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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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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的“大战风车”与心灵飞扬

 

从七〇年末到八十年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一九七八年我到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仍然是心灵欢畅的时节。那时,我的思想飞扬,心灵飞扬。一九八一年刚把《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交稿,就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觉得自己太幼稚,太简单,不是“我注鲁迅”,就是“鲁迅注我”。那时候,我长出了一颗雄心,一颗野心。觉得自己应当像唐·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当时我认定的“风车”就是“苏式教条”。觉得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苏式教条的具体表现。“现实主义”本是好东西,好方法,然而,一旦加上“革命”的帽子和“社会主义”帽子,就加了个意识形态前提,那还怎么“现实主义”,怎么“真实”地反映现实至于把社会主义现实解释成“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那就更不通。我必须把投枪投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时,我的精神   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心灵处于高度活泼状态。尽管“现实主义”加了个“社会主义”桂冠,我也不在乎。于是,写完《鲁迅传》之后的第三年,即一九八三年,我便开始构思“人物性格二重原理”,并决心把它发展成专著。我敢提出“原理”,本身就是一种野心。难怪胡绳先生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敢提出“原理,口气好大”。

一九八四年我发表了《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轰动一时。这一年,我当上全国青年常委,并被胡锦涛(时任全国青联主席)派往日本参加创作协会的文化节。出发前,胡锦涛说,“这回你当团长,要发表多次讲话,我已让团中央为你准备了七个讲话,你照读就行了”。我说:“我不用讲稿,到时即兴发言就可以了”,果然,在日本访问中,我每次都是即兴发言,所以池田大作先生很高兴,对他的翻译说:“这回中国派了最优秀的青年来了。”一九八四年秋天,是我心灵最饱满的时刻,我的一切所思所想天然与国家息息相通,十分清楚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我心里的话就是国家说的话。

八四年秋天回国后,我又进入全国政协青年组,组长正是胡锦涛。这个政协青年组,都是各界年青俊秀,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耽误,多数委员都在40岁以上。我记得,这些委员有杨乐、李富荣、李大维、范曾、刘晓庆、杜宪、刘厚明等。那时我43岁。在小组里,我属于最敢说话的人,那也是心灵飞扬的缘故。有一次我当着胡锦涛的面说了一席心里话:“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养育长大的,所以不可能反对经济国有化;然而,我真的反对心灵国有化,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都是心灵国有化的手段。心灵一旦国有化,那就是没有个性,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精神价值创造了。”胡锦涛听了开始有点惊谔,但想了想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驳斥我。几次在人大会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合开会,胡锦涛都让我代表小组去发言。当然,我发言的题目并非在小组里所说的。

我在政协里敢于讲话,讲到有点名气而让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很开明,知道我讲的是真话而且是为了国家更好更健康,因此,胡耀邦竟然和政协办公室说:“以后凡是刘再复的发言,都立即送到我这里。”这是当时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我听了很感动,因此,照样大胆说话。

 

  八九风浪中最痛苦的人:心碎了!

 

一九八九年年初,我应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到美国六所大学访问,并都作一场学术演讲。这六所大学是: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到美国后不久,国内的民主运动还在继续。我所在的文学研究所成了第二批签名运动的中心,我在国外看到了声明与名单,但仍然无动于衷。我并不热心于“街头运动”。第一批签名时发起人北岛也到我家争取我签名,但我刻意回避他。后来看到签下名的有冰心、李泽厚等忘年之交,我还让司机载我到皂君庙的李泽厚家,问他:您平时不热心政治,这回怎么签名了?他回答说“因为北岛来找我,我就不得不签了。”原来,他签名也是被动的。听泽厚兄一讲,我心里更有主意了:这回绝不卷入运动。我没有时间,不能再把生命消耗在这种无谓的运动中了。

