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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南》剧组问

 

地点:泉州舅舅叶重青大人家

 

编导:除了专业的成就之外,您又是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没有讲真话的勇气,就不可能成为刘再复,也就没有刘再复价值所在,今天呢?我想让你还是放开谈,你想讲什么我就录什么。我们准备十年以后再发表。
刘再复:《项南》这个选题特别有意义。因为你选择的对象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存在,凡是重要存在,都没有时间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我自然会充分讲述。有一位朋友说,刘再复很聪明,什么都学会了,就一样没学会,没有学会说假话。我所说的完全是出自我内心。
我实在非常非常敬佩项南,出自内心的敬佩。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这样才能保持天真天籁。
我对历史人物总是作两个评价,一个是历史评价;一个是道德评价。这两个评价是不同的。我与李泽厚先生讲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两者是有矛盾的。对一个人也可作历史主义评价和伦理主义评价,我对项南的历史评价和伦理评价都非常高, 首先是历史评价,项南赢得一个历史机会,中国正处在几千年来的大裂变,这个裂变是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在这个转变的历史关头上,中央给项南、任仲夷担任“封疆大吏”,一个到福建一个到广东,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大转变的关口上。项南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是我们故乡——福建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奠基者。福建有今天的成就与项南的名字关系极大,没有项南就没有福建的今天。我到过故乡的许多地方和许多乡亲接触,他们都跟我说真话,对领导人的评价不一样,但是对项南则是有口皆碑,都认为他爱福建,给福建人民造福。使我们家乡发生了巨变。厦门、泉州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应该承认我们家乡二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变,我们能从历史的困境中走出来,项南立了第一功,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先锋和改革的伟大奠基者。
我不关心政治,现在更是走向极端,不看新闻,近十几年我一直处于面壁状态、沉浸状态。我觉得一个思想者,一个从事文学、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必须有一个沉浸状态,才能真正进入深邃的精神生活,也才能与历史上伟大的灵魂相逢。我受歌德的影响,歌德说:我们干吗每天要用一个小时来关心世界大事,然后还要用另一个小时操心这些大事?!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够用。各种真理可能是相对的,但有一条真理是绝对的那就是“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尽管不参与政治,但我还是关怀我们的国家。许多信息还是知道,我说项南是一个伟大的奠基者,有事实根据。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最困难的时候,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引领建设福建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像建机场、公路、电视网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每一样建设阻力都很大,很艰难,而他一步步作出来了。第二件大事是落实政策,那时候积案成山,迫切需要把干部把人才拯救出来。胡耀邦的丰功伟绩首先正是他在担任组织部长时以空前的气魄“落实政策”,那时候落实政策意味着拯救民族的精英,拯救混乱的中国。项南用胡耀邦式的热情来作这件事,有识者都感激他。在历史的转型过程中,在中国发生裂变的过程中,他为福建的现代化创造了“人才”的条件,贡献非常大。这是历史评价:项南是我们故乡——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另外一个是道德评价。对于项南的道德我有自己感受。历史的经验、别人的经验当然值得注意,但这些经验只可作参考,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体验。我对项南的体验是:他是一个很稀有的特殊生命。我人生中很荣幸碰到中共党内几个党性与佛性高度统一的人。一个是项南,一个是林一心,一个是庄世平。庄世平原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者,周总理说他是中国银行之父,朱镕基说他是中国金融之父。他是第一个得到大金紫荆勋章的人,他的这个银行对中国贡献非常大。在他九十四岁的时候,他是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的主席,他爱读我的书我的文章,2004年在深圳召开首届杰出华人大会,庄老很客气请我回来作演讲嘉宾。一见面,庄老就与我谈禅宗,庄老说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底层化,讲得十分准确。通过多次的接触,才知道他是香港中共的精神领袖。我发现他非常慈悲,满身的佛性。他当着很多人讲:再复呀,我为什么喜欢你和你的书,因为你的文章你的书中有“格”。作人作文章要讲究一个“格”字,陈水扁就没有“格”,蒋中正先生还是有“格”的。讲得非常好。
