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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研究的崇高里程碑

——庄园《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序

 

刘再复

 

    四月六日,我和高行健通了一个小时的越洋电话。他说,最近几天读了庄园的《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感到意外的是,她竟如此有心并有如此气派,写下了这等规模、这么详尽的年谱,全面而丰富。请帮我转达对她的谢意。

收到庄园的长达六十五万字的《高行健文学和艺术年谱》的稿子,我着实吓了一跳。展开阅读后则是钦佩不已无论是规模之宏大,还是气魄之雄伟;也无论是材料之详实,还是记述之严谨,都是前所未有的。难怪行健兄会如此肯定。(行健兄从不随和,要让他满意很难。)毫无疑问,这部“总其成”性质的《年谱》,乃是庄园个人精神价值创造的新发展,也是高行健研究史上崇高的里程碑。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里程碑。

二〇一二年,我曾为庄园的《女性主义专题研究》写了序文,那时她还是大学毕业生的样子,总是谦称自己的集子为“习作”。六年之间,她日夜兼程,突飞猛进,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她先是到澳门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朱寿桐教授的指导下努力钻研,如今她俨然是个有实绩、有建树的学者。去年年初才出版了《个人的存在与拯救——高行健小说论》(近400页),今年又推出《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两部都堪称“大著”。仅此两部书籍,庄园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高行健研究专家了。多年前,她刚到澳门大学时,朱寿桐先生就鼓励她选择高行健。博士论文的题目便是“高行健小说研究”。寿桐兄对她说:“对于高行健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存在,偌大的中国,即使出现十个高行健研究专家也不算多。你就专攻这一项吧!”寿桐兄的见解不错,高行健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存在,人为的抹煞,终究是徒劳的。他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主要使用汉语写作(法语写作的剧本仅两三部),其作品通过翻译也主要在欧美产生影响。由于国内至今严加禁锢,所以一般读者对他反而有些陌生,然而,一切阻挠都是暂时的,重大文化存在,既没有空间的边界,也没有时间的边界。问题是对这一文化存在的研究实非易事。高行健本身是个全方位取得成就的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其文学创造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包括文论、散文、诗歌、戏剧文本;其艺术创造则包括水墨画、戏剧导演、电影诗等等。我去年应台湾国立师大“高行健艺术节”之邀,写了“高行健世界的全景描述”,写得非常辛苦,因为高行健的创作世界实在太广阔、太丰富了,要把握它,很有难度。此次体验,更觉得高行健很值得下功夫研究,现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

我也作过《高行健创作年表》,这是我平生唯一整理的“年谱表”。作此年表,一是因为我个人和高行健的友情非同一般,跟踪他的创作几乎是我的本能;二是觉得他一直被国内文艺界所排斥,我正好可以补其缺失。在整理高行健年表的过程中,我才尝到编撰高行健年谱的艰难,为了一篇短文出处,我常常要跑几回图书馆,甚至要打电话到巴黎请教行健兄及西零(行健兄的妻子)。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差错。看了庄园的《高行健年谱》,我几乎冒出冷汗,她那么认真,纠正了我所编撰的高行健年表的许多疏漏,例如高行健最初发表的“创作杂记”(谈象征,谈艺术的抽象,谈现代文学语言等),我只记载发表年份却不知月份,庄园查核了原刊作了补正。又如,高行健的“谈现代小说与读者的关系”,发表时还有一个正题“现代小说技艺的新课题”,我也因没有核查原刊而忽略了。还有,《一个人的圣经》,我因作跋而过于自信,年表记下它是一九九八年由台北联经出了初版,其实是一九九九年四月才出初版。面对庄园这一纠正,我不能不说,她的年谱比我作的 “年表”更为准确。

尤其难得的是,庄园在编写“年谱”时还有新的发现,即发现我的创作年表所遗漏的篇目,这些遗漏,甚至高行健本人也未必知道。这就是说,庄园通过自己的查证,补充了一些高行健在八十年代崛起之初所写的一些重要文章篇目,这为后人研究高行健,无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庄园这些新发现的篇章如下:

(1)《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合刊上刊发叶君健、高行健《现代派走向世界》。

(2)《丑小鸭》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刊发高行健大概一千字的小评论《一篇不讲故事的小说》。文章点评石涛的处女作《离开绿地》。

3)《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刊发散文《巴黎印象记》。

4)《花城》第4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发表高行健散文的《尼斯——蔚蓝色的印象》。

5)《花城》第5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5月第1版第1次印刷)刊发《法国现代派人民诗人普列维尔和他的<歌词集>》和《<歌词集>选译》(由高行健翻译的雅克普列维尔的两首诗《巴尔巴娜》和《一家子》)

6)《花城》第6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8月第1版第1印刷)刊发《关于巴金的传奇》。                      

7)高行健《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来创作》,《新剧本》1986年第3期,198652日出版。

8)高行健《从民族戏剧传统中汲取营养》,《新剧本》1986年第5期,198692日出版。

这些“新发现”表明,庄园作《高行健文学与艺术年谱》,何等认真,扎实,严谨!

