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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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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的错位作者:张静河 阅读次数: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的错位

 

评孙绍振《<三国演义>: 审美与道德的错位——兼与刘再复的商榷》

 

张静河

 

读孙绍振先生24000余字的长文《<三国演义>:审美与道德的错位——兼与刘再复商榷》(《香港文学》,201810月号总第406期),觉得五味杂陈、骨骾在喉,不吐不快。乍看孙绍振对三国人物的性格分析,层层递进,颇为生动;继尔看到他对鲁迅、胡适一干人不作分析的否定,顿感不妙:这位资深学者下笔断言为何这等轻率?等读到他对刘再复《双典批判》逐步升级的批评讽刺时,心中感觉到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荒唐:孙绍振明知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不是文学研究,而是文化批判之作,是对《三国演义》中腐蚀社会人心的权谋法术及社会影响从事文化批判,却借用文学鉴赏否定刘再复的思想文化论述,并且牵强附会地给对方设置罪名。孙绍振故意采取认知错位的方式从事批评,不仅有损于学术的诚信,而且令人不寒而栗,让人联想起六十年代中期盛行的诡辩术,先给你扣上帽子,再打你的脑袋。

 

 

《三国演义》是明末罗贯中编著的一部历史小说,以《三国志》的史实为基础,吸收了众多民间艺术家的说唱材料而成书。《三国演义》版本繁多, 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刊本为最古……凡首尾九十七年,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也强调,“我们再总说一句:《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三国志演义·序》)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因其所蕴含的巨大审美价值、艺术特色、文化传统和雅俗共赏的风格,不仅培育了中国读者的审美和欣赏习惯,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塑型了民间的道德伦理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四大经典之首。《三国演义》成书者众,经历代增删,有些人物塑造和艺术描绘的水平参差不齐,鲁迅、胡适等人曾对《三国演义》的优缺点做出过批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一些早期版本艺术上的缺陷,如日本盐谷博士印本,“惟文笔则远不逮,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但他充分肯定了罗贯中的编著成绩,“其在小说,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鲁迅对人物塑造的长短处也作了点评,“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应当说,鲁迅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胡适批评《三国演义》有两方面缺点,一是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想象力太少;二是不会剪裁;“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但他充分肯定,“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三国志演义.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丙辰札记》)易中天在说《三国》时强调,历史上的曹操与小说中的曹操性格不同,实际是两个人。

孙绍振对上述诸人的评述,未作具体分析,也没领会其完整意思,而是一概否定:这么多大家,为什么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艺术精华,人生智慧,都两眼一抹黑,是因为他们观念上错了,“从清代的章学诚,到鲁迅、易中天,再到刘再复,否定《三国演义》都纯粹是以历史的真实为准。”他甚至指责鲁迅“尖锐刻薄”,不像他自己“为人比较厚道”。为给其似是而非的结论提供理论依据,他阐述了小说的审美原则,“历史的价值是真,小说的价值是美,美的艺术都是假定的、虚拟的……只有拉开了与真人真事的距离,才有文学的想像,才有审美的自由。”这段关于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是大致不错的,但孙先生却用错了地方。章学诚、胡适、易中天等人讨论的是《三国演义》在使用和剪裁历史素材上的成败,而不是对小说人物本身作美学分析。鲁迅指出的是这部小说人物形象类型化创作方法上的弱点,并未否定曹操、诸葛亮等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孙先生借用美学理论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在是无的放矢,造成了学术对话的错位。

 

    

 

孙绍振的文章,其主体部分是对刘再复关于《三国演义》文化批判的全面否定,因此有必要把刘再复对《三国演义》文化批判的观点、内容作一个大致的交待。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汇集了无数话本智慧、在民间乃至海外广泛流传长达500年之久的古典小说,不仅符合各阶层民众的欣赏习惯,而且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涵,对近几百年来民众的思想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苏轼曾记载宋代百姓听《三国演义》话本的情形,“闻说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胡适发现,“五百年来,无数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著了无数的常识与知识,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三国志演义·序》)

《三国演义》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好的方面,它批判军阀战乱对人民的祸害、强调儒家的仁政理念、赞美以诚信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高度展示了古人的政治、军事和生存智慧。周汝昌说它抓住了天地人三才,体现了中华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三国演义>的魅力与缺点》)坏的方面,小说在描述宫廷政治、军阀争斗的盘根错节复杂关系时,大多数情况下以欣赏的态度展现各种欺诈、权术、阴谋、诡计,向读者传递出诸多负面影响。小说的正面影响自不待言,民间社会对其负面影响的耳濡目染却如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种负面影响在欲望膨胀的当代社会,更是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三国中人”,它“和读者的崇拜、批评的追捧、媒体的利用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林岗《双典批判·序》)

针对这种情形,刘再复于2010年出版了一本奇书《双典批判》,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独力挑战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他在书中明确宣布,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是指文化批判,即价值观批判,不是文学批评。” 刘再复并不否定小说的艺术成就,他称赞《三国演义》不愧是文学经典,在人物塑造、战争场面描写、语言结构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性,代表了中国小说成熟的标志。但从价值观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却是两部“大灾难书”,“一部宣扬暴力崇拜,一部宣扬权术崇拜,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的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刘再复以一个思想者的敏锐,系统剖析了《三国演义》所突出的权术、忠义、智慧的变质及其伪形特征,指出此类负面因素对世道人心的巨大腐蚀毒害作用,特别是对社会心理的恶质化有重大影响。

