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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激情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理性与激情

 

百年狂热与幼稚

 

刘:我觉得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是理性的,负责任的。

李:我很奇怪,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本是最有知识、最有理性的,却偏偏容易情绪街动,或在理论上鼓吹、赞赏非理性或反理性,至今青年中仍有人崇拜希特勒,等等,这些现象都值得研究。

刘: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两年多,我对“气”作了不少反省,在文章中作了不少调侃。

李:我注意到了你的调侃。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非常不可靠。所以毛泽东老说“气可鼓而不可泄”,这也就是不断革命的依据。於是乎,一九五七年大抓右派,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一九五九年大反右倾,一九六四年农村大搞社教,一九六六年城市大搞文化大革命,不断革命也就是气不可泄,结果如何?真是一泄无遗。“文革”之後,整个社会也活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青年一代更是颓唐消极,玩世不恭,人说“垮掉的一代”。

刘:疯狂之後总是百无聊赖。气是靠不住的。去年(一九九一年)发生中东战争,我天天坐在电视机前隔岸观火,才知道伊拉克的总统海珊也是崇拜“气”的人。他也迷信“气”,凭一股气讲了许多大话,但是,一较量起来,却兵败如山倒。这场战争,简直像是美国人在打靶、作军事演习。“气”根本抵挡不了高科技,在战争中还是高技术决定一切。人多没有用,转眼就化作肉团,化作一片火海。这是一场气和科技的较量,结果“气”自然是失败的。

李:气可说是一种革命情绪。前面提到我那篇(启蒙的走向),讲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启蒙和救亡这对矛盾之外,还有另外一对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矛盾,这就是理性与激情的矛盾。这对矛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表现也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我们现在的确需要吸取教训,少一点激情,多一点理性。尽管我对革命激情怀有敬意,但现在需要多一点理性。

刘:这种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好像从谭嗣同就开始了。林岗在《二十一世纪》上有一篇文章论证了这一点。

李: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尚未详论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实际上也挺激进,但是第一代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强烈感情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必苛求前人,但要总结经验。第一代人,不仅是谭嗣同等,也包括孙中山和第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革命激情可以理解,他们的情绪都是当时具体历史下的正当产物,但也留下後遗症。後来就不同了,後来情绪变成疯狂,变成盲动,变成煽动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工具,把一切革命、造反说成绝对的好。其实,为甚么革命就是好的呢?这并没有甚么充份的理由,常常也只是一种情绪。

刘:本世纪之初,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情绪多少还带些理性,到了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情绪就完全是反理性,完全是疯狂。这种“横扫一切”、破坏一切的疯狂,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亲自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真诚支持共产党的老舍受不了,就对马思聪说,这种疯狂是自从盘古开天以来所没有的。说完不久他就自杀了。而马思聪被红卫兵抄家,用铁链抽,用运动员的钉鞋打,还说他姓“马”,要他吃草,就把草塞到他的嘴裏,这种迫害导致他逃亡国外。

李:激进情绪不断积累、不断激化,到了文化大革命,便走上极端,不顾一切。

刘:那时中国人变成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虐待狂,一种是被虐待狂。两种人都处於疯狂状况。虐待狂用尽一切最恶毒的语言和一切最凶狠的手段折磨对方;被虐待狂则拚命地检讨,疯狂地诅咒白己、污辱自己,不仅毒骂自己,而且毒骂自己的祖辈父辈,特别是那些出身“黑五类”、“黑九类”的人。不仅把自己说成等於零,即不是人,还把自己说成等於负数,即等於牛鬼蛇神,等於害人虫,等於牲畜,坐牛棚完全应该。一面检讨自己,一面又检举揭发别人,揭发、检举也疯狂。这种情景,哪有半点理性产绝不能轻易忘记这种教训。

李:我一直说人一丢失理性,就会回到动物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不就变成了兽?

刘: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一部份变成被关押在“牛棚”裏的牛马,一部份变成看管“牛马”的狼群。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历史其实很短,要回到动物界、兽界非常容易,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百年狂热,在六、七十年代是个高峯,不能忘记这一时代的教训。任何为这一时代歌功颂德的文字,都应当警惕,不管他是以博士身份还是以战士身份。

李:中国有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西方的经验,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就是中国的特殊经验。当然,“文革”也有某些具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不可一概抹煞。

刘: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刘晓波还大批理性。在文学领域中,过去确实用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理性”来扼杀生命感觉,扼杀偶然和个体。反对这一点,强调一下生命哲学,这本来是好的,你一直这样强调,所以我开始也支持刘晓波的议论。但後来才看出他在一切领域中反理性,表现了一种仇恨一切、敌视一切、横扫一切的反社会人格,这是危害极大的破坏性人格,这是红卫兵性格消极的那一面在八十年代的延续和发展。