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觉得自己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浪费了十年时光,不能再浪费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还有一个队中国政治态势的基本认识。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有不合时宜的反“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无论如何,八十年代包括学生运动兴起的八十年代末,是中国最好的历史时节:中国把大门打开了,民族生活重心转移了。中国正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真改革,不是假改革。以邓小平、胡耀邦的名字为符号的中国改革事业,虽有弱点,但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这场改革很伟大,很了不起。我从七〇年末开始就全身心、全灵魂地支持它,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末,我仍然全身心全灵魂支持它。现在激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要请愿要造反,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不合时宜,也不情愿全力支持他们。所以并不赞成知识分子的签名运动和学生的请愿运动。在美国访问期间,国内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可我还是按自己的计划,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进行讲演。演讲前就陷入沉思,并不关心国内的动荡。直到五月四日前夕,我才想起一件重要事: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主席团的成员。出国时胡绳院长一再叮嘱: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回国参加这个学术大会,并准备好一个有分量的发言。当时我已准备好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后启蒙主体的位置互换”,其内容讲述的是五四运动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他们带着启蒙大众的使命企图改造中国。但三十年代后左翼文学运动和革命运动,已根据领袖的思想认定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是应当和大众打成一片,接受工农大众的教育和改造(启蒙)。也就是说,五四的启蒙主体是知识分子,而三十年代之后,启蒙主体则是工农大众。胡风的“倒霉”就是没有看到这个主体互换的历史趋势,仍然守持作家诗人(知识分子)应当启蒙工农大众的老思路(五四思路),所以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便产生严重的冲突。我的论文主旨是在说明:“五四”有五四的道理,三、四十年代有三、四十年代的道理。采取折中主义态度,既不损害胡风,也不损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调。五月初,我买了机票准备回国,可是五月三日的飞机因偶然的原因不能起飞,我被延期到五月八日才返回中国。那时“五四”大会已开了三、四天,我回国后很累(倒时差),也就请假呆在家中,没出席会。回国后我一直休息,连文学所与台湾学界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香山会议)我也无力参加。

