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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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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灵大分裂

 

如果说,我的心灵在大学期间是“小分裂”,在劳动改造时期是“中分裂”,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大分裂。

从一九六六年,我在广播电台里一遍一遍听到“五·一六通知”后,心灵便一次又一次地受到震颤。一场大革命开始了,我意识到,我原来所尊敬的、所崇拜的老革命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原来所响往所追随的哲学家、文学家们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时,我已从江西回到北京,在单身汉宿舍(学部大院八号楼)里,我听了广播之后,明白我们从南方赶回北方,就是为了参加这一场向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开战的政治大革命。

从五月十六日开始,我所在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天天都不平静,从早到晚,都有锣鼓声,呐喊声,或庆祝“最高指示”的颁布,或开批判会,都有锣鼓声伴随着,非常热闹。有时是住在大院里的研究所队伍押着刚楸出的“黑帮分子”走出大街;有时是院外的研究所革命群众队伍押着带高帽的反动权威和走资派来到大院席棚里召开批斗大会,反正不管是出还是进,都是锣鼓喧天,呼喊不断。

“五·一六”通知发出几天之后,也是我们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一次批斗“黑党委”的大会,批斗的对象是学部的党委书记关山复和副主任杨述等等。我在台下坐着,吓得浑身是汗。以往只知道关山复是我们的领导人,满族任务呢平常很难见到。这回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带着高帽,颤巍巍地站在台上。当哲学所的造反派宣布他的罪行时说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里,他辩护了一句,说他的出身是“小地主”,而非“大地主”。我那时禁不住滚下一滴眼泪,觉得我们的书记太可怜了,大小地主有什么差别?反正都是阶级敌人。那个时候,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要把自己的精英这样楸出来“示众”,那些天,我老是想到鲁迅的“示众”的概念,但是台下还是跟着呼喊“打到关山复”,“打倒黑党委”的口号。心里想不通,手却跟着大家举起来,举上举下,一天举了数十次。那时,我第一次感到心与手的分裂。举手并非心愿,只是随大流。

这是运动的第一天。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的下午三点,我的惊魂未定,《新建设》党支部找了我,说: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明天文学研究所要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兼“走资派”何其芳,你就代表我们编辑部去发言。我答应后就退回宿舍匆匆写了发言稿,还加了一个标题:“何其芳人性论批判”。到了文学所,主持人说发言者已排满,我交发言稿就可以了。在批斗会的间隙里,我遇到《光明日报》的资深编者乔福山先生,他很和蔼。我便问他,此文是否可以在报上发表。他立即答应,可是过后未见《光明》刊登。虽未刊登,我却一直感谢他。否则人生的污点就更大。虽未见报,但我一直愧疚在心里,而且像祥林嫂一样,对朋友总是提起此事。一九七四年邓小平重新被启用,他让胡乔木筹备一个与《红旗》抗衡的刊物,起名《思想战线》,以原《新建设》的编辑部人员为班底,组成新的编辑部。(还调来好几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我当时被委任为五人筹备小组成员,根据当时流行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模式,我属于“青年”代表,主编是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组长林修德。具体的许多事都交给我做。我恨透了“四人帮”与极左路线,因此办事格外积极。胡绳让我们向何其芳组稿时,我自告奋勇,去找了何其芳。见面时我说,我在文革的第二天就去文学所参加批斗您的会,还准备了一份批判您的人性论的发言稿,他笑着说:我记不得这件事了。早过去了,你不要挂在心里,好好办你们的《思想战线》吧。我会为你们写一篇谈论《水浒》的文章。两个星期后我去向他取稿时,他很兴奋地对我说,这几天我愈写愈有劲,一个思想接一个思想,竟写了将近两万字。我也为此而兴奋不已,连说“谢谢”。他还说,毛主席是从政治上说《水浒》,我们要从学术上说《水浒》。三、四十年来,我之所以总是唠叨着何其芳的名字,还和我的心灵历程有关。我从高中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之后,就明白文学的基点乃是“人性”,从理念上说,唯有“人性论”才是文学可依据的论点。尽管我一生都崇尚鲁迅,尽管我至今还觉得鲁迅和梁实秋关于阶级论与人性论的论战,各自都有其道理。鲁迅强调“阶级性”。世上确有统治者阶层与被统治者阶层的矛盾,此矛盾也将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消失。阶级性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性范畴大于阶级性范畴。就人性的共性而言,阶级性与宗教性、生物性、文化性等等,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真正的人性比共性复杂得多,它还包括每一个体的个性、自性、悟性等等。人性太丰富,太复杂,太多可能性。此一瞬间,他可能是个圣人、伟人、超人,彼一瞬间,他则可能变为庸人、蠢人、妄人。不同阶级的人会发生斗争,但在特殊的环境中也会反思甚至会相恋、相爱,鲁迅所说的林妹妹(林黛玉)绝不会爱上贾府里的焦大,即贵族阶级的千金小姐绝对不会爱底层阶级的奴仆,其实未必。许多宰相的女儿抛绣球选亲的时候就把绣球投给穷书生,甚至穷乞丐,我从小就看了名为《吕蒙正》的戏,说的正是这种超阶级的恋事。长大后读书,更明白有“卖油郎独占花魁”,漂亮的才女就看中了没有社会地位的“卖油郎”。高中读莎士比亚,对于贵族小姐苔丝德蒙娜爱上黑人奥赛罗,我并不觉得唐突。到北京后,人们争读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也判定其故事中所展示的人性是真实的。一个贵族女主人,因丈夫没有性能力而爱上自家的年青工人,两人共同享受生命与生活,这完全可能。所以,,鲁迅的论断也有其片面性。我对“人性论”的理解与接受比同辈人更早也更强烈,可是我在“文革”之始就进入对“人性论”的批判,这完全是一种心灵背叛,即心灵分裂。我到文学所去批判何其芳说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行程中,我一开始就心灵分裂了,这种分裂贯穿十年。外边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社会大分裂,而我内心是政治司令部与文学司令部的大分裂,是知和行的大分裂,是认知与行为的大分裂。