我有一个叫王长流的菲律宾的朋友,他非常喜欢虞愚(弘一法师的弟子)老先生的书法,虞愚老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我现在讲禅宗、佛教等课程的启蒙老师是虞愚老师,他三十岁就出版了《因明》一书,这是佛教逻辑学,很深奥。他晚年就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当研究员。每一次下班都到我家,他给我讲禅宗。有一天王长流宴请虞愚、项南、张明俊、还有项南的夫人汪大姐,还有人民日报柯贤伟兄一起吃饭。我那天印象非常深,特别是汪大姐讲了一番话,特别感动人。她讲起假药案的事,说假药案是我们主动在内参上发布消息,上面才知道的,制造假药不对,但这是我们地委、省委在内参上把这个事揭开的,这就是说,我们不是赞成这种事情(造假),批评这种事情。但上头不分青红皂白,却认定我们支持造“假药”。不仅把县委书记抓起来,给地委书记张明俊严重警告处分,还给项南警告处分。汪大姐坐在我身边说:再复,我们老项好歹也是中央委员,参加革命工作这么长,为革命工作做了那么多事情,而且是省委省领导,我们受的冤屈都无处申辩,更何况平民百姓。讲的多好呀!汪大姐的情思正是项南的情思。从自己的痛苦和冤枉想到了平民百姓。这就是佛性,这就是大慈悲。这种话积淀在我的心灵深处,对我的心灵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记住这些话。
共产党要学会尊重人、学会体察人。项南这么好的干部被撤职,事先也不通知本人,撤职后四天,项南打电话给胡继伟,胡继伟安慰他:说下来也好。项南听了觉得不大对劲,说我什么时候下来了?胡继伟说,你还不知道?四天前我们就接到通知了,免掉你第一书记的职。被撤第一书记项南自己不知道。连省委第一书记被免职这种事情都没有好好尊重人,还能尊重平民百姓吗?这件事对我是很大的震撼。项南被免职后,当了扶贫委员会主任,他可上可下,照样努力为贫苦人民工作。我说项南、汪大姐真是稀有生物!这是道德评价,道德评价是党性加佛性。
我经常怀念庄老、项南还有林一心,出国后林一心老是关心我,委托人把我的照片给他看。2008年我一到了北京首先去看96岁的林老,他已住院,林老和我的朋友黄瑞旭在他耳边大声说:再复来了,喊了十几声。林老竟然清醒过来,睁开眼睛望着我在口边轻微地说:再复来了,再复来了,来了就好!林老印象那么深,那么的挂念。这三个人都是我碰到的党性和佛性这么完美结合的三个共产党人。
我觉得人格、品质、精神这些是超越政治的另一个层面的。不管什么党派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宫廷中人、宫廷外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里面都有一些超越本党派立场的人。人格是另一种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是带有永恒性的品格。
编导:我们再讲项南以外的事情。你觉得你的一生,作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再复:我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1989年我作了一个选择,我要辞国,到西方去。那是我的人生的巨大转变,变成两个人生,从第一人生走向第二人生。这是在人生中的一个断裂。这个断裂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事件。我的第二人生和第一人生是很像的,第一人生不是要割断母亲的脐带吗?第二人生也要割断与祖国母亲的脐带,非常痛苦,整个精神倾斜。我是恋母情节很重的一个人,恋的“母”就是故乡、故土和故国。第一人生要学会走路,学说话。第二人生也是一样学开车,学说话(外语),与第一人生很像。开始时痛苦得不得了,后来慢慢适应下来,但第二人生我赢得三个东西。第一得是自由时间,以前我的许多时间被行政工作所占用,没有自由时间。第二得是自由表达,思想自由是最高价值!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我内在真实自由的生命。第三是完整的人格,完整的人格就不会会上讲一套,会后作一套,这边讲一套,那边说一套。我到处讲的话是一样的,人格完整,没有破碎。这也是大的事情。
我知道,八九年我如果想留下来,只要作个检查就不会有事的,可是我一个标点都检查不出来,到现在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老师给我一个死亡教育。许多老师死了,我还活着,只能讲真话,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凭着良心说话。如果作检查虽然没有事,但人格就不完整,所以我守住了这个。当然还有其他大事情,第一人生中我是文学所所长,利用手中的权利,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写的怀念胡绳这篇文章中说到了这件事,我当时发了四百多封信到全国,没有请示就把信发出去了。胡绳发现后说:这么大的事情,毛主席亲自定的案,也没有写报告给中宣部,怎么办?我说没有考虑到那么多。胡绳要我赶快补一个报告,我说我不会写这种东西,考虑到我也写不好这个报告,胡绳说干脆由他自己来写。这种事情也是很大的事情。
在海外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高行健,真是了不起。高行健把诺贝尔奖章的副章一个赠给法国博物馆,一个赠给我。像这种事情也很大。为我们母亲的语言,我们的方块字争得一种荣誉,高行健的作品被翻译成37种文字,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可是政府还禁他的书,反正我履行责任了!