返回北京后,我知道学生运动还在进行,而且知道,五月初《人民日报》已发表社论,界定学生运动为“动乱”。那个时候,我突然陷入彷徨之地。之所以彷徨,是因为我对运动的各方都爱,都采取理解的态度。我既同情学生也同情政府。觉得学生有些民主要求,有反贪污腐败的要求,其热情可嘉,无可厚非。那些天我常想起美国立国初期的总统杰克逊的一句话:我希望经常看到有示威游行,这可以避免政府腐败。我并不把学生运动看得那么严重,觉得判断学生运动是“动乱”肯定“太平质化”即太简单化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政府治理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确实不容易,不要让政府太为难。何况中国又处于大改革中,难度很大,不可给政府增加困难。于是,从内心深处觉得,当戈尔巴乔夫即将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学生应当有所退让,应当给政府一点面子。而政府也应给学生一点面子,即收回“动乱”二字即可。就在自己彷徨无地的时候,老朋友徐刚(诗人)请我参加五月十四日晚上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一走进会议厅,就感到会议的气氛十分严峻。我刚坐下,会议主持人就让我签名,我连声明书的内容都没有仔细看就签了名。第二天向全国公布的知识分子声明书,我竟然放在第一名,属于“带头羊”。第二天晚上(五月十五日),我在劲松家中,那时李陀来找我,说昨天的声明书,主要知识分子都签名了,就缺钱钟书,要我给钱钟书先生打个电话,我立即照办。钱先生用明确的语言告诉我:“再复,你不要热心这种事。国民党时代也闹学生运动,我一次也没签名,这回我已签了三次了,不再签了。我劝你也别签。”我当即把钱先生的话转告李陀。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是戴晴打来的电话。她说,明天《光明日报》有个商讨会,请愿学生的代表参加,另外,胡启立、芮杏文、严明复同志说,现在政府的话学生不听,所以要请一些知识分子帮忙,劝阻学生适可而止。戈尔巴乔夫要来访问了,应当给政府一个台阶下。我听了之后,觉得胡启立等这三位领导人的想法很对,要求并不过分。应当规劝学生适可而止。我作为一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应当尽自己的责任,所以就就立即答应戴晴明天一定会去参加。李陀走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李泽厚,问他明天参不参加“光明日报会”?他说:参加,《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车来接。第二天,我就按照自己的许诺,准时到了《光明日报》。那一会儿,才知道学生的代表是王瑶先生的女儿王超华。到会的知识分子有严家琪、苏晓康、戴晴、于浩成、李洪林、温天凯、李泽厚、包遵信、李陀、麦天棋、汪晖、苏炜等。我记得就在会上,严家琪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这份呼吁书我倒是认真读了一遍。“呼吁书”说,“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还说:“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场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紧急呼吁书”也向政府提出要求:“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账’;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三、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绝食学生采取暴力。”我读了“紧急呼吁书”,觉得它既对政府有要求,也对学生有要求,态度大体公平,所以就提笔签了字。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签字,会导致陈希同在《平乱报告》中点了我的名,更没想到最后导致我的流亡。但应当承认,我在《光明日报》的那个下午,心绪十分混乱,不知如何是好。我本就不懂政治,这回面对的又是如此复杂的政治。我只希望冲突的双方都能相互让步,学生应撤离广场,政府万万不可以“报复”。我在呼吁书书上签字,也只是表明这种简单的善良的愿望。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和自己的愿望相反,一方面是绝食学生并不撤离广场。当我们这些“知名知识分子”抵达广场之后,开始听到的是欢呼声,是“老师您好!”,之后便听到“绝食到底!”、“革命到底!”的口号,显然,我们并没有回天之力。知识分子在学生的眼中并不那么神圣。劝阻学生失败之后,我们又徒步到统战部见了“政府代表”李铁映先生,他的态度十分僵硬,一见面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历史的,是非应当让历史来作结论。”我听了之后,本能地回应一句话:“不错,是非应当由历史说话,可我们的政府说得太早了。说学生运动是动乱,这种结论下得太早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动乱二字收回?”李铁映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党和政府又不是小孩,不能昨天那样说,今天又改口。”结果不欢而散。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自怜”起来,先是觉得自己很孤独,没有人能理解我。这是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第一次感到空前的痛苦,并且觉得自己可能是全中国最痛苦的人,最痛苦的知识分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完全彷徨无地,完全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我真的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觉得诺大的中国,有些学生出来呐喊有益于党和国家的健康。小震撼不要紧,小震撼之后肯定更健康。小震撼不解决,一定会积成大震撼,那就难办了。我并不把学生运动看得那么可怕。当然,我也觉得学生采取“绝食”的极端行为是不好的,我并不赞成学生运动的极端化、革命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又真的很支持政府,认定当时执政的政府是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政府,也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最开明的政府。对于这个政府,只能帮助其改良,切不可以“打倒”、“推翻”、“革命”等方式加以对待。因此,我当时最希望的是,政府与学生能够妥协,相互让步,绝对不赞成一方吃掉另一方。何况,我一直以邓小平、胡耀邦的铁杆改良派自居,也知道今后一定有人会把我当作“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写进历史,也就是说,当时我既爱学生,又爱邓小平,可是,眼前的局势而是势不两立,政府与学生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妥协的意愿。怎么办?怎么办?我无能为力,痛苦极了。从美国回北京的十几天里,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我爱莫能助,既无法“助”学生,也无法“助”政府。“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当时我老是念着这句话,但身不由己,一切只能随大流了。

除此之外,我还“自怜”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力量。我觉得,今天(五月十六日)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已经表明:那些所谓“著名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力量!

