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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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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彻悟:对贾宝玉心灵的大彻大悟

 

二〇〇〇年前后,即世纪之交,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先生主持)讲课。当时我已“返回古典”,讲解的都是清代以往的文学。这又正好符合中国文化中心 “不讲现当代”的要求。我除了刻意打破纵向讲述(按时间顺序的编年讲述),而尝试横向讲述“中国贵族文学”、“中国放逐文学”(中国流亡文学)、“中国挽歌文学”“中国讴歌文学”之外,便侧重讲述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红楼梦》。对于这四大名著的讲述,也是我心灵原则的进一步确立。出国之后,我就要求自己(也是内心要求),一定要告别《水浒》的凶心(告别革命),告别《三国》的机心,包括世故之心,而追求“西游心”(不怕艰难寻求自由之心)和“红楼心”(即慈悲、悲悯之心)。我先讲述《红楼梦》,在讲述之前,我已重读了多遍《红楼梦》,在备课时有一种永远难忘的生命体验,这也许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后来我明白了,这正是王阳明“龙场彻悟”似的大彻大悟。王阳明(王守仁)系明代大儒,他28岁时就参加礼部会试,获得殿试赐二甲第七名进士,授官位刑部主事,后又被启用为兵部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冬,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逮捕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上书请救,触怒刘瑾,被廷杖四十,然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让他当个最小的官员--驿丞。驿站设驿丞一人,吏一人,马23匹。王阳明虽为驿丞,但因为是带罪之官,所以不得居住驿站,只能在离驿站不远的小孤山洞口搭个草庵栖身。处此大逆境中,原先所学的“格物格知”那一套(朱熹)学理已不顶用。但他心志不凡,绝地逢生,一天夜里,他突然 “神悟”降临。那天晚上睡觉时他的灵感四处冲撞,仿佛有人告诉他“格物格知”的要旨。于是,他从石床上一跃而起,大彻大悟,明白圣人之道,全在“吾性自足”,以往“求理于事”,全都错了。此时此刻,他悟到: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心灵。心即理。通过“心”去找“理”才是光明正道。要抵达“理”,不是通过“格物”,而是通过“格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天。一切都在心中。梦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阳明寻找、求索的圣人之“理”,原来就在“心”中。王阳明那天夜里的大彻大悟,终于使他创造了“心学”。在中国文化史上,他终于完成了从理学到心学的巨大转变。整个儒家学说,也从此找到新的源头。我在国内求学期间,提起王阳明,教科书和老师们总是说王阳明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我接受这种判断,对王阳明存有偏见,未曾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但出国之后,我面临许多新的关口,语言关、生活关、工作关,每个关口都很艰难,而最难越过的则是“心理关”。远离故乡、故国、故人,孤独、寂寞、痛苦到极点,心里发生危机了。能通过心理的难关,才能说得上别的出路。因此,对于我,当时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成为心理的强者,心灵的强者。心理强,则是胜利者;心理弱,则是失败者。我不能在种种难关面前举手投降,率先消灭自己。相反,我必须首先挺起胸膛,壮大自己,赢得心理的强大与健康。于是,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唯有“心”可救我。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心灵状态决定成败,心灵状态决定流亡的走向与去向。也就在此时此刻,王阳明重新进入我的生命,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在这个时候,赢得我爱。此时,我感到王阳明格外亲切。他说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天,我理解了,而且也感到思想与他息息相通。于是,我振奋振作起来,高举自己的心灵,像儿时在乡村里高举松明点燃的火把。我再也不管这是什么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主观唯心”还是“客观唯心”,就相信心学是真理,相信“心灵状态决定一切”,无论如何,一定要当一个心灵的强者。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备课《红楼梦》,贾宝玉的心灵走到我生命中,并展示在我的面前。备课的这一天夜里,我睡的床铺上,仿佛也灵感燃烧,仿佛也听到有人提示我,他说:“贾宝玉,贾宝玉,那不是“物”,也不是“人”,那是一颗“心”。这颗心,《红楼梦》之心,是诗之心,是小说之心,是文学之心,是你我的应有之心。读懂这颗“心”,就读懂《红楼梦》,就读懂世界、人类、历史,就读懂一切。今后,你不管走到哪个天涯海角,都要双手捧着这颗“心”!”听了这些话,我突然惊醒。醒来时满身大汗,奇怪,梦中悟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于是,我铺开稿纸,浑身燃烧,双手颤栗,开始写下“贾宝玉的心灵内涵”。写时情感如波涛汹涌,惊涛拍岸,高度亢奋。就在那个瞬间,我彻悟到,贾宝玉这颗心,是“十无”之心。

