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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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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石头记”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三)

 

未“通灵”的石头是可怜的,主人要把它抛到哪里它就到哪里。一九七〇年夏天我终于被抛到河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五七”干校。

在我的人生历史上,最难忘正是“五七”干校的那段岁月,那是我一生最苦闷的时期,展示的是可怜的“石头记”。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校在河南息县,那是淮河泛滥波及的地方,也是河南最穷苦的地方。淮河吞没一切,只留下贫穷。那种“穷”,不是一般的“穷”,而是“奇穷”。房屋是草芥编造的,床铺是泥土疙瘩磊成的,桌子、椅子等家具都是芦苇杆编造的,连水缸也是芦苇杆编织成型之后,再抹上一层泥巴晾干而成。然而这种泥土做的水缸装的水竟然还是那么清澈,真想不到!这也算是开了眼界。最惨的是有时还得下放参加整党,已经在穷乡僻野了,还要“下放”到更穷的山村。在那种村子里,吃的完全是猪食,睡的完全是狗窝,那个时候,我老是想起苏格拉底描述的那个“猪的城邦”。

食住与猪狗差不多,这还不算,更惨的是还要起早摸黑,清查莫须有的5.16反革命集团。被清查的人,不仅是石头,而且是低级石头。谁都可以敲它几下,踩他几脚。哲学社会科学部因为王力、关锋、戚本禹曾经插手,所以定为“重灾区”,以迟群为首的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获得名声之后,把队伍开进这个重灾区。那时我寄寓的《新建设》编辑部被安排在学部机关的第一连队,我是一连四排三班的班长。不是5.16运动的清查对象,倒是清查别人的小走卒似的骨干。说是骨干,也是石头,只是比低级石头高级一点的石头,可以免受踩踏,但不能有思想。

五七干校在息县混过一年之后,全校搬到明港市。那里除了有些现成的早已废弃的军营外,其他宿舍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便自己动手建筑起烧砖厂,土坯厂,边割麦子边拖土坯边烧砖头,我常常干得很累,中午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常不顾一切地躺在麦田角的草堆里,眼看“四脚蛇”(学名蜥蜴)在身边蠢蠢爬动,也懒得去理会牠们。实在没有力气再驱赶这些丑陋但没有毒液的小爬虫。在艰难的生活中,有一则消息,使大家开心了一阵,也让我听了至今难忘。那是我们的连长去参加一个贫下中农座谈会之后所作的如实传达。他说,贫下中农很坦率,他们在座谈会上竟说:感谢你们这些中央派来的干部,你们给我们带来两样宝贝,一样是毛主席著作;一样是大便。你们拉的大便对我们太有用了,我们就缺肥料,有了大便粮食就能丰收,明年就不愁过日子了。连长说,这些贫下中农,怎么可以把红宝书与大便相提并论?!我听完心里则涌起一阵“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他们多老实呵,有啥说啥,决不拐弯抹角,这就是优秀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时时看到芦苇,处处触摸芦苇编织的桌子、椅子及各种用具,于是,就想起了帕斯帕尔那个著名的对人的定义。帕斯帕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芦苇很轻,很脆弱,根本无足轻重。把人比喻成芦苇很恰当。但帕斯帕尔又说是“会思想”的芦苇,即会思想的生命。可是,那时我们哪有思想?不用说毛主席指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即使是军宣队,他们指示怎么做我们也就怎么做。军宣队说,哲学社会科学部共一千八百个人员,被怀疑是5.16分子的对象已达一千人。还说我们这些审查5.16的排长、班长里也有可疑对象。在军宣队眼里,早已草木皆兵,这些“石头”个个都是可疑物。谁还敢问一句:有这么多“反革命”吗?有一回,军宣队组织我们再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下去滚泥巴”的指示,我提出一个问题。说我本是农家子,从小就在家乡滚泥巴,好容易才滚上北京,是不是也要再下去滚泥巴吗?那个组织学习的小排长立即白了我一眼,说“再复同志你不该提这样的问题,你提这种问题是很危险的。”我知道这个小排长无意抓我的把柄,但心里总是不服:滚来滚去,滚上滚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滚到头呵。

产生这种疑问,便是思想的萌芽,但确实很危险。后来我在生活会上“斗私批修一闪念”,自我批判了好几回,硬是扑灭这点可怜的想法。

在五七干校中的三年,是我最苦闷的三年。根本不能思想。有一天,朋友告诉我,军宣队允许我们到邻近的团中央干校参观斗争胡耀邦的大会。我当然愿意去看热闹。那天我硬挤到批斗会的台前,把胡耀邦看得清清楚楚。朋友梁因(原《中国青年》副总编)告诉我,胡耀邦背石灰上山很卖力,被评为“劳动模范”。可是政治上还得清算他的流毒。那天在批斗台上除了站着胡耀邦之外,还站着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胡克实说,“胡耀邦总是别出心裁,毛主席说要突出政治,他却说不要什么都讲突出政治。例如游泳时就应当突出鼻子”。那天我的印象很深。游泳就是要“突出鼻子”而不是“突出政治”,可是这种质朴的真理,唯有胡耀邦敢说出口。后来,胡耀邦又当了中共总书记,那时我真觉得共产党走上新生之路了。就在一九七八年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十年的组织生活后,一九八九年自动退党。

