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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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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性格组合论》出版之后和《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我的心态是:“文学理论的变革,我已尽了责任了,接下去,我得从理论热转向文化热了。”于是,从八六年到八七年,我便开始关注文化。那时我对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充满热情和期待,觉得文学理论的变革,还不足以表现我满心的热望。只有通过文化批评,才能使自己的人民摆脱因袭的重担。当时我想到,实现“人的现代化”才是当务之急。

光有“心愿”是不行的,重要是落实。于是,我注意到研究所里的年轻才俊林岗。林岗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我担任所长的时候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不到三十岁的副研究员,在社会科学院里可能是唯一的)。《光明日报》为此事还特别作了报道。当天,钱钟书先生读了这一则新闻,还特地打了电话给我,说你破格提拔林岗是对的。我所以看中林岗,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他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林若的儿子),而是因为他很有思想。每次和他交谈,无论是谈论中国近代史还是中国古代史,他都有真知灼见。而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我们更是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他是一个“高干子弟”,但质朴得像一个“农家子”,和我很合得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然和我一样,也认为“人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其关键是构建“独立人格”。我们谈鲁迅,谈现代人文书籍,觉得鲁迅所以写作《阿Q正传》正是痛感中国人太多病态人格,太多奴隶性。有一回我们一起散步,我说:美国任何一个总统,包括里根,绝对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发动起来,就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缺乏“独立人格”。我记得他回应说,鲁迅批判中国人很喜欢围观,他在一篇杂文中说,如果你吐一口痰,然后自己先站着看,接着一定会有人随之围着看。如果有一个人大叫一声“走了”,其他人也会跟着走散。这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性格,归根结底是缺乏独立人格。由于心灵相通,我们就商定共同写作一本“批判传统”的书。他说他已写出《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的一篇论文,我读了之后,觉得“好极了”。文中对“主奴根性”的剖析写得特别精彩。我觉得中国人的病根正是在“主人”与“奴隶”这两个角色里不断互换。当主人时是“兽”,当奴隶时是“羊”。记得当时我对林岗说: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在两个角色中互换,要么是“看守”,吆喝别人:要么是“囚徒”,任人吆喝。不管充当哪个角色,其实都是他人操纵的“傀儡”和“器具”。换句话说,不管是主人、看守的兽性,还是奴隶、囚犯的羊性,都不是理性,也没有尊严的人性。由于思想的合拍与相通,我们决定共同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一九八七年我实在太忙,顾此失彼,所以要求林岗多执笔,而我尽可能出些思想,最后,我只执笔总论和附论。商定了之后,两个人就拼命读,拼命写。到了一九八七年底,初稿就完成了。拿着沉甸甸的稿子,我们一起去找三联的社长范用先生。他很快就读完书稿,并选定董秀玉为责任编辑(她很快就被提拔为三联总编)。秀玉因工作太重而病倒住院,我到医院里去看她时,她的病床上还放着《传统与中国人》的稿子。她双手颤颤巍巍地拿着书稿说:我脑子一清楚就看,陆陆续续已读完了,出院后就发稿。看到她满脸病容还在说我们的书稿,真让我感动不已。那个瞬间,我想到:唉,所谓文化事业,不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然后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刷出来的事业吗?秀玉真了不起,发烧了,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

半年之后,即一九八八年五月,三联终于正式出版了《传统与中国人》。范用先生亲自作封面设计,封面的左角边是一个阿Q像,它意味着在此书乃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继续批判”,承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出书时,我第二次见了范用先生。本来是想说几句感谢的话,还来不及开口,范老反而一见面就道谢,他说:谢谢你和林岗给我们新书。这些年我们靠“炒冷饭”过日子,你们的书可以让我们吃新饭了。那个瞬间,几句诚挚的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在海外的日子里,他是最关心我的老人,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有时直接寄,有时通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刘文良转送。我在《常常想念您,范用先生》和《三联三代皆好友》两篇散文中,略有记述。能和范用这位纯朴、正直、和蔼可亲、有勇有识的人交往,我的人生真增添了许多温暖。现在范老已经逝世,但我心中总是常有他的微笑和勉励。范老,范老,您多么可敬,又多么可爱呵,您的人生才是一本最美丽的书籍!一本让我永远品尝不尽、体会不完的书籍!

漂泊到海外之后,特别是思索的重心“返回古典”之后,大约是因为在海外安静的环境中重新认真阅读故国古代的经典,因此,我从一个故国的“土地崇拜者”变成了一个故国文化的崇拜者。所以对《传统与中国人》的写作基本点(即以“批判”为基本点),有所“反省”,而且从“批判”的基本点转向“开掘”的基本点。当然,我也不放弃“批判”,甚至写了《双典批判》一书,然而,批判对象变了。我批判的是崇尚暴力的《水浒传》和崇尚心机权术的《三国演义》,而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儒、道、释的深层内涵,则认真开掘了。尤其是对于集三大文化精萃的《红楼梦》,我更是爱入心胸,爱入血脉,爱入骨髓。尽管我和林岗没有写出重新认识传统的文章,但在二〇〇二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传统与中国人》时,我们在前言中作了一点解释。含蓄地说明在八十年代末写作此书时偏重于人文学术“主观性的那一方面”,即偏重于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之下与现实的对话。”说得明白一些,便是借批判传统以批判现实。即现实社会中种种丑陋的国民性格,依然是我们写作的出发点总之,《传统与中国人》的写作,还是沿袭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审父”思路,对父辈文化与祖辈文化的弱点还是进行尖锐的鞭挞。

