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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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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石头记”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我的“石头记”

 

(一)

 

回顾自己的人生,最为满意的一点是,自己从没有思想(石头)变成有思想(人),又从思想不能独立变成思想可以独立,最后成为一个思想者。此时居然还可书写“思想史”。我生活的时代是没有思想的时代,我生活的中国是只许领袖一个人思想、不许千千万万百姓思想的中国。一九九五年,我到台湾参加联合报举办的《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讨会,在闭幕式上我发表了“让思想者思想”的讲话,讲完后台大齐邦媛教授拉着我的手说,你的内心口号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齐邦媛教授那时已发表“二度漂流文学”一文表彰我,但尚未书写出代表作《巨流河》。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写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后来,这句话成了“人”最重要的定义。我也一直把这句话视为人的经典性定义。人是芦苇,即人是很普通也很脆弱的生物,但因为人会思想,所以人便成为“万物之灵长”,显得聪明、高贵、非凡、神奇,富有尊严与骄傲。人之外的其他一切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不会思想,再霸气的狮虎鹰鹫也不会思想。帕斯卡尔对人的定义之所以颠簸不破,就因为他抓住了“会思想”这一要害。

我从小就热爱思想,向往思想,把当个“思想者”作为自己的梦。于是,我读书,主要是读思想,写书主要也是写思想。我说书写每一篇散文(包括一切文章)都应当有所“悟”。所谓悟,也是思想。可是,上帝却把我抛进“不许思想”的中国和“没有思想”的时代。于是,我的第一生前期便只是一块“石头”的经历。

我经历了很长的“不许思想”的年月,大约从童年时代一直伸延到七十年代末的中年时代。整个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我努力读书,但只能欣赏先人和他人的思想,不能表述自己的思想。我称这个漫长的不许思想与不能思想的年代为“石头”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我不是“人”,不是会思想的芦苇,而是不会思想的“石头”,类似被女娲抛弃的多余的“蠢物”(《红楼梦》语)。只是物,不是人。那段人生,正是我的“石头记”。中国的两部伟大文学经典《红楼梦》与《西游记》都是“石头记”。两部小说的主角原来都是石头。充当石头时,他们只能“自叹自艾”(《红楼梦》语),然而后来他们(贾宝玉和孙悟空)都通灵了。所谓通灵,便是有了思想。也可以说,是自然的人化、灵化、思想化。

上世纪一段漫长的岁月,所有的青少年,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当作“石头”。青少年的父母、爷爷、奶奶们,也是石头。石头只是材料,只是工具,“党”指向哪里,石头就被扔到哪里。我们整整一代人,其命运无法与孙悟空、贾宝玉相比,首先他们“通灵”了,而我们迟迟未能“通灵”。其次,他们通灵之后,一个可以实践“积极自由”,即向玉皇、龙王、阎王讨索自由;一个可以实践“消极自由”,即回避科举,回避人间老套。我们却只是石头,有机器时,石头是“螺丝钉”;无机器时,石头什么也不是,连砖头、斧头、榔头都不如。

石头也受教育,也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然而,所受的教育只是教化、奴化、驯化等三化教育。教育的结果便是更听话,更驯服,更像任意使唤的奴才。我在三化的阴影下,幸而遇到一所特殊的学校,可以自己疯狂地阅读,疯狂地吸收。我是一块很幸运的石头。

二十世纪七十年末,中国的石头们赢得一个“通灵”的历史时机。那是邓小平、胡耀邦等共产党内的改革家,他们带头摆脱“蠢物”的蠢行,结束了一个悟性窒息的时代,开辟了一个让灵气飞扬的时代。石头可以通灵了,一旦“通灵”,我便开始思想,并有了一节自己的“思想史”。以“反思”旧时代为发端,我打开“思想史”的第一页,挑战苏式教条,挑战中式教条,八九之后又挑战西式教条。我的挑战,乃是因为石头通灵,头脑产生思想,内心的锋芒要求突破各种框框教条。从“泛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以至老式人道主义。我都质疑。人们说我是极左路线的天敌,我却认定自己是教条老套的天敌。我的“千钧棒”,不打妖魔,但打击来自各方的教条。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棒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打击“现实主义”,而是打击多种号称为“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棒打“现代性”等等,也是为了打击横行于西方的新教条。

