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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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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史

——刘再复《五史自传》第一卷

 

 

刘再复

目录

(一)写作的五个向度   

(二)“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三)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四)主体飞扬与超越惹起了纷争   

(五)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六)走出共犯结构和中西文学的宏观比较   

(七)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   

(八)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   

(九)返回古典与梦墮红楼   

(十)两座地狱之门的发现   

(十一)捍卫个人五四和拒绝孔子还乡   

(十二)人性真实的第二次呼唤   

(十三)历史长河中的15种思想颗粒   

 

 

 

(一)写作的五个向度

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思想者自述史丛书,邀约我加入。答应之后,我才发现自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通常自述史,总是回避不了生平史,尤其是生平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例如我就回避不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那个举世皆知的事件。在那个大事件中,我经历过回国(从美国回到中国)、参与(尽管是被动参与)、逃离(经香港又逃亡到美国)、漂泊(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反思、回归。这段经历,涉及到很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自身的许多感受,甚至涉及到今天我对那个事件的理性评价。对于这一切,“自述”起来并不费力,而且一点也不会渗假,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公开讲述,国内还处于“悬搁”时期,报刊及出版部门还未能提供充分讲述的平台。我能理解这种局面,也不想挑战这种局面。因此,只能放下“生平史自述”的念头。可是,我已经答应柳鸣九先生这位勤奋而严谨的著名学者,许诺总得兑现,“债”还是得还。于是,我就把“自述史”分解为“生平史”、“思想史”、“人格史”、“情感史”、“写作史”等五种,先完成“写作史”以还债。其他各史留待以后再说。

我的著述,也可称为“中文写作”。由于我从小形成“黎明即起”、从不恋床的习惯,所以至今还是一早就进入读书写作的状态。长此以往,这种习惯便产生很大的力量并且产生很多“成果”。时至今日,我的中文著作已出版124种。这124种之中,包括再版本,增补本、选编本,而其原著,包括学术著作和散文集,也有50多种。这是书籍,还有一些文章,如《论文学主体性》,虽然产生广泛影响,但尚未独立成书,只是收进某个论文集中。我的著述(写作)一直在五个维度上进行。这五个维度是:

1)文学研究:这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精神生活的重心。此维度下可分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著作有《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22种》等,还有一部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文学史讲述,但也可以算是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主要是指现当代文学批评,这方面的书籍与文章有《高行健论》、《高行健引论》、《莫言了不起》和《論中国文学》等。

2)经典阐释:我在最近十五年所写的《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与《贾宝玉论》,被许多朋友称作“红学研究”,但我自己却称之为“悟性阅读”与“经典阐释”。《红楼四书》之后所写的《双典批判》,算是文化批判,但也可以说是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的重新阐释。

3)人文探索:作为人文学者,我在文学研究的同时,进行一些人文思考与人文写作。这方面的作品有《传统与中国人》、《思想者十八题》、《教育论语》、《告别革命》等。

4)思想讲述:我不喜欢说自己是“文人”,而喜欢自称“思想者”。因为思想者才是我的本质。我的人生总是处于“思想”中。思想可形成学术著作,也可随感随发,从心所欲。我接受许多报刊的采访,其采访录都是思想讲述,赤裸裸的思想,没有文采,也没有结构与体系。我写了2000多条悟语,接近随想录,也是思想速写。《人论二十五种》和其他一些篇章,其实也是重在思想表述。

5)散文写作:一手写论文,一手写散文,是我的基本写作方式。后者包括散文与散文诗。二〇一四年北京三联出版社出齐了“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由白烨主持,叶鸿基协助),包括《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悟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这十部是选本。虽然基于各种原因,有些重要散文篇目,不能入选(如《人论25种》,仅选了其中七种),但还是可以反映我的散文写作的大体风貌。

 