 

(六)走出共犯结构和中西文学的宏观比较

在与林岗共同思考传统与“人的现代化”课题的同时,我们还共同思考另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文学中的忏悔意识。一九八六年我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全国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时,就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弱点乃是“批判有余,忏悔不足”,即审判时代的作品很多,但缺少审判自我的作品。我当时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全国各阶层的人,从上到下)共同创造的一个错误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一分责任。意识到责任(不是法律责任,而是良知责任),便是“忏悔意识”。我和林岗讨论时还想到,中国历来的政治,都是“替罪羊政治”。发生了大错误,就抓几个替罪羊惩罚,其他人(从皇上到平民)都把责任推到替罪羊身上,而自己则是干干净净,万事大吉。完全没有“责任承担”意识。在文学中,则是罪恶全在“几个坏人”身上,坏人一除,冤案一结,便是一了百了。作品并不表现“罪人”自身灵魂的挣扎,完全没有良心责任的牵制(忏悔意识的呼唤),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那样深刻的作品。我和林岗都认为,要真正从“灵魂深处”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真正从“思想深度”上提升我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必须从“审判自己”开始。作家也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我非常赞赏巴金的“真话集”,就因为他拥有忏悔意识。可是,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之后,立即遭到“薄一波同志”的强烈反感,他质问道:“我要忏悔吗?共产党要忏悔吗?”这是他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时大声呐喊的。编辑部回应说:刘再复只是一家之言,我们明天就会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也因此,编辑部里的朋友事先给我打招呼:明天将发表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请你理解。薄一波因为身居政治高层,他把“忏悔”二字联想到“党”和他自己,难以接受,我是可以理解的,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所尊敬的老作家夏衍也在《光明日报》表示:日本侵略中国,应当忏悔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看到《光明日报》的新闻和夏衍的谈话之后,我才感到谈论“忏悔意识”并非易事。除了听到领导人的反应之外,我还听到几位好心的朋友传达“社会”上的反应:“讲忏悔意识是在替四人帮开拓罪行,鼓吹错误人人有份。”

在精神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我和林岗决定,应当写一部学术专著,把“忏悔意识”讲深讲透。可是,刚刚下了决心而分头阅读的时候,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了。这年八月,我抵达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一落脚,我就念念不忘这个重要课题。第二年,我得到李欧梵和郭枫先生(基金会)的支持,把林岗请到芝大一年,正式进入“罪与文学”的写作。刚出国头两年,是我最孤独的时候,林岗的到来,让我高兴到极点。他就住在李欧梵(东亚系)为我租借的大房里,我们除了一起参加学校的各种讲座活动之外,就是讨论《罪与文学》这一课题。充实的精神生活很快地取代背井离乡的寂寞。那个时节,我和林岗都进入很深邃的精神层面,初步写出来的章节,学术性也很强。可是,林岗访学的一年期限很快就满了。我本来想把林岗再留一年,但是邹谠教授(芝大政治系讲座教授)读了《传统与中国人》之后非常欣赏,他告诉我:像林岗这样的难得之才,应当让他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去进修,访问半年。还说他立即写份英文推荐信,而我写一份中文推荐信,一起送给傅高义教授。结果很快就得到傅高义教授的应允。林岗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之后非常受“重视”。当时傅先生正在写作《广东在前进》,林岗这个广东小地保,自然是特别受欢迎。后来傅高义教授出版了《邓小平传》而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林若,还说“我和他的儿子也成为朋友”。

结束哈佛的访学之后,林岗就回国了。回国之前,我们约定,一定要把《罪与文学》写成。一九九八年,我和葛浩文教授策划主持“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又把林岗请到美国。相逢时,我们再次商定,务必在二〇〇〇年之前让《罪与文学》脱稿。我们分头执笔,(大约一半对一半),终于如愿以偿,在二〇〇〇年完成了此书的写作。二〇〇二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很可惜,这部我最满意的学术著作未能在大陆出版。国内的学界大约不知道有这本书。反而是台湾学界首先关注了。二〇〇五年我到中央大学“客座”时,中文系教授、《红楼梦》研究家康来新教授告诉我:此书在人文学院里是教师推荐给学生的必读书。我曾给仍在北京三联主持工作的董秀玉打电话,询问三联能否出版,她读了之后告诉我,整部书的学术水平是足够了,就是最后一章(写高行健的一章)能不能先拿下来?我知道她的难处,但我又觉得拿下来无法面对行健兄,所以就放下出书的念头。直到2010年,中信出版社的周青丰先生主动地要求出版我的书系,清单中也有《罪与文学》,我当然很高兴。青丰年轻有为,有识又有胆,终于让《罪与文学》在国内问世了。

此书的写作,我称作“十年磨一剑”,即从一九九〇年开始思考、写作到二〇〇〇年完成,整整十载。我之所以比较满意,一是因为写得很认真,学术性的确较强;二是因为我们借助这一题目,实际上对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作了一次宏观性的比较,发现中国自古到今的文学,只有“乡村情怀”,缺少“灵魂呼告”。这与中国大文化里“上帝缺席”的状态相关。第三点是我们从忏悔意识(良知责任与灵魂维度)的视角对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总结。这不是一般化的总结,而是以世界文学为参照系的总结。第四,我们在此书中提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例如“共犯结构”、“共同犯罪”、“无罪之罪”、“超越视角”、“灵魂维度”等等。如果是在八十年代,这些概念与论述,一定会引起极大的争论。尽管此书尚未得到充分的注意,但林岗和我都确信,二、三十年后,《罪与文学》将会被广泛关注和研究。