李:中国多年来那样缺少理性,近几十年来的理性几乎破坏殆尽,刘晓波还在那裏诅咒理性,而海外一些浅薄的中国研究者还在吹捧他,真可笑。包括现在大陆好些学者以及海外一些人,一提马克思主义,就条件反射似的大叫大骂,也仍然是这种缺少理性、分析的情绪反应,与当年一提佛洛伊德,蔡仪等人就跳就骂,几乎是同一模式,实在是可怜。

刘:海外有些中国研究者常常只凭一些“情结”,有的是“爱国情结”,不管中国有多少问题,都觉得甚么都好,人民和知识分子在那裏受罪时,他们也不吭一声,只管自己在北京筵席上当贵宾,完全不知道真正的爱国是爱自己的同胞,是敢於批评国家缺点促其进步。这种情结,也是情绪化的表现,并非理性。而另一极是“反共情结”,以为骂共产党就好,骂中国就好,骂得愈凶愈好。这也是非常情绪化的表现。这裏自然没有甚么理性,只是浅薄而已。

李:情绪化的东西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发展,现在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像刘晓波那种只有情绪意义的文章,到处都是,成了一种极坏的学风和文风。

刘:包括这两年多批判我们的文章。本来我到海外,倒是比较冷静,想吸收一些有益的思想和意见,但我非常失望,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语言,连邢贲思写的批判主体性的文章也是如此,说我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宣言书”,完全是六十年代的红娃娃口气。我不会计较邢贲思的批评,但不能不感慨他的没有长进,也不能不感慨为甚么写文章要这么“煽情”。除了煽动以说明我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外,甚么也没有。

李:这些文章,情感是绝对说不上的,甚至作为工具,也完全煽动不了别人的情绪了。理性和情感全无,於是也就没人看了,我就问过一些人,大多数人回答是没看,此外,就是摇头笑笑,如此而已,亦大可悲哀也矣。

刘:批我们的这些东西,也算是革命大批判的“末流”了。

李:沦为“末流”,就甚么价值也谈不上。其实也不是末流,而是不入流,什么也谈不上。当然,这不是说我的文章著作不能批评,也不是说我的文章著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遗憾的是这些批评,也包括海外的某些批评,全然缺乏论证,不讲道理,也没有甚么真正的气势,只是拿着一些大帽子来吓唬人。早已戴惯了大帽子的我,只觉得好笑,甚至一点也不生气,何况是纸糊的、一戳即破的大帽子,更好笑了。大陆的是“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等帽子,海外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等帽子,帽子不同,模式一样。

刘:鲁迅先生说帮忙文人、帮闲文人,非末流的,至少还有文采。到了“末流”,就只剩下“扯淡”。我一读这些乏味的批判文章,就想起扯淡文化。

李:红卫兵造反时,他们所写的大字报,还有一点气势,现在大陆这些批判文章,连这一点也没有,所以我说连当年大字报的水平也不如,并非夸张。

刘:我写了一篇杂文叫做〈王熙凤兼得三才〉,说王熙凤虽然狠毒,但很有才能,她的才干有欣赏价值。“三才”包括帮忙之才、帮凶之才和帮闲之才。帮忙之才只要看她在秦可卿死後帮助料理宁国府一事就够了;帮凶则看她自己和协助别人“结果”了那么几条人命也就够了;而帮闲之才更突出,她所以会讨得贾母的欢心,就是她能给贾母凑趣。贾母是贾府的权威,但又是大闲人,本身又很聪明,要帮间不容易,既要能说奉承话恭维话,又要让贾母觉得有趣不俗,这是要有本事的。现在搞大批判的人有心帮忙,但缺少才干,说的全是套话,我称之为“酸论”,让人讨厌,所以反而帮倒忙。这些人也帮凶,笼统地说“六四”杀得好,说不出甚么道理,後来又想以笔行凶,可是老打不中要害。要说帮闲就更不行了,全没有幽默感。他们确实没甚么价值了。

李:我看对这些文章似乎不值得多浪费时间去讨论,还是回到“理性”的题目上来吧。

刘:其实五四运动最宝贵的遗产应当是理性精神,而不是那些情绪化的口号。

李:当时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一种启蒙的理性。康德那篇有名的论启蒙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应用你的理性来衡量一切吧。记不准确了,但大意不差,强调的是理性。讲民主,特别要注意民主程序,注意实行民主过程中的商量、对话、讨论、妥协,注意到民主需要巴柏(Popper)讲的那种“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态度,才算是理性的。现在那种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心态,无论在政治上或学术上,则完全是一种反民主和反科学的非理性心态。民主也可以是暴民专政,也就是所谓民众专政、革命专政,无程序可言,无规则可循,民众一声喊就算数。“文革”时的“大民主”、法国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的民主,以及天安门的民主,都属於此类,我是一向不欣赏的。