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我还属于绝对盲从。进行几个月之后,有一件大事使我当街痛哭。那是刘少奇被“楸”出来之后,为了证明他是叛徒头子,就制造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奇案。即一九三一年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六十一名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入狱,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党组织批准,这六十一人皆可作“假自首”而出狱,以保存党的有生力量。明明是党组织的救援行为,“文革”却赖账,说是叛变行为。结果把这61名高级干部全部定位叛徒楸来批斗。那一天,我徒步到东单购买小报,看许多人正在围观一个“报栏”,我也凑上去观看,结果看到一张战报,那是六十一人的头像,其中有薄一波等人的头像。每一个人都是我熟悉与崇敬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条将被勒死的绳索。我看了之后竟忍不住大哭起来,当街大哭,许多原来正在观赏六十一人照片的人也把脸转向我来。我也边哭边说:“我不理解,我不能理解”。没想到,那时有个瘦高个的老人走过来,问我是什么单位的?我看他面善,语气温和,就告诉他:我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学生,在《新建设》工作。边上有人告诉我,这个老人就是范文澜。原来他就是我敬爱的范老,我真想向他倾吐,可他已走远了。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不久,老同事就告诉我,范文澜先生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央委员,他每年在毛主席生日时都要纪念,请所里的年轻朋友吃寿面。他告诉年青的学生要耐得住寂寞,千万不要赶时髦,说:“猪肉不怕十年冷,文章切记一句空”,我记住了。没想到,我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与他相逢,我真想告诉他,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如此自毁长城。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怎能坐冷板凳,怎能专心从事研究。一切都颠倒了,这段历史该怎么写,我该怎么做人?我完全无法接受文化大革命这种践踏老革命、老学者的行为,而我又要天天去表忠心表支持,这种人格分裂、心灵分裂的日子该怎么过?!