 

(七)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来到芝加哥大学东亚系。那时好友李欧梵教授正好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从“鲁斯基金”那里申请到24万美元,便让我和李陀、甘阳、黄子平等流亡朋友作为“访问学者”驻扎下来。从而形成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流亡者群落。

从一九八九年秋到一九九一年秋天,整整两年,我就在这个“流亡者部落”里生活,那时李欧梵像“家长”似地照顾着这一群来自北京的“沦落人”。我戏称他为流亡部落的酋长。他和李湛忞(人类学学者)、查建英(自由作家,正在与李恋爱)为我们每个人租好房子,每个月还发给我一千美元的生活费。当时首先得学说话,李欧梵就请尚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意青(后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教我们英语。(她是很好的老师),课室就设在我的临时寓所,听课的除了我和我妻子陈菲亚,李陀和黄子平之外,后来加入的还有李陀的前妻张暖昕(电影导演)。许子东、苏炜也偶尔参加。我们都很努力,可惜,那时我已四十八、九岁,舌头硬了,发音不准,说起英语,美国人听不太懂。因此每次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开party,我总是心理负担很重,幸而系里的老师中文都讲得很好,还是可以愉快地交谈。

每逢周末,这个流亡者部落就会在我的家中聚会,说说国内国际形势。那时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原是文学所的苏炜。第二年他移居到普林斯顿。他走后林岗到芝大东亚系访问一年。经费由鲁斯基金会和台湾郭枫基金会赞助,也住在我的寓所里。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里,尽管周围有许多朋友,甚至还有特别关心我的老先生邹谠教授与他的夫人卢懿庄教授(我每次讲座,二老总是去听),但我还是经历了人生最孤独、最寂寞的时刻。我本来就是一个恋土情结很重的人,一旦离开故乡故国就屈指回程的日子。这回被抛到大洋的另一岸,连根拔了,面临着的是无边的时间的深渊。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前还在研究所里指手划脚,身心紧紧地拥抱着大时代,今年却被抛到异乡异国,无依无着。那时候有些流亡者信心十足,误判形势,以为过两三个月形势改变就可以回国。而我却很明白,这只是妄念,不可把幻想当作现实。我意识到,没有边际的第二人生开始了,此次人生将要在天涯海角渡过。这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规范,另一样生活。一切对我对我都很陌生,一切都没有心理准备。况且,母亲、女儿还在国内,仅仅刻骨的思念就足以把我摧毁。那时打越洋电话,一次得花费几十美元,我没能力打,只好不断写信,给母亲写,给女儿写。第二人生第一页的“写作史”,可以说就是写信史。这些信,有的还收入十年后才出版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和剑梅的通讯),有的则随风消失。我自己快撑不住了,还得竭力安慰母亲、女儿,当时我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而且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天天都觉得自己落入海里,快被淹死了。梦里被淹死了好几回。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危机。也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自救”。我不像别人还心存幻想,也不像有些朋友那么喜欢西方,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故土崇拜者,总是眷念着那片黄土地。心理的倾斜度比别人多十倍、百倍。那么,如何“自救”呢?在极端苦闷中,我终于想到,自救之路就在自己的手上。你的手,你的笔,你的纸张,你的方格,全是你的路。对,写作,重新写作,这就是路。把当下的孤独、寂寞、无助、思念全都宣泄出来,这就是路。早些年不是在阅读鲁迅所译的《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所作)吗?此刻就应该把大苦闷象征出来,放射出来。写出来后没有地方发表,不要紧,它可以成为“藏书”、“焚书”(李卓吾的概念)。能放射出来、宣泄出来就好。能放射,能宣泄,就能活下去,不要犹豫,不要寻求写作目的,不要寻求发表,不要寻求回应,此刻就拿起笔写作。于是,我决心写作散文,并开始着笔。事情真巧,就在一九九〇年我最苦闷也是下决心写作的时候,陈若曦大姐来了电话,她说她得到赞助,将创办一个名为《广场》的刊物,让我投稿参与。我当时手头已有十来篇散文,就满口答应,说我可以给《广场》一组“漂流手记”。于是,就以此为题,一篇一篇写作,没想到,后来写了整整十卷。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九年,出版了《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漫步高原》、《阅读美国》、《共悟人间》、《独语天涯》、《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和《大观心得》。第一卷《漂流手记》先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之后台湾的“时代风云出版社”也出了一版。此卷中的“漂泊的故乡”、“心灵的孤本”、“瞬间”、“孤独的领悟”、“生命的空缺”、“草地”、“遥远的狼嚎”、“接近死亡的体验”等等,都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漂流心态。尤其是“漂泊的故乡”,我如此写道:

 

漂泊的故乡

  两年前,我开始在异国漂流的时候,好像不是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深海里,时时都有一种窒息感。这种感觉无边无际,仿佛就要把我淹死。我知道,产生这种感觉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失落了故乡。

  故乡的一切都是我需要的,无论是森林、草原、沃野还是沙漠、洪水、荒滩,也无论是慈母、亲朋还是敌人,那怕是山林里那些被我追赶过的丑陋的野猪和被我捕杀过的小老鼠,也是我需要的。我爱故乡,包括爱故乡的贫穷,我永远不会嫌弃贫穷的父老兄弟。