(二)“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我的写作史自述,准备从上述五个维度分别进行。划分为五项,只是为了叙述的清晰与方便,实际上,五个维度互相交叉,很难割裂。例如“红楼四书”,列为“经典阐释”,但也是“文学批评”。而《人论25种》,既是散文写作,又是文化批判。除此之外,我的自述开端所讲述的“鲁迅研究”,更是兼有多个维度。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我著述的出发点。鲁迅研究,既是文学研究,又是人文思考。我所以选择鲁迅作为著述的第一个对象,一是时代原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书都不许读,只可以读马列、毛泽东的书,还有就是可以读鲁迅与《红楼梦》。当时毛泽东属于“至圣”,鲁迅则属“亚圣”。无论对毛泽东作怎样的历史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是一个天才。他对文学拥有一种常人包括许多领袖人物难以企及的高级感觉(不是一般感觉,更不是低级感觉)。他特别喜欢鲁迅与《红楼梦》,而推崇这两种书籍正是高级感觉的表现。毫无疑问,《红楼梦》是古代文学的精华,鲁迅是现代文学的精华。我和我的同一代人,被限制阅读,结果反而集中时间阅读《红楼梦》与鲁迅,这是不幸,也是有幸。文化大革命十年,鲁迅被“神化”与“圣化”,几乎从“人”变成“非人”(变成打人的棍棒),变成“历史的傀儡”。这是鲁迅的悲剧,但对于我,这个悲剧反而变成机遇。它让我可以公开地一篇一篇地阅读,有的篇目读了几十遍、上百遍。最后鲁迅的著作成为我的血脉与灵魂的一部分。除了时代原因之外,还有个人原因。我个人天生喜欢思想,在喜爱文学的背后是酷爱思想。我读书的重心是读“思想”,并非读“文采”。这种天生喜好,使我对“思想”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我常对朋友开玩笑地说,我脑子里的胶汁总是黏不住数字和物理公式,却特别能胶住思想。你们如果嘲笑我为“思想的蜘蛛”,我不会生气。因为我确实张开着一张神经的大网,随时捕捉精彩的思想。而鲁迅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最根本的区别,正是他拥有深刻的思想。所以我读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包括鲁迅的杂文,我也总是读得津津有味,因为杂文里充满思想。

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一九七三年我们从五七干校(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校在河南信阳)返回北京之后,我便与隶属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金秋鹏商定共同研究“鲁迅与自然科学”这个题目。金秋鹏(已故)是泉州人,既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好友。当时他也厌倦了“大革命”,无所事事,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说起共同研究鲁迅,他就满口答应。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我们就进入阅读、讨论,把鲁迅的《说钼》、《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文言文论著,一句一句地翻译成白话文,认真至极。中午十二时左右,我们会一起去买两角钱的猪肉,然后回来做面汤吃,午睡后又会自觉地进行讨论和写作。我对自然科学比较陌生,得仰仗秋鹏兄,而对于鲁迅,我当然比较熟悉,笔头也比他轻快。所以讨论完毕就由我执笔。那时,我们觉得对于鲁迅的生物学观念该作怎样的评价没有把握,于是就商定请汪子春兄(他在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写一篇“鲁迅与生物进化论”,所以全书的署名是“刘再复、金秋鹏、汪子春”。此书出版于一九七六年底,那时,“四人帮”刚刚垮台,我和金秋鹏完全沉浸于狂喜之中,国家政治胜利的亢奋完全压倒个人写作的喜悦。该书的责任编辑(科学出版社)王玉生兄,心情也是如此。他说《鲁迅与自然科学》这个题目与政治无关,反正早晚会出版,我们先好好庆祝“打倒四人帮”再说。那个瞬间是我人生最开心开怀的时期。我从来没有因为国家发生一件事,像“打倒四人帮”这样,高兴得这么狂热,这么真诚,这么久。记得宣布四人帮垮台的第二天,我和金秋鹏一起上街,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买了四只螃蟹(那时北京都称“四人帮”为四螃蟹)回来煮了吃。好几年没有尝到螃蟹味,这一次可得好好享受一下,吃了不仅可以解馋,还可以解恨。秋鹏是烹调的好手,他找到一个小锅,还找到几片生姜,边煮边哼着小调。过了一刻钟,他喊一声“行了”,让我过去观赏揭开锅盖的重要时刻,走到锅边,他却大叫起来:“糟糕,四只全是烂货,臭极了!”,我一看,锅里的水还沸腾着,只见四个螃蟹空壳浮在水面,肉全散了,只见汤水,而且真的很臭。具有自然科学脑袋的秋鹏兄立即解释道:“这些螃蟹在仓库里冷冻得太久,被当作宝贝好多年,其实全是烂货。”我们又大笑一阵。笑比吃更开心。大约过了两个月,王玉生兄送来《鲁迅与自然科学》的样本。我们立即送给周建人和李何林。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身为人大副委员长,但非常谦和。我们第一次到他家是请求把他的“鲁迅和自然科学”一文作为我们书的代序,他欣然答应。此次是第二回,给他送书,他很高兴,表扬我和秋鹏好学用功。那时候能出一本书很不容易,所以周老很郑重地夸奖了我们。

