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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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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读书时代的心灵小分裂

 

无论是读小学还是读中学的时代,我的心灵都是单纯的,完全生活在童话与文学中。高二年即一九五七年,社会上正进行反右派斗争,我的一些可敬可爱的老师成了“右派分子”,我虽然感到奇怪,但因为尚未到达参与政治运动的年龄又醉心于文学,因此未深想深究,因此,一九五九年中学毕业时我觉得自己的心灵是完整的,没有伤痕,没有裂痕,一心只作着天真的未来梦。未来,未来的自己应当是个诗人、作家、文学家。

没想到,进入厦门大学之后,我的心灵开始分裂了,但只是“小分裂”,而让我心灵开始分裂的完全是政治。

一九五九年八月,我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进入大学,我真的如鱼得水,远离数学,远离了物理化学,就读古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文学,样样我都兴趣,每门功课,我都愿意侧耳倾听。第一学期,我上的是陈敦仁老师的《古代汉语》课和应锦囊老师的《现代文学》课。陈老师发给我们的讲义真漂亮,那时我才知道,刻印的汉字可以如此美丽。陈敦仁老师另一个名字叫做陈梦韶。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到厦门大学任教时,他是鲁迅的学生,而且著写了一个取材《红楼梦》的题为“绛洞花主”的剧本请鲁迅作序。鲁迅先生竟然提笔为我的老师做了序,序中有被无数人引述的经典话语。序文如下:

 

《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现在,陈君梦韶,以此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自然也无所不可的。先前虽有几篇剧本,却都是为了演者而作,并非为了剧本而作。又都是片段,不足统观全局。《红楼梦散套》具有首尾,然而陈旧了。此本最后出,销熔一切,铸入十四幕中,百余回的一部大书,一览可尽,而神情依然具在;如果排演,当然会更可观。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但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节,妙于剪裁。灯下读完,僭为短引云尔。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鲁迅记于厦门。

 

陈敦仁老师的课,讲得很轻松又很新颖,我非常喜欢听,而且头三次的考试都得了满分。但是陈老师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老师,他很喜欢讲些闲话,等于和同学们开点小玩笑。例如他的课总是排在上午第一节,好些同学在上课时就纷纷出门去小便,他便开玩笑说:早餐你们吃得很稀吧,所以就犯尿频了。说得同学们哄堂笑了起来。还常把中文系的“党总支”称作“党部”。“党部”原是贬义词,它是国民党的概念,他这样称呼共产党的组织,就算是对“党”不够尊敬,因此就有好事的同学便向“总支”汇报。于是,党总支便派人调查,我也是受信任的一个学生,调查时我当然也说“确有其事”。可是,这之后不久,陈老师便不再来上课了。据有些同学说:陈老师政治上有问题,不许再给我们上课了。那时候我才感到大学的严峻。原来“中文系”并非中文净土,它也布满政治呵。陈老师不过是幽默一下,算什么政治问题?这之后我的心里才长出一根弦:要注意政治,不要随便说话。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学会了“世故”,讲话变得吞吞吐吐。还有同学告诉我:中学生没有当“右派分子”的资格。大学生就不同了,你看,那些天天给我们扫地扫厕所的几个人,原来也是中文系学生,前两年就因为说了错话而当了右派分子。不能和他们接近,于是,我也就和他们拉开距离,好像他们身上有政治病毒。在刚读大学时,我身上就长出“阶级斗争一根弦”,长出“警惕性”。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我人生中的一种“倒退”,是身上长出了毒瘤。有了这根“阶级斗争”的弦,我再也没有“单纯”了。