  然而,我却被故乡逼走了。我意识到自己开始漂流。故乡横贯东方的大陆,非常辽阔,人群多得像沙粒、小草和蚂蚁,它决不在乎减少一粒沙、一株草和一只蚂蚁。故乡告别动物界后的历史很长很长,但仍然很野蛮,至今还常常玩着原始的游戏,还会杀戮和逼走自己的儿女,但我仍然爱故乡。当然,我不是爱那些残酷的游戏。忘记过了多少日子,我的窒息感消失了。再也没有被淹死的恐惧。这也和故乡有关,因为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又发现了故乡。这个故乡,就是漂泊的故乡。

  故乡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在西方漂泊了。这里的土地埋着许多漂泊者的尸首。在这个同样也很辽阔的地面上,到处都有我熟悉的黑头发和黄皮肤,到处都有故乡的小镇、书籍、衣饰、大瓷瓶和花生糖,还有孔子、孟子、庄子和数下尽的来自故国的满脸忧思的照片和学说。故乡昨天就开始漂泊,今天又同我一起漂泊。

  今年五月,我和欧梵等几位朋友在洛杉矶观赏了一个德国现代艺术展览会。在法西斯横行的时代里,这些作品被纳粹称为“堕落艺术”也被展览过,创造这些艺术的画家也被迫流亡。然而,时移境迁,当年纳粹眼里的“堕落艺术”和精神污染,今天却变得光彩夺目。了解德国这群漂泊到北美的艺术天才,才知道他们想的和我想的很不一样。他们不是觉得失落了故乡,而是认为自己带着故乡到海的另一岸,而且带着的是故乡最高洁的部分。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托马斯·曼的一句话放在展览品的前列,像是展览的序文,他说,我虽漂流到国外,但祖国文化就在我身上。此时我才领悟到,故乡和故乡文化也在我的潺潺流动的血脉里,它也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我的用象形文字构筑的书籍,我的书籍中的象形文字,也是故乡。难怪,当我的文字被禁止的时候,我听到了故乡躁动的声音。我是故乡的一部分,生活在故土的朋友和敌人都与我息息相关,或缅怀,或仇恨,都在证明故乡和故乡文化也在我身上。

  我背负着黄土地漂流的时候,也像在故国那样,照样在图书馆里寻找荷马、但丁和哥德,寻找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与福克纳,也寻找柏拉图、孟德斯鸠、康德与马克思。女儿读着英文版的莎士比亚,我则读着中文版的莎士比亚。他们的书籍,也是我的根,我的精神家园,这是和长着稻麦的家园不同的哲学家园和艺术家园。这个家园不是坐落在地上,而是飘浮在我的头顶和我的眼中,它没有泥土的香味,但有乳汁与果实。我从小就在这些家园里采集过童话、文采和思想。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姑娘早就是我儿时的朋友,我知道要给人间一点光明和温暖,自己一定会站在黑暗与寒冷的雪地里,这个道理就是她告诉我的。进入少年时代之后,哈姆雷特、浮士德、娜塔莎好像就生活在我的村庄里,为了替安娜·卡列尼娜辩护,我确实和同学打过架。即使到了一九八九年,当我在被死神追赶的路上,于恐惧之中,还想到基督和浮士德,可见,在我生命的深处,他们也是我的理性的泉水。我的根不仅连着庄子的鲲鹏与蝴蝶,也连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泉水、蝴蝶、海、王子、美丽的艺术之星,伴随着我作精神的流浪,他们全是我的漂泊的故乡。

对于故土,我已不再像儿时那样混混沌沌,只会在母亲的身上爬动,除了寻找母亲的乳房之外,什么也不懂。一旦离开了母亲,就哇哇大哭。其实,到处都有漂泊的母亲,到处都有灵魂的家园。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思念故乡,寻找故乡,重新定义故乡,后来便成为十卷《漂流手记》的第一主题,手记的第三卷我干脆把它命名为《西寻故乡》,直接给故乡一个新的定义,这就是故乡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不是地图上一个固定点),而是灵魂的帐篷,情感的归宿。哪里有自由,哪里有知音,哪里就是故乡。在西寻故乡一文中我写道:

 

西寻故乡

 

1

    

    离开故乡之后,我又在寻找故乡。  

    我寻找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情感意义上的故乡。地理上的故乡一打开地图就能找到,而寻找情感上的故乡,却行程无边,道路漫漫。

2

    我开始用世俗的眼睛寻找,并找到我的第一个故乡,这就是温暖而布满芬芳的母腹。我在母亲的腹中吮吸了最原始的生命激情,然后长出双翼,飞向人间。第一个起点就规定了故乡的意义。故乡,就是爱,就是那个用爱紧紧包围着我而我也用爱紧紧地拥抱着它的地方。

 

3

    我的第二个故乡是我父亲的肩膀和身躯。当我在母亲的乳汁的灌溉下生长出可以蹒跚走路的双脚时,就以微笑选择了另一片土地。我的父亲匍伏在地,让我爬到他的背上,像温和的老牛任我驱驰。母亲说,她第一次听到震撼肺腑的笑声,就在这一时刻。我太高兴了,指令充当牛马的父亲站立起来,然后让他把我举上肩膀,我在高高的父亲的肩上第一次把眼光放得很远,看到天穹的寥廓和大地的浩茫。父亲的脊背与肩膀成了我的盘石般的第一记忆。以后想到祖国,就想到父亲的肩膀和脊梁,那个愿意让儿女当作牛马、为儿女负载着全部欢乐与渴望的就是祖国,具有永恒慈父意义的地方就是祖国。