编导:你当时是怎么给他推荐的?
刘再复:首先是1988年我作为中国作家被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邀请,参加诺贝尔(多项奖)的颁奖仪式。当时《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人民日报》也采访了这件事,我和修瑞娟到瑞典,她是科学界,我是文学界。到了那里,马悦然就说,我发现一个作家高行健,看了他的五个剧本,每一个都是好作品。他说高行健写长篇小说,初稿又寄来给他了,可这是手稿他看了很费劲,怎么办?我说我可以把《灵山》的手稿背回去打印,然后交给瑞典驻华使馆给你。马悦然说,那太好了。直接翻译成瑞典文,以后中文和瑞典文就可以同时出版。没想到这是高行健获奖的代表作。《亚洲周刊》的邱丽本总编说:再复呀,那回你背回去的稿子不是“灵山”,而是金色银山。
编导:这部作品主要是表达什么事情?
刘再复:这部作品是一部文化小说,81节,就像《西游记》一样,内心经历81难。他是寻找一种非主流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中原文化。《灵山》则写非主流的四种文化,即道家的自然文化、佛教的禅宗文化,知识分子的隐逸文化,还有民间文化。通过这么一个历程,加上内心的你、我、他三种主体对话,寻找这四种文化的起源。这本书认真看下去,越看越有味道。我们传统的小说有情节、有人物的框架此小说则没有。读就可以读得下去。我是写散文的,很喜欢内心的东西,所以我读得进去。高行健写得很内心,他用人称代替人物,用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你我他是内心的三坐标,形成一种语际关系,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内在主体关系。我过去讲主体论,后来又讲主体间性,它是内部主体间性。我应该讲这套东西升华到文艺理论,创造中国自己的文化核心理论,跟西方哈本玛斯不同,他们都没有进入内心的主体性。《灵山》具有了不得的原创性。
《一个人的圣经》书写文化大革命,我为此小说作了跋,在台湾出版,高行健在得奖之前我曾说中国的曙光就在这本书,太了不起。把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写出来。但又不是谴责小说,反而是人性小说,见证人性见证当时中国人文的生存环境。写了主人公与六个中国女子的关系,都是情爱关系,然后与两个外国女子的情爱关系,构成不光中国人的心灵环境和人性环境,也写了世界的人性困境,很深刻的呀!高行健还写了十八个剧本,非常有意思的,他的法文非常好,但十八个剧本只有三个是用法文写的,其他都是用汉语写的。长篇小说全用汉语写,短篇小说也是用汉语写,文论更是如此,所以他得奖是汉语写作的胜利,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我们不能拒绝的,匆匆忙忙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拒绝太没有道理的。说瑞典别有用心更是大错误的,这是我们在文化上一个非常错误非常失败的一个做法,我认为甚至是有罪的,把这么优秀的作品堵到国外,无非高行健在“六四”发表退党声明,这是他的政治选择嘛,也不要多作计较吧,他为我们的语言争取到这么大的光荣。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前几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萨拉马戈是共产党人,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属于左翼作家,他跟当时的葡萄牙社会党政府一直冲突,一直骂政府的。可是当他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葡萄牙的总统、总理一齐出来说话,声明说萨拉马戈得奖是我们葡萄牙语的胜利,我们过去有分歧有冲突,现在都放下,有什么责任我们负,让我们共同庆祝葡萄牙语的胜利,这是语言的胜利。西班牙语比较大一直想吃掉葡萄牙语。现在葡萄牙语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西班牙语就吃不掉了,葡萄牙举国高兴得不得了。政治是暂时的,文学是永恒的,矛盾先放下,全民庆祝。我们的态度不对。
我的《高行健引论》出版了,当时我是文学所所长、教授,有推荐资格,瑞典文学院还联名签字写信给我,希望我推荐。我到过那里当客座教授一年,与马悦然等在一起,这是我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就推荐高行健。高行健得奖后写了:得一知己者,足矣。并把诺贝尔文学奖副章赠我,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编导:在你第二人生之前,在中国你的最有影响的作品。
刘再复:在第一人生中我的代表作是《性格组合论》,这是文艺理论书有四百多页,评为1986年的十大畅销书,一连印了六版,将近四十万册。钱钟书先生告诉我:再复你要写信去出版社叫他们不要再印了,显学容易变成俗学。我立即写信给出版社要求不要再印了。
我当时还是想突破苏联引进的典型的模式。要不我们老是应用从他们那里贩卖来的再加上我们教条的东西,束搏我们作家思想太厉害了,所以必须要突破这种理论。
编导:你刚才讲突破这种理论,理念是怎麽突破?主要哪一些观点?