刘再复指出,《三国演义》中的君王不论正反面人物,都善于玩弄权术。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为了政治目的,“被《三国演义》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三国诸王更是“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阴谋诡计,曹操把法术玩到高度诡诈的程度,司马懿则借阴阳术翻云覆雨实行种种欺诈。针对小说中迷惑性极强的忠义观念,刘再复从理论上分述了超越功利的正义与以小集团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伪忠义的区别,分述了责任伦理和兄弟伦理的异同,勾画出“义”字伪化变质并积淀于民间心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诸葛亮种种智慧表现,刘再复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智慧主要运用于政治与军事领域,而非历史哲学领域。他发现,当智慧在运用过程中变得权力化和权术化,就成为破坏性的智慧,而非建设性智慧。刘再复还分析了小说中美的变质,批评这部小说重英雄而不重“人”的价值,特别是把“女性物化”。书中的美女如貂婵、孙夫人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和谋略的工具,作为男人的尤物、玩物、祭物而存在。这种现象“留下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页”。传统文化中的种种负面因素,对于民间心理与文化品格的恶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刘再复看到,三国时代的权术计谋在当代社会已经变成政治恶质化的三种手段:政治斗争无诚信可言、结成死党、抹黑对手。读者不会忘记,在特定年代,这类恶劣的政治手段曾经残害过多少正直的官员和民众。

 


 

《双典批判》对于《三国演义》中权谋、法术、忠义的虚伪性质及其社会影响的揭示,向读者发出了黄钟大吕般的警示。然而,孙绍振不仅无视思想者的洞见,而且对它们进行非理性和无依据的指责批判。为了表明自己有道理,孙绍振的文本策略,是模糊文学审美与文化批判的界限,借助对人物作冗长的美学分析,以否定对方的价值判断结论,强词夺理地栽赃对方的研究发生了“审美与道德”的错位,同时为自己营造一种道德标高和和学养深厚的姿态。更为甚者,他还用牵强附会的手法,强加对方种种罪名,由此设置批判对象,这种手法曾流行于左倾极盛时代,阳光之下并不新鲜。

孙绍振指责刘再复对三国人物性格中负面因素的分析,割裂了文学,“到了文学杰作深邃,审美价值最精彩的地方,却没有把文学当文学,只是从中割出一个丑恶的片段,当成全部。” 为支持自己的说法,孙绍振反复阐述诸葛亮、曹操的性格构成是如何丰富,尤其强调,曹操心理黑暗面作为道德价值恶的展示,增强了这个人物的审美价值。借此指责刘再复把性格中恶的成份提取出来分析批判,违反了审美规律。

刘再复在《双典批判》里早已说得相当明确:文学批评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文化批判的重心是伦理判断(善)。审美判断的出发点是艺术感觉,不是概念,其关键是进入文本展示的审美世界。伦理判断则是一种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判断,是把作品中的伦理内容抽离出来,作为审视对象,它的出发点不是艺术感觉,而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规范。孙绍振明知审美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仍然以作品的美学鉴赏攻击对方的价值判断,有意造成一种学术对话的错位,并以这个错位作为平台,向对方发出更离谱的攻击。

孙绍振指责刘再复只看到人心的黑暗,否定整个三国时代:“不知道刘再复为甚么要说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心黑到了极点,‘几乎找不到完整的人格’。”他以弥衡击鼓骂曹、吉平下药杀曹为例,强调这种“威武不能屈”的性格,是“处于逆境下的智慧”,证明三国时代的人心光明磊落,并不黑暗。

这个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时代的黑暗,是相对其它时代而言。古今中外任何政治上最黑暗的时代,都不乏忠勇磊落之士,杰出人士的光辉不能隐去整个时代的黑暗,弥衡、吉平的惨死,恰恰印证了魏晋时期政治的专断。古人说,“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这是对上古社会制度的理想化。自人类社会形成,其政治活动便与权术相联系。权术,即政治手段,《尚书·大诰》载,“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就是说,周公伐殷之前用大龟占卜,获得吉兆,以此号召部众与友邦随他去讨伐殷商的叛乱之臣。此类政治手段,为了表示自己承受天命,算不上阴谋诡计。战国时期,兵家、法家、纵横家辈出,其代表人物纷纷将自己创制的兵法权术售与诸侯,协助一方军阀争霸,上古时期产生的政治游戏在春秋无义战的实践中迅速向权术化阴谋化衍变。东汉朝持续百年的内戚干政,更把各种权术阴谋诡计演绎得淋漓尽致。宫廷内斗加速了政权的坍塌,至三国时代,各种权术诡计政治阴谋在各国争霸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以这段历史为素材成书的《三国演义》,便在恢复刘氏皇室正统的堂皇借口下,以极为欣赏的口吻,详细诠释了各种复杂的权术阴谋勾画设施的过程。自秦立国,宫廷谋变、将相互谗,两千余年的集权制社会,凭借权术勾心斗角的政治阴谋未尝有一日止。所幸现代社会,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制度建设的制衡措施,可以将政治权术的危害性最小化。