祖国,是我的最可靠的父亲的肩膀。

4

    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人生最深刻的追寻,是对父亲的追寻,这不仅是一个血缘关系上的父亲,而且是一个力量和智慧的化身,一个外在的、超越了他的饥喝的可以将他生活的力量和信念统一起来的形象。”精神生命的象征,人生长河的源头,把你高高托起的力量与信念,这才是父亲。人类从埃斯库罗斯的《俄底浦斯王》开始,就展开了对父亲的寻找,命运之谜永远连结着那一个首先把你抛到人生大海中的生命之父。   

    我在年幼的时代就失去父亲,连父亲的照片都没有。因此,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把祖国当作父亲。进入青年时代,我又从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中得到关于祖国的意义,知道祖国充当儿女的牛马,用自己广阔的肩膀为儿女铺设人生的黎明之路是不会感到羞耻的,人类的慈爱之心永远和太阳一样光荣。我固执地把祖国的概念和牛马的概念叠在一起,并喜欢毫不顾忌地指责祖国的错误。因此当我发现那些以祖国的名义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牛马,把优秀的儿女送进牛棚,用缰绳和皮鞭对准敢于直言的兄弟时,我大声抗议:皮鞭、镣铐、牛棚与坦克的履带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仁慈的父亲,是那些把孩子拥抱在怀里和把孩子举得高高的父亲。

5

    我的生身父亲过早就去世了,而我的母亲已经苍老,然而,我永远感激他们。他们是教会我故乡意义的第一双老师。是他们告诉我:故乡就在一切和平的、温柔的身躯里,就在一切你爱他、他也爱你的心灵里。为你枯萎的母亲的白发,让你枕着头颅的妻子的怀抱,把你双唇上的苦味化作甜蜜的女儿的脸额,使你在倾斜的山坡上行走感到安全的兄弟的手臂,替你洗掉一切伤痕的朋友的目光,容你终身在心头缭绕的爱的歌声,就是你的故乡。祖国也不神秘,祖国就是爱的故土和阳光的故土,当潮乎乎的黑暗包围着你的时候,突然一束阳光照明海岸,那阳光,那海岸,就是你的父母之邦。祖国永远承担着父亲的意义和太阳的意义,那些失去父亲意义的祖国不是祖国。当那些被称作祖国的地方失去父亲和太阳的意义时,我们就要从书本里、大自然里和人类各种伟大心灵里感受阳光。那些把阳光照耀到你的心内重新为你点燃一朵朵生命火焰的,正是你的祖国。你的祖国就在你心爱的书页里,就在你跋涉沙漠而充满饥渴时迎接你的绿洲里,就在世界被丑恶所扼制时却为你展示缤纷五彩的艺术画廊里。   

    在远游的岁月中,父亲的灵魂一直在提示我:勇敢地层开你的生命,人类文化的伟大肩膀永远不会崩溃,他们像落基山、像阿尔卑斯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坚实可靠。中国与世界的杰出儿女都是站在这一伟大肩膀上的鉅人。不要忘记这一肩膀,不要忘记这一伟大的故乡。你所以会感到无依无助,你所以会为失去故上而惊慌失措,就因为你远离了这一伟大的肩膀。

    父亲的提示使我年青。使我像儿时一样,总是张开好奇的眼睛寻找提供生命滚爬的原野与乡野,从一座森林走向另一座森林;又总是敞开灵魂的窗户,在书页里吸收乳汁与星光,从一个天才的山脉走向另一个天才的山脉。

   

《漂流手记》的第二主题是展示我从第一人生转向第二人生时的感受。这是生命裂变的感受,艰难转世的感受,重新寻求灵魂支撑点的感受。在《瞬间》中我写道:

 

    ……人的生命也如大自然的生命一样,常在瞬间完成了精彩的超越,生命的意义就蕴含在一刹那的超越之中。在一刹那间,生命突然会奇迹般地涌出一个念头,一种思想,一股激情。这种不知来自何方的念头与情思,强迫你立即作出判断和抉择。在那一瞬间,你并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的判断和选择如此重要,然而,正是这一时刻的选择,使你的生命意义和生命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灵魂已经跪下,成为魔鬼的俘虏和合作者;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灵魂往另一方向飞升,穿越了庞大的痛苦与黑暗,甚至穿越了残酷的死亡,实现了灵与肉的再生。这一刹那,就是偶然,就是命运。

    我常常感到瞬间的神秘。这种难以描述也难以测量的力,可以摧毁一切,包括摧毁坚固的秩序和被称为“必然”的许多庞大的规范和权威,也可以摧毁自己在内心中营造多年的全部精神建筑。然而,这种力也会把智慧之门突然打开,让生命增加许多奇气。很多长久折磨过我的困惑和许多长久煎熬过我的书本上的难题,就在瞬间中消解了,明白了。我觉得自己对于自身的存在和自身之外的其他无穷存在的领悟,就实现于瞬间之中。

    瞬间,还常常改变自然时空与现实时空的程序,使过去、现在、未来,全跃动在我的思绪里。瞬间中,我可以驰骋于古往今来的沧桑之中,感悟到生命的短暂,也感悟到生命的永久。近代大哲人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学说,最初是否也发生在瞬间的感悟之中呢?他对宇宙、社会、人生暂时的关怀和永久的关怀,以及两种关怀之间的思辨,是否就在一个顷刻之中萌动呢?