刘:我国的民众专政时而以革命的名义,时而以民主的名义,其危害性都很大。这方面的教训,当代中国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民主是很麻烦的。要讲效率,倒往往是专制的效率高,民主需要商量、讨论、妥协、表决,这就没那么痛快;特别是双方的妥协、让步,更不容易。我们看到国内的民主水平不高,也常常是缺少“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态度,缺少妥协精神。每次政治游戏,都想要一个“我得一百分,你得零分”的结果,这也是一种非理性态度。

李:应当结束这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游戏模式,应当双方都得分。每一方都应当意识到必须让对方得分,这才是真正合理的。特别是搞政治,更需要懂得妥协的意义和价值。

刘:我们的办法往往还不只让失败的一方得零分,还要牵连失败者的“九族”,追查惩罚与失败者有牵连的各种关系,使失败者不仅得零分,还得个大负数。

李:这也是彻底革命的必然逻辑,其实古代中国就有诛九族的刑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世纪总是多次打着革命旗号再次还魂,在处处革命的口号下做出最为愚昧和野蛮的事情。理性不知何处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刘:还有,科学虽然包含着理性,但是,也不能把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用科学取代一切。取代一切,又是非理性态度。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不能取代价值理性。所以,方励之说,现代化就是科学化,恐怕也说不通。现代化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上的东西,如电视、电脑和其他电子技术,更带普遍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物质层面上这些最先进的人类创造物。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各国各民族各种人要求很不一样,仅仅宗教需求,就极不相同,而且宗教并非科学,甚至往往反科学,但是,现代化却应当尊重不同的精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不是科学化,而是尊重精神需求的多元化,即主体价值需求的多样化。

李:如果以科学的名义排斥某些非科学的东西,就会走上精神专制,走入另一种形式的非理性。方励之的好些主张,如“全盘西化”、“世界公民”、“现代化就是科学化”等等,我都极不赞成,并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非科学的论断。

刘:玄学也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它实际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魏晋时期是我国形而上思考很发达的时期,玄学中包含着玄想、幻想、狂想、空想,也是非科学的,但它表现出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和思维趣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有时也会给科学带来灵感,如果以科学的名义笼统地把玄学研究称为玄学鬼就不公平。还有,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几乎不可分析、不可捉摸,也是工具理陆无法解决的,不能要求感情科学化。所以,社会现代化进程必须分清不同层面。

李:采取理性态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常听到继承五四的精神、五四的传统,其实,五四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它的理性态度。它把理性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开始落实到人格、心态方面,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可惜,我们常常继承的只是五四运动情绪化的一面。

刘:五四时期,情绪化的、极端性的口号很多。例如陈独秀,他提倡国民文学,自然是善意的,但他以“打倒贵族文学”为前提,把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变成你死我活的关系,就是情绪化。这种情绪化当时很普遍,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鲁迅主张抛弃一切线装书,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都是情绪化。

李:前几天我去丹佛演讲时就说,鲁迅主张抛掉一切线装书,可是他自己还是不断看线装书。鲁迅的话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激愤之辞,我们不能把他的话从具体的环境中抽出来,当作普遍性原则,这样就会用情绪去煽动情绪,就没有意思了。

刘:任何一个概念和命题,都应当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来考察。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历史的情境、世界的情境不断变化,不可能用唯一的原则和唯一的眼光去解释历史和解释世界。世界确实太“矛盾”了,历史也确实太“矛盾”了,而人是绝对有限的,人的有限的眼光不可能完全把握无限的世界;认为可以完全把握,就把人的眼光夸大到无限。历史决定论把全部人类历史描述成五个阶段,认定这是绝对的历史发展规律,这就把人的眼光夸大为无限。其实,我们只能把握几十年,顶多一百年。这不是毫无准则,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划定一个界限。划定了界限,把问题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可以讨论清楚。鲁迅的许多思想都很精采,但是一定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中加以分析,否则我们又会重复文化大革命时到处“痛打落水狗”的教训。

李:情绪化常常都是抽掉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条件,不分层次,不分轻重,不顾事实,完全被激情或情感所驾驭主宰,完全被“气”所掌握。现在流行说的所谓跟着感觉走,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它不是革命的“气”,而是某种灰心丧气的气罢了。