明港的五七干校比息县的五七干校舒服多了。基本上没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整天过着吃饭、睡觉、大便、读经典、听报告这种五位一体的循环生活。所谓读经典,就是读《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六本书,反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倒是我在干校时的收获。我的马列主义经典训练到了此时才训练出一点味道来。我特别喜欢《共产党宣言》,几乎会背诵。通过宣言,我才明白,共产党的初衷是很有道德感的,它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一切都是为了打碎捆绑在劳苦大众身上的锁链。直到出国之后,我才意识到“宣言”开头所说的“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大判断完全不对。人类制造工具发展生产的历史难道不是历史吗?

有书可读总比无书可读好。趁着干校有闲,我赶紧把这六本书反复阅读,这倒是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了。一九八九年出国后,我碰到台湾的同行朋友总是说,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大陆客英文与国际资讯的掌握不如你们,但有两点你们是不如我们的;一是我们经历过大苦大难,大起大落,每场政治运动都是灾难。所以我们的神经比你们坚韧。二是我们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训练,很会论辩,特别事很会诡辩。大是大非问题,你们恐怕辩不过我们。

读经典有收获,听报告则有许多感触。那时听报告,名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每周军宣队都会找一两位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家来介绍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和体会,那两三个小时,不必劳动,不必运动,坐在小马扎上听故事,倒是很过瘾。让我难忘的是两位著名学者的报告。一个是何其芳,他被分配到猪圈养猪,猪养的很膘,所有的猪儿都喜欢他。他在报告中介绍了一个秘诀,就是在身上藏着猪最喜欢的豆豆,撒一点给它们,猪们就会欢喜得哇哇叫,时间久了,它们知道你身上有“宝贝”就会紧跟你,追随你。但关键是要和猪们建立感情,同悲同喜。即猪喜我喜,猪忧我忧,猪病了我比猪还痛苦。另一个让我难忘的是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的报告,他分配的工作是捡粪,包括牛粪、猪粪、狗粪等。报告的重点是对对粪便的情感转变。开始时,他觉得粪便是臭的,但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已觉得粪便是香的。这种生理感觉的变化来自心理感觉的变化。而心理感觉的变化又来自思想变化。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中,他意识到,粪便可以肥田,而丰收可以得到更多的大米、小麦去支援世界革命。想到眼前的粪便可以帮助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对粪便的感情就变了,变得很香很可爱。听了任先生的报告那天晚上,我们讨论学习了两三个小时,在学习中,我发言了,说任先生这种变化是生理变化,我恐怕做不到。听我发言之后军宣队那位小排长又对我说:“你最近的表现不是很正常,今天的发言也不好。你要好好向任先生学习,改造自己!”我连称几个“是”。但口里说“是”,心里又是不服。那是我完全无法做人的日子。我不是嘲笑任先生,而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太可怜,太可悲。连哲学家都成石头,不能思想只能讲些香臭颠倒的荒唐的故事。而我,根本不能提问,我很想说,小时候,我也捡过牛粪、猪粪,但无论如何,那是臭的。我们读了那么多书,粪便就变香了吗?我不相信。我们从事人文科学,科学需要实证,谁能证明猪粪狗粪是香的吗?在五七干校的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我正是三十岁、三十一岁、三十二岁,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满身力气却没有用场。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就被视为“危险”而被压制。苦闷,苦闷,苦闷的出路在哪里?在大苦闷中,我终于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捕鱼抓虾捉鳖。当地人不善捕鱼,也不懂煮鱼吃鱼。我从小在小溪边长大,在泥田滚爬,知道小鱼、泥鳅、鳗鱼、王八该怎么抓。于是,剪掉蚊帐找来竹竿,缝成捕鱼捞虾器,将馒头当饵料。我是班长,我们班不分“敌我”,不分清查或被清查,一起去捕鱼捞虾捉王八。我们从傍晚捕到天明,在月光如水的夜晚里真是美极了。我们又去筑坝拦渠,淘干围堰区,然后下去抓鱼。我知道在泥水中只要把脚一提,小鱼就会往里钻,就容易捉住它们。那时我简直成了鱼神,把逮着的鱼一只一只往上扔。校友们(干校校友)都很佩服我,有人说,谁也不准下去,就让秀才一个人捕。除了捕到鱼虾之外还抓到甲鱼,小王八,从城里来的校友们不知道王八在水里是不咬人的,只有出水才咬人。我知道这个秘诀,于是很勇敢在浑水中,把王八一个个俘虏。

捕捞之后,我们一起共享美餐。美餐之后本该睡觉,但大家太兴奋,便一起大骂时局。而这个时刻,算是我们在苦难是岁月中一点幸福的瞬间。也算是石头接近“通灵”的片刻。

美国科罗拉多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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