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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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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曾是我的祖国

 

刘再复

 

(一)

 

出国已快30年了,开始那几年,心理倾斜,老是惦念祖国。我知道那是“乡愁”。乡愁会把人压垮,为了自救,我便不断写作《漂流手记》,竟然写了十部。而手记的主题,便是重新定义故乡与故国,也重新定义乡愁。   

大约十年左右,“祖国”只剩下语言。更具体地说,祖国只剩下两种可闻可感的符号:一是母亲的闽南话;二是《读书》的方块字。那时我常常给苦守在北京的母亲打电话,万里迢迢,且隔着沧海重洋,但她的声音,一点一滴都是乡音,也都是祖国的叮咛。“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呵!千万不要再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这些大事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千叮咛,万嘱咐,总是这几句。那时,我能看到的唯一刊物,就是沈昌文兄寄给我的《读书》(他是主编)此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收到《读书》)。每次㧱到《读书》,手里真像揑着一团火。瞬间,我感到:祖国并没有抛弃我。那是一九九〇年春天,我除了接到《读书》杂志外,还接到范用老先生(三联与《读书》的魂魄)的贺年卡。范老对我不仅情感很深,而且信赖之极。他对文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负责人)说,再复根本是个纯粹的学者,文学的赤子,他对政治连关心都说不上,怎可去参与政治运动呢?!他嘱文良:凡是再复的书,你都寄来给我。每年春节,我都收到他的贺年卡。一九九七年春节前夕,他在卡上写道:“我己读完《告别革命》,这才发现,许多人只读了书皮。”不错,许多人一见到“告别革命”四个字,就连说“不不不”,根本不理睬书中提出的“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协商替代暴力”、“以你活我亦活哲学替代你死我活哲学”的大思路。而范老不仅读进去,而且也觉得选择改良之路是对的。收到范老的信,我知道祖国理解我,具体地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二)

 

除了范老,还有两位《读书》的主编沈昌文与董秀玉,也不断给我送来祖国的祝福。董秀玉在北京时,曾任我和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的责任编辑,她病倒住院,发烧近四十度,我到医院去看望她,发现她竟然还在阅读我们的稿子。还说,“快读完了,出院后就发稿。”后来她到香港三联担任总编,恰恰遇上八九风浪,风浪后我漂流美国,她又一直关心着我。一九九二年,她调往北京担任三联总编与《读书》主编,北上前夕,她把自己所存的全部读书杂志大约100本全部寄到美国给我,此外,她所存的《新华文摘》30册左右,也一起寄给我。而对小董寄来的刊物,我想到,祖国不在远方,他就在我的书架上。还想到,正是董秀玉,在八十年代《读书》创办之初,她独自到东四六条我借居的布满灰尘的小屋子门前向我约稿,说三联要创办个新刊物,突出新知新思想,没有禁区,拨乱反正即可,你写一篇吧。我说,我正在颐和园参与起草周扬报告的写作,溜回来攻克《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过些时再写吧!她点点头,表示理解。这之后,我成了《读书》的一方作者。一九八四年冬季,她和沈昌文一起到我劲松寓所,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约稿:听说你在武汉大学有个“开拓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报告,给《读书》发吧。我说,恐怕太长。她说,太长就分两期连载。果然,《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很快就在《读书》上问世,而且反响格外强烈。此文发表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第三期),我已正式担任文学所所长。我对秀玉和昌文二兄开玩笑地说,你们为我鸣锣开道,可我还不想带上这顶乌纱帽哩!关于董秀玉的精神品格,我与李泽厚合写的难忘的历史瞬间,有更详细的记录,请朋友们参考。

