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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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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中升华的一代知识分子

 

刘再复

 

作家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在刘再复二十多年的远游岁月与独语天涯中一直跳动着这句话。他戏称自己为精神流浪汉”,不停留地浪迹四方,又固执地坚守着他所热爱的那个文学世界,既远离故乡又时时拥抱着自己编织的故乡。他身处逆境,但又战胜逆境,在逆境中不断吸收,不断创造,不断升华。自二零一三年起,刘再复受邀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与女儿刘剑梅一样,住在科大的高级教职员宿舍内,客厅的阳台正对着郁郁青山和宁静而深邃的大海。一月三十日,刘再复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以下是采访问答的部分摘要。

问:刚到美国时你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答:刚出国的时候非常难受,孤独感已经不能形容,我创造了一个词叫窒息感”。彷佛沉入海底,快要窒息了。面临着无边的时间深淵,我知道自己进入了新的逆境。到了海外我开始了第二人生,第一人生是孩子生下来,和母亲斩断脐带。第二人生之初也是这样,和祖国切断,大哭一场,接下来又要开始学走路,学说话,面临生活关、语言关、工作关,每一样都非常痛苦,但最难跨过的是心理关,难以战胜的是心理危机。到了美国,发现那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度,另一种严酷的规范,一下子被巨大的陌生感和空漠感所包围。举目无亲,除了身边的妻子,谁都不认识。我那时写了一篇文章叫《逃避自由》,第一次觉得自由原来这么可怕,什么都得自己做。我那时才明白一个真理: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

问:你对自由”是怎么理解的?

答:自由不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是自己的一种觉悟,觉悟到自由,才有自由。不能期待上帝给予自由,也不能期待政府给予自由,包括不能期待美国给予自由。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作家朋友,千万不要等外部自由条件成熟了才写作,永远等不到的,自由全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中,只要自己意识到自由,就可表述,哪怕政府禁锢,哪怕文字狱猖獗,我们也可以选择自由表述,把自由内心的声音书写下来。一个作家,如果具有李卓吾那种藏书”焚书”的气魄,再专制的机器,能奈我何?这个自由原理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里表述过,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在《高行健的自由原理》一文中对他的自由”理念有过说明。这些理念与通常理解的自由”观大不相同,他把求诸客观变成求诸主观,即求诸自己的心灵。高行健把自由”之源说清楚了。

问:是不是可以说,一九八九年你到海外经历了一个心灵破碎的过程?

答:我的心灵本是完整的,但后来发生分裂,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开始大分裂,那时候外部分成两个司令部,我内心也是两个司令部——文学司令部和政治司令部。被强制参加荒诞的、错误的政治,这是何等痛苦?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时心灵则完全破碎。因为我是非常支持改革开放的,为改革开放高兴了整整十几年,兴奋十几年,所以六四”发生时最痛苦的就是我这种人。一方面觉得学生提出民主要求没什么不对,另一方面又觉得政府是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下的政府,应当支持这个政府。双方剑拔弩张令我感到非常难过。走上流亡之路,连根拔起,更是痛苦。到地球来一回这么苦,真没想到这么苦,但我不后悔,因为我有海的逻辑,海的思辨。可读读我的近作《三读沧海》。

问:当时你内心文学和政治的两个司令部激烈冲突,现在这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文学超功利,有自由,政治求功利,无自由。文学可以有政治内容,但不可有政治预设。出国两年后我认定了,绝对要放下政治,全心全意搞文学。可以关心政治,但不能参与政治,这很明确了。六四”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我参与了政治,虽然当时是被迫的,希望中国变得更好,希望能调节政府和学生的关系,但是我根本没有调节能力。所以出国后我就跟李泽厚谈《告别革命》,真正告别政治了。民主政治也不能改变政治的基本性质,那就是对权力的角逐和利益的平衡,政治受制于选票,受制于多数人的意见,受制于党派的利益,是功利的。文学却是超功利的,所以文学是最自由的。文学才是我的归宿,我人生的幸福全在于文学中。我的人生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因为有文学陪伴着。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有林黛玉、晴雯、鲍西娅(《威尼斯商人》女主角)、荻斯蒙娜(《奥赛罗》女主角)、朱丽叶等陪伴着我,她们是我永恒的恋人。

问:所以是文学修复了你的心灵吗?