我想,这回我们这些“著名知识分子”在学生面前和在政府面前都失败了。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以为学生和政府会听你的话。那个晚上,我的收获是增加了一些“自知之明”。也许是这种自知之明作祟,所以我在五月十六日之后,并不主动地参与策划任何组织与活动,只被动地参与了两次示威游行。包遵信找我说:“听说你们研究所有排字设施,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印刷‘民主战报”,我为了保护文学所,立即给予拒绝。没想到,六月初,大量军队进入北京,更没想到,六月三日夜晚和六月四日凌晨,政府真的对学生使用了暴力,真开枪了。

这一天的子弹打到学生们的身上,打到我的心上。我的心灵中了子弹,完全破碎了!破碎的心灵首先为我热爱的孩子们哭泣,他们的身上流着血。我相信他们也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国家的健康而呐喊。但是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流着血。同时,我也为我所爱的中国改革领袖们哭泣,他们以后怎么面对历史?怎么开枪杀害自己的孩子。手上所沾的鲜血怎么洗清?!我当时明白了,这场悲剧性的运动没有胜利者。学生是失败者,知识分子是失败者,政府也是失败者。我的心灵完全破碎了。“四人帮”垮台后我颗充满希望的心灵破碎了!伴随着这颗心灵的那份真诚的快乐结束了。那份激情,那份酷爱,那颗热烈拥抱社会的心灵消失了,死亡了。我的心灵史翻开了黑暗的一页,几进绝望的一页!

 

  初临西方的心灵困境与自我疗治

 

心灵被“六四”的子弹打碎之后,接着就是逃亡。子弹不仅打中我的心灵,而且把我的身心推向地球的另一端。

到美国之后,我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岁月。一方面是子弹还在心灵里发酵,昨天的事件还在折磨自己,另一方面则是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规范。我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转世”的艰难,进入第二人生。

转世要历经各种“鬼门关”。有语言关,生活关,环境关等等,我写的《逃避自由》,只是生活关。在国内时什么都由组织、单位办理,由国家负责,到了海外则什么都得自己去做,连买张车票、机票也得自己去做,原来,自由世界是什么都得独立自行解决问题的世界,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这种自由真可怕,我真想“逃离”它。这其实是在生活关口至前的恐惧。我把这种恐惧感写成“逃离自由”的一篇散文。此篇散文还被斯坦福大学列为中文教材。但生活难关并不是最难冲破的关口。最难最难的是心灵关。人的心灵真奇妙,我在这段日子里,每天每夜都充满牵挂: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两个女儿怎样生活?生活得怎么样?此次出国,远离了故乡与亲人,被连根拔起,面临的是没有边界的时间的深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些关怀自己的亲人与朋友。在孤独到极点的时刻,挚友高行健来了电话,他说:“我们到了海外,最重要的是要当一个心理的强者。第一步先抹掉政治投在我们心灵上的阴影;第二步就要进入精神价值创造了。我们在国内已很努力了,但是,到了海外必须双倍努力双倍用功”。这些话,我在路过巴黎的时候,他就郑重地和我说过,此次又在电话上郑重对我说。我觉得他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是的,应当赶快站立起来,首先当个心理的强者也就是心灵的强者。不要被孤独所打到。也是在这个时节,我听到国内传来信息: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发话,说要把刘再复这些人憋死、困死、闷死、饿死、气死,这个王忍之,我一直瞧不起他。他在主持《红旗》杂志时,曾派林文山先生向我组稿,说你可写篇商讨的文章,以平息海外对我们的误解。我断然拒绝了。我说,你们对我政治上纲,然后又要我替你们遮蔽专制的行径,办不到。此事得罪了他,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几次请我参加开会,我都拒绝。再后来,我流亡了,他心里自然高兴。然而,要高兴得彻底、尽兴,只能是看到我困死在海外,因此,他说“憋死、闷死、困死、饿死、气死”这些狠话,我是相信的。一旦相信,反而化为力量,反而想好好活着,想带着强大的心灵活着。于是,我用积极的态度开好了一个心灵的“自我疗伤”过程。

