上帝、基督、释迦牟尼等达到神圣的同一与合一。于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便是一种道德绝对律令,我们称这种道德为宗教性道德。

李泽厚先生把社会性道德视为民族、国家、集团、党派对人的客观要求,带有强制性与服从性;而宗教性道德则是生命个体的自觉要求,它不是“我必须”而是“我愿意”。即不是不得不为,而是“我愿意为”,我自觉地选择如此为。李泽厚如此区分两者的异同:

 

‘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之作为道德,其相同点是,两者都是自己给行为立法,都是理性对自己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的命令和规定,都表现为某种‘良知良能’的心理主动形式:不容分说,不能逃避,或见义勇为,或见危授命。其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系,好像是执行‘神’(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前者似绝对,却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履行,它有关个人修养水平。后者似相对,却要求该群体的每个成员的坚决履行,而无关个体状况。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对个体必须有‘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不能例外。一个最高纲领,一个最低要求;借用康德认识论的术语,一个是范导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一个是构造原理( constitutive  principle)。”(引自《伦理学纲要》第1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李先生说,你出生在一个设法选择的“人类总体”的历史长河中,是这个“人类总体”所遗留下来的文明、文化将你抚育成人,从而你就欠债,就得随时准备献身于它,包括牺牲自己,这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只有绝对服从,坚决执行,这就是宗教性伦理,也即所谓“良知”、“灵明”和“绝对道德律令”。但是,历史行程总是具体的,所谓“人类总体”又离不开一时一地即特定时代、社会的人群集体,因此“绝对律令”的具体内容又常常来自于具体时代、社会、民族、集体、阶级等背景、环境,从而便与特定群体的经验、利益幸福相互关联而带有极大的相对性。由此也产生相对的伦理法则和道德原则。

这就是说,宗教性道德包含着以下几种特征:

一是自觉性,它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

二是绝对性,即属于绝对的伦理主义,即人一出生就应当担负的绝对义务,也称作“绝对道德律令”。

三是至高性,即体现个人道德追求的最高价值。

与宗教性道德相应的社会性道德,则不带自觉性,它一方面是具体时代、社会、民族、群体的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是个人必须服从的规约、法则。这些规约、法则又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因此,又带相对性。最后,它不是宗教性道德的行为“最高纲领”,而是行为的底线。

因此,社会性道德体现为法律责任,行为准则,而宗教性道德则体现为良知责任,良知命令。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所以不能肯定,不仅因为它违反了人道原则,伤害了千百万民族精英,而且摧毁了中国的良知系统。而良知系统的摧毁,必定带来两个根本的后果:

一是丧魂失魄,不知心灵方向。没有良知系统的引导,就会变成做什么坏事全都天经地义。

二是造成流氓、痞子的兴盛与横行。既然没有良心,那就什么都不怕,即无所“敬畏”。人类一旦失去敬畏,就会走向流氓化、痞子化,最后丧失人禽之辩而禽兽化。

现代社会是人欲横流的社会,要维护社会的健康,必须仰仗三样东西:一是完善的法律系统,这是依据构造原理而给社会秩序的一种保证;二是民间道德系统,这是媒体所负的对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监督;三是宗教情操,这就是良知系统即社会的范导系统。美国也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它有活力,但又有序不乱,靠的正是这三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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