这颗心,无敌,(没有敌人);

这颗心,无争,(从不参与争名夺利);

这颗心,无待,(从不依附、依赖,完全独立);

这颗心,无染,(处污泥而不染,处贵族之家,却毫无纨绔子弟之习气);

这颗心,无私,(贾宝玉只会关心别人,自己被雨淋了,不知照顾自己,只关心其他雨中人,难怪两个老太婆笑他是个“呆子”)

这颗心,无猜,(贾宝玉不仅没有敌人,没有坏人,也没有假人。谁说的话他都相信。袭人和刘姥姥哄他的话,他也信);

这颗心,无恨,(赵姨娘那样加害他,他却从不说姨娘的一句坏话。贾环企图用滚热的油火烧毁他的眼睛,他也不计较,不生怨恨);

这颗心,无嫉,(贾宝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嫉妒,只会欣赏他人的才能,在诗社里写诗赛诗,他被评为“压尾”(最后一名),但仍然很高兴);

这颗心,无谋,(贾宝玉没有半点机心,从不把心思放在对付他人,离三国演义机谋最远的是谁,是贾宝玉的心灵);

这颗心,无惧,(传说潇湘馆闹鬼,王熙凤吓得魂不附体,但宝玉却全然不怕,而且要去观看。人们都说他“胆大”,唯有史湘云说他是“心实”。宝玉心灵坦坦荡荡,实实在在,当然也就无所畏惧)。

什么叫做佛心、童心、赤子之心?贾宝玉的心灵便是。什么叫做纯粹之心、高尚之心、有道德之心?贾宝玉的心灵便是。

我在香港理工大学的《红楼梦》讲演(题为“红楼梦的三维阅读”)中,特别说明了贾宝玉这颗心灵的内涵和我的高峰体验。请读传的朋友们参考阅读。我的这一段体验在我人生当中实在是个关键,所以我把演讲的有关部分重录于下:

        

    ......我在2000年城市大学讲解红楼梦的心灵阅读的时候,那天晚上备课,突然有一个大感悟、大彻悟,我自己十分激动,高度亢奋,差一点就哭出来了:因为我读懂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心灵了。我自觉我对贾宝玉心灵的领悟,很像王阳明的“龙场彻悟”。王阳明当时去江西平乱,到龙场的时候,有个大彻悟,他就发现了一个原理:原来真理即心灵。王阳明认为,他过去崇尚朱熹等人,讲“理”。而现在终于明白,心即是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天。此后他便讲理心合一,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发挥了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思想。后来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都非常崇拜王阳明,而我呢,是出国以后才崇拜他。以前不懂得崇拜,因为大陆说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啊!这时才觉得了不得,心灵的状态可以决定一切。我到海外来了,接受了这个“心学”以后,整个就变成了心灵的强者了。