拜访了周建人之后,我们又问好了地址,把书寄给李何林先生。当时他是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主任,我们心目中的鲁迅研究权威。过了几天,就收到李何林先生的信,写得很工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开拓了鲁迅研究的新领域。”这一评价使我和秋鹏高兴了好几天。

这本书出版后,我和秋鹏常在一起谈论它。我们觉得,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还是抓住了一些时间,文革十年,全是荒诞又荒疏的岁月,能保住一点生命时间,又免于多唱革命高调,这是值得欣慰的。但也遗憾,在“文革”后期那种病态的社会氛围里写作,不可能进入真问题。“鲁迅与自然科学”应当进入的真问题应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儒学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鲁迅对中医那样反感与嘲讽是对还是不对?等等。秋鹏兄还来不及完成思考就去世了。我为此伤感了很久,而且写了悼诗。他走了,我只能在美国落基山下独自思索。在思考中,我阅读了儒家著作,觉得“儒学”本身是个庞大系统。它可分为“三期”还是可分为“四期”,至今还有争论。“三期”论者认为儒学可分为先秦原典、宋明理(心)学和新儒学三段;“四期”论者,则认为在先秦原典与宋明理学之间还有一期,即汉代儒学。其代表人物董仲舒把“天人合一”的思路推向极致,并不利于科学发展。我不否认董仲舒的贡献。他把儒家的“仁义”等基本理论与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结合起来,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伦理规范提供了一个“宇宙图式”的基石,使“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和现实化,确实给中国的主流文化多了一个上苍支撑点。但是,董仲舒的思想重心是用这种五行宇宙论来制约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不考虑“天”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能促进人们去把握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整体关系(包括生态平衡等),但无法引导人们把“天”即把大自然、大宇宙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进行探索与研究。其结果,是使中国的“自然科学”迟迟不能成为独立的科学体系,反而产生了许多貌似科学的伪理论,例如“风水学”、“占卜学”等等,因此,不能说儒学就是科学的动力。然而,我们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中笼统地说,“儒学就是科学的死敌”,也不对。所谓“死敌”,乃是七十年代流行的政治术语,我们搬用到《鲁迅与自然科学》书中,显然不妥。文革十年以及它的前前后后,政治话语取代一切,包括取代文学话语、科学话语、哲学话语。在此社会风气下,我们也成了“风气中人”。