孙绍振的另一个论辩策略,是“推测”出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批驳。他先用推论的方法,得出“刘再复的价值观念,事实上是绝对的‘善’,善和美是统一的”这样一个结论,然后用审美领域中美对善的特定要求批驳这个结论。他不厌其烦地分析曹操的不善的行为,强调这些不善恰恰突出了曹操的心理气质和精神特质,增强了曹操形象的审美意义。以此说明,绝对的善,无法满足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

孙绍振的讨论涉及到美学理论,他却犯了美学常识上的错误。善和美的统一,确实是一条基本的审美规律。在审美领域,这个统一,并不要求善与美在形象身上作同样正比例或反比例的呈现。善与不善的表现,都必须恰到好处地符合性格的内在生命要求,才能增强审美效果。在性格塑造过程中,符合性格真实要求的丑或恶,会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转换成艺术美的合成元素。所以,曹操和莎士比亚剧中马克白斯的不善,才能产生惊人的艺术魅力。但是,在审美领域以外,善的伦理价值却是绝对的,文化批判对艺术形象的精神内涵作价值判断,必须有明确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否则,将会导致人的价值观念混乱。孙绍振从刘再复关于伦理价值的论述中断章取义,再用审美创造对善的要求对此加以批驳,基础理论的错位错得让人啼笑皆非。

孙绍振不仅“推测“刘再复的观点,还为刘再复量身定做了一个“实用理性道德价值”的概念:“刘再复之失,关键在于把实用理性道德价值绝对化到压倒了惊心动魄的审美价值的程度。”

孙绍振的这个断语至少有两点错误,首先,“实用理性”是李泽厚提出并阐述的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概括儒家重感悟不重形而上的思维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这个哲学概念,与道德价值绝对化没有关联。其次,《双典批判》讨论的是伦理意义上的善恶行为,与审美欣赏毫无关联,怎么可能用道德价值的绝对化去压倒审美价值?刘再复也从未直接或间接使用过孙绍振合成的概念。如果说,孙绍振分不清美学和伦理学中善的区别,算是美学常识不清,那么,生造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哲学概念以增加对方的罪责,则有点不合情理了。

孙绍振更不合情理的地方,是无端地给对方戴政治帽子。他武断地界定,“刘再复理论根据居然就是这样一种把西方文化优越感发展到接近法西斯的程度的学说。”

刘再复为了清晰地阐述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性质,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借用了文化的“原形”和“伪形”这一对概念。刘再复定义说,“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本然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他举例说明,“孔子的《论语》属于儒家原形文化,但是经过汉代帝王的‘独尊’,变成统治阶级思想之后便发生了第一次变形。”(《双典批判》)这个比喻是否精确,理论是否完善,可以讨论,但它确实有利于帮助读者区分传统文化中的正负面因素和有效地开掘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孙绍振首先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定性为“根本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接着说,“法西斯对待其它种族那种野蛮的非人道态度的‘哲学’根据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唯我主义的种族结构上的”,然后数落刘再复的罪过:“刘再复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对此不加反思,就全盘照搬,以其东方文化从‘原形’向‘伪形’退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拿来套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由此完成了把刘再复的学术论述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链接。事实上,刘再复仅仅是借用了两个名词,他从未说过东方文化从原形向伪形退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更未袭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循环理论。斯宾格勒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他甚至因为不支持希特勒而于1933年被德国纳粹所放逐。孙绍振如此捕风捉影地把刘再复的论述与法西斯主义串连起来,这种学术论证的“错位”,近乎政治构陷,实在错得令人胆寒。

通读孙绍振的文章,感觉其姿态远远大于学问,他甚至断言:“鲁迅、胡适对《三国演义》缺乏起码的理解”,是因为太年轻。刘再复49岁时出国,“所以他跟鲁迅的文化年龄,也差不多。” “我现在比当时的鲁迅老多了……眼光不比他稍微精深一点,菩萨免费送给我的几十年不是浪费了吗?” 但愿孙先生这种年龄决定论是故作张狂之言,否则,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到知天命之年尚且不能读懂《三国演义》,岂不令人悲哀?

 

    

学术繁荣的前提之一,是学术环境的宽容自由。学术交流需要充满诚信的讨论、观点的碰撞、思想火花的激发,而非嫉妒、阻挠或恶意打压。20世纪最后20年间,《三国演义》的研究成果已有论文2000余篇,专著140本。(金文京、沈伯峻《中国和日本:<三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但是,迄今为止,全面剖析其思想文化负面影响、闪烁着思想火花的专著,仅《双典批判》一本。学术成果产出体量大、创新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学术界自我标高、打压他人的恶劣风气尚存,孙绍振的这篇文章,就是典型例子。这种行为产生的恶果,鲁迅早在80多年前就曾予以批评:“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未有天才之前》)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尚未绝迹。

 

 201811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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