还有一位《读书》元老沈昌文,我得好好说说。说来真巧,昌文兄的女儿沈双,居住纽约,并成了我女儿剑梅的好友。沈双与剑梅在那个大城市里和另外两位中国才女一是田晓菲,诗人,现为哈佛大学教授;二是那日斯,自由作家,李陀之长女,现移居北京仍为自由作家。)组成一个“西边社”一起探讨文学,四才女我都熟悉。在香港又见了一次沈双,见面之后,我对剑梅说,你的这位朋友真像她爸,正直而犀利,骄傲而不狂傲。我认识的昌文兄,正是这様一个耿介的知识分子,可他偏说自己只是“知道分子”,虽是自嘲,却也提醒许多知识分子,不可只知道一点专业知识就到处卖弄,甚至巴结权贵,全然不知独立人格。昌文兄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一九九三年发生的一件事。那个年头,国内的聪明人和聪明朋友,个个怕我,纷纷表态与我划清界线,而昌文兄偏偏在他主持的《读书》发了一则短讯(一九九三年第一期),说我在香港出了一本《人论二十五种》的书。此消息发表后,又偏有一个在云南电台文艺部工作的书痴,转播了这一消息。这还了得!于是,这位书痴受了行政处分,并罚款200元。昌文兄闻讯后立即给云南汇去200元。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这位书痴。我在海外听到这一故事后,不是义愤填膺,而是感到祖国怀里确有爱我护我的暖流在,也让我明白,三联与《读书》为什么多年赢得知识分子的爱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管时局如何变异,总是头脑清醒,独立不移地守持正直的人文传统。除了探讨与崇尚真理之外,他们真没有“世事洞明”等生存技巧。

 

(三)

 

二〇〇八年,辞国十九年后第一次回到北京。我感受到,祖国欢迎我回去。《凤凰周刊》该年八月一期的封面写了两行字(両大消息),一是“奥运会今日开幕”,二是“刘再复归来”。《读书》则不断刊登我的文章,那时的主编是王炎,联系我的责任编辑是朱竞梅,大约从二〇〇八年开始一直到二〇一三年,我又一次向祖国靠近。当时一方面因为李昕担(李昕兄重在“三联”,他的故事我在《三联三代皆好友》中已经叙述,朋友们可参阅,此处不再赘述。)任三联总编,连续出了我十九本书,在三联的带动下,中信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周青丰兄又出了二十几本。而《读书》则发表了我的“爱怨交织的往事”(忆胡绳)、“人生悟语”、《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贾宝玉论》、《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多元社会中的群已权限》、《夏中义的<朱光潜美学十辩>序》、《谁是最可怜的人》、《三国演义的历史伪形》《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以及和李泽厚先生的若干对话等等,这些年我与《读书》的关系,走向第二次高峰,与袓国的关系也走向第二次“和谐”。此时此刻,请容许我向李昕、吴彬、王炎、朱竞梅等朋友致敬!谢谢你们给我雪中送炭,谢谢你们把我的心灵再一次拉向那一片长江黄河泽溉的黄土地。

 

(四)

 

近几年来,我和《读书》疏远了。十几年前,我和李泽厚、余英时先生总会议论一下《读书》杂志上的文章。近几年不再议论了,我们不仅不是《读书》的“作者”,也不再是《读书》的“读者”了。十年来,唯一让我感念的一件事,是二〇一四年,三联总编郑勇兄和《读书》编者卫纯兄到清水湾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宿舍看望我和剑梅。二人皆质朴可亲。记得卫纯兄面对我的空空荡荡的宿舍,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不是家徒四壁吗?!”不错,为了寻找真理,我宁可丢掉荣华富贵,宁可家徒四壁!无论何时何地,最了解我的还是《读书》,他们知道我家徒四壁终不悔。不过,我还是要说明,为什么这些年和《读书》疏远了。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自己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只能看自己心爱的书籍,无力阅读国内报刊了。二是我对“乡愁”已有了一个根本的反省。乡愁,本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但因为我的乡愁过于浓烈,故国之思过于沉重,因此,乡愁便成为我的一种“病痛”(也可能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病痛),甚至变成一种精神锁炼,从而影响我的视野与眼界。于是,看世界、看人类、看历史总是摆脱不了中国心态、中国眼光,中国语境。这自然影响我迈向更高的境界。意识到这一点,我便逐步淡化乡愁,也淡化阅览《读书》的热情。三是《读书》杂志已丢失了思想解放的背景,本身己从思想刊物变成学术刊物。再也提供不了任何精神先锋的信息,不看也无妨。尽管有所疏远,但《读书》给我的美好记忆却是永存的。正如我会长久地热爱祖国的山川、土地、社稷、同胞一样,也会永远热爱《读书》。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美国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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