《鲁迅与自然科学》出版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拨乱反正”大事,都让我衷心高兴。我的自由天性和国家的前进步伐在这一历史阶段完全同一节奏,因此我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亢奋中。尽管“亢奋”中更多的是情感与情绪,但我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敬佩和感谢邓小平与胡耀邦,从内心深处响应他们的一切改革呼唤。我私下一直在想:邓小平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民族生活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此事太大太重要了。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本来是需要战争的,但中国没有战争。自上而下、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动就这样和平地实现了!真了不起!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总是狂喜,亢奋,坐不住,睡不着,总是想叫喊,想作贡献。或写散文诗,或写论文,都是叫喊。我要充当时代的“弄潮儿”,要追随邓小平胡耀邦的伟大改革事业。于是,在七十年代末(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便开始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而且刻意要让“我注鲁迅”变成“鲁迅注我”,即让“鲁迅助我开生面”。当时,我最想改变的是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也深知文学的本性与政治的本性格格不入。我经常讲,文学“超越功利”,而政治却是“充分功利”。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不能改变政治的基本性质,那就是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平衡。如果把政治标准当作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那就等于把浅近的社会功利要求当作文学的第一要求,这就会把文学变成非文学,把诗变成非诗。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新批评标准呢?那时,我认为应当树立“真、善、美”的标准,但是,如果直接论说用“真善美”的标准取代政治标准,那根本行不通。论说也根本无法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一定会遭受批判。所以便想到应当“挟鲁迅以令诸侯”,让“鲁迅註我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鲁迅的“亚圣”形象还在。“亚圣”的话语仍然带有极大的权威性。正好,我发现鲁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发现这句话时,我高兴得跳起来,并且认定,这三个“圈”正是鲁迅“圈”认定的文学批评标准。他随心信口说出的三个“圈”,正好有“真”(真实),有“美”,还有“善”。“前进”,便是广义的善。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人文发现”,发现文学批评的标准就应当是这三个“圈”。于是,我便抓住这三个圈,并用“三圈”结构全书,把全书分为“真实论”、“功利论”、“美感论”等上、中、下三篇。当时我已质疑“不破不立”的思想,认定相反的命题才对,必须先立才能破。所以我便立“真善美”以破“政治第一”。于是《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也以“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作结。书稿接近尾声时,我把“关于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单独抽出,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此文刊登后两年,该杂志举办首届“青年科学论文奖”,五位老学者便分别写出推荐评语,共同推荐我的论文荣获一等奖,并让我在颁奖仪式上说了几句话。这五位推荐人是季羡林、周振甫、王瑶、郭预衡、金维诺。出于好奇,我向《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提出要求,“想看看五位老先生的评语”,编辑部竟然“违章”地让我看了看,并让我复印下来。这五份评语,写得虽然都属激励科学青年的溢美之辞,但我还是衷心高兴,并暗下决心,决不辜负他们的提携,一定要更开放、更勇敢、更扎实地研究。

这五位老先生的评语,除了评价我的文章之外,还涉及到那个时代价值标准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心态,老先生们显然谨慎地支持我的求索,但很谨慎,很微妙:

 

王瑶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一文就文艺作品的真善美的统一论,不仅符合文艺本身的规律,对纠正文艺批评中各种片面性的倾向也有现实意义。论点鲜明,论证过程亦属谨严,文中多援引鲁迅著作为据,就学术界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来说,亦有新的进展。唯作者所阐述者在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之标准,鲁迅关于文艺批评之论述较为零碎,就文中整体立论而言,是否与鲁迅观点十分契合,似尚须加以论证。

季羡林先生的推荐语:

这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论证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综合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功利标准,看艺术品是否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实用价值。现在国内外有不少人提倡花样翻新的现代派,其中有一些故弄,让读者堕入五里雾中,以此自炫。读者连看懂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实用价值?我看,连作者自己也看不懂,只是英雄欺人而已。我认为,衡量一件艺术品,一个文艺作品,首先看它有没有促进人们向上,促进社会前进的作风。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无用的废物。有一些作品能陶冶人的性灵,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也是一种实用价值。

 

周振甫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

这篇讲美学标准讲得比较全面,尤其讲美感标准,从形象性、情感性、独创性来讲,从理论到例证都很充分,有说服力。似可入选

郭预衡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所论者是个难度较大的问题。所提三个标准,能够言之成理;对于鲁迅的观点,也能有所发挥。但也许因为本文只是《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于鲁迅的观点也就未能全面涉及。

还有,讲文艺批评的标准,全文引了中外的一些看法,却未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点,似是有意不提。其实,在当前写这样的理论文章,这是不能回避的。

 

金维诺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是对鲁迅美学思想的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作者环绕鲁迅在文艺评论上的见解,综合论述了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材料收集丰富,论述严谨,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上的功力。

