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悟》(上篇)-《红楼梦悟》-《红楼四书》-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红楼梦悟》
《红楼梦悟》(上篇)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写于一九九五——二OO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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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童年时代集体的大梦。梦见精卫填海,梦见夸父追日,梦见刑天舞干戚,这是最本真、最本然的梦。《山海经》说明,中华民族有一个健康的童年。《红楼梦》一开始就讲《山海经》,就紧紧连接《山海经》。《红楼梦》是中华民族成年时期的大梦。这是关于自由的梦,关于女子解放的梦,关于诗意生命与诗意世界的梦,关于美丽花朵不要枯萎不要凋谢、美丽少女不要出嫁不要死亡的梦,关于生命按其本真本然与天地万物相融相契的梦。《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现代梦的伟大开端。《红楼梦》说明,中华民族近代的大梦也是健康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呼唤“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中国的伟大作家与德国的伟大诗人,其大梦的内涵相似,都有大浪漫与大诗意。

    人类最纯的情感保留在音乐与文学中,也可说保留在梦中。正如莎土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保留了人类童年天真无邪也无逻辑的梦幻与欢乐一样,《红楼梦》保留了中华民族天真无邪并无可心证意证实证的恋情与人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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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有一个未成道的基督与释迦,这就是贾宝玉。他兼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连老是要加害他的贾环也宽恕,连欲望的化身薛蟠也可作为朋友。上至王侯,下至戏子奴婢,他都以同怀视之。他五毒不伤,对别人的攻击和世俗的是是非非浮浮沉沉花花绿绿全然没有感觉。“我不入地狱谁来入?”这对宝玉来说,不是献身的悲壮,而是天性的坦然。他天生不怕被地狱的毒焰所伤。他敏感的是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长处和人间的真情感,对别人的弱点和世界的荣华富贵,却很迟钝。如果说基督是穷人的救星,释迦牟尼是富人的救星,那么,贾宝玉也许正是知识者的救星,至少是我的救星。他帮助我从仕途经济的路上拯救出来,从知识酸果的重压下拯救出来,从人间恩恩怨怨输输赢赢计计较较的纠缠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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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人格心灵何等可爱。在浊水横流的昔时中国,在老气横秋的豪门府第,他的出现,就像盘古刚刚开天辟地的第一个早晨出现的婴儿,给人以完全清新完全纯粹完全亮丽的感觉。他的眼睛是创世纪第一双黎明的眼睛,是人之初第一次完全向宇宙睁开的眼睛。这双眼睛的内涵让我激动不已,它所看轻的正是世俗眼睛所看重的,它所看重的正是被世俗的眼睛所看轻的,于是,这双眼睛常常发呆,常常迷惘。虽然迷惘,却蕴藏着太阳般的灵魂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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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前身,命名为“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贾宝玉是贾府中的“王子”,可是对待林黛玉和对待其他女子,却有“侍者”心态。他和林黛玉的关系位置,是自己放在低处,放在侍者即仆人的位置,而不是主人、统治者的位置。包括对晴雯等丫鬟也是如此。晴雯本来正是奴婢,正是侍者,可是贾宝玉却把位置颠倒过来,对她言听计从。这不是取悦,而是在情感深处看到她比自己更干净,自己应当追随其人格。正因为贾宝玉把自己放在低处,所以他才看出晴雯“身为下贱”而“心比天高”。宝玉看晴雯用的是超势利、超世俗的“天眼”,是禅宗“不二法门”(无内外,无尊卑)的“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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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一生下来就因为口衔宝玉而让人视为怪异,离开家庭后走入云空,也是怪异。真正的个性往往在于忘记自己世俗的位置与角色,只顾观看与探索,不知自己的来处与去处。然而,他的出走,却是富有大诗意的行为语言。这是贾宝玉最后的非诉说的声明。他向人间宣布,他与那个你争我夺的父母府第极不相宜,他已没有力量承受一个个的死亡与堕落。他的出走是总告别,又是大悲悯。他到哪里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逃离污浊之地,虚假之乡。