这些“新发现”又表明,庄园作“年谱”,下了许多考证、查证、实证功夫!

这些“新发现”,正是庄园对高行健研究事业的新贡献。这份年谱,完全可以成为后人研究高行健的资料基石。

为此,我要感谢庄园所下的功夫。国内禁锢高行健那么紧,那么严,依然有一个人,如此认真、如此扎实地从事高行健研究,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求索真理而无私无畏的精神,这是科学研究的超功利精神,这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本真精神,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不移、拒绝政治干扰的耿直精神。庄园的这种精神将与她所编撰的“年谱”一样,肯定会超越时空,不灭不衰,长久地站立于中国的大地之上。

 

(二)

 

我在前边的文字中说,高行健的研究刚刚开始。作此判断,乃是我对高行健的基本了解。

高行健不容易被理解。三四十年来,我作为他的挚友,深知他是一个原创性极强的思想家。他那么有思想,而且思想那么先锋。我们这一代人,有三种普遍的“病痛”,也可以说有三种甩不掉的思想“牢笼”。这三种病痛,一是“乡愁”;二是“革命”;三是“启蒙”。但在他身上均看不见。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我才明白自己身上的乡愁有多重。我写十部《漂流手记》,每一部都在重新定义故乡,因为我太想念故乡、故园、故人,写作时总是离不开中国背景,中国情结,中国心态,但高行健不是这样。他的写作是跨国思索,跨界创造。捕捉的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即人性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普遍困境。他不断呼吁新一轮的文艺复兴,面对的是世界性的美的颓败、精神的贫困、思想的空无,他为此作画,写诗,制作电影。今年七月,作为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将出版高行健的意文新书,书名就叫做《呼吁新一轮的文艺复兴》。意大利出版家和艺术家们认为高行健是当下世界新一轮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的文集篇篇切中时弊。我所写的《高行健创作世界的全景描述》也得到意大利艺术家们的欣赏,把它作为行健新书的“后记”。他们重视我的文章,归根结蒂是重视高行健的全球眼光,全球视野,全球关怀。高行健比我们中国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早地抛开“乡愁”,也更早地用世界公民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类、看历史,所以,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艺术创作,他都充分地表现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认知。他的《灵山》及其他作品都属于“全人类的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爱尔兰“领袖金盘奖”会上对高行健的评价),远远超越中国心态。尽管选取的是中国题材,但高行健也是用人类学的眼光来处理这些题材,让人们看到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与共同的困境。至于“革命”的病痛,他更早就抛却。在我与李泽厚先生合著《告别革命》之前,他就独自告别了。他一再对我说,多少人利用“革命”的名义来摆布我们、指挥我们,而我们却要拒绝摆布和拒绝指挥。实践证明,“革命”并未改变人类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尽管君主国变成共和国,但统治者照样专制,被统治者照样服服帖帖,甘为奴隶。人类发明了许多药物,可以治疗各种疾病,但治不了独裁病、软骨病和精神贫血症。

最让我佩服的是高行健从不以“启蒙者”自居,他总是说,“自我”的问题极大,“自我”具有无限恶的可能性。先铲除自身的蒙昧吧!高行健并不否认“五四”运动时中国启蒙者的历史功勋,但认为时代往前走之后切不可用“启蒙”来掩盖“自我”的问题。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开辟了“人与自我”的崭新维度,对自我不断进行突破性反思,通过《灵山》,高行健把“超我”变成第三“主体”,观察评论本我与自我,即观察与评说“我”和“你”。他针对萨特“他人即地狱”之命题而一再说,自我才是最难冲破的地狱。他的剧本《逃亡》作为哲学戏,宣扬的是,人从政治阴影中逃亡容易,但从自我的地狱中逃亡则很难。所以他主张,人的两只眼睛,一只要用来“观天下”,另一只则要用来“观自我”。高行健最清醒地看到自我的局限,主体的黑暗,所以强调,重要的是自救,是对“自我地狱”的反观,而不是启蒙他人,救治改造世界。因此,他也就没有“启蒙”的妄想病。

高行健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病痛,创造了“世界公民”的辉煌人生。他为什么能够如此超越?如此觉悟?这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说,至今学界尚未提出,也尚未进入。我在与剑梅的对话中谈到高行健与莫言的区别时,本想提出一些“高行健问题”,但因讲不清而暂时回避。然而,消极回避是难以持久的,早晚我们必须回答高行健为什么能够抵达文学、艺术、思想的高峰?他与中国的多数作家的思想分水岭在哪里?他所呈现的人类世界思想制高点在哪里?他为什么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病痛?庄园的高行健研究,虽有成就,但对这些根本问题尚未回答。我期望,不久将来,她又有新著为我们“解惑”,也为人类世界“解惑”。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十日

美国 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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