    我常常感到我的周遭到处是围墙,我就生活在围墙的笼罩之中。然而,就在一刹那间,我突然会完成一次勇敢的突围和穿越高墙厚壁的尝试。此时,我没有意识到危险,更没有意识到死神已逼近我的身边。只是在这一瞬间过后,我才意识到危险已被我战胜,死神已被抛在远处,我的生命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证明。我为自己高兴,并感到生命并不脆弱,就像从夏树飘落而下的叶子,不是死亡,而是进入厚实的大地给秋作证。秋是美丽的,值得我为她作证。

    当我发现自己没有被他人他物所确定的时候,真是高兴,因为我知道被确定的生命是没有活力的。只有下被他人他物所确定的生命,才有属于自己的绿叶、黄叶与红叶,才有属于自己的生长、发展、飘落以及再生的故事。我真高兴,我将继续经历许多突然降临的春夏秋冬和突然而来的一刹那。既然能看到瞬间的飘落,就能看到瞬间的萌动和瞬间的大复苏。瞬间虽然无定,但我信赖它。

 

第二人生之初一文中(《远游岁月》),我则记录了生命裂变的最初状态:

 

第二人生之初

    在一九八九年那个怪诞的夏天里,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心,然后把我的人生劈成两半:一半留在大陆,一半被抛入海中。于是,作为漂流的海客,我在大洋的另一岸开始了另一人生,这就是第二人生。

    很奇怪,第二人生之初,竟然酷似第一人生。

    第一人生的开始,自然是从母腹中诞生的那一瞬间。母亲告诉我:那一瞬间,你和别的孩子一样,一坠地就哇哇大哭,哭得眼泪流进屁股。我相信,在切断和母体相连的脐带的一刹那,我哭得很凶很丑。为甚么所有的孩子一降生就大哭?难道孩子们都天然地预感到此后将走进充满荒谬的必须厮杀才能生存的人间吗?难道在混沌中他们也明白人生的起点正是通向死亡的起点吗?

我不想作无谓的猜测,只想说,我的第二人生也是从切断和母亲相连的脐带开始的,而且,在斩断脐带的那一瞬间,又是一场痛哭。此次丢弃在海里的脐带是故国巨大的脐带,没有形体,没有颜色,但我看得清清楚楚,它分明紧连着我的恐惧悲伤的姐妹。此时我还记得,在切断脐带的那一刻,我踏上陌生的土地,突然忘记母腹中那个曲肠百结的令人窒息的世界,只感到眼前高楼压顶,所有的道路只是一条裂缝。于是,焦虑,不安,惶惑,眼泪簌簌而下。然而,在这一次痛哭之后,我很快就大彻大悟:应当接受劫难,接受大寂寞,接受为了灵魂清白的残酷代价。一旦彻悟,我就不再哭了。整整三年,我不再流泪,只有冷静的思索,不像第一人生之初,哭得没完没了,总是期待着母亲的抚慰和怜悯。

我至今还记得处于第一人生时不断哭泣的情景,记得母亲总是用乳房堵住我的嘴,倘若继续哭,母亲就打我的屁股,打了之后,我哭得更凶。最原始最弱小的抗议就是哭泣。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人间并没有哭泣的自由。假如在那个炎热的夏日里,允许我为死者哭泣,我是不会辞别故乡故国的。而今天,我身处天涯海角,没有人可堵住我的嘴,我却不愿意哭了。我拥有比哭泣强大得多的声音。

 第二人生之初真的很像第一人生。这三年,我又经历了一次儿童蹒跚学步的时期:学自立,学走路,学说话。新生活伊始,甚么都不会,甚么都需要他人扶持,为了自立,真跌了许多跤,闹了许多笑话。为了会走路,从买车票到买飞机票,一样一样从头学。最难的还是学说话,天天嘟嘟嚷嚷地学外语,跟着老师把一个单词念上十遍二十遍。第二人生的舌头可没有第一人生之初的舌头那么软那么灵巧,真是有点硬化僵化了。幸而第二人生的脸皮比第一人生的脸皮厚得多,错了也不害羞,老是被女儿嘲笑,先是被当博士生的大女儿笑,后又被当中学生的小女儿笑。可是,两、三年后她们就不再笑了,她们发现硬舌头也会变软,而且发现,在电话里用英语谈情说爱,全被装儍的爸爸听懂了。真的,我用笑报复了女儿的笑。

第二人生之初,我已从哭进入笑,但此去的人生还很长。和第一人生一样,渡过儿时的哭笑,一定还会有漫长的跋涉。不过,我既然已经学会直立和走路,就不怕山高水远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

 