    那天我的感悟,非常像王阳明的龙场彻悟,大彻大悟,原来《红楼梦》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塑造了一颗贾宝玉的伟大心灵。而曹雪芹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永远不落的心灵太阳。当时我高度亢奋,兴奋得不得了。兴奋了整整十年了,到现在还有一点兴奋。我读懂了贾宝玉的心灵。怎么读懂了?我在香港三联的一本书,叫做《什么是人生》。其中谈到了贾宝玉,我说,贾宝玉这个人是“三无”:第一,无敌,他没有敌人;第二,无争,他从来不争名夺利;第三,无待,他从来不依附,不依赖。独立做人!因为篇幅有限,我只讲这三无。其实,贾宝玉的心灵至少有十个无。首先一个是无染,他处污泥而不染,生活在一个贵族家庭的大家族里,却永远像个孩子,永远守持天真天籁,永远单纯纯粹;第二个,是无私,他没有私心,总是想到别人,所以有两个老太婆议论他,这可不是个呆子。玉钏儿拿着药汤给他喝,不小心就泼到了贾宝玉的手上了,照说,贾宝玉应该生气,但他反而先关心起了对方:哎呀,你有没有被烫伤?这个事情,本来是他自己手被烫伤了,却首先关心别人是不是被烫伤了。[1]这就是他的无私。再有一个,是他无猜,没有猜想和猜疑。即是他跟林黛玉两小无猜,两个人的情爱很单纯,没有猜疑。所以他写的禅偈非常好,“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2]这些都是无猜。无猜,表现出的是,他觉得世界上不仅没有敌人,而且没有坏人,没有假人,任何人跟他说话他都相信,不加猜疑。连别人编造的话他都相信。袭人告诉他,我哥哥嫂嫂要让我回家了,就吓他一跳。然后袭人说,如果你不让我回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贾宝玉说,一百个条件都可以,你说吧。袭人就说,第一不要轻言生死,毁僧谤佛;第二,你要好好读书,哪怕你不要好好读书,也得装装样子给你爸爸看;第三,你不要调脂弄粉,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贾宝玉就连声说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人家哄他的他都信[3]。又比如刘姥姥哄他说,我们乡村有一个姑娘很漂亮,雪地里抽柴草,不过后来死掉了,人们给她修了一个庙,就把她供在里面的。贾宝玉就很相信,第二天就和人一起去找这个庙,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4]。但他也相信了,贾宝玉这个人不仅是有情,而且“情不情”。这个词前面的“情”是动词,后面的“不情”是名词。“情不情”就是对不情的人和物,他也投入感情,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同时,他不仅情不情,而且还“善不善”,也就是对那些不善的人,他也可以充满善心地对待。还有“真不真”,对那些不真的人,他用真来对待,贾宝玉心灵是真的好,所以他没有敌人,没有坏人,也没有假人。而且他无畏,他没有什么好怕的,比如有人说,潇湘馆在闹鬼,一听王熙凤就吓得要命,因为她心虚,贾宝玉则不怕,他说林妹妹那边闹鬼,那我一定要去看。后来史湘云说,他不是胆大,是心实,所以他不怕鬼,无忌。而且贾宝玉很奇怪,他心灵没有我们这些世俗人的生命机能,比如说,他不会仇恨,也不会嫉妒,不会算计,也不会报复,不会排他,所以他就无恨,无怨,无计,无谋。所以我用十个“无”来概说他。贾宝玉的心灵原是这样的一个心灵。对于贾宝玉来说,不是别人对他如何如何,而是我应该对待他人怎么样。所以他的爸爸,把他往死里打,冤枉他,委屈他,可他对他的父亲却一点怨言都没有。他认为父亲冤枉我,是父亲的事情,可我应该敬重父亲,这是我的品格,所以他始终对父亲很敬重。贾宝玉平时出门的时候都有好几个仆人跟着他,有一次他路过父亲的书斋的时候,他赶紧下马,跟随的小伙计告诉他,今天老爷不在家,不用下马。但贾宝玉说,不行,我们还是要下马,于是下马,然后对着老爷的书房辑了个躬,贾宝玉对他的父亲感情很深。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待自己的祖国,也应该像贾宝玉对待父亲一样。祖国喜欢不喜欢我,委屈不委屈我,这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祖国。祖国的山川、土地、社稷、同胞、文化,永远要无条件地爱。所以我连“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怨气都没有。因为我向贾宝玉学习了,他才真的是我们的楷模。曹操的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而贾宝玉的哲学相反,他的是,“宁教天下人负我,我不能负天下人”。他的心灵这么美。所以我认为,贾宝玉的心灵,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纯粹的心灵。贾宝玉的心灵,就像创世纪的第一个早晨没有污染过的露珠一样纯洁。我们能在世界其他文学作品中找出心灵比宝玉更纯粹的吗?这就是我对《红楼梦》心灵的阅读,通过这个阅读,我也发现了贾宝玉的心灵,让我非常的激动,彻夜难眠。

