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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守夜人

——刘再复印象记


林岗

 

                                 一

 

屈指算来我与再复相识也已经有三十四、五年了。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他在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工作已有将近二十个年头,我则是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的新丁。他从院部《新建设》回文学所落在鲁迅硏究室,我在近代室,正好斜对面。我写了篇鲁迅的论文刊在《鲁迅硏究》。他看到了,我们碰面的时候他夸我写得不错。那是我的初作,受到夸奖当然很高兴。后来他又相约有空可以到他在劲松小区的家聊天。一来二往,我们就相熟了。他是我学问的前辈、师长,也是我完全信任、任情交流的好朋友。那时我们非常喜欢到他家谈天说地,切磋学问。他的母亲我叫奶奶,勤劳又慈祥,炒得一手极美味的福建年糕招待我们,每有聊天畅论古今东西的时候,都使我这样的晚辈后生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对我来说,这当然极其难得的再学习,再摸索的机缘,获益良多。他后来当了文学所所长,我也从来没有叫过他“刘所长”,估计叫出来他也觉得怪异,人前背后都是叫再复。他待我们这些晚辈,平易亲切,毫无官样子。就这样,我们一起切磋,一起写书,走过了有点儿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

我从这段亦师亦友的情谊中收获最大的就是为他对文学真挚的喜爱所感染,再复是我见过的视文学为生命最为真诚的人。他对文学的热情和喜爱彷佛与生俱来,文学是他的血液,文学是他的生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剧烈变迁,改革开放带来很多从未有过的机会,我也萌生过“出走”的念头,可是每一次见他,跟他交谈,都为他对文学孜孜不倦的热情所感动,甚至在被突如其来的命运冲击得有点儿“丧魂失魄”的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是如此。我还记得他平淡的话:文学很清苦,但长久一点吧。我本来对文学的认知就很浅,也不是自愿选择读文学系的。要论对文学的忠诚度,与再复相比,那真不知相差到哪儿去了。要不是从他对文学火一样的热情得到坚持的力量,我今天大概会在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弄潮”吧,或者大富大贵,或者身陷囹圄,总之不会有平静思考的安宁和幸运。每想到这一点我就对人生大起大落但不屈不挠的再复心生感激,人生的良师益友就是这个意思吧。

往大一点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的岁月,中国当代文坛有刘再复一马当先探索理论批评的新出路,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幸运。在我看来,文学由于它的性质和在社会的位置,它是很容易迷失的。有点像格林童话那个千叮嘱万叮嘱还是行差踏错的小红帽,难免受外在的诱惑而迷失在本来的路上。她的美和光彩让她天真烂漫,不识路途的艰难,不识世道的凶险,同时也令居心叵测的大灰狼垂涎三尺。小红帽的天真天然地是需要守护的,文学也是如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或者愿望良好,又或者别有用心,各种社会力量都来插上一杠子,利用文学。于是文学的领域,一面是作家创作,一面也是批评。好的批评就是守护文学。批评虽然也做不到尽善尽美,但至少让作家和读者知晓文学本来的路在那里。伦勃朗画过一幅传世的名作《夜巡》,那位站在画面中间的队长神情警醒,目光坚毅,透出了守卫新兴城市的民兵们尽职尽责的神采。刘再复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为了文学勇敢而孜孜不倦的守夜人。

他所做的事业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守护文学。他看到文学在他生活时代有这样那样的迷失、偏差,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说出真相,说出值得追求的文学理想是什么。他的话有人听的时候,发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对当代文坛起了好的作用。有人听的时候他固然站出来了,即有磨难也不在乎,但我想他不是为了那些社会影响而说的,他是出自对真知的领悟。后来众所周知,他到了海外,他的话少人听了,社会影响似若有若无之间。这时候他也没有遁迹山林,从此沉默。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不在乎身在何处,不在乎似有若无,照说不误。他针对文坛说的话前后有所不同,但那不是他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想的改变,而是社会的情形改变,是文学从政治的迷失走到市场的迷失,他守夜人的角色始终如一。文学热闹的时候他守护文学,文学冷清的时候他也守护文学,他是中国文坛过去数十年来最为重要而又最为本色的文学的守夜人。

                        

 

晚清以降,中国多灾多难,较早时期的改良救亡都无起色,于是文学从古代闲雅的角色逐渐走到社会变革的前台。从晚清至民国的早期,诸般武艺都用尽了也未能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先觉者要文学出来为民族的两肋插刀,这也无可厚非。人毕竟是先要生存纔有发展。然而这个形成于严峻环境的文学传统却日渐随着现代革命的进展凝固下来,变得僵硬起来。左联晚期到抗战,由批评家胡风与诸般人的争论就显露端倪。建国后革命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更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轨道运转,它驮着文学,文学在它的背上也动弹不得。六十年代气氛还比较宽松的时候,也有些批评家想松一松绑,喘一口气。比如提出“广阔道路论”、写中间人物论”、文学是人学”等,其实这些都只是期望小松小绑,在厚厚的泥土覆盖下透个小孔吸口气而已,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不允许的。