这个过程是个写作的过程。我开始写作《漂流手记》,关于这一点在《我的写作史》中已作了叙述,此处不再唠叨了。但这个过程,也是旅游的过程。读万卷书,可以疗治心灵的寂寞与痛苦,走万里路,也可以是疗治的药方一九九二年我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所聘,到那里担任“客座教授”。从瑞典出发,我开始周游列国,丹麦、挪威、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一路走,一路想。一边观赏,一边思索。无论是在法国的卢浮宫还是在瑞典的勃朗宁巨画之前,我都被感动得几近落泪。在这些伟大的永恒艺术创造面前,自己的成败算得了什么?有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这些不朽的“美”陪伴着,还要整天叹息着孤独与寂寥吗?在《悟巴黎》散文中,我记录了自己真实的心绪:

 

人类诞生之后,经受过无数次残酷劫难的打击,神经所以不会断裂,就因为有这些温柔而精采的灵魂的安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穿越悲剧性的风暴,第二次走到维纳斯与蒙娜丽莎之前的时候,突然感到一滴一滴的星光落进我的心坎,浑身滚过一股暖流,而且立即悟到:我已远离恐惧,远离沧海那边的颠倒梦想,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惟有眼前的美是永恒永在的。五十年前,当纳粹的强大铁蹄踏进巴黎的时候,巴黎人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维纳斯与蒙娜丽莎是无敌的,她们的光彩不会熄灭,时间属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至情至性者。“天下之至柔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的古哲人老子早就这样说。这是真的,没有甚么力量可以摧毁艺术,最有力量的不是挥舞着钢铁手臂的暴君暴臣,而是断臂的维纳斯,她才真的是不落的太阳。……

 

我的心灵确实得到古希腊女神和其他古典女神们的拯救。我从她们身上得到的生命提示有如得到火把的照明。当我看到她们那双黎明般的清亮而安宁的眼睛,就知道自己已穿过暗夜并战胜死神的追逐,又回到人类母亲的伟大怀抱,用不着继续惊慌。我在漂泊路上的满身尘土是维纳斯的眼波的洗净的,我的已经临近绝望的对于人类的信念是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里复活的。此次心灵的创伤和 “文革”那次创伤一样,非常严重。而且文革那次创伤之后进行疗治时有国家药方(国家胜利的喜悦),而此次创伤则完全没有。国家不仅不是医药,而且是痛苦之源。想到国家天安门,坦克和那些愚蠢的领导人形象,心灵就愈发痛苦。而被称为“美利坚”的国家,则离我很远,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因此,能帮助我心灵自疗的只有书本(写作)、朋友、艺术和大自然。关于书本的疗伤和写作的疗伤,我在《我的写作史》中已作了记录。关于艺术的疗伤,在旅游中的一切人类的艺术精华确实都给我安慰与启迪;关于朋友的疗伤,我特别应提到三个人,一是李欧梵,二是余英时,三是葛浩文。没有他们的具体帮助,我连饭吃都没有。从国内来到美国,人地生疏,第一次领悟到“举目无亲”的恐慌。幸而在芝加哥大学的头两年里,有李欧梵支撑着。他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刚从鲁斯基金会那里申请到24万美元的研究费用。研究的课题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正好,我们这群流亡者(包括李陀、甘阳、黄子平等)欠缺的正是生存费用与文化反思。“反思”一词,是我在八十年代首先倡导的,这回又可增添一项对“六四”事件的反思,名符其实。我当时把芝加哥这些朋友称作“芝加哥流亡者部落”,而李欧梵是部落酋长。他本身很有才华,但此时他完全停下自己的写作而安排和保护这个特殊文化部落。我刚出国,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进入冬天后又发现自己没有毛衣、棉衣、皮衣等,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是对“空”的领悟,可是,明白了“空无”的哲学之后,还得“活”,还得生存,还得衣食住行。那时才明白,真正的哲学难点是悟到四大皆空以后该怎么办?空无哲学能够帮助我们放下烦恼,但不能帮助我们建立新的生活程序。所以,此时朋友的帮助,实在至关重要。李欧梵之后,帮助我在学校里担任“客座”,驻扎下来,赢得一份工资能够安心地从事教学与写作的是葛浩文和余英时。十年里,就靠他们三个人。在芝加哥大学的生活行将结束时,葛浩文就到芝大我的宿舍商讨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全部事宜,他已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后来所以会选择科罗拉多为永远的住所,在落基山下渡过第二人生的漫长岁月,就因为有他在。我曾问他,您是犹太人,以色列是您的祖国;而您移居美国,早已变成美国人,美国是您生长和寄存之邦;而中国,则是您的研究对象,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专家和翻译家。那么,我问您,这三个国家您最爱哪一个?”他立即爽朗地回答:“我哪个国家都不爱,最爱的是我自己。”可是,那个瞬间,我知道他除了爱自己之外,也爱护我,也在尽他的责任。他之后最关心我的是余英时先生,在瑞典召开“国家、社会、个人”会议时,他与嫂夫人陈淑平前往参加了。那一天在江青家里他首先提出“结束瑞典之行后你们到哪里去?”具体地关心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出路。讨论时我和李先生才知道台湾蒋经国学术基金会北美部分由他和许倬云先生主持。他表示,返美后你们可以提出申请,他和许倬云先生可以支持。于是,我们流亡生活的最初十年就有了着落。余先生本身满腹诗书,很有学问,但又有慈悲情怀,从内心深处关心我们这些漂泊者。他每到新年春节,都会回应我的问候,送我贺年卡,有一年他的贺年卡写道:现在您还得继续“苦撑岁月”(胡适语),祝你岁月丰富,举家幸福。他这个“苦撑岁月”四个字,印在我的心中,每次碰到困难,我都会想起。因为我苦撑了流亡海外最初也是最艰辛的十年,所以我和我的妻子退休后都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早已没有后顾之忧了。李欧梵先生、葛浩文先生、余英时先生不仅帮助我们在陌生的国度里立身立足,而且让我的内心感到温暖,感到自己虽然身处西方,但毕竟生活在人间。