该文发表于80年,当时对于批判四人帮在文艺中造成的危害,显然也是有利的。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由刚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杨铁婴,极为认真,逐字逐句地“把关”。他自己累倒,把我也累倒。出书时,当时的出版社总编辑、社科院院长马洪的夫人陈伯林大姐非常高兴。她特地接见了我,说这是刚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是她主持的出版社出的书,除此之外,她还说,也想看看社科院的“才子”刘再复是什么样的。她的诚恳态度让我深受感动,我一连叫了她几声“陈大姐”。1991年我出国后到夏威夷大学参加学术讨论会,她和马洪院长(已退休)还特别让他们的儿子到会场找我,他们的儿子说,我爸妈特别挂念你,嘱我要和你一起照张相片寄给他们看看。听到这话,我差点落泪。我知道马洪院长和伯林大姐是多么有见识又是多么善良的共产党人,但不知道我的漂泊是辜负他们还是敬重他们?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该年第六期发表了《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此书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当时的《文汇报》、《光明日报》及中新社都作为新闻加以报道。几则新闻中我最满意的是上海《文汇报》在1218日以“文艺批评标准应是真、善、美统一”为题,对我的论文与论稿作了相当准确的概述。尽管“新闻稿”不长,但很实在,我一直保存着。《文汇报》的“报道”全文如下:

 

“政治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四十年代以来,我国文的通用准。以两个准估量文的价,究竟是否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九八〇年第六期《中国社会科学》刊登刘再复《文学批的美学准》一文,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文体系,提出了异

文章认为:“艺术一种判断,在美学范行,不应质变为政治评论。作者主:社会主的美学当包括三个方面:“(1艺术评应当在美学的范行;(2)真实标当成估量艺术的一个独立准;(3艺术实应当是象形细节与典型形的本一,批家既不当用本的要求来否定细节的价,也不足于细节而放弃典型形的真的美学要求。

关于社会功利准,文章认为艺术追求的社会功利价值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有助于人恶势行斗争,推社会改革的践活2、有助于提高人征服自然和增社会文明。3、有助于陶冶人的灵魂,丰富人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提高人自身的尊感和精神境界及道德素养”。文章特别强调:“激人的崇高精神,起人的尊感,确是最基本的价。文学艺术的特殊使命正在于此。”

关于美感准,文章认为艺术创作是生“美”的程。文学艺术的特殊律,就是美感的律。作者提出:“在艺术美感多元的特征中,最根本的有两点:(1)具体形象性;(2)情感性。作者提出:艺术美的造,要求更大限度的自由和独性。”“美的享受”本身也是艺术的一种价艺术的一种目的。必美学价的独立性。文章最后指出,真、善、美三个准,既有区又是系的。

19801218日《文汇报》)

 

读了这一篇自称“文艺动态”的新闻稿,我特别高兴。因为除了准确地概说我的论点之外,它还特别把我的论说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下进行介绍。我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确实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针对的是四十多年来通行的文学批评标准,即“政治标准第一”的偏颇。倘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便是“大逆不道”,“大毒草”,但《文汇报》却把文章作为“鲜花”报道给全国。《文汇报》能够理解我的论述指向,帮助我质疑流行的政治标准,也帮助我确立新的批评标准,使我感到在祖国南方最大的城市里有我的知音。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出版,为我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但我很快就对它不满意。八十年代里,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爆炸”,都在“突飞猛进”,都在“天天向上”,对于自己的作品,出版不久,就想告别,就想修正,就想补充。大约此书出版3年之后,我就觉得应当写一部新的“鲁迅文学论”或“鲁迅美学论”。在新论中我的写作方式,将不会是阐释性的(阐释鲁迅的权威性思想),而会是“讨论性”的。对于文学的“功利论”,我还会进一步“广义化”,只承认“善”即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延续。也会进一步发挥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大命题。(所谓合目的性也只是合人类的生存延续)。与此同时,我会对鲁迅“拿来”普列汉诺夫的那些功利论进行更多的商榷。甚至扬弃“功利论”。一九九一年我出国之后第三年,到日本参加东京大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学术活动时,作了《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学术演讲。讲话中我作了三点自我反省:(1)鲁迅的偶像化:丢失与鲁迅的对话能力和提出质疑能力;(2)瞿秋白“两段论”模式的影响:忽视鲁迅的“内在悖论”;(3)“三家”整合观念的影响:拔高鲁迅“革命家”形象,缺乏对鲁迅本质化界定的警惕。所谓“三家”,即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当时希望能给鲁迅摘掉“革命家”的帽子。

