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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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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交稿之后,我和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九八一年。这一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中央出面要隆重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年初,兼任文学所副所长的陈荒煤通知我到文联借租的民族文化馆开始为周扬起草“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主题报告”。他告诉我,在九月的纪念大会上,将由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简短的报告,而由周扬代表文艺界(文联与作协)作主题报告。他还说,“中央特别成立了纪念鲁迅一百周年活动的筹备委员会,由邓颖超同志担任组长。你也是一个筹备委员”。陈荒煤通知我之后的第三天,周扬就“接见”了我。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文学所的陈荒煤、许觉民和鲁迅研究室的主任王士菁及副主任濮良沛、曾普等人。周扬接见时讲了纪念报告的设想。说此次报告要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那句话(我们要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主题。他还宣布,“报告由刘再复同志负责起草,再复同志还可以邀请一名助手。”当时我立即请求让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和我一起起草。他是我的好朋友,又写过《鲁迅的哲学思想》一书,思想特别活泼。过后我又要求增加一位助手帮我们作各种辅助工作,这是鲁迅研究室的张梦阳。他是个“拼命三郎”,极为用功,当时正在编辑1000万字的“鲁迅资料文库”。于是,我们三人便兴冲冲地住进民族饭店将近十个月。这段时间,我亲自感受到围绕报告初稿而争执的具体情境(参见拙作《周扬纪事》),也提高了书写“大报告”的驾驭能力。(报告的每一稿都得由周扬亲自审阅,他的意见对于我的写作能力和思想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渡过一九八一,有一个新的强烈的意识在我的脑际中产生。即“从明年开始,我要暂时放下鲁迅,尽管鲁迅很了不起,但我不能让整个人生都陪伴着一个伟人。”八一年最后两个月,我整天想的是以后三年的学术计划。常常想得心潮澎湃,寝食不安,尽管我意识到必须放下鲁迅,但是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写作中,鲁迅的一个文学思想,却仍然紧紧地抓住我。我曾被这一思想所震撼,觉得那才是文学真理。这就是鲁迅在总结《红楼梦》的基本经验时说的:

到《楼梦》的价,可是在中国底小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之自有《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与缠绵,倒是在其次的事。

这段话从根本上启迪了我。“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这种单一化、畸形化的传统格局,不正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界的格局吗?什么“高、大、全”,什么“三突出”,什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不正是传统格局的极端化与病态化吗?这种格局便是“扁平性格”的格局,伪型性格的格局,必须打破这种格局,中国当代文学才有出路。我当时强烈地意识到,当代小说所塑造的英雄,全都带着假面具,全都是假人假性格。真的人物包括真的英雄,一定会有人的弱点,其性格一定是丰富复杂的,其性格运动一定是“双向逆反运动”(参见《性格组合论》),那时,我认定,性格的悖论,人性的真实,才是真理。性格两端(长处与弱点)的二重组合,才是文学的真谛。打破伪型性格论,确立二重组合论,正是天降给我的“使命”。八一年和八二年之交,我个人一直沉浸于这种“发现”的大喜悦之中,在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彻夜不眠。以往阅读过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笔下的人物一个一个地在我脑海中重新浮起,我和他们展开对话。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文学最怕什么?文学最怕把人简单化,最怕把人性简单化了。可是,中国当代的文学犯的正是简单化的致命顽症。除了以前读过的书籍重新回到脑子里,我还借了一大批国外小说,重新进行阅读。八二年上半年,我完全陷入第二次阅读狂热之中(第一次狂热是高中时期),希腊史诗,希腊悲剧,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雨果,梅里美,狄更斯,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一本一本地“吞咽”。连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重新读了一遍。尽管我在中学期间就熟读莎士比亚,但这次阅读,则意识到,马克思所倡导的“莎士比亚化”,其实就是人物内心的宇宙化,也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的丰富化。(席勒化正相反)。出国多年之后,我阅读赵复三先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翻译家)翻译的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所著的《欧洲思想史》,书中如此描述莎士比亚:

 