对待这些右派老学生还好办,最让我难受的是对待右派老师也需要保持距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年级开始上《西洋文学史》课,授课老师是郑朝宗先生。他是钱钟书先生的好友,先是清华大学的同窗(不同班),后又一起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也不同级),他对所谓“西洋文学”真是熟悉,讲任何一个作家都讲得非常具体,生动。而我又特别倾心欧洲文学,所以每次听完他的课都跑到讲台前请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但我一次又一次被警告:他可是我省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不要和他靠得太近。好几回我产生到他家里访问的冲动,也被我的好友阻拦。一九六〇年,学校已经开始讲“又红又专”,所谓“红”,就是政治正确,就是必须拥有先进的世界观。而“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政治立场坚决,旗帜鲜明。那时我系的党总支已传达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在学校倡导和执行“又红又专”的经验。我因为读书读得好,成绩优异,因此更有一些老师警告我:要注意白专倾向。自从“红”与“专”这两个概念产生之后,我的心灵便明显分裂了。那时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红”。真要“红”,还得做好团支书的工作,要教育同学不怕饥饿,不讲饥饿,我们全班被安排到厦门郊区的海沧公社劳动,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但还是带领同学们起早摸黑地大干猛干。吃饭之前,先干一小时,干完喝一大盆稀饭。稀饭稀得出奇,一块咸萝卜放在饭面上立刻就沉下去,怎么也捞不到。肚子实在太饿了,还是要求同学不要说饿。有一天下午,正在和我谈恋爱的菲亚到海沧来看我。她从远处走来,我迎了上去,她微笑着塞给我五个糠饼,说她的学校(厦门师范学院)给每个老师同学发了五个糠饼,她舍不得吃,特地渡海给我送来,我也不说什么客气话,立刻把五个糠饼吞了下去。她在旁边笑着说:“慢点,怎么像猪八戒吞人参果呵。”我说:“可不是吗,比人参果还好吃。”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但即使撑不住,我一转身仍然是团支书的模样,仍然和同学们说,我们一定要战胜困难,绝不叫饿。就在海沧的日子里,我的一个名叫张苏生的年长的同学,他是复员军人,很有社会经验,就和当地的“队长”关系很密切,晚上还在队长家“偷吃”地瓜以充饥。有一天晚上,他把我从睡梦中轻轻叫醒,低声说,跟我走,有好吃的。于是把我带到队长家。队长已在门口等候兼当守卫,苏生同学带我进屋,把锅盖一掀,只说一声:看,吃吧。我突然不顾一切,包括不顾自己宣誓一定要遵守的“群众纪律”,抓住煮好的地瓜,一连吃了好几个。吃饱之后,我的心扑腾扑腾地跳着。觉得自己太可耻了,偷偷摸摸,早上才要同学遵守纪律,晚上自己就偷吃红薯。锻炼锻炼,炼到最后,还是经不起几块红薯的考验。又红又专的口号叫得连天响,终究抵御不了锅里的地瓜香。愈想脸愈红,唉!又红又专是这样的“红”吗?是红薯的“红”吗?呵,太可耻了,双重人格,两面派,不改造真不行!在海沧劳动锻炼三个月后,我有收获,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了。劳动结束的那一天,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分裂了。

“又红又专”的口号,原来世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提出来的,后来在高等院校里成为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都要以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为目标。而我们这些在校的学生也应以“又红又专”来要求自己。一九六一年,中央公布“高教六十条”,更是把“又红又专”写成条文,也就是说,从一九六一年我读大二、大三时,又红又专就变成国家的政策,也变成我的心灵口号。到了海外之后,我回忆往事,觉得这“又红又专”对我的危害特别大。此时,有必要说一说,也算是清理心中毒液。所谓“红”,就是“政治正确”。本来,我也要求自己必须“政治正确”。问题是在“又红又专”的政策下,“政治正确”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点。只要政治正确,什么都可以不顾,包括可以“不专”。专业水平低下,也不要紧。由于“又红又专”宣传的偏差,结果,我在大学的心灵里,多长出了一个“情结”,那是中小学时代里绝对没有的“政治情结”。这也是我在八十年代意识到并称之为“政治小聪明”和“政治小狡猾”即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是“一旦政治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都取决于你是否政治正确,取决于你是否分清敌我,是否立场鲜明,爱憎分明。不必苦读苦学,只要表态表现。后来毛泽东说“重在表现”,我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结果是,在厦门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会“政治表现”的小聪明。尽管高中时代具有雄厚的文学积累,但在此时的心灵深处,却开始重视世俗的小桂冠:团支部书记。觉得这个职务可能会带给自己意想不到的好处,会带来国家的信任和光明的前途。所以当时并不会因为文学上有所领悟而兴奋不已,反而会为“团支书”的工作得到表扬而激动不已。那时,我不觉得自己在变坏,而是觉得自己在“变红”,在向“又红又专”靠近。那时,如果不是因为“红”的诱惑,我可能会对文学思考得更深,打下的基础会更牢。

我觉得自己的青年时代被“红”字骗了。自己接受了“红”字的骗局,又以“红”字欺骗同学。大学时代,可以说是红迷心窍,一心只想充当红色接班人。到了海外之后,我反省这段人生,才明白一百年来,在学术界真正有建树的诸如王国维、陈寅格、钱钟书等学人,根本不看见其身心的红色,也就是政治根本不及格,根本谈不上正确。钱钟书先生不仅不“红”,而且一九五八年拔“白旗”运动中还当过“白旗”被拔过。其实他虽不是红旗,但绝对不是白旗。他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对共产党也没有恶感,只是想在很有限、很短暂的人生中,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精神价值创造上。我的本性酷爱文学,又是在共产党的助学金支持下读书,天然地和共产党相连。在红旗下长大,想的不是当大官,只是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作为,连这种心灵都刻意要去表现“红”,展示“红”,结果在生命最宝贵的年月,就不能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在专业上。“红”字,真的让我的心灵迷失了方向。