日子该怎么过?每一天除了观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之外,就是上街买小报。早餐本该吃三根油条,我只吃一根,省下来的钱就去买两样东西,一是毛主席像章;二是小报。“新北大”,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我都买齐了。文革结束时,我的心灵已破碎不堪,但小报一份一份都是完整的。其中《讨瞿战报》(即批判“大叛徒”瞿秋白的专题战报,我也是一期不漏)。瞿秋白被杀害于我家乡福建长汀,因他和鲁迅是挚友,所以我更是念念不忘他的名字,他在临终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很真实很坦白,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根本不是政治料子,却充当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道道地地的诚实耿介的文人,却要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这就如同叫狗拉犁,所以他曾使用笔名“犬耕”。对于这样一个耿直的文弱书生,讨瞿战报却用最恶毒的语言加以攻击、诋蔑、中伤。我买下每一张小报,都要自言自语地说:对瞿秋白也如此鞭尸。对鲁迅的知己如此鞭尸,如果鲁迅在世,他恐怕也逃不过被声讨的命运。 

尤其让我“不可终日”的是文化大革命除了批斗之外,还天天通过社论、指示、讲话鼓吹一套格外激进的意识形态,例如“阶级斗争”、“基本路线”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亲不亲,阶级分”,总的意思是说一切关系都是阶级关系,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师生、朋友等一切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乱伦”关系。这种意识形态,其宣传的宗旨是叫我们“六亲不认”,即去除一切人间情感,去除一切个人之爱。因为宣传得太离谱,我实在受不了。后来还得唱歌,我不这么想,口里还得唱出歌声,心灵自然就更分裂。有一次,我在家里无意识唱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正在洗衣服的妈妈听见了,她很老实,从小不干预我的行为,这回她认真了,就问:“再复,你刚才唱什么?说娘亲不是最亲,那我问你,你是谁养大的,养你的人不是最亲的人?”我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我不过是随便哼哼,现在谁都这样唱,我也跟着唱。”其实,我虽然和母亲争辩,心里却同意她的意见。在母亲质疑的那一刻,我明白自己正是“心口不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变成“心口不一”的人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变质。也许因为有这种体验,所以后来(已是二十一世纪)听说在四川又大唱红歌,全国许多地方也跟着唱,我就不以为然,自然地怀疑他们到底是口唱还是心唱。有些人肯定是心口不一致的。

作为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最后意识到,自己已不是一个“完整人”,而是一个“分裂人”。天天听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我自己先被破了人格的完整,至于“立”了什么,我不明白,过去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那一年十二月(“四人帮”被楸出来之后不久),社会科学院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一个老专家老学者座谈会。我是应邀参加的几个年青学者之一。会议由于光远副院长主持。他说,“我们应怎么界定‘四人帮’?今天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有两个概念可以考虑使用,一个是‘社会法西斯’,一个是‘封建法西斯’,那个更准确,可以讨论一下。”他讲话后,老学者纷纷控诉“四人帮”。吕叔湘、夏()、吴世昌等先生的发言,让我永远难忘。吴世昌先生说,“四人帮”提出要批倒批臭“封资修名洋古”,这六个字天纲恢恢,谁也跑不掉。谁能逃脱这六字中的一个字?我与封、资、修无关,但沾上名、洋、古,也是封,也是资。我明明想不通,但还得天天表态说文化大革命光荣、正确、伟大,想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人格充分分裂了,可是谁能不分裂?吴先生性情坦率,说的全是真话,也全说到我的心里。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我再没有完整人格了。

