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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个人与传统

 

一、中国传统的个体价值指向

 

这一课堂讲的重心是个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也就是说,传统是否可以成为个人的价值之源。这个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每个人读书,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古代的经典,孔孟老庄的这些书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一切带有精神性的生活,都离不开传统,这本是无可争辩的。然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个反传统的运动,如果我们把传统称为父辈文化的话,那么,五四就是一个审父运动。当时的文化运动先锋,也就是文化革新的主将们都宣称传统害人,传统吃人,鲁迅在著名的《狂人日记》里就宣称,揭开在传统那些仁义礼智的表皮,里面只有“吃人”二字,态度极为激烈。如果离开当时的语境,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都很难以认同他的说法。可是,在五四时期,大家都觉得鲁迅的话很新鲜,很正确,因为当时中国被西方列强所打败,一八九五年甚至被日本打败,这种大耻辱引起知识分子的大反省。从甲午海战失败那一年开始,知识分子在三个层面反省,先是意识到器械(技术兵器)上不如人,这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意识到的。接着又意识到制度上不如人,这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改良派)意识到的。到了五四,则意识到文化上不如人。所谓文化上不如人,就是文化传统有问题。这个文化传统缺少西方文化中的逻辑与理性,所以不能接受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也因此造成大失败和大耻辱。当时的文化革命先锋,认定孔夫子就是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所以就集中火力“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那时为了救国救亡,不能不采取这种激烈的态度。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跟着跑,都认同鲁迅、胡适、陈独秀的激进态度和他们那些“矫枉过正”的片面而深刻的真理。五四反传统的态度可以理解,但不等于五四对待传统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真理。中国文化传统有“吃人”的一面,例如要求妇女守节,要求儿童学习“二十四孝图”里那些榜样,都可以说是吃人。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育人、养人的一面,例如孔夫子,他的《论语》实际上是古代伦理学,它教育我们要怎样做人。两千五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以平常心看孔子,觉得他讲的那一套未必是治国的好办法,然而,孔子所讲的那一切,至今还是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准则。不能说每一句话都是准则,但从整体上说,孔子代表的儒家伦理准则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好的做人的原则。不过,儒家伦理传统中也有明显的弱点,例如,它给自我留下的空间太小,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两百年后才产生重自然、重自由也是重自我的庄子哲学。从而形成中国一种儒道互补的传统。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是儒家伦理在政治上缺少可操作性,所以才产生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并从此形成中国的一种“儒法互用”的政治传统。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知道,传统虽有弱点,但它又是我们的政治资源、思想资源和人生资源。又可知道,传统是一个巨大的体系,它包括许多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里又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因此,不可较易地提出“打倒传统”的口号或提出“与传统决裂”的思想。

但是,应当承认,中国传统的个体价值指向有“偏颇”这种偏颇在于它只重“个人人格”,例如它强调“三军可帅乎?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这些均属于精神性的人格指向。但它缺少西方价值观所强调的物质性的“个体自由”,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也因此,导致五四的反传统。

 

二、 反传统的功勋与误区

 

二十世纪中,中国在五四出现了一个反传统的思潮,在西方则出现一个统称为“现代派”的反传统思潮。在反传统的潮流中,五四改革家提倡“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读书自由”、“迁徒自由”等个人权利,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功永远不可没。它的反传统很了不起。“五四”先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也有“自由”、“平等”、“博爱”内容。从世界范围着眼,反传统思潮先是“现代主义”,之后又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重心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反叛;而后现代主义的重心则视对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理性文化传统的反叛。后者的反传统更为激烈,其主义的关键词是“解构”与“颠覆”。他们的目标全在解构与颠覆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形而上体系。这种思潮在二战后非常时髦。这是因为,一直标榜理性的西方社会,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全人类的两次集体死亡体验,两次大战,都是极端的反理性。以两次大战为基本历史事实,二十世纪还出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南京万人坑、中国文化大革命“牛棚”等巨大反理性的象征符号。所以西方知识精英对此进行反省并对理性主义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变成一种革命思潮,它的致命弱点是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只有“颠覆”而没有建设。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思潮下,每一种理念的提出,都以否定传统为前提,他们甚至宣布传统等于“零”。而他们的新尝试乃是从零开始的创世纪。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乃是一种传统虚无主义。它们给世界造成最大的祸害,便是价值虚无与意义虚无。一切都只是言说,一切都看你怎么说,怎么阐释。