发现贾宝玉的心灵乃是人类文学史上所塑造的一颗最纯粹的心灵之后,贾宝玉便成为我的榜样。他的心灵也成了我的心灵镜子。我的心灵修炼,朝着哪个方向修炼?就朝着宝玉的方向修,朝着宝玉的方向炼。我知道,如果用世俗视角会把宝玉看做是个世俗人,他是个贵族纨绔子弟,富贵闲人,什么本事都没有,既不会“齐家”,也不会“治国”,更不会“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都没有他的份,所以他父亲(贾政)讨厌他,一见到他就心烦,有些《红楼梦》论者正是这样看贾宝玉,觉得他游手好闲,不可靠近。这些论者只看到贾宝玉的“形”,未见到他的“神”;只见到他的是“身”,未见到他的“心”。而我却把宝玉视为一颗‘心’。肯定高鹗的续书,也是因为最后他佩戴的“玉”丢失时,宝钗与袭人慌乱地寻找,他却说,别找了,我已经有了“心”,还要那玉干什么。这就抓到要害处。宝玉本就有一颗纯粹的本心真心,最后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不是“玉”(贵重的物质)而是 “心”(非物质)。因为把贾宝玉说为一颗“心”,所以就明白它有如创世纪第一个早晨的露珠,从未被尘埃污染过。这颗心灵非常纯粹,既无功利之念,也无因果之思。它从不知“分别”,完全没有世俗社会的贵贱之分,尊卑之分,世俗眼里的“贵夫人”和“丫鬟奴婢”,在他眼里都是“人”,都值得尊重与敬重。晴雯就是晴雯,鸳鸯就是鸳鸯,她们是美丽、善良、聪慧的生命,绝不是什么“女奴”、“丫鬟”、“下人”,所以他爱她们,把她们视为朋友与“知己”。他对母亲、姨妈、姨娘等,也以礼相待,敬重她们,连老是要加害他的赵姨娘,他也从不说她一句坏话。贾宝玉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但这些都不是理念,即都不是因为释迦牟尼的“指示”,而全是他的天性、心性,他天生就超势利,超算计。他的心灵没有俗人那种仇恨的功能,嫉妒的功能,报复的功能,算计的功能。他的心灵原则存在于他的潜意识里,下意识里,存在于他的血脉深处。他的心灵原则是从不计较他人“对我如何”,哪怕他人是委屈我、误解我、蔑视我、凌辱我,我都不计较,更不会报复。重要的是我如何对待他人。我亏待他人便不安,我忽略他人即错误。这就是宁可他人负我,休教我负他人,与曹操的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的原则正好相反。他父亲贾政冤枉他,把他打得半死。他没有一句怨言,也不说父亲一句微词。因为他的心灵只知道如何对待父亲,对待自己的父亲只能尊重与敬重,至于父亲错打他,那是父亲的事。

贾宝玉这种心灵原则,给我以极大的启迪。所以我把祖国比作父亲,认定父亲冤屈我、放逐我,那是祖国的事。而我必须永远敬重祖国,热爱祖国,这是我的人格,我的精神品质,我的心灵原则。我应当无条件地爱祖国的山川、土地、社稷、同胞、文化。即使祖国用重棒打击我的这种理念,我也要坚持。通过对《红楼梦》的真诚领悟,贾宝玉的心灵原则化作我的心灵原则。“宁教人负我,我不负他人”,“宁让祖国负我,我不负祖国”,成了我的内心口号。以往“学雷锋”时,我总是想“制造”一些好事给人看,而学宝玉,我则没有任何一点“表现之心”,只是在内心深处记住应当如何做人,如何守持心灵原则。

因为有贾宝玉的心灵作为自己的心灵标尺,所以我对“三国心”即机心、世故之心就特别讨厌。不管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没有真实的心灵。曹操为了达到目的,宁负天下人,而刘备只知道,愈是善于伪装,成功率就愈高。他们口头上讲的是“义”,内心里则只念念不忘一个“利”字。贾宝玉是个“真人”,而刘备则是“假人”。前者是仁爱仁厚,后者是“假仁假义”。

我在《红楼梦》的阅读中,一再声明,我并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心灵感应对象,即以心去发现心。在《红楼梦》中我发现许多美丽纯正的心灵,而第一发现(最重要的发现),则是发现贾宝玉心灵的极度纯粹,极度善良,极度慈悲。

 

十一  心灵复归何处?“反向行走”意识的觉醒!

