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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个人与世界

 

这一课,讲的是个人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也就是探讨,世界、国际、普世、天下(这些概念的意思同一的)是否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平台,个人与世界应有怎样的正确关系。

像我这样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就天天唱两首歌:一首是“国歌”;一首是“国际歌”。这两首歌提示我们的价值之源。我们既要关心国家,也要关心世界。我们立足于国家的土地,但要胸怀世界,胸怀天下。高唱“国际歌”,这是我们最早接受的最质朴的世界理念,即最早的、最质朴的普世价值理念。这就是说,接受普世价值,个人通过普世价值体系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是无可争议的,至少,它是个人价值的一项重大源泉,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后来,要不要认同普世价值,变成 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说,现在是数字的时代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时代。所谓数字是指经济数字。意识形态时代结束之后,我们不再唱“国际歌”,而是突出“国歌”。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生存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于是,民族价值与普世价值就产生了冲突。用以往的语言表述,便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在这种冲突的时代里,个体价值应如何实现呢?现在,我就这个问题,讲述几个重要观点,讨论几个问题。

 

一、“普世价值”与“个体价值”

 

“国际歌”原是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歌曲,它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那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国际歌”之外,人类世界是否存在一种普世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有”,就中国而言,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在《论语》中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这就是普世理念。其实。每一种大宗教,不管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认定自己的理念是“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有些“法执”,所以才会出现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圣战”这种战争,究其实质,都是想用自己的存在方式统一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也说明,尽管普世价值的存在,但人们对于什么是普世价值的内涵总是存在着争议。

与“普世价值”相反的命题通常是“本土价值”。换句话说,普世认同的另一面是本土认同。本土认同包括地域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群体认同等等。而本土认同一旦固定化,也会变成一种陷阱,一种法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希特勒,他所以能走上历史舞台,首先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帜,自己确定日耳曼民族拥有最优秀的血统,即拥有最高的价值。其结果是民族主义变成极端排他性的民族帝国主义,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经历了六年,东方经历了八年,参与战争的国家超过六十个,死亡人数几千万,这种全人类的集体死亡体验,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追究,它起源于极端的种族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二、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两种路向

 

“普世价值”是存在,这本不是问题。接着我们再讨论一下,实现普世价值是否可能?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康有为写过一部《大同书》,提出人类大同的理念。所谓“大同”,便是“普世”。因此,我们也可以“普世价值”是否可能的问题表述为大同价值是否可能。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国的知识精英,由此分为两脉。一脉以追求“大同”为中心,其基本追求是破家界、破国界、破种界的大同理想。这一脉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为代表。另一脉则视“大同”为乌托邦,他们强调的是本土道德、本土文化、本土价值建构,其思想方向是反对世界一体化、资本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小同”,在于乡村,在于农民,在于固有的道德。这一脉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孙中山、梁漱溟、毛泽东等。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思想层面上说,是“小同”派的胜利,是本土派的胜利,是民粹派的胜利。然而,胜利主体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体系,所以又唱“国际歌”。这种现象可理解为他们口里唱的普世歌,心里唱的还是本土歌。从中国近现代史看,认为普世价值是可能的属于大同派;认为普世价值是可疑的,属于小同派,即民粹派。

民粹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批判)资本主义,崇尚农民,返回乡村。这种思想正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旗帜,并非中国思想家的发明。

 

三、文学艺术没有国界

 

争论世界是否可能实现大同理想,这是政治学、社会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大同与否的问题,而在纯粹精神层面,例如在文学艺术创作层面,这个问题却不是真问题。因为文学艺术创造,它天然超地域、超家界、超国界、超种界。它只面对人的存在,人性的存在,人类的真实处境。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这种超越乃是它的天性。如果确认人性具有普遍性,那么文学艺术就没有国界。也因此,《红楼梦》可以翻译成各种外文而为世界不同民族的读者所喜爱。而西方的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也让全世界各民族包括东方各国的人民所喜爱。这些文学经典,都带有无可争议的普世性。问它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乃是假问题。出生于中国的汉语写作作家高行健,他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在给他的赞词,也就是说明给奖的理由时,提出的第一条理由便是他的创作具有“普世价值”。高行健面对的是普遍的人性和人类的生存困境,他的作品虽然也有中国题材,然而,这些作品也是用人类的眼光来看中国,用世界的情怀来呈现中国。讨论高行健是中国作家还是法国作家,其实都是假命题,他就是这么一个普世作家。他属于全人类。

有些中国作家不像高行健这样淡化中国背景中国语境,却具有鲜明的乡土气息和民族气息,例如沈从文。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湘西色调,然而,他的作品也同样具有普世性,因为他“供奉”的是“人性”(朱光潜的评语),是可以和整个人类世界相通的人性。“条条道路通罗马”,尽管高行健与沈从文的创作思路很不相同,但都实现了普世价值。如果要从社会学层面上说,那么,沈从文以至托尔斯泰都属民粹派,但是他们在洞察人性与见证人性时,都超越了民粹主义,抵达了普世高度,也因此拥有无可争议的世界价值。这种现象启示了我们,不管作家在社会政治层面隶属于什么派别,不管他们是普世派(大同派)还是民粹派(小同派),不管他们在理念上强调普世性还是本土性,只要他们不离开文学的本性,即不离开文学的自性、个性、审美性,那么,他们的作品就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定而获得普世价值与永恒价值。

四、 道德的普世性与绝对性

还有一个领域的普世性可能比文学艺术的普世性更为复杂,这就是道德的普世性问题。到底有没有道德的普世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首先答案是“有”。例如我国的孟子说人与动物(禽兽)的区别是人具有不忍之心。有这不忍之心,才有“是非之心”、“辞让之心”、“恻隐之心”等四端。见到一个孩子掉到水里,不会装着看不见,总想去关注一下,救治一下。这种基本道德中国有,西方也有,所以才产生康德所说的“内心绝对命令”。他讲绝对命令,用的也是孩子落水的例证。见到一个人掉到水里,自己内心就会发出绝对命令:去关注一下,去救护一下。不去救,不去关注并不犯法,但于心不忍,这就是“不忍之心”,这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道德绝对性。这种绝对性举世皆通,所以又带有普世性。基督教到中国到东方传播,为什么东方、中国许多人都能接受,就因为这基督教义中那种普遍的爱,普遍的人类关怀,中国人与西方人相通。同样道理,佛教的慈悲大悲,一旦传入西方,那里也会有许多人会产生共鸣。因为基督教、佛教所蕴含的道德内涵都带有绝对的善,这是人类生存延续必须的绝对价值。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性道德正是指这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世绝对伦理。

然而,并非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带有普世性。许多道德规范只是一时一地的外部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或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一个地区,或属于一个朝代,或属于一个时期。它随时空的变迁而变迁。例如一夫多妻,这在旧中国是合法的,也是道德规范所允许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就是违法的,而且也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当今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与地区也视一夫多妻为道德行为,例如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家和摩罗门教主导的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要求妇女要殉夫守节,认为这才是妇女的道德准则。五四批判了这种道德观念,为妇女在丈夫死后赢得再嫁的权利。这些社会伦理规范不带绝对性,它只是相对意义的社会性道德,因此,也不带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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