刘再复:我国过去的文学理论,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畸形化了。什么高大全呵,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呵,结果英雄戴面具了,我的《性格组合论》只是说没什么那么完全的,每个人的性格都有长处短处,都有善和恶,崇高与卑下。都是多重组合,都有性格的逆反运动,这是性格的悖论,好人并不是绝对好,坏人不要把他写得绝对坏,他们总会有人性的挣扎,有性格的冲突,有违内心的,这样的人才丰富,才真实文学最怕把人看得太简单了,把内心世界,把人性写得太简单了。其实也就说明这个意思。但左派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就是要写这个英雄的典型,英雄的典型就是高、大、全。然后接下去还有这个论文集 《文学的反思》。 所以《性格组合论》在当时从著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论文来说,文学的主体性是最重要的,所以引起全国性讨论啊。
编导:那么从六四以后你开始了第二次人生,那么你第二次人生的著作很多,你觉得哪一步作品你比较满意,或者在它的历史价值方面比较高。
刘再复:六四以后,因为时间比较多,所以这个写的东西也比较多。如果从一个人文的科学层面上,那么我想最重要的著作还是跟李泽厚合作的《告别革命》。因为从这个《告别革命》有重大理念,这个重大理念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我们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在我的心目中,是我们整个人类两次的死亡体验。而我们中国经历过三次内战。虽然我自己没有到前线,但我从我周围的老师可以感受到三次内战 其实是三次死亡革命, 只是多少而已,那么面临着这种历史的体验,怎么办?科学院怎么办?我想二十一世纪应该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和平方式,用和平方法解决冲突比战争的方法好。我觉得,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都比战争时期最好的日子好。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说不管哪个国家,他们的领袖的第一使命是避免战争。我们的告别革命,指的是告别革命的暴力战争。中国文化包括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一个是小传统。大传统是尙和,尚文,尙柔,尙水,老子所说的以至柔至弱克至刚至强。
甲午战争后反省失败原因之一,认为我国缺少尚武的传统,但这是值得讨论的,钱穆先生说,我们没有欧洲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等对外征服的传统。成吉思汗对外征服,但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我们的大传统是“尚和”的,和为贵,一切仰仗于(     ),内部力量用汉文化消化敌人。满族消灭明朝,在政治层面建立了清朝。可是文化层面谁输谁赢,最后满族文化被汉族文化吃掉。中华文化这个大传统很厉害。但还有个小传统,小传统就是农民革命的传统。那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传统,绝对是暴力,流血的暴力,非常可怕。 张献忠的“天以万物予人,人无一物予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人对不起天,所以对人是七个杀, 所树立的碑就叫做“七杀碑”。当时杀人无数,可怕极了。农民革命这一小传统是需要告别的。
反过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当权派也很残酷,像曾国藩,我也很尊敬他,是个了不得的大儒啊。可是在那种生死搏斗中,他也很残酷。人们称他为“曾剃头”,对太平军扫荡的。所以他的日记里面,记录着今天哪个地方人肉一斤多少钱,明天人肉又涨多少钱。我们《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这个小传统,不要再搞农民革命和镇压革命。
上世纪辛亥革命,包括四九年革命,对这种小传统我们并没有完全否定,我们也没有否定历次革命道德正义性。但这并不等于肯定暴力革命的方式就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神圣是唯一选择。我尽管对胡绳先生很敬重,但是对他的中国的近代史用三大革命来表述,一再提出质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印了二十几版,成为我们历史显学的权威书籍,王震一再推荐。这本书是我们今天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是三大革命的历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历史。我提质疑,近代史是双轨的,还有一个建国现代文明历史,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那些洋务派建构近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还有康梁的改良派建立现代制度的历史。近代史不能只讲打仗的历史,暴力革命的历史。我提出了这些问题是面对真理,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必须这样做。胡绳是革命崇拜,以为阶级斗争是革命动力。《告别革命》是选择一种可以通过改良,通过谈判妥协来取代暴力革命。
