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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个人与自然

 

(一)“自然”的双重内涵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自然”,包括外自然(即天地、海洋、山川、森林、树木、鸟禽等自然)与内自然(个人身内的人性即生命自然)

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一直是个重大主题。中国的儒道之分,“儒”的哲学侧重于社会哲学,“道”则侧重于自然哲学。儒的方向是自然的人化(理性化),道的方向则是完成“人化”之后,又求索人如何与自然融合、如何得大自由、大自在,即如同大自然一样不受管辖,不受主宰,不被异化,所以其方向是“人的自然化”。《道德经》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人的自然化路线。而所谓“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也就是复归自然,实现人的自然化。人不断追求知识、追求功名、追求财富、追求权力,最后却忘了刚来到地球时本来是一个自然生命,一个婴儿,一个质朴的存在,一种赤条条的自然。人追求物质享受,都被物所役;人制造机器,却被机器所统治;人追求财富,却被财富所主宰;人追求功名,却被功名所变形。人被人自己制造的东西所控制,这就叫做“异化”。道家自然哲学就是反异化的哲学。庄子在两千三百年前就发现人被异化的悲剧,就占领了自然哲学的制高点,很了不起。但是人的自然化必须在“自然的人化”之后进行,或者说,“自然的人化”是“人的自然化”的前提。例如,我们总不能对着孩子、对着少年儿童讲“复归于婴儿”。所以我认为,老、庄哲学属于老年哲学,至少是成年人哲学。人处于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首先必须接受“自然的人化”,这一“克己复礼”的过程,即克服本能、克服动物性、自然性的过程。西方哲学老讲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这种“克服本能”、“克服自然”的能力。个体存在在生命初级阶段要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具备这种克服能力。儒家学说就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个过程。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明白必须通过教育使个体生命理性化、规范化,要懂得遵守社会所规定的基本行为规范,要把这些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要求(即道德要求)。但是,如果个体生命只知服从规范而不知自我创造、不知个性飞扬,那也没有出息。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父(贾政)与子(贾宝玉)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冲突。父亲要求儿子理性化、规范化,这本是对的,但他要求得太苛太严太死板,还要求儿子八股化、仕途化,走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而贾宝玉却不愿意这样做,他也读书,但喜欢读诗词一类的书,他希望自己的生命自然得到尊重,他要爱其所爱,要追求真诚的恋情。贾政与贾宝玉的冲突,不是“代沟”,即不是两代人的冲突,而是“自然人性化”和“人性自然化”的永恒冲突。

前边已对中国文化的两大主脉即儒之脉与道之脉的冲突内涵作了概说,认为孔孟一脉是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而老庄一脉则是重个体、重自然、重自由。两脉确实可以“互补”。孔子把人的教化、理性化、规范化讲得严严实实,便没有自我飞扬的空间。庄子补充了这一空间,使人的生活更有诗意。但是,人不能仅是逍遥,他们还必须生存,必须谋求生存、温饱、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必要的规则规范,因此,光有庄子不行,还得有孔子。而光有孔子也不行,还得有庄子。

 

二、个人对待“自然”的态度

 

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后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过巨大的迷失。这种迷失从两个方面发生。

一方面是对待外自然(大自然)的态度。中国人虽然早就有“人定胜天”的观念,但主流文化还是倡导“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而进入现代化历程之后,却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并片面地发展“人定胜天”的理念,到了一九五八年,连在五四运动时写作“地球,我的母亲”的诗人郭沫若也鼓吹“向大自然开战”。那个“大跃进”时期,为了通过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竟滥砍山林树木。这种向大自然开战和向大自然索取的理念,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和现代化时期也甚嚣尘上。西方生态意识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方才觉醒。德国以保护生态为旗帜的“绿党”成立于一九八零年,它标志着保护大自然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大中心意识。中国的生态意识正在觉醒中,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

另一方面的迷失,是对内自然开战。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对“人性论”展开批判。所谓内自然就是生命自然,就是人性。人性也只能爱护和因势利导,不可以人为地压抑、破坏和歪曲,政治运动的最大问题就是既调动“人性恶”,又人为地把人性底层那些基本诉求全部摧毁,包括对真、善、美的诉求,说真话的诉求。所谓改造思想就是强行要求人们接受某些观念,所谓斗私批修一闪亮,就行强行要求人们打破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隐私,一点人性幽光。在五、六、七十年代里,强迫人们表态、交代、揭发、检举,都是对生命自然的巨大破坏。这种不仅是对生命的直接摧残,而且还造成一两代人的价值混乱。

 

三“内自然”的制衡

 

我们在谴责对内自然扭曲的时候,也同时发现,个人内部自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它与外宇宙一样,也广阔无边,也极端神秘。所以内自然也可称作内宇宙。

这个内宇宙有一个原动力,它推动内自然,赋予内自然以无穷的活力,可是它又是一个撒旦,一个魔鬼,这就是人的欲望。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欲望,是哲学家探求不尽的问题。

我国宋代的大思想家朱熹等,把“欲望”视为“天理”之敌,两者不可共存,所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可是历史证明,人的欲望不但消灭不了,而且会愈来愈膨胀。当代人类就愈来愈贪婪,原来人们只要两三套衣服就够了,现在二、三十套还不满足,胃口愈来愈大。

理性的思想家发现,人的欲望不可消灭,只能因势利导。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一再探讨欲望。最后他们的共识大体上是如下几点:

一、应当承认人的欲望的权利,即承认欲望的合法性,不可消灭。

二、正视欲望的过度膨胀,确实会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因此,对欲望应当制衡。

三、欲望既然无法消灭,也不可自由泛滥,那么用什么制衡欲望。思想家发现,可以“用欲望制衡欲望”。这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制衡即多党制的人性原理。共和党与民主党各自代表某些利益阶层某些欲望集团,那就让他们论辩竞争,相互监督。

四、中国三十年的改革,首先就是打开潘多拉魔盒,把魔鬼即欲望释放出来,准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中国便成了有动力的国家。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勋,也正是他以巨大的胆魄打开潘多拉魔盒。可是,他没有完成另一历史使命就去世了。那就是对魔鬼的制衡。这种制衡体系,外部是靠政治改革,内部则要依靠教育。通过伦理教育、道德教育,也就是修身养性,达到制衡。这是我们课程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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