文化大革命让我心灵完全分裂的是学雷锋运动。雷锋肯定是个好人。至今我还相信他是好人好士兵。但是,国家大规模倡导向雷锋学习,却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的心灵是一颗文学心灵,这种心灵乃是重个性,重自性,在观念上追求“不同”,而雷锋的心灵乃是一种政治心灵,这种心性重党性,重群体性,在观念上重“认同”。认同什么?雷锋的认同非常绝对,非常单纯,非常统一,就是认同最高领袖和他的“最高指示”。平心而论,林彪关于学雷锋的题词,即“学习同志好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倒是击中要害,抓到雷锋的真髓与真谛。经各种层面的解说,又把雷锋浓缩为两个意象:一是做“螺丝钉”;二是做“老黄牛”。更要命的是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社会科学院后全院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请示什么和汇报什么呢?其中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汇报学习雷锋的心得。这样,我就完全分裂了:内心的文学要求尚未死灭,个人的性情还是求其不同,连读《共产党宣言》,我都想说一点自己独到的体会,而表态时则是一百个“认同”:认同天天讲阶级斗争,认同天天讲基本路线,甚至认同文学艺术只能遵循集体主义,只能绝对遵循党性、阶级性。正是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我感悟到自己不可以拥有自己的心灵。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个人只能像雷锋那样,绝对服从组织,充当革命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充当拖拉革命犁耙的老黄牛,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思想。由于我读书一贯都很很认真,所以学习雷锋时也特别用功,也努力去想去做,结果就在这个学习运动中,我又感悟到另一个重要道理,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应当国有化,心灵也应当国有化。学习雷锋就是应当把心灵党化、国家化、国有化。没有想到,我的这种认识得到军宣队的表扬,说我学习雷锋后进步很大。一九九四年十月我出国后第五个年头。我到台湾参加“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会间,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来看我。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再复兄,你看毛主席说的全对了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老讲主体性,主体性不是个人主义吗?与个人主义有什么区别?个人主义有什么好?集体主义有什么不好?”我知道要和映真兄好好讨论这些问题,非扯上一个星期不可,不必认真辩论,所以简单地回答他:“映真兄,你讲的是政治话语,我不争辩。如果你讲的是文学话语,那就完全错了。文学不能没有个性,不能没有个人。你说集体主义有什么不好。我说,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活动,一进入集体的框架,那就得把作家“组织”起来,把文学国有化,把精神计划化,那就没有文学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原是一九六三年毛泽东的题词。到了文革时期由于林彪的再题词,学习雷锋又掀起新的热潮。这种学习热潮对于没有思想的人也许没有什么,而对于喜欢思想又天生具有个性追求的人,实在很痛苦。在此热潮之前,我要生存,所以就跟着时尚唱尽雷锋的颂歌,千百次地表态要向雷锋学习,要当好老黄牛与螺丝钉。然而,我又不满足于平庸地生存,我是个生命存在,我想追求存在的意义,因此又不甘心充当螺丝钉与老黄牛。这种矛盾与冲突,愈来愈明显,以致连自己也感觉到,已经丧失往日的天真和完整的人格,表里不一,身心不一,知行不一。

从自己切身的体验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专制不仅使人“冷潮”,而且使人“分裂”,政治上的独裁势必造成大量分裂人的产生。因此,到了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惊动不已,我虽也未曾料到,但心里却明白:林彪似的伪道德,人人皆有。一方面把领袖捧到天上,另一方面则根本格格不入。林彪一面把对毛泽东的歌颂调子唱得最高,另一方面又想把领袖打入地狱。他不过是分裂的程度比一般人更为露骨罢了。“文革”这种政治高压与政治独裁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民性,严重地破坏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心灵。从上到下,无人可以逃遁。以林彪为镜子,我想到自己也是分裂人,只不过是大分裂与小分裂人之差而已。

我意识到自己心灵的分裂,但是,我也明白,自己并非政治上那种两面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面派太多了。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最大的政治上的两面派恰恰是我们天天为之祝福的“林副统帅”。连他都无法以完整的人格生活,更何况平民百姓。林彪的事件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但从林彪身上,各人有各人的总结。有人从正义与邪恶的角度说他一贯代表邪恶,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革命路线,连平型关战役的功劳也给予抹煞。这种总结法不仅歪曲个人,也歪曲历史,难以让人信服。也有人从批判他的“克己复礼”的儒家教条入手,说他的阴谋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东拉西扯的胡说。实际上,林彪原先也是真诚的,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也只能言行不一了。这就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对于个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方向确实起着巨大的作用。许多悲剧,从表面上看是个人的悲剧,但从实质上是制度的悲剧。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人,即把鬼变成人。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把人变成鬼。林彪的悲剧,有其个人原因,但也有其制度原因。个人的极权专制压得他人格破碎,导致他的悲剧发生。