莎士比以千万化的手法,第一次全面地表出近代人。他第一次勾划出一种新的“人”(anthropoloy)。人是含有多矛盾的生物。他内心的不同方面会醒、起。正是在这许域里的矛盾紧张之中,人才走向自我实现充分理解一点,我只需要把莎士比笔下的人和高乃依、拉辛、卡德容的作品相比,甚至与席勒的作品相比,就可以看出莎士比的人物,性格矛盾复得多。在些人物内心,天堂和地狱时隐时现,互相冲突,才能和邪、天和情欲,由下面来和上面来的引,相互作用,以至有(如傲、野心、贪权、嫉妒),只要有适当条件,能一而成人心中行善的力。一种合,人的品德可以邪才能可以弱。莎士比戏剧第一次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像宇宙那广漠,又像是个混沌的。他把荷但丁笔下,人在地中的旅程转变为人在内心的旅程,的否定表明在莎士比心中没有古代的思想主,也没有十六世新教和属灵派的那种力。(《欧洲思想史》第460-46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这位名叫“希尔”的奥地利思想史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叙述莎士比亚时,就说明莎氏眼中的人,是一种“矛盾的生物”。这确实是莎士比亚对人的基本认识。我在思索“性格组合论”时并不知道欧洲思想者早已如此看“人”,但知道许多欧洲杰出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正是把人看成“矛盾的生物”,把人的内心看成一个无边的宇宙。我的性格组合论,也可称作“性格矛盾论”和“性格悖论”。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一课题的写作,觉得自己在哲学著作《矛盾论》之外正在创立“文学矛盾论”。雄心勃勃,热血沸腾,无所畏惧,愈写愈有劲。到了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已写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等章节,《性格组合论》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于是,我带着“胜利”的心情,把“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一文投给《文学评论》,仅三天时间,当时的编辑主将之一王行之先生就找了我,说编辑部决定刊用这篇论文,他个人还热情地鼓励我,说了一句让我兴奋了足有三天时间的话:你在文学理论上“突破”了!他使用“突破”这一概念给我极大的鼓舞。因为从八一年年底开始,我日以继夜所思所想的,正是“突破”。突破,突破苏联那一套早已过时的文学理念,突破笼罩我国文坛数十年的僵化教条,突破一切意识形态的愚蠢牢笼。这正是我的内心渴求。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我的“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朋友们说,这是“平地一声雷”,我自己也为此高兴得进入新的亢奋,并以更大的劲头写下《性格组合论》。

八二、八三、八四、八五,这四年里,我除了抽空写些散文诗之外,整个身心都投入写作这部理论专著。我写,我妻子陈菲亚和我的朋友曲熹光(还有傅菊人先生)帮助誊抄。像打仗,一章一个堡垒,一节一个壕堑,每攻克一个堡垒和跨过一个壕堑,都充满“胜利的喜悦”。这四年中间,我还经历了一件人生的大事,这就是一九八四年十月,我还在武汉开会的时候,文学所的180多名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全所260人)通过无记名投票,选我为研究所所长,(此事留在“生平史”中详述)。经过两三个月的彷徨,我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年初挑起“所长”重担。但是,即使“重任在身”,我还是埋头写作《性格组合论》。那一年我真的像聂绀弩老人所描述的那样,俨然是个“三头八臂风火轮”(哪吒),白天应付行政工作,晚上则与妻子开夜车。她一边哮喘,一边抄写;我则一边亢奋,一边着笔。在“废寝忘食”的状态下,《性格组合论》终于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完成,并把完整的、将近四十万字的书稿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郝铭鉴先生。经过将近半年多的审阅和修订(这期间我还专程到上海一回,躲在铭鉴兄为我租好的旅馆里阅读清样),终于在一九八六年七月推出了第一版。出版之后的情况,我曾在“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一文中写道:

 

《性格一出版,人民日就在第一时间道“一而空”的消息,之后,便一版再版,直至第六版,行量近四十万册,成一九八六年的十大畅销书得了几个主要颁发的“金”。奖项和外部评语,我来不在乎,得自己不受批判便是旋,最重要的是能够发出自己内心真而自由的声音,但“金匙”一名字在很美,也很切合我的喜打开思想窗的心灵走向,所以就住了。