其实阶级矛盾、阶级冲突永远是存在的,我们说的平等不是经济的平等,经济的平等永远的乌托邦。经济哪能平等呢?按需分配,人的欲望有很大的差别,不可能按需分配。我们讲的平等是指人格的平等,心灵的平等。阶级矛盾永远存在怎么办?我们提出两个基本选择,一个是阶级调和的办法,一个是阶级斗争的方法——它的极端方式是暴力革命,一个吃掉一个的方法。我们认为还是阶级调和的方法比较妥当,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调和的办法来解决的,战争,总是无辜平民百姓遭殃。《告别革命》讨论的是20世纪的历史主题,也提出一套与此相关的看法。《告别革命》翻译成韩国文,韩国的八家报纸,不分派别对这本书一律评价很高。社会确实需要考虑哪种手段好。可是在大陆还是禁书。在香港印了五版,现在正在印第六版。我看了许多大陆的批评《告别革命》的文章,其实他们老是用革命党的思维看问题,说告别革命否定武装斗争合法性等。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党已变成执政党,执政党为什么还要搞爆力革命?有什么矛盾通过谈判解决吧,不要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解决。我们不是光替一个政权着想,主要替老百姓着想,不要再陷入战争。二十世纪三次内战,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没有内战、没有革命、没有饥饿的世纪。像这些都是在第二人生中的重大理念。
在第二人生中还与林岗合著《罪与文学》学术性比较强,对二十世纪的文学作了一个总结。还和女儿刘剑梅合著了《共悟人间》,被香港评为2002年十大好书,这是世道人情的书,特别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好处。第二人生中自己感觉比较满意的作品也是个人写作完成的《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
《红楼四书》是用悟证取代论证和考证。整个方法论作了很大的变化,写作《红楼四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没有学术姿态。有个年轻朋友王强说,我的讲述很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波斯宰相女儿的讲述。波斯王后和奴隶有私情,国王把他们杀掉,并仇视妇女,每天一个少女陪国王过夜,第二天就把她杀掉,让她没有私情的机会。波斯宰相女儿很聪明,为了拯救这些少女,自告奋勇嫁给这个国王,然后给国王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今天讲一个故事但没讲完,国王不杀她,第二天接着讲,讲了一千零一夜。王强说:你的书很像波斯宰相女儿的讲述,讲述的目的是为了生命活下去的目的,生命延续的目的,不讲述就没有明天,不讲述就活不下去。这是一种心灵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写出了这部书,不是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主客体不分,研究对象主客体是分裂的,是我的主观去把握客观、去分析客观。我把《红楼梦》作为生命体认对象,生命感悟对象就不同了。我跟贾宝玉、晴雯等心心相印,以心发现心,所以我可以发现《红楼梦》里许多以前没人说过的,没人发现的东西。发现了贾宝玉的心灵是世界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人类一个最纯的心灵。按王阳明所说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他的心灵是婴儿宇宙,我讲过一个外宇宙,一个内宇宙,贾宝玉是一个婴儿宇宙。
这个婴儿宇宙他没有世俗的生命的机能,没有嫉妒的机能,仇恨的机能,贪婪的机能,猜忌的机能,甚至没有算计的机能。贾宝玉到秦可卿那里,看到秦可卿房里有一对联。赶紧吓得跑了。他最不能容忍就是这种世故?,这对联写着“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就是事故。宝玉很天真,永远保持着赤子之心,他怎能够事事练达?所以赶紧跑。所以这本我比较满意。一共四本。还有第二本《双典批判》,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文化性批判,不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要选择审美批判 ,文化批判我会讲到价值观。对我们中国世道人心影响太坏了。
这次我在黎明大学讲课,那我是把《红楼梦》作为原型文化,把《水浒传》,《三国演义》作为伪形文化。因为双典的价值观有问题。我不是说造反革命都没道理,孙悟空那些造反才有道理,而且孙悟空的造反当中有一个师傅——唐僧对他制约。你造反应该有原则,不能随便杀人,因为有紧箍咒,不能滥杀无辜。所以形成非常好的结构。原型文化像《山海经》、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这些英雄。他们是建设性的,是为人类造福的,是救人英雄。可是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其主人公都是杀人的英雄。双典中英雄文化变质。妇女文化变质。我批评的《水浒传》两大命题。凡是造反,只要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还有一个命题是“欲望有罪”。把妇女的婚外恋看成是最大的罪恶。