我知道,我的心灵分裂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分裂,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分裂,也是个体精神层面上的分裂。二者的区别在于,政治意义上的分裂乃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它并非内心的挣扎。而文化意义上的分裂,则是个人内心的矛盾。但相同处是二者都有伪装,个人心灵的分裂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它也不得不装出另一副面孔,这种面孔发展下去,当然也会落入投机者的黑暗深渊。出国之后,我因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心灵分裂,在《人论二十五种》中特别写了一节《论分裂人》,划清分裂心与两面派的界线,也给分裂心灵敲下警钟。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在政治上掉入虚伪的陷阱。在《论分裂人》中,我写道:……分裂人并不是现实社会中那种简单的两面人,即两副面孔或多副面孔应付社会的人。这种人的两面是适应社会的技巧和策略。所谓两面,就是一面好,一面坏;一面善,一面恶;一面真,一面假,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judgement of values),而分裂人的“分裂”,不是价值判断,它是一种内心的冲突(inner complict)。一种精神世界的内在图景。两面人没有这种图景,没有对世界深刻的感悟,在他们的灵魂世界中并没有文化意义的冲突和对话,自然也没有现代人的精神特征。

 

  心灵创伤的国家疗治

 

我的心灵分裂症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得到一次疗治,那是国家药方的疗治。

一九七六年十月,共和国清除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清除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不仅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个人。

“四人帮”的穷凶极恶,是他们以最激进的面目,把国家推向天天从事“阶级斗争”的深渊。其名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荒谬的总纲之下,不仅社会上充满峰火硝烟,而且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也都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而旋转。于是,中国真的变成一部“绞肉机”,每一生命个体,都不过是提供给这部可怕机器吞食的肉块。一个国家荒谬到这个地步,改革的思潮就不能不到来。

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赶上改革的大潮。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社会去除了无谓的“争斗”、紧张和恐惧;于是,八十年代呈现出宽容、宽厚、宽松的氛围(“三宽”是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语言)。这种氛围,这种澄明的空气,正是疗治心灵分裂的最好药方。

在这种氛围中,我不再需要任何装潢门面的东西了。“不需要面具”,这是多么巨大的社会进步,多么巨大的生存快乐。在八十年代里,我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那时候,我心中一直记得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讲述他在“文革”时最大的内心苦闷是:由衷之言不能说,非由衷之言必须说。(关山复和刘导生等领导人在“文革”后期,放在我们的“单位”上,我亲自听到他如此说)。关先生的大苦闷正是心灵分裂的苦闷,这是时代性的共同苦闷,也可以说是时代性的心痛。到了八十年代,宽松的空气让我可以说由衷之言,不说非由衷之言,所以心痛就自然地消解了。

从七〇年末到八〇年初,大约六年的时间里,全国各阶层的人们悄悄地展开一场心灵疗伤的过程,这六年,可以说是我疗伤岁月。疗治我心灵分裂症的是两种药方,一是国家药方;二是个人药方即文学药方。

那段岁月,我觉得自己的心灵与国家完全一致,高度一致。那是我与共和国的关系“蜜月期”,那时,国家所讲的话,都是我想讲的话。邓小平、胡耀邦的话,句句像雨点落在我干旱的心里。那些时日,国家的一切措施,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在疗治我的伤痕。

那段岁月里,首先是发生“打倒四人帮”的重大事件,完全出于我的意料,然而一旦成为事实而且公布之后,我却进入人生的一场狂喜。那一瞬间,我重读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 “漫卷诗书喜欲狂” ,立即领悟它的诗意了。喜可以抵达“狂”的程度,我也有幸体验到了。杜甫当时为国家发生的一件大事而“喜欲狂”,而我也为国家清除四个毒瘤而“喜欲狂”。真的,我从未因为国家发生的变动高兴得这么热烈,这么真诚,这么久。那个时期,我倾听国家领导人、《人民日报》社论、中央广播电台的每一句话,觉得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疗治我心灵伤痕的药方。

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他说我们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我,这便是平地一声雷。我刚听到时,不敢相信,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包括同事们的重说与传达。是真的,我们的国家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生活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要从阶级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了。这是何等英明的决定!这是何等伟大的变动!小平同志说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的这句话,才真的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百万句。小平同志,您好!您太了不起了。您敢于作这样的变动与转移!在我有限的知识系统里,我知道这种变动的分量有多重,实施有多艰难。这样大的变动,本来是需要战争,需要流血的!但是没有战争,没有流血,您太了不起了。您为了人民,不怕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不怕被重新推入地狱。这地狱,我不入谁来入?!是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这种胆魄非常的伟大儿子。我在对邓小平讲话的思索中,觉得一种对国家的热爱从内心深处升起,而一种对于个人的信心也在内心燃烧,我觉得自己的心灵恢复了完整。我整个心灵都在为国家欢呼,都在为国家的新生而充满喜悦地跳动。是的,是整个心灵。绝对没有先前的那种表里不一。