《性格》第一版,郝铭鉴和上海文出版社的煌等其他负责人,特在上海布会,要我作个“讲话”。面一千多个好学的听众,我以最定的颂扬巴金所作的“”(原名《随想》)。悔乃是民族新生的第一步。我曾共同造了一个错误代(文化大革命),在错误中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任。对这任的体,便是良心。“受蒙蔽”而入“共犯构”,没有法律任,但有良知任。演后我收到几百字条,其中那些感人的言除了我震撼之外还让我感到上海大城市然跳着一集体性的大的良心。演后,我开始字,伍排得很,一些台上的性急的年青朋友差些把桌子倒。签书半小后“拥挤象愈来愈烈,我坐不住了,郝铭鉴诸兄怕我不“安全”,竟把我“走”,匆匆逃离了会。那一天,我感到八十年代的上海真是一火,得我身是,也得我思想更为动荡。所以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后,我便立即撰写《文学主体性》,一而不可收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天,钱钟书先生急着找我,他得知《性格》印数已超三十万,我要“知止”,学很容易成俗学,不要再印了”。先生一言九鼎,我立即写信铭鉴兄,上海文出版社不要再增印了。出版社尊重我的意,也就止于第六版。先生是个极有智慧的大学者,他深明“知止不殆”(《道德》)的真理,阻我完全是保我。

 

《性格组合论》为什么会引起如此的“轰动效应”?许多朋友和我聊过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时代所赐”,因为全国上下都讨厌那些“高大全”的陈词滥调了,时代渴望真实,渴望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思想产生。尽管人们的评价有所不同,但都承认《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性格组合论》是新鲜的书籍,至少在八十年代那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它是新鲜的思想。然而,我也常常自我反省,那个思想裂变的时节,能让我坐下来好好思索的时间并不多,写得毕竟匆忙。出国之后,我甚至想,如果能让我从从容容再写一部新的《性格组合论》,我至少得进入几个问题:(1)人的性格极为丰富复杂,到底是说“二重组合”好,还是说“多重组合”好?(2)性格组合原理可以覆盖书写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对于浪漫主义作品,对于荒诞主义作品,这一原理能够适用吗?(3)文学不断在创造,不断在更新,有些小说, 例如我的朋友高行健所写的《灵山》,根本就没有人物,更谈不上“性格”。《灵山》以人称取代人物,以心理节奏取代故事情节。性格原理与这样的小说根本无关。因此,需要不需要对性格原理的辐射范围作个界定?(4)《性格组合论》常讲性格中的“善恶矛盾”,却未讲“善善冲突”,而许多悲剧恰恰是善与善的共犯结构,这该怎么解说?在思索的过程中,我认真地阅读对于性格原理的批评,其中,夏中义先生的批评正好和我的反思相互叠合。他在《新潮学案》(上海三联出版)一书中写道:

 

纵观西方文学人物形从古典主→浪漫主现实→自然主代主代演化,不辨出“性格”仅仅是在现实鼎盛期才靡文的某种象。假如从巴扎克首次推出《欧也妮·葛朗台》现实义经典算起,历经列夫·托斯泰的《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直到曼·罗兰的《·克利斯夫》,这长80年之久的现实黄金代无疑也是得“性格”欣慰且珍月。因,在此以前或在此之后,“性格”要么未入文学史,要么已走下坡路,盛极而衰。表明:“性格”只是文学人物形演化史上的精彩一章,而不是永垂古今的不朽典范。不妨略作比。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古典主人物造型,不高乃依的熙德(悲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失(喜),皆清一色的型而非矛盾型的“性格”,因其形构成不符合刘氏定式的第一条款:“两极性”。雨果的浪漫主的“楼怪人”倒具“两极性”,它是“美丑照”的,即由圣天良与丑陋形体整合而成,但仍称不上“性格”,因现实看来,它未免奇色彩过浓,斧痕深,似两种绝缘体的机械嵌,缺乏刘氏定式所强调的内在“整体性”及由人物心灵跌宕所呈的“深性”。但考到“美丑照”式的人物造型,竟比古典主义类接近现实“性格”,或者它犹如阴阳人,既沾着古典主义类型的粉墨,又现实“性格”的因子,故似也可称雨果的人物“后型”或“前性格”,但不算真“性格”。古典主、浪漫主与“性格”基本无,至于代主的人物造型,如依斯的斯台芬那身心游离的分裂构更是直接撞刘氏定式的,大概只能命名“非性格”或“反性格”。这样,与上述西方文学思潮的宏走向相对应,我似又得了一份粗线条的微人物形演化表,即从型→前性格→性格→非性格或反性格。