 

三、 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冲突

 

五四 之后,中国文化便形成一个新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是新传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近传统”。而这之前的传统,可称为“古传统”或“远传统”。中国这种划分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很长,内容很丰富,即使产生了五四新文学新文化传统,其古传统仍然存在。而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就很难作这种划分。他们称自己的文学传统乃是从果戈里、普希金一直到托尔斯泰的传统,这一传统既是远传统也是近传统。俄罗斯文化,在彼得大帝之前十分单薄,也没有形成传统。而欧洲通常以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为传统。其文艺复兴运动的大思路不是反传统,而是回归传统,即回归希腊。我国五四与这种大思路正好相反。欧洲因为没有发生过巨大的裂变式的反传统的文化运动,所以就很难划分出远传统(古传统)与近传统的区别。把传统分为远近两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远传统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这一传统以文言文为载体。近传统则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理念的精神架构,其表述工具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话文。中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便产生两个传统也可以说是两种价值观并立的时代。于是有些人,便选择远传统的价值观为自己立身的根据,有的则选择近传统的价值观为自己的立身依据。有的学人觉得两者不能调和,有的学人则觉得可以调和。因为远传统以中国的本土文化为根本,而新传统则以西方文化为根本,因此,远传统与近传统的冲突又往往呈现为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此冲突中,就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主张,也产生“西体中用”的反命题(如李泽厚)。还有些学人,如钱穆先生,基本上是不承认新传统。他甚至说,中国应当来个旧文化运动,以回归旧传统。他的思路倒是类似文艺复兴,唯有返回才有出路。

而我至今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反孔也很了不起。五四所建立的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至今是我们最需要继承最需要发扬的。以新文化传统为基准,我们也可以吸收远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必须经过现代性的过滤与翻新(再创造),才能适应新时代的挑战。新传统与旧传统如何调和,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即正在从传统的乡村时代走向现代的城市时代,这种大走向势必要扬弃传统的一些价值观。然而,“现代化”之论如何进行,还得有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的支持。并非势不两立。

 

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价值界定

 

前边说过,每一个大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又是一个大系统,它总是包含着两个以上的子系统。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它不仅可以区分出远传统(古典传统)与近传统(现代传统),而且还可以区分出大传统与小传统,或正传统与负传统。

在中国文化中,大传统通过是指其文化的主流,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宋明理学、宋明心学等构成的文化主脉。这是由一个字一个字,一本书一本书,一个思想一个思想所构成的传统。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便是指这一大传统。在这一传统之外,中国还有一个小传统,这就是暴力革命传统。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战争不断,这是诸侯之间的战争,中国大疆域内小国之间的战争。除了这类战争之外,还有一种战争,这就是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农民起义,也被称作“农民革命战争”。从秦代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汉代的黄巾起义,从隋朝的李密到唐朝的黄巢,从宋代的方腊到明代的李自成、张献忠直至清代的洪秀全等,也形成一条历史线索,一条惊天动地的巨流河,这也是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内地的一些历史教科书,曾把这一传统描绘成中国历史的主流,夸大为中国的大传统,其实,这不是主流即不是大传统,只能称作支流与小传统。因为,影响中国数千年基本面貌和构成中国数千年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的还是大文化传统及其大传统下的生存状态。这个问题也涉及到谁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到底是大传统为主要动力还是小传统为主要动力?这将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

为什么把革命战争也称作文化?因为,革命战争中的革命主体也有一套“理由”。这些理由与主流文化所宣扬的原则大体上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它大体上不承认大文化所规定所阐释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但也有打着正统文化旗帜而起义的。情况较为复杂。总之,把历代的农民革命战争界定为中国历史的小传统,可以自圆其说。