除了邓小平之外,胡耀邦的每一次讲话,也都在为我疗治创伤。我本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不喜欢政治的人,可是,在那个历史时节里,我把耳朵竖得高高,像一只兔子,哪里有胡总书记讲话,我就赶到那里。有一回,我竟然听他讲:“我们不仅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否定反右派运动。我们要为五十万右派分子’平反。”他还说,“我决定这么做了,反正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 。记得那时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说的话,一言九鼎,一句千钧!那一瞬间,我再一次感受到九雷轰顶,再一次怀疑自己的耳朵,再一次以为自己在作梦。“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我愿意当一个永远“评说人”,而且此时此刻就评说:太正确!太了不起了。这是一个严肃的党,这是一个严肃的国家,这是一个严肃的伟大领导人!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敢于纠正像“反右运动”这样的历史错误。胡总书记,我爱您,我敬您,您代表着党和国家残存的“仁爱”,我要和您一起承担过去的错误,也将和您一起,承担之后的所有责任。在听完胡耀邦的讲话之后的那一个夜晚,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觉得是到了我为国家献身的时候了。我愿意为国家牺牲,愿意为国家端正路线,修正错误去牺牲,可是国家很稳定,并不需要我的激烈情怀。尽管不需要,但我的心灵强烈地跳动着,空前活泼,我听到自己的心灵“泊泊”燃烧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我心灵的裂痕消失的声音。面对国家的伟大改革事业,我和它保持一致还来不及哩,哪有分裂的可能!

那段岁月,国家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会议采取了一项接一项的措施。邓小平在科学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他批评文化大革命是“亵渎圣人”。接着又知道“人民公社”取消了,三面红旗不再强制人们去支撑。中国的大门随之打开了,邓小平访美,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奔赴西方深造,一切一切,都化作“国家药方”,时时都在疗治我的心灵。一九八四年我的爱国热情上升到沸腾点,在日本访问时,我用半个小时,写下了讴歌祖国的散文诗:

 

我爱我的温柔的土地

 

我爱我生活着的土地,被阳光所照明的、比任何一个星球都要温柔的土地。这里有家园的温馨和乡间的音乐,有智慧的光华与诗意的爱情,有含苞的憧憬和开放的信念。我相信呼吸在这地上的许许多多同伴,都有善良和正直,都在心灵里珍藏着闪光的宝石头。

我爱我生活着的祖国的土地,被长江与黄河的乳汁润泽得更加温柔的土地。这里有过洪水,但也有制服洪水的大禹;这里有过专制的王冠,但也有踏着蒺藜去捣毁王冠的英雄豪杰;这里有过鸦片,但也有烧毁鸦片的气壮山河的大火;这里有过吃人的筵席,但也有推翻这筵席的、不惜用鲜血浸染红旗的大群的猛士。我相信这土地上的许许多多同胞着勇敢。

我生活着,注视着我的温柔的土地,去寻找心灵的宝石和珍珠-在别人心上,也在自己心上。

我愿意为他和她献身,当我发现宝石,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的时候;

我愿意为他和她牺牲,当我发现珍珠,比我的生命还有价值的时候;

我愿意毁灭,当我所挚爱的温柔的宝石为她铺筑道路的时候。

 

疗治我心灵分裂症,除了“国家药方”之外,还有“个人药方”,这就是文学药方。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伤痕文学。所有正直的作家都在展示以往岁月给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伤痕。我以空前的热情阅读这个时期的作品,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一直到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时每一部作品都让我产生共鸣,常常让我读得热泪盈眶。那段岁月,我除了从事鲁迅研究之外,还常有创作的冲动,我私自想:作家们都在写“伤痕文学”,那是国家与人民的伤痕。而我应当写写自己的伤痕,也可以说是自我的疗伤文学。我想,唯有疗好自己的伤痕,才有资格面对时代的伤痕。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诗,面对的全是自己,即以往自己心灵的荒疏、失落与分裂。首先,我承认自己的心灵“失落过:

 

真的,我曾失落过心

 

真的,我曾失落过心,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起,失落过。

我曾失落过心,在那雨横风狂的岁月,在那理性哭泣的时辰。

当那最宝贵的东西失落的时候,我一只失去桨和帆的小船,在大海的狂涛中沉浮。大地、白云,星空,一切大自然的位置都在我眼中颠倒,倾斜,一切文明的大建筑都在我面前崩塌

我仿佛回到了远古,置身于洪荒,与猿群一起在野蛮中挣扎。我的躯壳只负载着一个精神荒凉的世界,在这世界里,爱情的故事,今天与明天的信念,今人与古人的诗歌、音乐,还有那一切积淀于脑中的人的温热,都被我视为邪恶,我向它们宣战。那时我似乎是个战士,然而胸中是空荡荡的,日子是苍白的。

真的,我失落过心,我记得心从躯壳挣脱出去的岁月。因为我记得,所以我的心复活了。正是为了让心和春天千起在戏胸中复归,我才写着这些真实的诗,日夜不停。

 

接着,我又写了一系列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品,虽然较为简单,但情感却是真实的。例如:

 

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

 

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那我将首先放进我自己。

当我刚刚踏进生活,生活就欺骗了我,而我也迎合了荒唐的生活。

在那动荡的日子,我的灵魂随风飘荡,我的躯壳随人奔波。摇摆着软弱的手和软弱的头,扭曲了书生正直的性格,高喊着空洞的口号,助长着母亲的苦痛,大地的贫穷,人性的懒惰。使欢笑更少,眼泪更多。

我知道我的荒唐仅仅由于幼稚——马克思最能原谅的弱点。但在那个古怪的年代里,地上充满着古怪的战争。幼稚变成古怪的炮灰。幼稚也给仁慈的母亲造成了伤口。

我不宽恕自己,但也不再把自己凌辱。我把幼稚放在自己设置的地狱里,在自己制造的地火与岩浆中煎烤,让幼稚在煎烤中成熟,让灵魂在冶炼中升华,并找到切实的天堂——为人类的富足、欢笑而献身的地方。

我的反省,不仅从七〇年末延续到八十年代初,而且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那时虽然已经当上文学研究所所长,但从里到外,都没有“所长相”,也就是说,官职官位并不影响我的反省与疗伤,我在一九八七年所写《寻找的悲歌》,继续我的“忏悔”,

 

自己曾经多么无知,多么丑陋。

    挥洒了那么多廉价的眼泪,那么多廉价的热情,那么多廉价的爱与仇。

    空洞的呼喊震动了山谷,但未曾在青春的小路上,留下一朵像山花那样美丽的脚印;

    对着高高的群山,表白过一万个“无所畏惧”,但未曾在一个崎岖的斜坡上,尝试过青春的果敢。

    说是聪明,为什么践踏了那么多难返的风华、难再的光阴;

    说是纯正,为什么宽恕了那么多虚伪与圆滑,无聊与无耻;

说是刚强,为什么学会胆怯的苟安和狡黠的敷衍,阴盛阳衰,肠胃里滑动着那么多的脂粉与世故。

为什么那么无知?为什么不懂得驾驭自己的灵魂?为什么在喧嚣不止的日子里,不会悄悄地寻找与跋涉——没有脚步声,连看守的魔鬼也以为你在沉睡。强大的生命,即使在大雪覆盖的严冬,也可以点亮自己的篝火。人生多么有限,寻找不仅该在太平昌盛的日子,也该在人世荒唐的时辰。

  

在荒唐的岁月里,我也曾为人生的虚空感到恐惧,曾为思想的苍白感到惊慌。

然而,追求的萌芽刚从心灵的冻土中抽出,我就被抛落到遥远的地方.那是炎热的中原,淮河浊浪洗劫过的村庄。 

虔诚地充当一头黄牛,吃着野草,施着犁耙,绝无奢侈的心愿。只是,猛然间想起:我是别一种黄牛,我本是属于别一片土地,那一片抛荒多年的地上,我该耕耘,该寻找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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