 

夏中义从文学史的角度说明性格组合原理不带普遍性,它未能覆盖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主义”下的文学,均与“性格”无缘。确乎如此,夏中义的论说显然是正确的。未能说明性格原理的适用范围,确实是《性格组合论》的一个弱点。尽管夏中义的批评相当尖锐,但我认为他的批评是很有水平的人文学术批评。所以我读后立即写了一则短文发表于香港《明报》,赞扬他的《新潮学案》。写作这篇短文并非为了表现自己的“谦虚”姿态,而是觉得他的批评确有道理,与我的反思十分相通。一九八五年是我最繁忙的一年,一方面,我必须履行“所长”的职责,除了日常的所务工作之外,还要准备一九八六年初的“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85周年、从事文学活动65周年的会议”,另一方面,自己又要用相当多的时间写作《论文学主体性》。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朋友(如莫言、韩少功等)的思想已经冲破牢笼,我的《性格组合论》各个章节陆续发表,对他们可能有所刺激,而他们的创作也刺激了我。我当时利用“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的权力,倡导文学观念的变革,还借我的同学林兴宅之力,把系统论引进我们的变革活动。我知道不能把自然科学的理论硬套入文学理论,但是系统论的一套新的语汇和思维方式,却有利于我们打破僵化的思想模式。凡是有利于打破僵局的,我都想“拿来”试一试。于是,一场方法论变革热也就燃烧起来。(对于文学主体性的思考,并不是方法论的变革,而是基本文学观念的变革。)

 

(四)主体飞扬与超越惹起了纷争

大约是这一年夏天,我刚把《性格组合论》的稿子送走。程广林告诉我一个重要学术信息,说李泽厚发表了一篇《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我立即找来阅读,读后真受到了启发,也明白了:所谓主体,乃是指人,人类。主体性便是相对于自然界与外界的人的本质属性。按照康德的说法,人是“目的王国”的成员而非“工具王国”的成员。把这一观念引入文学领域,那就是说,作家是文学目的王国的成员,而不是政治工具王国的成员。而我国的文学艺术,其根本问题恰恰是作家变成了政治工具,作品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号筒。就在这一年,《文学评论》评出的最好文章,其内容讲的还是“文学的党性原则”。我当时是文学所所长兼党组书记,怎能不讲党性原则,但是,我认为,作为现实主体,我可以守持党性原则,而作为文学艺术主体,我则可以超越党性原则而讲人性原则与个性原则。完全可以把“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分开。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关键点:文学主体性的关键在于文学的超越性,即作家诗人在进行创作时,可以超越现实主体的身份和立场,(共产党员可以超越党性立场)而以艺术主体身份进入文学精神价值创造。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他人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文学个性。李泽厚讲的主体性,是人类群体的主体性,即人类通过历史实践活动实现人类成为人类的可能性(从自然转化为人的可能性)。而我讲个体主体性,即作家个体超越现实主体(世俗角色)的可能性。因为需要“超越”,需要从“现实主体”跳到“艺术主体”,这就需要作家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在论说“主体性”时也用较多篇幅讲述主观能动性,并说明作家的内心乃是一个内宇宙,“主观能动”的空间极大,完全可以作一番“天马行空”的事业。构思完成后,我自己觉得逻辑很“严密”,既不反对现实世界的“党性原则”,又可提示作家进入文学创作时应当守持个性原则。