除了分别大小传统之外,还可分别正负传统。所谓负传统并非“小传统”。如果把农民革命传统称为负传统,肯定会引起当代革命者的愤怒和抗议。我们从学理上着眼,也不能简单地把“革命”界定为负面的事物。世界上的历次革命都有其历史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不可简单地否定。人类的历史进步,革命确实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是正面作用。中国农民革命也是如此,也起了正面的巨大作用,所以不应当把历代的革命传统界定为“负传统”。我们所说的负传统,乃是指大文化传统中的变质部分和伪形部分。各个民族的大文化都可能发生变质和“伪形化”现象。这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所使用的重大概念,我在《双典批判》中沿用这一概念并把《水浒传》文化与《三国演义》文化视为《山海经》文化的变质与伪形化。因为在《山海经》里,其英雄如女娲、精卫、夸父等,都是建设性英雄,即救人的英雄,到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英雄已变成杀人的英雄即破坏性的英雄。这是英雄的伪形化,也是中国英雄文化的变质。从“传统”的角度而言,中国原型的英雄文化属正传统,伪形的英雄文化则属“负传统”。再以女性文化为例,中国的原初文化讲究阴阳互补,到了《道德经》,则形成一种尚柔(尚水、尚雌)的文化,这是原型,也是正传统,可是到了后来,便形成一种蔑视妇女的大男权主义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讨伐的旧文化,就包括这种践踏妇女的负传统。在中国文学中,有些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这一负传统,例如《儒林外史》。

 

五、个体价值与传统资源

 

最后一个问题是本讲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个体价值与传统资源的关系问题,即个体价值在传统的再生中如此实现的问题。

前边所讲的“传统”诸问题,属于传统知识论,现在我们再讲讲传统创造论。这也是个体价值之后的一个重大问题。

每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创造,都面临着一种选择。这就是我是在反抗传统中实现创造还是开掘传统中实现创造。不管作何选择,都无法绕过传统。但也有简单化地把创造视为“零”,根本不加理会,这种人我们再前边已说过。

第一种态度是通过反抗传统实现价值创造。反抗包括批判、声讨和颠覆。这不等于就是价值空无论。这一派的主要理由乃是不破不立,无破坏即无新建设。五四的文化改革者,他们正是在批判和破坏旧道德、伪道德中创造出的个体价值和以幼者为本位的新文化。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将要打倒的“山林文学”、“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部分优秀文学传统。这种态度过于激进,属于传统打倒派。

还有一种态度是不以推翻传统为前提,但也不是肯定传统,而是认定传统必须朝向现代化方向去转变、去重生。这种态度教为温和,属于传统改良派。但并不确认传统之中本身就蕴含着价值创造的资源。

第三种态度,属于传统开掘派,也可称为传统创造派。这是以尊重传统为前提,但又不沿袭传统和固守传统价值观,而是在传统中发现再创造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态度完全扬弃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既不固定于“现代”,也不固定于“传统”。他们认为,可以用现代思想现代语言解说传统,让“传统”更好地为现代人所接受,但无须一个“转化”过程。他们强调的是在“传统”中“开掘”潜在资源,未被充分发现与充分发挥发展的资源,即在传统中发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创造可能性。高行健便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在《没有主义》、《另一种美学》、《论创作》以及《自由与文学》中,以三元哲学和多元哲学打破二元对立哲学,也批评“否定之否定”哲学。他认为,个人的价值创造完全可以在传统中实现,无须颠覆,也无须转化,只需“发现”与“革新”。革新不等于革命。革新的目标是建树。传统与现代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他的精神活动,其重心在于从前人的创造(传统)中找到隐藏的机制,即找到那些未被充分开发的地带而加以开发,也就是捕捉传统所蕴含的新的可能性并把它变成现实建树。这样,既立足于传统,又不沿袭传统。此一过程,没有“破”,没有“颠覆”,也没有“转化”,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革新,有所创造。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十几年前提出“返回古典”的思路,与高行健的大思路相通,即不是把“古典”视为革命对象,也不是视为“改造”对象(转化),而是把“古典”视为称创造基石、创造基地、创造对象。必须说明的是我本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二十五年前(出国之前)我对传统的态度基本点是批判的,大体上沿袭五四的思路,只是没有五四那么激烈。而出国后的态度基本上则视“开掘”的,即重新发现与重新认知。与高行健比较接近。

写于 二〇一三年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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