他们原来最恨的敌人是高俅,抓住以后可以放掉。但对于一个婚外恋的女子,是不可放过的。非千刀万剐不可。这个价值观很有问题啊。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大的,我认为这种原型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压力,对双典的批评我将来也可能会承受压力,但是我相信是对一个从根上爱中国,就是告诉我们同胞,这两部小说就是中国的地狱之门。真正统治中国从上到下统治中国的就是这两部书,包括毛泽东也是被这两部经典统治的。他们讲权术,《三国演义》中是权术阴谋心计大全啊.我们人要讲义气,原型义气很美很单纯的。伯牙钟子期,你说多单纯啊。知音死了就把琴摔掉。到了《三国演义》的义气是另一回事了。变成是为了图谋大事我们来同生同死。变为组织原则,有功利目的了。变了。智慧本来是很美的,诸葛亮的智慧原来也很美,可是他一旦进入政治权利系统,智慧变质了,要装。所以周瑜死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到东吴去吊唁,却装得很痛苦,一个最高兴的人装成最悲伤,痛哭,一哭公瑾,二哭公瑾,三哭公瑾,搞得大家非常感动。连鲁肃都说,哎呀,都说诸葛亮不好,看来还是我们的周瑜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科学院被康生,王关戚搞得很坏,康生他们支持一个派,打击一派,文化革命后揭发出来那个林杰,红旗杂志的那个林杰,说告诉你们一个政治密码你怎么胜利。三条胜利原则,第一,政治无诚实可言;第二,结成死党;第三抹黑对手。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都是来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政治无诚实可言,谁装的最好,谁的成功率最高,面具戴得越好,成功率就越高。第二,结成死党,第三抹黑对手,曹操本来是个很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刘备集团把他抹黑成大坏蛋。这些价值观。我并不否认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一开始就说,要从文学评论上从一百零八个将写出一百零八个性格那就是很了不起的。这就是文学批评。但是我价值观和文化是两回事,我必须要说明。这两部著作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导演: 那么你现在名气很大,你回想下你的成长历程当中,是哪个人物哪部作品对你影响最大?
刘再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童年时期是母亲。我很赞成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托克维尔写过两部经典,很天才。一部叫《论美国的民主》一部叫做《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曾经给学生讲,如果上帝把我放到月球上去流放,如果允许我带几本中国和外国的书,我会带一本《西方的没落》、《论美国的民主》,《红楼梦》我都会带去。
《论美国民主》里面的第一章提出一个论点,说人的整个一生的面貌取决于他的童年时代,襁褓时代。所以我基本上我的人生也是被童年时代所决定。这个时代先是母亲决定的。在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突然我就严肃起来了。我觉得父亲一去世,还有两个弟弟,还有我母亲,那怎么办呢,因为我突然间就感觉我有责任。这就是严肃性,也就是说我要拼命读书。一定要有超人的勤奋来度过我的人生。从那个时候我简直是发狂地读书。我小学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从我的家走到我们的高山小学好几里路,还要过小河,小山,绕来绕去,我所有的路程要半个小时,可是我每次都去到那老师都还没起床。到最后我听到他们喊说:再复来了,快起床了,吃饭。所以我现在黎明即起,曾国藩对他的弟子讲一定要黎明即起,就是闻鸡起舞。我黎明即起,这些东西都是当时我母亲给我规定的,要很早起来读书,很早起来上课。当然后来碰到些好的老师,碰到好的朋友,比如现在我身边好几个朋友,是我们当代中国最有天才的朋友。像高行健,李泽厚等多好的朋友。我对人的弱点不太敏感,但我对人的优点却很敏感。李泽厚曾说: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我有刘再复一个就够了。我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我的座右铭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对什么问题都独立思考。
童年时代是母亲对我的影响。中学时代国光中学读书观念的影响。我很感谢陈嘉庚先生,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在家乡南安梅山办了个国光中学。图书设备很齐全,读书环境很好。那时我读书很认真,特别爱到图书馆读书,到了假期,图书馆的李馆长干脆说:钥匙交给你了,你那么爱看书,整天泡在这。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整个中学时期就把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荷马史诗等西方经典读得差不多。到了厦大,郑朝宗老师说:没想到一个学生对这些西方经典书那么熟悉。考试后,他还在我的考卷后面题诗。
导演:你刚才讲你的母亲对你影响很大,你母亲识字吗?