刘再复接受教育成长的文学气氛,一面是创作的束缚和禁锢,另一面也是视野广阔,可以饱读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后者给他提供日后思想的源泉和养分,前者很自然成了他日夜思索,力图突破的问题。在严重变质钙化的文学传统变本加厉进行各种“大批判”的文革时期,他恰在风暴漩涡的中心中国社科院。我曾经很多次听他讲文革中匪夷所思的耳闻目睹,有些伤惨而不那么血腥的细节已经写在他的散文和师友回忆纪事里了,但还有一些血淋淋的真事他没有写,我在这里也难以记述。我觉得,能从过去的血泪和教训中汲取,是他对文学的思索迈前一步迈深一步迈早一步的关键。文革的荒谬,是非颠倒,看似与文学的思索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两者隐秘而深刻的关联被他看到了。这也揭示多少是共通的现象,人都是从个人经验通往更大的世界,然后又从更大的世界返回到内心的世界的。所以,在破除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刘再复会比文坛当时普遍存在的“拨乱反正”走得更远。他不但“拨乱”,还问反什么“正”?教条主义的极左固然不是“正”,可登场之前早在现代革命中已经开始凝固的那一套是不是就是“正”,难道反正就是要反到那里?其实很多不满文革极左路线的批评家对这些是没有根本性思考的。刘再复与此不同,他不但厌弃文革的荒谬,更痛心沉思了文革祸害的久远渊源以及它所加给文学造成灾难的前因后果。这是再复的优胜处,也是再复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批评和磨难的导火线。但事实证明刘再复为新时期文学提出新的文学理想是站得住脚的。

在追求文学“有用”的背景下最终形成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反映论”和“典型论”。细分来看,未尝没有几分道理,但在作家都被组织起来而又在一锤定音的意识形态氛围底下,这些文学观念就只能是批评家手里的一根一根棍子,随着政治风向转移,打在作家或作品上,那真是满目苍夷。刘再复参与到文学界的思想解放和新探索,他的针对性很强,先是写出了《性格组合论》,主张人物性格不能等同于阶级属性。人性是一个复合体,内涵深广而又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形象,一定是那些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的形象。他的新观念拓宽了作家的视野,提升了文学的品味。后来他更进一步,写出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希望实现文学观念的根本革新。他把作家的现实政治主体和作家写作中的文学主体分开,认为两者不能等同,本来也不一致。作家虽有政治观念,但写作中依然可以超越其政治观念。他说,“作家超越了现实主体(世俗角色)而进入艺术主体(本真角色),纔具有文学主体性。”而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其实无不如此。“主体论”的用意,无非就是政治少干预而作家多独立,还创作的本来面目。很明显它是“补天”的。再复那时也认为自己属于“补天派”。补天难免要换掉那些粉化了的霉石,把漏洞堵上。可他的好意阴差阳错却被误成“拆天”,受到干扰和批判,甚至有人为此要起诉他。真伪不辨的世道,人真是很容易蒙冤的。

 

                            三、

 

自从他漂流到海外,头衔没有了,身上的光环没有了,几经辗转,他定居在寂静的落基山下。巨大的人生落差并没有消磨掉他对文学的喜爱,他还在思考和写作。曾经参与现实那么深,一旦去国远行,似乎像一颗种子离开了土壤,还会不会长呢?许多认识他的朋友都曾有这样的关切。可是再复就是再复,他不这样认为。种子固然离不开土壤,可这并不等于人离不开故乡和国土。文学本来就是跨越国界的,对创作和批评来说,至关重要的土壤不是具体的故乡故国,而是语言。语言也是一个国度,一个形而上的国度。此后的再复就是背着“语言的祖国”继续写作,继续守护文学。像布罗茨基说的,背着语言的祖国,浪迹天涯。

远行异国飘流四方是灭顶之灾还是另一种幸运,这要看是什么人。对意志刚强的刘再复来说,没有什么打击能够让他消沉,相反异国的生活经验给他打开了另一扇认识西方文明,认识文学的窗口。勤奋的再复把他的所感所悟、所思所想都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去国近三十年写下的著作已远多于国内时期。读者容易见到的简体中文版有三联书店版《红楼四书》、《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李泽厚美学概论》和《双典批判》等。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视野比先前更为阔大,更为深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国步入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千呼万呼的财富白花花的银子,终于在这曾经贫瘠的土地像泉涌般冒了出来。文学是不是从此就云散风清了呢?从市场获得了自由是不是也意味着获得心灵的自由?不见得。如果此前的当代文学迷失在意识形态的荆棘丛阵里,那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就是迷失在市场的诱惑里。尽管是在大洋彼岸,守护文学的再复不可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八十年代的再复相比,这时候他更强调文学心灵的重要性。文学心灵是摆脱了所有世俗束缚之后的自由心灵。最近我还读到他两年前出版的新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这是他皈依文学超过半个世纪感悟文学思考文学的成果,它简约而全面,由他给香港科大学生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他把文学看成是“心灵、想象力和审美形式”三者的集合。心灵在文学三个基本要素中占据首要的位置。我觉得,再复的感悟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前半段迷失于政治意识形态后半段迷失于市场诱惑的两面教训中升华出来的,它真正实现了对文学本然的回归。因为世俗的束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外在的枷锁相比,心灵的枷锁更关键。作家不能挣脱心灵的枷锁,亦无从摆脱世俗的枷锁,而文学的生命也就窒息了。再复点中了产生于巨变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脉。

可以说文学心灵的自由是刘再复文学理念的核心。它既针对政治挂帅年代的偏差,也针对利益挂帅年代的偏差。再复将八十年代对文学主体的论述推进到新世纪对文学状态的论述。这些年他谈论文学,常用文学状态一词。他说:“文学状态,也可以说是作家的存在状态。从反面说,便是非功利、非市场、非集团的状态。从正面说,是作家的独立状态、孤独状态、无目的甚至是无所求状态。”在消费至上的商品时代,文学做不了政治挂帅年代的要角了,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还是可以的。文学被利用起来,投东家所好,获一点儿资本的残羹,于是文学沦为了商品。再复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这种文学的迷失,他甚至呼吁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这个救亡年代的贬词被再复赋予了新的含义。他的“象牙之塔”就是文学心灵、文学状态。重返“象牙之塔”意味着“清贫”与“寂寞”,有谁会听呢?至少他自己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了,所以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文学真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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