答:文学对于我最大的意义就是自救,流亡之初,陈若曦大姐办了一个《广场》杂志,向我约稿,我就开始写《漂流手记》,把心中的苦闷一本本写出来,最后写了十本。什么都拯救不了我,只能靠写作。在我的第二人生我处在一个新的逆境中,后来我就领悟到,人的灵魂在逆境中最能成长。我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经历过丧父”的逆境,没想到一九八九年又经历了丧国”的逆境,也相当于丧父”。极大的孤独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造出了一个象牙之塔,我可以处于面壁状态,沉浸状态。读书恰恰在面壁和沉浸时最有心得,很孤独很寂寞,但是开始能和伟大灵魂相逢对话了。

问:能否举几个例子呢?

答:所谓对话就不是一般读他们的书,而是能向他们提问。比如叩问但丁莎士比亚。以前读他们的书,但不能对话,现在可以对话了。《神曲》把很多当时的权威放进地狱,但把婚外恋的女子也放入地狱,我就质疑这对不对。还有莎士比亚,我从初中开始读他的书,可以说打开书的第一页,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属于莎士比亚。但我要提问,莎士比亚你的三十几本书里是不是有败笔。《终成眷属》这部剧本我就认为是大败笔。写一个平民女医生,恋上贵族公子,为达目的太委屈自己,丢掉了一个女子起码的尊严,这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完全是不同层次。我就这样和这些伟大灵魂相逢了。

问:你放下政治,用文学书写内心,让人联想到最近在诗人食指和余秀华之间爆发的一场争论,食指批评余秀华不考虑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命运”,对此你怎么看?

答:不要叫每一个作家都去关心当前的政治和人类的未来,广义的关心就可以了,写作就是关心。写出真心灵就有益于最高的善,包括有益于祖国与人类的生存与延续。也曾有人说我离祖国太远,但做人关键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的心还维系着祖国,这就够了。我离中国很远,离美国也很远,诺大的美国对于我而言只是一张平静的书桌,没有别的意义。我完全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所以我肯定是支持余秀华的,因为我知道写作的合目的性”是什么意思。

问:你的文学主张是怎样的呢?

答:我并不主张像鲁迅那样要把文学变成匕首投枪,也不主张像闻一多所说的作家要充当时代的鼓手”,我甚至也不同意刘宾雁干预生活”的理念,每次和他见面都会和他辩论,他说要干预生活”,我说不一定,把人性的真实和生存环境写出来就可以了。干预社会、谴责社会不是我们创作的出发点,晚清的谴责小说怎么能和《红楼梦》相比呢,曹雪芹很了解当时宫廷斗争的情况,可是他不把自己的《红楼梦》写成谴责小说,这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他不干预生活”,就写人性。

问:你怎么看待近两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

答:这几年来,应该承认,民间的自由度大多了,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也比以前大一点,但还是控制太紧。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也太弱。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应该会感觉这个时代非常好,人文知识分子则会感到一种压抑。我主张松松绑”!不让我说普世价值”这种基本概念,我就觉得很压抑。而高行健这样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连他的名字都不能出现,我的书在内地提到普世价值和高行健,就被说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差异,我想不通。为了出书,我还是作了妥协,删掉高行健的名字。这种删除,给我的心灵造成了伤痕。

问:这样的妥协算是犬儒主义吗?

答:我不觉得是。人家也说我们的告别革命”是犬儒主义。从民族长远利益来说,永远都有阶级矛盾”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是不同阶级;劳心者和劳力者就是不同阶级;有钱人是一个阶级,没钱的是另一个阶级。我和李泽厚认为解决矛盾的方法,阶级调和、阶级协商比阶级斗争好,因为暴力革命代价太大了,老百姓遭殃。这是我们的一种学术见解,不能扣犬儒的帽子。改良也需要斗争,对我们的压力来自极端主义的两方。告別革命”确实两边都不讨好,但我们本就不讨好任何人,我们也不在乎攻击。

问:哪些攻击?是否对你的想法产生什么影响?

答:宾雁兄认为我们是讨好邓小平,而政府也不高兴,《告别革命》至今在中国内地还是禁书,但我们无所谓。我是很坚定的体制内改革派,不可能讨好谁,讲述时只是替人民负责,替历史负责,为中华民族的终极利益考虑。暴力的手段不是文明的手段。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的。不能因为目的崇高,就不择手段。这是从甘地和托尔斯泰那里学到的。甘地的伟大在于,印度要独立,要摆脱殖民统治,可是他不能用传统手段(暴力)去和英帝国主义拼个你死我活。他主张非暴力不合作。托尔斯泰很欣赏,和他通信,就认定以暴易暴不是办法。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共产主义天堂就施行全面专政,文化革命我们就常听到这种论调。

问:你将你的逃亡界定为美学逃亡”,如何理解?