刘:分清不同层面、不同情境讨论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有的命题在某一层面、某一情境下是正确的,在另一层面、另一情境下就不正确。康德的道德的绝对命令,也只有在讨论“自由意志”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如果放在讨论历史主义的范围裏又是另一回事。在讨论文学主体性时,批判我们的人首先是分不清“现实”和“艺术”属於两个层面,总是把现实与文学等同起来,在讲“反映”时不讲超越,不了解文学是一种和现实文化不同的超越文化。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一种思想,参与讨论的人,不是讨论批评命题和思想本身,而是首先批评它在社会环境中的作用,把作用当作命题本身。而他们所说的“作用”,又完全是先戴上有色眼镜,站在自己选定的、并不一定正确的(常常是错误的)立场上来加以批评,以自己认为正确其实大可讨论的尺度来作价值判断,於是,就宣布这个命题如何违背这个、违背那个。直到今天,我们国内报章上的大文章还像过去常见到的那些,太多全知全能的口吻。以无限的口吻来谈论他们极其有限的认识。

李:这大概是一种“气”?看来,“气”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确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争气”成为一种重要的口号。可惜这些批判家们也太不争气了,他们的气大概也并非革命的气,而是有关个人私利例如名利地位未能满足的气(情绪)。这种气恐怕谈不上价值了。阿Q被杀头之前大叫“二十年後还是一条好汉”,这种气大概只能使人感到可怜和可笑,凭这股气也不能真正成为一条好汉。

刘:革命就是靠“气”和“争气”解决一切,五四後鲁迅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许多文章都批评中国人以“气”代替理性,有勇无谋,赤膊上阵,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不赞成上街请愿,不赞成赤赙上阵的许褚式战法,而主张韧性和壕堑战,都与他清醒地认识到“气”不足以成功有关。

李:我们所讲的理性态度,还应当包括反对理性和感性的绝对对立,或以理性的名义扼杀生命,扼杀感性,扼杀个性、人性。讲文学的情感性,讲文学的主体性,就包含着这个意思。中国人的感性受压抑很厉害,近几十年来,社会上又以一种权威理性的名义限制、摧毁个性,使社会产生许多如你所说的“肉傀儡人”——只能干活不能思想的机器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前几天,我和一位朋友谈话时还说,中国的“礼教”有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但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单纯鼓吹(现代新儒家有此缺点)。例如,宋明理学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官方哲学,给人民以很大压迫、损害和摧残,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变成了完全摧毁否定人的感性,这种影响到今天还存在,所以还需要花气力去批判禁欲主义和以理性为名义的各种“革命的”封建主义。这种封建主义几十年没反掉,但在当前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却被冲垮了不少。

刘:宋明理学反对感性,把理性强调到变态的程度,但是,就我国的整个文化传统来说,特别被郭象阐释过的老庄哲学,倒是很重感性的。

李:道家文化重视感性,它不强调灵肉分离,它肯定人可以去寻找感性的快乐。好些宗教是要求牺牲感性、肉体的快乐,甚至通过摧残肉体、感性以追求灵魂的超升、心灵的拯救这一套,说实话我也很欣赏。但中国传统不讲这些,中国讲的是全身保生,长命百岁。中国传统一方面肯定感性和情欲,但另方面又要求节制和控制它们,不使感性失控,情欲泛滥,这就是我在《华夏美学》裏讲的所谓“礼乐传统”,一方面是满足快乐,另一方面是节制快乐,因为快乐过份了就会走向反面,损害自己的身心,也破坏了社会的秩序。这方面我打算如有机会还要和刘小枫辩论一番。刘小枫强调他只求救人,不谈救国(救中国),但他首先想救的并非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中国人与中国如何能分开,包括心灵上、精神上如何分开,他似乎先得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的灵魂、心灵真正不受“中国”的任何牵连和影响吗?抗战中,好些基督徒、佛教徒都大搞爱国救亡活动,不知刘小枫以为如何?也许认为这样就根本错了?

刘:今天,我们讲二十世纪中国情绪太多,理性太少,你是不是认为,这一缺陷也延续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也有情绪化的问题?

李:有情绪化的严重错误,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最後酿成悲剧,那么,其中之一就是情绪化的悲剧。

刘:“六四”对立的双方其实都是失败者。政府因为开了枪,在道义上失败了,道义形象变得很糟,将来还得还道义上的债;可是一些学生领袖对立的双方过份激烈,缺乏责任感和政治理性,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应当说,在处理“六四”事件上,政府、学生、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不成熟。我衷心希望,将来处理“六四”的後遗症,各方都能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理性态度。

李:当然,“六四”之後如果各方面都能反省一下就好。世纪末的中国,也许会很好,也许会很坏,潜在的危险和潜在的希望都很大,关键是理性精神能不能占上风。可以说,世纪末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果理性占上风,各方面的力量都是负责任的,中国就很有希望;反之,中国的前景就很危险。这方面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有责任感,要对自己的主张和行为负责任。可以说,这是从“五四”到“六四”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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