除了李欧梵等三位朋友之外,在海外给我心灵暖流的还有邹谠、林达光、马悦然、马汉茂、聂华玲等朋友。他们都是我心灵创伤的疗治者。

疗治我心灵创伤的第三个要素是大自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对这一要素还没有太深的感觉,到了科罗拉多后,则明显地感到大自然在帮助我。我所在的Boulder的小城,几乎每年都被报刊评为美国最好的居住城市之一(前五名)评判的标准是生活条件、自然条件、安全条件、安全条件、文化条件。这个城市共十万人,科罗拉多大学的师生占了三万多人,属于大学城。而且有洛基山作屏障,离大自然很近。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会享受黎明,享受洛基山。常与朋友开玩笑说:我现在“相看两不厌,唯有洛基山”。除了山脉之外,还有雪水化成的小河,小河贯穿整个城市,河边是步行小路,小路上全是繁茂的树木。闲时在林间散步,一边鉴赏花木,一边鉴赏小溪,真是美极了。在散步的时候,我常与菲亚说,上帝对我们多么好,把我流放到天堂来了。如果上帝委托把我设计天堂,那么,我将以Boulder城为范本。在这个地方隐居,离中国很远,离美国也很远,唯有离大自然很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心灵时时接受大自然的洗礼,那还有什么不平?还有什么伤痕?后来我写了许多歌吟大自然的短文,说我出国之后心灵创伤所得到的疗治,乃是“意义的疗治”,这意义,主要是来自无言无价的大自然。中国古诗人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可见,无法言价的清风明月,明山秀水,才是无价之宝和无价之药方。我在《西寻故乡》的散文集里,记录了许多大自然疗治创伤的诗意感觉,例如:

 

身心透明的时刻

 