 

  劳动锻炼时期心灵的“中分裂”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编辑部报到。这个杂志社原先是民盟所办的《中国建设》,解放后保留下来,改名《新建设》,变成高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其编委都是文、史、哲、经各界的权威。其主编是张友渔,著名的法学家。他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主任系郭沫若,我的头上二层楼里有他的办公室,但未见过他来上班)。我报到后就到编辑部的文学组上班(杂志社分哲学组、史学组、经济组、文学组)。接受100天(三个月)的编辑部训练后于该年十一月便和“学部”各研究所新来的89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山东黄县的白马公社“劳动实习”一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

我是南方人,到山东不太习惯。那里吃的是窝窝头(没有大米)、大洋葱、大蒜等,我常咽得眼泪直流。去劳动锻炼,当然是为了改造思想,把自己养育成“社会主义接班人”,但我完全不明白自己应当“改造”些什么?到了山东以后,更要命的是根本听不懂老乡们说的话,他们是我的老师,我的教育者,听不懂他们的话怎么接受教育?就从那个时候起,我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进步和接受改造的热情,就装得很乖巧,装出一副听懂贫下中农教育的样子,而且给党支部写“锻炼心得”。那时,我和林青松(原厦门大学学生会主席,和我一起被选拔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三个人之一)住在一家名为“马迟氏”的贫农老大娘家里。我们起早摸黑地干活,两个人当作一头牛,拉了不少地(北方的高粱地比较松,拉得动,要是南方的水田,那就拉不动了)。大约过了两个月,我们要接受一场“阶级斗争”教育课,也就是忆苦思甜的课。没想到,忆苦的正是我的房东马迟氏大娘。我和林青松在她家一两个月,根本听不懂她的话,这回要专门听她的教育,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就拿出“装”的本领,又虔诚,又世故,在她忆苦思甜的时候,装着哭泣。出国后,我对这段时间的心灵分裂,有过反省,因此,写了一篇散文嘲讽自己。此文未曾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但收入《漂流手记》第一卷。题为“搞错了时代的忆苦思甜”

 

搞错了时代的忆苦思甜

 

    九六三年秋天,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十多位刚大学毕业的同伴到山东省黄县白马公社去“劳动实习”一年。

    我们选择的村落是个老解放区,虽然贫穷,但老百姓的觉悟高,这对我们这些未上过阶级斗争教育课的青年学生,实在是极好的课堂。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陆书记”,是一个很好的老人,也可以说是很老的好人。他早就得到上级的指示,要好好帮助这些未来的革命接班人改造世界观。防修反修。所以我们一到达村子不久,他就安排我们上一次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课。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激动。我们这些在“蜜糖里泡大”的青年,总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上好这一课太重要了。不知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就容易立场不稳,被资产阶级拉过去。可是,我们刚到山东,实在听不清楚山东老乡们的话。但我们对贫下中农太敬重了,谁也不敢说听不懂。而且我们想,即使听不懂,看着苦大仇深的老贫下中农脸上的眼泪和情感变化,也将受到巨大的教育。于是,我们都带着虔诚的心情去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课。

    忆苦思甜的老大娘正是我的老房东。她没有名字,人们都叫她为马迟氏。这是因为她的丈夫姓马,而她姓迟。陆书记介绍说,她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解放前要过饭,当过地主的童养媳,后来她嫁给一个穷小子,穷小子参加了八路军,革命成功后在北京当了宫,又另娶了亲,把马迟氏遗忘在家里了。老支书的介绍有点不对头,但我们也不宜追问。我们只是对马迟氏老大娘非常尊敬,急着听她的故事,不过,一下子还听不懂她那很浓的山东口音,真遗憾。

    那天,她面对这么多的从首都北京来的大学生,真是激动极了,满腹的苦水往外倒。她愈讲愈不平静,最后竟失声痛哭。直到她哭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没听懂她的话,但是,看她哭得那么伤心,自然是受压迫很深,这使我回忆起在电影里看过的地主残酷压迫农民的情景,因此,一下子同情心和阶级仇恨全上来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喊革命口号,喊得震动全村庄。喊完后,马大娘又大哭,大家也跟着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我发现劳动实习的同学都掉眼泪了,尤其是女同学,她们拿起手帕擦了又擦。我因为听不懂,非常着急,便想起自己大学刚毕业,就远离慈爱的母亲,到了这个白雪飘飘的大北方,人地生疏,不仅咽不下窝窝头,还听不懂这种庄严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想了想,顿觉孤独,竟也流了泪。