 

在世纪之交发现贾宝玉心灵光辉之后,我的生命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我的挚友高行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之前十几年,我不断评论高行健,九十年末,我把行健兄的代表作《灵山》背回北京打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竭力推荐高行健获奖,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我当然非常高兴。高行健获奖一个多小时后给我打电话说:“无论如何,我们算是很争气!”不错,我们流亡海外,战胜无数困难,总算争了气。高行健接着又在电话上问我,“要不要到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我说我在斯大客座一年了,不想再去瑞典,他就说,那就把诺贝尔奖章的副章给你。奖章共有三枚,我自己留一枚,另两枚,一枚给法国的朋友,一枚给你。我说别的礼物我不接受,诺贝尔奖章我还是要的。于是,他就在第二年二月访问香港时把奖章给我,用一个蓝色的盒子装着,盒子下边写着:“再复吾兄雅玩!”赠予诺贝尔奖章毕竟是件大事,所以赠予的那天晚上,《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兄便为行健和我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餐会,算是赠送仪式。餐会还请了城市大学副校长黄玉山参加。为此,耀明兄还在他主编的《明报月刊》发了一篇文章和一幅照片。

那天晚上,面对诺贝尔文学奖奖章,我在想,虽然不是我得了奖,但我毕竟和行健兄手拉着手一起走向文学的高峰,我的人生终于也抵达了一个高点。那一刻,我想到,此后的人生该不是继续往前走,不是去争取更大的荣誉、更大的权力与财富。而是往后行走,即向着童年、童心的反方向努力行走。“反向行走”的意识就这样冒出来,这样产生出来了。为此,我自己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了一阵之后,我对自己说,对!此后的人生就是“复归”,如《道德经》所言,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多好呵!找到心灵的方向了!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又有一番彻悟,其意义绝不在得诺贝尔奖之下。感谢行健兄带给我光荣之后又带给我新的彻悟。今后,也就是21世纪,我将努力反省20世纪,也将作切实的“反向努力”,朝着赤子之心的方向努力,朝着灵山上的佛心方向努力!

世纪之交我在课堂里除了讲授四大名著之外,还讲授“老六经”《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所谓 “反向努力”,我也曾用《道德经》中的三复归来表述,即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复归于婴儿,便是朝着婴儿的方向往后走,这好理解。复归于朴,一般都解释为复归于“质朴的生活”,这没有错,但我补充了两个层面,即二是回归“质朴的内心”;三是回归“质朴的语言”。至于“无极”,我则把它联上王阳明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因此,便是朝着宇宙的无限广阔之心的方向走。

世纪之交,我的心灵本就动荡,因为找到方向,就更为活泼。活泼得快要跳出胸膛。这种感觉几乎天天都有。那时,我想到人生必须有个往回走的“反向”阶段。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就概括了人生的两大步骤(也可以说是两大经验)。前者是“出征”、“出击”,这是朝前走,往正方向走。后者则是“回家”、“回归”,往后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往前出征出击不容易,往后走也不容易。《奥德赛》描写奥德修斯在回归的路上,遇到了风浪、妖魔等各种阻拦,并非“一帆风顺”。我的内心旅程比奥德赛之旅更为艰辛,那是与“虚荣、欲望、野心”的较量,那是放下、放下、再放下的考验,我知道,许多人生在年迈之后已经放不下即很难往回走了。而我却在六十岁的时候产生了“反向意识”,还能“往后走”,这就是胜利,这就是人生的凯旋。关于这一点,我在更早的时候就表述过。所以剑梅在为我的散文诗集《读沧海》作序时就写道:

 

……朋友常说他虽然是理论家,可是很有诗人气质。我也非常同意。其实,他不仅有诗人的气质,还有诗人的他在海外寻找情感的故乡,最后找到的还是那一片天真天籁的孩提王国。

 

这是剑梅一九九九年十月为我写的序文,她已经发现,我的《寻找的悲歌》,最后找到的还是天真天籁的孩提王国,也就是最后的归宿还是童心,赤子之心,婴儿状态。

反向努力,这是我晚年的心灵状态。对此,我自己格外重视,并把它变成自觉意识。因此2010年,我在美国寄寓的科罗拉多州的一次正式的公众演讲中,选择的讲题是“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这已是高行健获奖后的第10年了。在讲演中我说:

 

我想说说第二人生心灵走向。我一直认为,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也可以说,重要的不是身往哪里走,而是心往哪里走,或者说,心往哪个方向走。如果用立命这一概念来表述,那么立命的根本点就在于“立心”。早期鲁迅有一思想,说“立国”应先“立人”。借用这一语言逻辑,我们可以说,“立命”应先“立心”。我没有“为天地立心”的妄念,但有“为自己立心”的自觉。

此时我要用一个短语来表述我的心灵方向,这就是“反向努力”。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年我的心灵走向,不是沿着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向前向上的方向去追求更大功名、更高权力、更多财富,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努力,即向后方、向童年、向童心、向朴质这一“反”方向去努力。我在散文诗中曾说,回归童心,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凯旋。我甚至给自己规定很明晰的人生目标,确认第一人生是从“无知”走向“有知”,即通过上学、读书、受教育、做学问,以从一个蒙昧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而第二人生正好相反,我要努力-做一个人,努力从“有知”变成“无知”。所谓“无知”是指“不知”,即变成一个像儿那样不知算计、不知功过、不知输赢,不知得失、不知仇恨、不知报复、不知生存策略、不知恩恩怨怨的人,也就是回到庄子所说的“不开窍”的“混沌”,庄子所讲的“混沌”,乃是天地之初、人生之初的本真本然。

 

我认为,一个人有了权力、财富、功名之后,最难的是保持质朴的内心。质朴的内心也就是童心、赤子之心。二〇一三年,北京知识界的一些朋友聚会庆祝周有光先生105岁。《经济日报》记者马国川先生希望我说几句话。我虽从未见过周先生,但很尊敬周先生,于是我就遵命写了几句话:

 

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质朴的内心,是我的心灵方向也可以说是心灵目标。我觉得周有光先生的生命奇观,奇就奇在百岁之后也是名声极大之后仍然保持质朴的内心,仍然说真话,说那些他人心中都有但口中皆无的真话真理,他的宝贵之处就在这里。去年他112岁时去世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生命奇景将永远留在史册里。

孔子说人生进入“七十”之后,应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也是对心灵归宿的一种期待。我在七十一岁(2011年)于北京三联出了一部文集,命名为《随心集》,也是对自己的心灵提出如此的期待。而我敢于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因为我的心灵方向与心灵目标已经确定。我所说所写的一切,会像赤子那样,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绝对不会说。不逾矩的矩,就是我的良心底线。无论走到哪个天涯海角,无论站立在哪个讲坛说话,我都不会忘记捧着跳动的良心说话。

 

    十二  平常心,最后的归宿

 