在屋后的花园里,我坐在明净的岩石上思索。高原上柔和的阳光照着青草,照着绿树,照着鲜花,也照着我。

此时,我是自己的他者。像观照青草与绿树一样地观照着自己,觉得自己也像鲜花嫩叶一样被阳光照得很透明。发觉生命的真实与透明,真是高兴。自我发现的快乐,唯有自己才明白。

生命像玻璃似透明,这是往昔的梦。往昔,往昔是一个带假面具的时代,是一个身心紧绷弓弦防范他人的时代,不会自我掩盖是很难生存的。心中构筑一个城堡,让人看不清自己的忧伤和眼泪。没有堡垒,就很难存活。那时,身的处处,心的处处,没有一处是透明的。

自己掩盖自己,又让他人涂抹自己。无数正直的思想者,在牛棚内外被涂抹成虫豕,涂抹成恶鬼,涂抹成黑帮,面目全非。我没有被送进牛棚,但也被涂抹。一个赤条条的透明的农家子,也变得朦胧与模糊。生活在一个混沌的时代,身心的透明只是梦。

往昔,毕竟已是往昔。此刻,我该看看阳光下的自己。生命真的已经透明,身上那些被他人所掩盖、所涂抹的一切已经融化,阳光下的肝胆与心灵像雨后的花朵一样新颖。人类所发明的一切,皮鞭、监狱、牛棚、高帽、批斗会、威胁、咆哮都离我很远。尽管海的那一岸还有肮脏的牙齿在咬啮我的文字,但毕竟离我很远,像离我很远的乌云。他们已不能像往日那样任意摧毁我生命的真实与透明。……真实与透明的生命多么好。往日需要遮遮掩掩才能说出的话,此时,可以在阳光的微笑中自由地抒写,往日需要扭弯咽喉才能唱出来的歌,此时可以率真地唱给原野。心脏在跳动,每一节拍都在支持我直抒胸臆。我可以自由地展示光明、展示人间,也可以自由地层示黑暗、展示牛棚,还可以自由而透明地展示被奴役过的心灵,包括展示革命名义下屠伯们的凶残与凶残下的眼泪和血。许多需要付出遍体鳞伤和死亡代价的语言,我在这棵高高的白桦树下,却如同雪水自由地往大地滴落。身心透明时才能意识到生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该呐喊的时候就呐喊,绝不想到技巧;该透明的时候就透明,绝不想到朦胧;该朦胧的时候就朦胧,绝不想到确定;该批判的时候就批判,绝不想到评论家的嘲笑;该超越的时候就超越,绝不想到革命家们的失望。

我是自己的他者,我喜欢看阳光下透明的自己,赤裸裸的,像水晶石,像五十年前故乡那个赤条条的农家子。

一九九五年三月

 

由于书本、朋友、艺术、大自然的帮助,我的心灵再一次赢得完整。这完整的标志就是只要用一副面孔生活了。我为此而庆幸。在《庆幸》的短文中我说:

 

……一位从北京来到纽约访问的朋友打电话对我说:这回你真幸运,不必表态、检查、交代,不必用两副面孔生活,我们这两年又是会下一副面孔,会上一副面孔,真难受。我经历过两副面孔生活的岁月,知道这种生活是怎样糟蹋自己的心灵和怎样扼杀自己的天真天籁以及做人应有的诚实。真正的战斗需要戴上盔甲,盔甲再重,心里也舒坦;而虚假的战斗戴的全是面具,面具再轻,也觉得沉重。它总是把灵魂压迫得不像样子。我庆幸这几年自己可以用一副面孔生活,不必说假话,不必编撰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谎言。

  

所以近年来我在总结自己的海外生活时一再说,我在二十多年的漂流生活中赢得三样最美好的价值无量的东西:一是自由时间;(时间再也无须被行政、杂务所割切了);二是自由表述(这是最高的价值);三是完整人格;完整心灵,最宝贵的心灵不再分裂,不再化作碎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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