    马大娘忆苦思甜之后因为太伤感,由两位小姑娘扶着她回家去,而我们留下来谈心得体会。我怕自己说不出体会,便先发言,说明我是南方人,许多话都听不太清楚。没想到,这么一说,好几位实习同学也表示同感,但他们为什么也流泪,我就不清楚了。正在这个时候,很老的好人陆书记走过来对我们说:今天马大娘的忆苦思甜不对劲,不必讨论了。听了这话大家都愕然。他继续说:“马大娘老糊涂了,她忆的不是旧社会的苦,而是一九五九年的苦,那时是自然灾害,还有苏修坑了我们,当然苦了,我们村里好多人又带着大队的证明书去要饭了,她确实也苦得怪可怜的,而她的丈夫革命成功后就不要她了,孤苦零丁,自然就更苦。可是,我们的忆苦思甜不能这样忆法。没忆旧社会的苦而忆新社会的苦,怎能教育革命接班人。她真是老糊涂了。以后请她再补忆一次吧。”党支书这些话真使我们都愣住了。他老人家说完就走,留下我们这些实习生,都怪自己听不懂山东话。至于为什么每个人都流了泪,各有各的原因,不必细查。不过,最后我们都感到贫下中农确实值得学习,马迟氏老大娘就是一个老实人。旧社会固然苦,但是一九五九年、六年、六一年也够苦的,大家都讲了一番那时忍饥挨饿的故事。可是,我们都不如贫下中农那么老实,都没有勇气说出自己挨过饿,而马大娘就实实在在地说了,这就是高贵的品质。因此,大家觉得,大学毕业后在社会大学里所上的第一课,也没有白上,泪也没有白流。

二十年之后,在北京听到马迟氏老大娘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一阵悲痛,觉得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老实人。在充满不老实的世界里,老实人是多么宝贵,做一个老实人是多么不容易呵。

 

初到北方所受的劳动教育,马大娘这一幕我始终难忘。我从未责怪马大娘的“时代掉包”,而是惊叹自己在受教育时心灵变坏了,竟然学会“装”,明明未受到教育,却表态说“深受教育”。在大学里,心灵虽然也发生分裂,但那毕竟只是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这回到了山东大地,却像在演 “戏”,演着“好学生”的角色,实际上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山东“劳动实习”一年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又继续到《新建设》编辑部上班,从六四年年底到六五年夏天,我又工作了半年多,这段时间,我在老编辑赵幻云先生的带领下,访问了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周谷城先生等等。每次走访之后回到宿舍,我总有些凄凉感,而且产生一种错误的判断:他们这些人那么有学问,但没有用,处处受歧视。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政治正确”。政治上站队站对了,什么都好,站得不对,再大的学问也没用。此时心灵里萌生出新的邪恶,但自己不知道。总之,到了北方,不敢说有什么上进,但心机生长了,这是很明显的。

六五年八月,我又接到通知,到江西丰城县参加“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被分配到一个村落(小队)里独挡一面。此次下乡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自行集训,介绍王光美的“四清经验”。集训时主要是听取“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报告,具体的报告人与报告题目我已忘了,但报告的基调和基本内容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说,我国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上被四类分子瓦解了,80%的干部已经变质,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下乡的第一步是要到最穷最苦的贫下中农家中扎根串联。听了之后我的感觉是中国政权已摇摇欲坠,我们的“四清”负有拯救党和国家的重大使命。但是,我们一到江西,才发现政权像铁柱子一样坚固,至少像铁桶一样严密,根本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迹象”。这种北京听报告与下乡看实际的反差,给我的教育是,愈是夸大敌情,愈是正确。我既然被分配到国家意识形态部门,也应当提高警惕宁可把敌情看得严重一些,不可掉以轻心。

多年以后,特别是出国之后,我才明白当时我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执行的完全是一套极左的路线。我在农村里狠整“四不清”的干部。完全是当群众的尾巴,哪个干部群众意见大就“抓”那个干部。所有群众的过激行为我都支持。从个人(个体生命)的角度上看,那个时候,我已开始学会整人,而且整人时并无心理障碍。这是我心灵史上有所突破的一页,也是很丑陋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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