在人生的“反向努力”中,我不仅找到了贾宝玉,而且找到了慧能。

出国之后,我常与高行健兄通电话。电话中总是谈慧能。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写了以慧能为主角的歌剧《八月雪》,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慧能太了不起了。他虽然是佛家的一个宗教领袖,但没有任何偶像崇拜,当然也不要人们崇拜他。他心目中最高的价值是“自由”。除了心灵自由,他什么都不要。武则天、唐中宗派薛简将军请他入宫当“王者师”,他也不要。为了自由,哪怕黄袍加身,哪怕“王者师”桂冠,他都不在乎。赢得自由,也是需要气魄的。在《八月雪》的戏里,我明白了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所表述的那个“自由原理”:自由不靠上帝的赐予,也不靠政府赐予,全靠自己的觉悟。自己意识到自由,才有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源于自身,自由就在自己的手中。慧能把自由视为最高价值,所以他拒绝外部力量的一切诱惑,包括黄袍与桂冠的诱惑。他知道,一旦进入宫廷,就会赢得无上的世俗荣耀,就会让无数人倾慕、倾倒,然而,必须付出一种代价,那就是“失去自由”的代价。因此,慧能作出一般人做不到的选择:拒绝入宫,守持自由。这种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便是心灵。我之所以激动不已,正是因为这一点。这种选择太不容易,太不简单了。我知道高行健笔下这个《八月雪》的主人公正是高行健自己。也就是说,慧能即行健,行健即慧能。在与高行健多年的通话中,他一次又一次告诉我:自由表述是我们的最高价值。我们的广阔天地就在自由之中。慧能表现出来的正是关于他的这种关于自由的无上上等觉。高行健确实很有才华,在《八月雪》中,慧能为了自由,不仅不屈服于政治(宫廷压力),而且不在乎宗教势力。禅宗的传统,乃是“衣钵传宗”的传统。可是,行健设置了一个慧能打碎“衣钵”的惊人情节,他拒绝这个传统,深知为了“衣钵”,禅宗内部一定会发生纷争,甚至会流血。因此,他果断地打破这个传宗接代的象征物。我未作考证这一情节是否出自历史的真实,但知道禅宗止于六祖,慧能之后再也没有“七祖”,“八祖”的出现,仅仅凭借这个事实,高行健创造出“打碎衣钵”的情节便可成立。我身处学界之中,深知学界的山头林立,宗教纷争的危害绝不亚于政治的危害。慧能为了赢得真正的自由,不仅不能屈服于政治力量,也不能屈服于宗派力量。这种精神确实是人间最难得的独立不移的精神。

慧能是寺庙的主持,算是一方“活佛”,但他没有半点“教主相”,仅仅守持一颗“平常心”。这个世纪之交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述《六祖坛经》,特别强调慧能的这种精神品格。一个人有了成就之后还能做平常人,持平常心,这是很难也很了不起的。说一个人拥有佛性,其实,这正是佛性。一般的俗众,有了权力、财富、功名之后都难免要摆架子,翘尾巴,瞧不起人,而真有佛性的人,则视权力功名等一切为“平常”,绝不以此显耀于人。我在讲课中把慧能与尼采作了对比,说明这正是世界上两种不同的心灵状态:一种是慧能之心,他提示我们:人得道(有了成就)之后要做平常人,持平常心。而尼采则告诉我们:得道之后可以充当“超人”,可以高高地站立于庸众之上。这两种心灵,哪一种更美?当然是慧能之心更美,然而,一百年来的世界都以尼采之心为美,至今对尼采的喝彩之声仍然绵绵不断。可惜,世上很少人知道,中国在一千年前出现的慧能的思想,做平常人的思想,比尼采精彩、深刻一百倍,一千倍。尼采的“超人”思想把“自我”膨胀为新的上帝,以为新的上帝可以充当大众的救主。超人可以蔑视大众,也可以摆布大众。而慧能则真诚地尊重大众,而且认为任何成功者也都应当永远成为大众的一员,不可有任何高高在上和凌驾于大众的念头。尼采的理念使人变成疯子(他自己最后发疯了,也导致希特勒发疯),而慧能的理念却使人变成赤子。慧能拒绝进入宫廷去当“王者师”之类的花瓶,不当骗人的、根本不存在的救世主,而只当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救者,学佛念佛只是为了自明、自渡、自救。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会认识到慧能心灵的伟大。他的心灵,才是我们的心灵归宿。我甚至敢于断言,世界心灵归宿于尼采,那将是灾难;归宿于慧能,那将来莫大的幸运。

二〇一八年元月八日



[1]见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9-470页。

[2]见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7-298页。

[3]见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263页。

[4]见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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