《论文学主体性》大约五万字。我在一个月里写成,但是,连同阅读与思考却用了好几个月。因此,交稿时已是八五年十一月了。接着,《文学评论》分作两期发表(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和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学评论》的编辑主任王信和其他几个主将贺兴安、陈骏涛、王行之等 ,未和我商量,就决然把《论文学主体性》放在“头篇头条”隆重刊出。我虽为《文学评论》主编,但只是挂名而已。实际工作都靠副主编何西来和编辑部的优秀骨干与同事。他们当时的思想极为开放,对于极左派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僵化极为反感。所以他们也举起“文学主体性”的旗帜,勇敢地呐喊。因为变革之心太切,排版时竟然把周扬的文章(刚发现的佚文)放在我的文章之后,因此,八五年第六期的《文学评论》出刊之后,首先回应的并不是“左派理论家”,而是文艺界的领导人冯牧等。冯牧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竟然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周扬之上,太狂妄了。他不听我解释就把电话挂上了。八七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我作为总主编,和出版社一起邀请文艺界的领导人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参加。冯牧见到我时,仍然满脸冷气,说话带刺。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完全不给我一点“伸冤”的机会。

《论文学主体性》将会引发不同意见,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有两点倒是我始料不及,一是它竟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二是竟招惹那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生气甚至愤怒。在这些气愤者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丁玲。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很杰出的老作家。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是我认定的经典。后来虽不喜欢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仍然尊重她。一九八七年春节,那是《论文学主体性》刚发表后不久而迎来的节日。在此节日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赵忠祥和另一位女主播),举办了一个“各界名人”的茶话会。规模很大,大约是四五十桌,每桌八个人。丁玲就在距离我五六桌的位置上。赵忠祥一桌一桌地介绍与会的嘉宾。先介绍了丁玲那一桌,介绍她的时候,她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介绍到我的时候,我看到丁玲慢慢地朝着我们的桌子方向走来。没想到,她竟然走到我的身边,满脸严肃地说:“你就是再复同志,很好,你很有才气。但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你讲主体性,那么,作家要不要有自己的立场?讲主体性还要不要立场?”在她走到我身边时,我立即站起来,听完她的提问,我立即明白其问题的意思,就回答说,“作家当然要有立场,但是,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讲政治立场,而在文学创作时,还是要回到文学立场。”丁玲老太太听了很不高兴,只说了一句“两种立场是分不开的!”然后就掉头走了。

第二个是姚雪垠。他也是我熟悉的老作家。他在《红旗》杂志里发表两篇长文(名曰“商榷文章”),之后又声言这是“用马克思主义重炮”来开打我的“新理论体系的缺口”。关于他对我的批判和我对他的回应,留待“生平史”中再细说,这里从略。姚先生对我的批判本就惹人注意,加上我接受《文汇周刊》记者刘绪源的采访并进行驳难,更使他怒发冲冠。竟然宣布要到法院起诉我。他一宣布,事情就闹得更大。以至变成全国的一大新闻。

第三个是胡绳。一九八七、八八年,胡绳是我所寄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们个人的私交原本甚好,没想到他却完全反对我的“主体论”。后来我才知道,他批判过舒芜的“主观论”,认定我的“主体论”正是“主观论”的翻版。其实,胡绳并不了解“主体论”。主体是指人,人类。有个体主体性,有人类主体性,有群体主体性。群体中的党派、民族、种族、国家都可以有主体性。我讲的“文学主体性”是个体主体性。就个体的主体结构而言,它既有个人的主观意识部分,也有个人的客观实践部分。人可以是意识主体,也可以是实践主体。主观意识不等于主观主义,客观实践也不等于客观主义。在讲述主观意识时,我强调主观能动性,这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确实相通。但是,这种能动性与战斗精神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以“主观”引爆“客观”,这是文学创作的常态。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无法实现对现实主体、现实时空的超越。当胡绳约我到他家里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认真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让他非常生气。关于这段论争,我在《胡绳纪事》(另名《爱怨交织的往事》)一文中作了一些记载。

胡绳不同意我的“主体论”,但始终认为这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所以在他家里争辩时,他的第一句就说:“尽管我不赞成给你上纲上线,但我也不同意你的观点。”而给我“上纲上线”、发表在《红旗》(1986年第8期)杂志的陈涌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此文断言:“提出‘文学主体性’不是枝节问题,也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也许因为陈涌把问题严重化与政治化,所以引起了香港和海外一些报刊的反弹。直到前两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任人文学部的客座教授时,课堂里还有学生问起文学主体性的问题,逼得我不能不又作了如下简要的解释:

 

二十八年前,即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之,我在理尝试超越现实主体,表了《文学主体性》。文的理重心,就是作主体的超越性。我的文章具有较强针对性,或者具有了较强史具体性。在我篇文章之前,文学界普遍没有把现实政治与文学两件事分开,相地,也没有把作家的现实身份与艺术身份分开。实际上,每个作家都具有双重角色和双重主体身份:一种是世俗角色即现实主体,(例如党、部、革命士等),另一种是本真角色即艺术主体(例如人、作家、戏剧家等)。在政治现实层面上,你是党,当然党性;可是一旦你入文学作,须讲人性、个性、造性,也就是,当入文学,作家就超越了现实主体,也超越了现实中的党性、律性等。我提出种理念,自然流行的“文学党性原”构成挑。所以表后引起很大的争,受到很多批。我迎批,但政治上的批使我无法继续讲问题的各个面。倘若我充分述的自由,我至少述主体性之外的“主体性”(外在关系)和内部主体性(内在主体的语际关系),而且述超越性的其他面……文学主体性就是要充分展示艺术主体的本属性,即个性、我性、自性等等。之,实现文学主体性,就是实现他人不可重复、他人不可替代的个性,就是超越党派性、大众性、世俗性而美殿堂。

(引自《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论文学主体性》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之后,我仍然继续思考。一九八八年,我开始收集关于“主体间性”(也称“主体际性”)的各派观念,准备再写一篇“论文学的主体间性”。可是,尚未着笔,我就在一九八九年离开故园走进芝加哥大学。虽然身处异邦异地,但还是牵挂着“主体性”学案,于是,又写了“再论文学主体性”。这篇论文,乃是对《论文学主体性》的补充,也是对国内批评者的一次温和的、学术性的回应。此外,也想让西方学界能了解我在说些什么。因此,论文的第一部分便是“主体性命题的文化背景。”第二部分,我再次阐释主体性的中心乃是超越性,即作家对现实主体、现实视角、现实时空的超越。所以小标题是“主体性的若干范畴和文学的超越性特征”。第三部分的重心也在于此。小标题为:“创造主体性:艺术主体对现实主体的反抗和超越。”

到了海外之后,我才发现,离开中国的语境,继续讲述文学主体性没有多少人关注,除了校园里极少数文学理论研究者之外,根本没有别的人关注。在美国校园语境中,没有论敌,没有听众,没有回响。到了这个时候,才明白我的知音全在中国国内。在极端孤寂中,我甚至认为,“论敌”也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便放下“文学理论”,进入《漂流手记》的系列散文写作(下文再详述)。在学术上,则把阅读思考的重心转到文学史。因此,从九十年初开始,我就产生一种“未完成”的遗憾:遗憾没有把“文学主体性”的研究课题加以完成,遗憾才刚刚说了一些话就中断了。这种遗憾,直到现在还常常涌上脑际。去年(2014)在苏州大学开了一个“八十年代文学理论讨论会”,刘锋杰教授(经林建法兄转达)邀我参加。我在给刘锋杰先生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这个遗憾,信中我说:

 

起八十年代的文,我憾。因那是一个未完成的代,我自己也是一个未完成。以“文学的主体性”而言,我才刚讲了“主体性”(走了第一步)就中断了。按正常的思想逻辑,第二步“主体性”(或称“主体性”);第三步(八八年才想成熟)再“内在主体性”。第二步哈本充分,但不是在文学范行。而第三步,完全可能只属于中国学者。因有高行健写出的人称小《灵山》可作依据。 《灵山》的内部主体三坐 (你、我、他) 所形成的复杂语际关系,把弗洛伊德的静内主体(本我、 自我、超我)化为动态的主体性,正好可借此些他人未曾说过的理 可惜我们错过时间错过的可能。再如“悔意”,也是一提起就烟消云散。此一理念目好像很老,其涉到人性的真与灵魂的真,也涉到作家的“大悲”等精神深度。幸而到海外后,我和林岗还合著了《罪与文学》,从而表述了一部分思想。(201410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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