刘再复:识字。她是泉州培英中学毕业的,
导演:那你父亲识字吗?
刘再复:父亲识字,我父亲原来是个农家子,很穷,可是他个人很聪明。后来被我外祖父看中。三十年代蔡廷锴在福建建立临时政府。当时我父亲还是个中学生,拥护十九路军,还到军校里面学习过。他是反国民党的。很会写作,还会写诗。国民党要追捕他,便逃到南洋去,陈嘉庚还很欣赏他。这些故事都是我老乡跟我讲的。后来他到厦门来,在抗战时期当过一年多的码头镇的镇长,口碑也蛮好的。那时候还很年轻。后来到厦门来也才三十几岁,三十岁刚出头不久就去世了。再厦门时他和朋友合办一个旅馆,一面任《江声报》记者。人家说你爸爸是有文才的。可是三十岁刚出头就得盲肠炎不治而亡。
导演:你应该很了解你家族的历史,你知道你家族有没有出现大人物。
刘再复:不大清楚,没人给我讲过去的历史,这次来泉州,舅舅(叶重青)给我讲外公(叶清琪)是印尼归侨,是泉州商会会长。外祖父很聪明,舅舅就读福建协和大学,舅舅、舅妈都是南安国光中学的生物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和我太太两家人都是教师之家。父亲去世后我就和妈妈一起经常在外婆家,外公、外婆也经常到刘林乡老家和我们一起住,但很艰难,后来我读高中就和妈妈到外婆家。我的舅舅、舅妈、姨姨都是教师,还有我太太、岳父也是教师,太太原来在连城一中。我舅舅的孩子、儿媳妇也都是老师,我太太的姨姨是小学校长,姨夫也是中学教师,算起来有二十几位教师。
导演:你的孩子主要工作是什么?
刘再复:我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其实也是老师,她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终身制的副教授。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华盛顿的马里兰大学当了助理教授,副教授。她比我强,可以用英文、中文写作。她现在已有两个孩子。
小女儿比她姐姐小十岁。前几年为了照顾我妈妈,她从美国到香港,在我弟弟的公司工作,我妈妈去世后,公司的一些事情处理完,希望她回美国照顾我们。
导演:你未来还想作那些主要的事情?
刘再复: 我必须把在海外东方、西方,日本、香港、台湾,美国、欧洲等四十多所大学的演讲都要整理出来。这个工作蛮艰巨的。比如我讲的“我的六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南华经》、《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光这个就有六讲,我这次讲的“阅读老三经”,其实是我讲过的东西缩成两半,讲前面的这一半。
我现在到处漂流,到处流浪,到处开讲座,最后必须把心得整理一下。我的文学史观和国内的文学史观不同的。国内喜欢“英雄排座次”,我当文学所所长时就提出,我们要有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学术个性,不要僵化。看到国内编写的文学史,我的头就疼,怎么几十年老是一贯制还是老样子。我不,我讲另一套,讲中国贵族文学、中国挽歌文学、中国流亡文学、中国颂歌文学。我现在也必须整理出来。
另外,接下去如果有时间,在讲座过程中我想,我到地球来一回,但在地球上从文化的角度,文化的珠穆朗玛峰是哪几座?一座是西方哲学、一座是大乘智慧,还有一座是先秦的经典,孔孟老庄。我想把这三座高峰的血脉打通,他们的最高境界我已找出来,就是中道境界,就像《告别革命》讲的中道,不是你死我活,不是走极端,而且取之中道。大乘智慧的中观说,是龙树提出来的,讲俗谛有道理,讲真谛也有道理,讲俗谛是讲世界原则,讲世间法。真谛超越原则,讲宇宙法,超越法,都有道理。薛宝钗代表世间法,林黛玉代表超越法,是代表真谛。薛宝钗代表着俗谛,是曹雪芹灵魂的悖论,所谓的悖论,就是相反的命题都符合充分理由,都有他的道理。
西方康德讲二律背反其实是中道,四大悖论也是中道。上帝存在与不存在两个说话都有道理,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不可以用逻辑证明所以是不存在的。可是如果把上帝当成一种心灵,一种情感那上帝就存在。孔子也说祭神如神在。
我如果有充分时间,想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写一本比较有意思的书。除了要整理讲课的讲稿之外,我本来要写我的人生过程,因为我有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有很多感悟,这些感悟可以用散文写出来。这些都是一些想法,但我不能对自己期待太多,得大自在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于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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