讲起“我的思想史”,人们一定会认为我从唯物论走向唯心论,其实,“唯物”、“唯心”是石头时代的简单划分。自从展开“第二人生”之后,接受的是不二法门,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无论是“顿悟”还是“渐悟”,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无论是硬道理还是软道理,我都以自身主体的感受为尺度,并不褒此抑彼。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韩非子也罢,我都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处处以真理为重,绝不把自己卖给某一党某一派某一家,某一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悟到,唯有独立不移地面对多种思潮,多种知识,才是“金光大道”。没有独立,哪有思想? 没有选择,哪有存在? 没有质疑,哪有学问? 鸡毛上天了,质疑产生了,石头“思想”了,这便是我的“石头记”。

回顾人生“石头记”,可以知道,通灵(有思想)是关键。未通灵的石头是“蠢物”(《红楼梦》语)是“东西”,是垃圾。一旦通灵(有了思想),石头便可走进高楼大厦。不仅可以成为人间大建筑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成为贾宝玉、孙悟空似的生命,可以领略人间的悲喜歌哭,也可以大闹天宫的蟠桃盛宴。有思想,使人成为人,使人赢得尊严与骄傲,光荣与永恒。

 

(二)

    

石头通灵,石头思想,这是石头的人化。那么,如何“通灵”呢?关键点移到这里了。二零一五年我在香港公开大学与莫言对话时,学院主持人让我先讲讲莫言成功的原因,这也就是石头如何通灵的问题。我讲了三个原因,一是书本的泽溉;二是大地的滋养;三是个人的气魄(鲸鱼气魄)。我讲莫言,也是在讲述自己的经验,关于石头开化、人化、灵化、思想化的经验。

据我的经验,在一个“不许思想”的国度里,灵化要成为可能,当然首先还是离不开阅读,也就是“书本的泽溉”。见到任何书本都如饥似渴,拼命吸收。莫言说他从儿时开始就像小狗一样提着鼻子到处嗅着家乡哪家有啥书味,然后借阅,疯读,吞咽,吃尽村中所有的藏书。但书本的泽溉还不够。书本还不足以点化石头。书本之外还需要“大地”的帮助。大地对作家的熏陶有两种,一是用它的“山光水色”滋养其审美的眼睛和音乐的耳朵;二是(更为重要的)用他的苦难对石头进行“磨洗”,包括风化、火化等过程。大地对莫言这块石头进行演化的手段是“饥饿”。我也饱受过饥饿的煎熬,知道饥饿对于石头的通灵开化,何等重要。饥饿,使我明白民间的疾苦,人生的艰辛,世道的冷暖。还让我长出耐力与毅力。文化大革命这种大苦难,固然剥夺我的许多时间,但也赋予我许多新的觉醒。正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的践踏,我才学会了保卫人的尊严。正是文化大革命对于权利的剥夺,我才明白学者关于人的义务、责任和使命。大革命对石头既是摧残,也是催生。它让石头开窍,开化,让石头在风里滚,火里烧,然后裂变、通灵、进化、言语,最后实现“人化”与“思想化”。我曾与朋友们诉说,牛棚对我的教育胜过十所大学,大革命的风化与火化让我战胜课堂的驯化与奴化。文化大革命的野蛮使我这样的乖孩子都觉醒了,燃烧的烈火把我这样的螺丝钉都溶化了。这正是大地的滋养,这种滋养是苦难的教育,死亡的体验,浩劫的启迪。它对于“思想”的产生,比书本的泽溉更有效。我本是一块驯良的石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便对大革命进行“反思”,而这,正是“思想”的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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