《漂流手记》的第三个主题是对美国的阅读与对世界的阅读。出国之后,起初陷入忧伤,但慢慢就习惯美国的生活,并开始张开眼睛看美国,看世界。从芝加哥大学转到科罗拉多大学,在这三四年里,我又受邀到日本、瑞典。尤其是在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教授的这一年里(一九九二年秋——一九九三年秋),我借天时地利,到了欧洲的挪威、丹麦、德国、荷兰、法国、俄国等国家,视野开阔了很多,于是就写游记。我的这些游记其实是游思,即边游边思,属于思想者游记。后来我把书写美国的游记,集成《阅读美国》一书,作为漂流手记的第四集。此集因为明报出版社特别喜欢,就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商量,由他们出版,因此,天地出版的《漂流手记》只有九部。从瑞典返回美洲后,我先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卑诗大学一年(受林达光先生的邀请)然后又回到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从美国出发,从一九九〇年到今天,我已到过四十多个国家。经历了广泛的游览,我首先深深地感慨:人类真伟大,把地球建设得这么美。上帝创世时,地球是荒凉的,亚当与夏娃脚下的土地是粗糙的。可是,经过几千年人类汗水的浇灌和智慧的凝聚,地球却变得这么漂亮,这么精彩。在维也纳街上徘徊时,我发现这里的每栋楼房都有故事,在巴黎、伦敦的大建筑面前,我常常留连忘返也想好好写一些衷心的赞歌,不是神的赞歌,而是人的赞歌。是人用一木一石、一砖一瓦积淀成今天这个繁华的世界。然而,我走了许多国家后,也发现地球上并没有理想国,美国不是理想国,法国也不是理想国。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算是最老道、最古典(古典资本主义)、最有独立头脑的国家,但也不是理想国。人们以为瑞典是人间净土,其实,净土不净,那里也有许多困境。一九九二年秋至一九九三年秋,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时,工资是一年十万美元,但因免税,变得很富有。而那里的教授,包括马悦然教授,税收都要交上工资的65%,而这之前社会党执政,税收更高,扣去工资的85%。二战后,欧洲的许多国家由社会党执政。而社会党的大思路是劫富救贫,与共产党的大思路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它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在此大思路之下,他们发表福利宣言,以平等为社会理想。可是他们忘了,平等只能在心灵层面与人格层面上实现,即只能抵达心灵平等、人格平等和机会平等,而不可能在经济收入、财富分配的层面上平等,后一种平等只不过是乌托邦。在法国,中产阶级的税收是工资的48%,而收入更多的阶层税收也加重,结果造成三种现象:一是大资产阶级逃亡(为了逃税);二是工人阶级消亡(因为国家只有旅游业、商业、交通业等而没有制造业);三是中产阶级危亡(因负担日益加重而承受不住)。欧洲的许多国家主体(民众),多数只是消费体,不是生产体,这就不能不造成希腊式的经济危机。原先,工会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变成了阻力。当国家入不敷出而想改一下福利政策时,工会就组织工人罢工、示威游行,结果想改革也改不了,社会找不到出路。以往我总是在书本中讨生活,对世界的认知也是靠书本。出国后,我赢得一个机会可以迈出脚步,走万里路,用眼睛看世界,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更真切了。看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贫穷国家,看到以往自己响往的欧美发达国家那么多困局,就觉得自己过去对世界的认识太简单了。有了这种认识,就不敢再唱高调了,所以对自己的国家存在的问题,也就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思想情感平和、实在多了。海外有些激进的革命志士说我成了歌德派,说今天的刘再复已不是往日的刘再复了。其实,他们没有看到,我的情怀并没有变化。只是因为自己亲眼看到太多的人间困境而不敢再忘说妄评而已。

《漂流手记》的第四个主题是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第五主题是对国内生活即第一人生的回想。后一主题的文章,后来北京三联书店汇集成《师友纪事》出版了。在海外漂泊,最难过是想念往日的师友,念天地悠悠,独苍然而涕下,总是因为想念故国故人。

《漂流手记》的写作本来只想自救,别无目的。但是第一卷出版之后却收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鼓励。第一卷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九二年春天。因此,我夏天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便带了几本去送在那里的朋友,当然也送给马悦然夫妇。想不到马悦然教授的夫人陈宁祖大姐立即阅读,而且衷心喜欢。她对来访的许多客人说:你们读过刘再复的《漂流手记》了没有?没有读要赶紧读。那年秋季,她作为斯大东亚系讲师,还特别给本科生开设漂流手记课程。让我帮忙联系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购买了20本书。那一年我们经常见面,每次见面,她都要把瑞典学生的课堂阅读笔记给我看。有时她还自己朗读,然后哈哈大笑。当时她已患了癌症,但还是很乐观。她的衷心赞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她去世后,我和妻子菲亚一直缅怀不已,第二年五月我还在《明报》的专栏里写了一篇短文悼念她。文章的第一段如此写道:

 

    去年十一月初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去世之后,我和妻子难过了好久。宁祖大姐真是我的知音,当她读完《漂流手记》之后简直高兴得像小孩,拿着它到处给人看,给她的学生看,给她的姐妹看,给她的明友看。刘心武到瑞典时,她一面做饭,一面问心武:看了《漂流手记》没有?可不能不看。最后,她干脆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开讲整整一个学期的《漂流手记》课程。有一天,她拿着瑞典学生的作业对我说:瞧这些孩子多认真,他们竟看出你笑中有泪。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期间,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带我和菲亚去玩,菲亚身上穿戴的皮大毛、毛衣、绒帽、鞋子,一件件都是她带去买的,其实,那时她已得了乳腺癌而且开了几次刀,但还是那样爽朗、热情、爱笑,还是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  

  (摘自“人生有情泪沾臆”,《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

 

另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是余英时先生和他的夫人陈淑萍大嫂也很喜欢此书。余先生告诉我,他夫妇到台湾,带的礼物之一是几本我的《漂流手记》。那时汪晖正好在台湾。他告诉我,第一次见到余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们送给我的礼物竟是你的《漂流手记》。此事此情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特别尊敬的余先生,竟然不远万里,带着我的《漂流手记》跨越过海去寻找远方的友人。知道此事的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很有诗意。

过了几年,我要出版《漂流手记》第三集《西寻故乡》,便请余先生作序。他欣然答应,一下子就写了八千字。序文先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题目发表于《明报月刊》。序文以此为开篇:

 

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着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都将收集在《漂流手记》(也是第一集的书名)这个总题目之下。本书是第三集,名之为《西寻故乡》。再复知道我爱读他的散文,要我为这一集写一篇序。其实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因此,便欣然接受了写序的任务。......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离骚》”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序文中余先生又用庄子的“逍遥游”来解读《漂流手记》,很贴切。我们不妨把序文最后一部分重温一下:

 

再复是决心不走回头路的。他说,名声、地位、鲜花、掌声——这一切他都已视为草芥,埋葬在海的那一岸了。这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他把这一集散文定名为《西寻故乡》便是明证。他说得很清楚,他已改变了“故乡”的意义;对今天的再复来说,“故乡”已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固定点,而是“生命的永恒之海,那一个可容纳自由情思的伟大家园。”这使我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我想用“逍遥游”来解释再复的“漂流”,是再适当不过的。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逍遥游”中“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才能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

话虽如此,恐怕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不会轻易放过再复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也引儒家为同道了。春秋大义首重“夷夏之防”;不必读内容,书名《西寻故乡》四个字便足够“明正典刑”的资格。近代“西寻故乡”的先行者,如郭嵩焘,如康有为,如胡适,都曾受过民族主义者的口珠笔伐。不过如果我可以为再复辩护,那么我要说:根据儒家的原始经典,即使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任何人都可以“去无道,就有道”的。孔子便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虽然他没有真的成行。……

事实上,在他的散文集中再复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充满着深情的回忆。古人曾说:“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再复是天生情种,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怀旧之作。他丝毫不怀恋埃及的鲜鱼、瓜果、菜蔬,但是对于故国的人物、山川、草木,他终是“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他自然也不能将苦痛的往事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所以笔下时时流露出对于硕鼠的憎恨。但是在我想来,眼前最紧要的还是继续作逍遥游,一心一意去追寻精神的故乡。从《旧约》的记载看,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以后还有漫长的征程,他们似乎逐渐忘记了“法老”的横暴,因为他们忙着要建立新的信仰和属于自己的家园。这样看来,再复似乎也不妨暂时把横行的硕鼠置诸脑后。硕鼠的世界虽然盘踞在再复记忆中的故乡,但这两者不但不是合成一体的,而且越来越互为异化。后者是永恒的存在,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前者则已变成一潭死水。

 

余先生此序写于一九九六年初《西寻故乡》出版前夕。余先生是史学家。他的这篇序文,还概说了中国漂流文学史,认为中国的漂流文学由两大类型组成,一是书写“离乱”;一是书写“放逐”。认真的读者会发现此序很有史学价值。余先生作序之前的一九九三年,我意外地在《联合报》上(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上读到台湾大学齐邦媛教授的文章:“二度漂流的文学”。此文把一九四九年出国漂流的胡适、张爱玲、姜贵、司马中原、瘂弦、洛夫、辛笛、管管等界定为首度漂流文学,而我则属于“二度漂流文学”。所以文章最后如此写道:

 

刘再复在《漂流手记》自序“漂泊的故乡”中说:“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又发现了故乡,这个故乡,就是漂泊的故乡。……我虽然漂流到国外,但祖国的文化就在我身上。……我的根不仅连着庄子的鲲鹏与蝴蝶,也连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泉水、蝴蝶、海、王子、美丽的艺术之星,伴随着我作精神的流浪,他们全是我的漂泊的故乡?……其实,到处都有漂泊的母亲,到处都有灵魂的家园。”有此心灵境界,暂作漂泊又何妨?……文学的终极关怀绝不该是支配性的政治,而是心灵的处境和人性的趋向。只要有此关怀与艺术造诣,作品才能在时间的淘汰下传诸后世,找回更多单纯、有口味的读者。读古史槌胸,读“春花秋月何时了”下泪的读者,何尝有什么“路线正确”的立场?

 ——一九九三年六月廿六、廿七日《联合报》

 

此文的发表,对我的漂流写作又是一次鼓舞。一九九四年我到台北参加《联合报》主办的“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讨会见到了她。她在主席台上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我发表了“让思想者思想”的简短讲话后,她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二〇〇七年我到台北参加“中国文学高峰会”时,齐教授因高龄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但还嘱台大的柯庆明教授把新出版的《巨流河》赠送给我。此书写尽中国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沧桑,真是难得的大散文。除了来自台湾的海外的学者的鼓励之外,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的朋友万维生(邮票设计家)告诉我,冰心老人在九十四岁(一九九四年)时读完《漂流手记》,并对他(万维生)读了两句林则徐的诗:“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出自林则徐的《出老》)维生兄告诉我之后,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冰心一直是我的精神母亲。她的《致小读者》等书,我在高中时就读“破”了。近九十岁她进了北京医院,还为我的散文集作序。她是始终护爱我的女神。我知道,我的最广大的知音在国内,他们读不到我的书。在写作《漂流手记》第一卷、第二卷的同时,我还写了《人论二十五种》。这是我刻意写作的一本愤世嫉俗的嘲弄丑陋人性之书。出版后李泽厚兄就读,没想到他特别喜欢此书,并说,这是你写得最有特色的一部散文。《人论二十五种》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第一部中文书,因为受到欢迎,他们很快又出了第二版。当时心里尚未平静。所以就以“国无人”(屈原语)为序,这种过分激烈的语言,恐怕会伤害国内的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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