答:我不是纯政治逃亡,不是为了反抗政府而逃亡。我的逃亡比较特别,我也可以选择不逃亡,我界定自己为美学逃亡”,理由是我并非为了对抗而逃亡,而是为了赢得时间进行精神价值创造而逃亡。我必须争取时间,什么真理都可能是相对的,但有一样真理是绝对的,那就是最宝贵的是时间。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所以漂流也是我的选择,不单是政府的逼迫。

问:这种逃亡现在结束了吗?

答:只要活着,我就未结束。我认为祖国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权的层面,一个是山川土地文化的层面。前者常常会有冲突。像我就比较支持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比较疏离。但对于山川、土地、文化、同胞,则要无条件爱的,这没什么可商量的,哪怕祖国对你不好。所以我没有什么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痛苦,这些我都想得很通,所以现在我仍然继续在美学漂流”的途中,没有固定的地方,漂来漂去。

问:最终会漂向何方,有考虑过终点吗?

答:我是永恒的精神流浪汉。但年纪大了,也在考虑归宿。这四年在科大做教授,科大最好的就是安静,在特别安静的清水湾,不在闹市区,依山傍海,我可以面对海洋来沉思。再过十年八年,再考虑世俗角色的出路,现在只考虑本真角色的出路,美学逃亡的出路。作家都有两个角色,一个世俗角色,一个本真角色。世俗就是现实主体,本真就是艺术主体。如果现实主体是党员,当然可以讲党性、阶级性、革命性,但是进入文学艺术创作时,要超越现实主体,要讲人性、个性、创造性、艺术性。

问:您刚出版的新书《怎样读文学——文学慧悟十八点》,之前也有一本《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主要区别在哪里?

答:十八点比二十二讲讲得更透彻更明快,更明心见性”一些。十八点”包括文学的起点、文学的特点、文学的难点、文学的优点、文学的弱点、文学的基点、文学的盲点、戒点、拐点,以及文学的制高点、突破点、关键点、审视点、快乐点、转折点、死亡点、回归点等等。文学的起点就讲有感而发优点就讲文学最自由文学的弱点就讲文学最没用,无用之用”,还有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讲合党派合国家,而讲合天地、合人类、合最高的善,即人类的生存延续。难点就讲创造形式,形式有时候比内容还重要。我认为文学的基本要素是心灵、想象力和审美形式,心灵当然最重要,但和尚的心灵也很慈悲,可是他不是诗人,因为他没有创造出诗的形式。所以天才就是把心灵转变成艺术形式、审美形式的巨大才能。我相信看了这本书,能把文学最根本的东西掌握了。

问:你曾经说过大海航行要靠自己,不是靠舵手,能再展开谈谈吗?

答:我觉得人生就像在渡海,只能“沧海自渡”,自己掌舵。所以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独立不移。我只争消极的自由。第一是独立的自由,即不依附的自由。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毛,党派是皮,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党派,我不认同。第二是沉默的自由,即不表态的自由。第三是逍遥的自由,就是不参与的自由。

问:你女儿剑梅说你晚年比较接近禅宗的状态,更多的是放下和超越,你自己觉得呢?

答:学佛学庄禅不要过早。少年时代就什么都放下,这不对!哲学的难点是什么都看透了之后,还得活,还得争取意义。怎么办?到了晚年,则什么都可以放下,功名、恩怨可放下,欲望也可放下。欲望具有两重性,有高级欲望和低级欲望之分。低级欲望要少一点。只有低级欲望,和动物就没有区别了。

 

(江迅,袁玮婧,骆丹)

 

 

刘再复小档案:

 

生于一九四一年农历九月。福建南安刘林乡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社会科学基金会文学部负责人,《文学评论》主编,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少数民族文学所、中国文学所等四所学位委员会召集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1989年旅居美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科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等。现任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学院驻校作家。刘还到过东、西方4O多所大学访问及作学术讲演。着有学术论著和散文集50多种,名种版本中文书籍123种。并被翻译成日、韩、英、法、德、瑞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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