此次在日本第一大学郑重地作自我反省,是为了真正地告别神化与圣化鲁迅的思潮,也想把自己的鲁迅研究真正从讴歌式和注解式的书写转向对话式和质疑式的探讨。既不“我註鲁迅”,也不“鲁迅註我”;既不把鲁迅当作“亚圣”,也不把鲁迅当作“傀儡”。只想以真实的态度对待真实的鲁迅。因此,在讲演中,我郑重地讲述自己的研究弱点,并以《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为例如是说:

迅的偶像化在我的研究中来另一个问题,是把迅的思想当成斗的工具以抗其他威,也就是在某种绝对尺度提出批候又把迅的思想当成绝对尺度,缺乏对鲁迅思想自身局限的发现认识。例如《迅美学思想稿》,以真、善、美三者作的上、中、下三篇的精神支撑点,又以迅关于艺术、社会功利和美特点相合的准以取代《在延安文会上的讲话》的“政治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价尺度,这对我国文学艺术从狭隘的政治牢脱出来是起了极的作用。但是,迅美学思想本身也被当代潮流所影响,本身也有决定和独断的偏。例如,确文学艺术可以作政治斗争的一翼的念,文学艺术无法超越代与阶级念,绝对排斥“为艺术艺术”的念等等,都是疑的。又如,迅后期情地翻和介绍马克思主,特是普列汉诺夫的理,我在《稿》中价他的就没有弃普列汉诺夫在美学思想中的机械,也没有注意到迅接受的缺陷。

把鲁迅偶像化的弱点,不仅反映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与《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也反映在与林非先生合著的《鲁迅传》中。

《鲁迅传》的写作,林非先生和我都比较注意描述的文学色彩,以增加传记的可读性。也希望能够有别于当时的几部鲁迅传,尽可能还原鲁迅作为“人”的世间性与妥协性。所以在我执笔的部分中,特别设置了“初婚”一章(林非先生也极力支持),即叙述鲁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的婚姻状况。这在八十年代初也算是一种“突破”。我在《传》中如此写道:

迅二十六那年,他在日本留学,一个关于迅与日本女人婚的言,绍兴迅的母周老太太吓坏了,便匆忙地决定迅的婚事。新娘朱安,出身在绍兴城内的一个富裕人家,是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太太的同族。她裹着小脚,身材矮小,不字,但心地善良,性情温和。迅同情母的寡居生活,他想,“母需要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迅妥了,回国按旧式婚礼完了婚。此后几十年月中,他同朱安都保持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没有恨,没有欢乐,没有争吵。一九一九年,迅三十九,才将母和朱安接到北京同住。他各住一房子。一年四季,他间仅有的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迅起床,迅淡淡“噢”了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回。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迅房前关照一下:“关不关?”迅也照是一声简单的回答。朱安没有情,但她的人格是尊重的。迅与广平同居后,仍然一直供着她的生活。朱安对鲁迅也一直怀着深厚的情意。迅逝世后,她继续陪在迅母。老人逝世后,她对鲁迅的友人寿棠:“我生周家人,死周家鬼。”

对鲁迅“初婚”的这一节描述,在当时成了新闻,香港《文汇报》(1981.9.22)《大公报》均以“鲁迅初婚的首次披露”为题作了报道。国内的《文汇报》和《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鲁迅传》的出版消息。我特别高兴的是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的祝贺信,他在信中特别称赞我敢于书写鲁迅的“初婚”一章。

尽管《鲁迅传》有所“突破”,但是整部传记的基调还是以热烈的讴歌代替了冷静的描述。在歌吟鲁迅的战士性格时还是回避了他主张“党同伐异”、“一个也不宽恕”等偏激思维。鲁迅对中医、对梅兰芳、对李四光的嘲弄,我并不赞成,但传记中也未能体现。很明显,太“为尊者讳”了!

在东京大学进行自我反省之后,我虽然不再研究鲁迅,也告别圣化鲁迅的思路,但然觉得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确实无人可比。我虽然反省了以往过分重视他的“革命家”形象,但仍然认为,鲁迅无愧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所以,当夏志清先生贬抑鲁迅时,我仍然承受不了,不得不和他进行一场认真的争辩,尽管我也很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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