    贾宝玉居住的父母府第,是豪门贵族府第,而他本身又是府中的第一快乐王子。荣国府虽不是宫廷,但府中布满峥嵘轩峻的厅殿楼阁和蓊蔚泅润的花木山石,还有成群成队的男仆女婢,却胜似宫廷。家道中落后虽减少了气象,但仍不失为钟鸣鼎食的浮华之家。然而,即使是处于全盛的黄金时代,贾宝玉也不迷恋这个家,胸前的玉石丢失了几回——他的灵魂早已出走了好几次。他被视为性情乖僻的异端,实际上心中拥有万种真挚情思。一个又一个清澈如水的诗化生命在面前毁灭,自己还顶着桂冠如行尸走肉,这还有人的样子吗?千里长棚下的华贵筵宴,世人闻到的全是香味,偏是快乐王子闻到朽味与血腥味。一个处于如此环境中的身心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寻求解脱?如果说,林黛玉最后的行为语言是焚烧诗稿,用一把火否定她曾经有过的期待,那么,贾宝玉则是用一走了之的行为语言否定父母府第内外人们所迷恋与追求的虚幻的天堂。一种真实的行为语言,没有标点,没有文采,没有铺设,却否定了一个权力帝国与金钱帝国。《石头记》的故事,其实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否定一个欲望横流的泥浊世界的故事。贾宝玉的出走,乃是走出争名夺利的泥浊世界,被男人弄成肮脏沼泽的荒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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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的诸多人物谁最傻?除了一个傻大姐之外还有一个傻哥哥,这就是贾宝玉。傻大姐是天生的白痴,什么也不懂。傻哥哥却有大爱与大智慧。呆中的迷惘,痴中的执著,傻中的慈悲,憨中的悟性,沉默中的逃离家园和告别黑暗,哪样不是真性情与真灵魂。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十章)。在老子看来,人对历史责任的承担应是无言的。重担在肩,不求颂歌伴奏。做了好事,自己不说,只默默献予,这才算是真的有德。有人掉到水里,你去救援,只觉得这是应尽的责任,心里只感到快乐,没想到光荣,也不觉得是美德,这才算是德行。老子对那种仅以言说去承担责任的人是不信任的。滔滔不绝,表现的却是一个浅薄的自己。《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一个默默承担罪责的傻子,他从不宣扬自己做了好事。承担、献予、宽厚全是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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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看见金钏儿受辱死了,看见晴雯含恨死了,都是被他的母亲逼死的。本该是大慈大悲的母亲,本该是满怀温情的母亲,本该是怀爱天下一切儿女的母亲,这回也逼死无辜的孩子。母亲也杀人。贾宝玉亲眼看到母亲也杀人。这是比一切凶残更令人困惑的凶残。他绝望了,发呆了,他不能在母亲的府第里再居住下去了。他不能生存在一个连母亲也变成凶手的人间。告别故园,告别自己爱恋过的生命和生命的尸首,告别自己滚爬过但有腥味的土地,他远走了,逃亡了。逃亡者的眼睛永远带着大迷惘与大忧伤。《俄底浦斯王》时代的人类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所以才有弑父娶母的悲剧,《哈姆雷特》时代的人类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但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母亲,所以才有丹麦王子永恒的犹豫与彷徨;《红楼梦》时代的人类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却发现母亲也是人间的枷锁与杀手,母性的权威也制造着儿女饱含血泪的悲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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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菲兹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笔下的盖茨比(Gatsby)都是最有人间性情的人物,内心均有大浪漫。贾宝玉为秦可卿之死吐血,为晴雯之死泣祭,为鸳鸯之死痛哭,为林黛玉之死发呆,都是在作诗情女子不要死的大梦,都是《西厢记》等小浪漫不能比的大浪漫。《浮士德》是歌德头脑(理念)的产物,而少年维特则是歌德生命的产物。贾宝玉、盖茨比也是生命的产物,所以浑身都是生命永恒的气息。拿破仑喜欢少年维特,上战场时带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从这里可以得知这位法兰西偶像内心也有真性情与大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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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青春之恋,是天国之恋。表面上看,是地上两个人的相互倾慕,深一些看,却是天上两颗星星的诗意情谊与生死情谊。来到人间之前,这对情侣就在天国留下一段以甘露泽溉仙草的初恋故事,降临人世后,又演出一场伤心刻骨的还泪悲剧。天国之恋不是神话,而是生命深处的心灵之恋。贾宝玉与林黛玉潜意识中都有一种乡愁,这种乡愁便是对初恋的记忆。他们第一次见面,一个觉得“眼熟”,一个觉得“见过”,就是这种记忆。他们到达人间的第二次相逢相爱,只是天国之恋的继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区别就在于,一是天国之恋,一是世俗之恋。林黛玉是天真的,薛宝钗是世故的。如果说贾宝玉是亚当,那么,夏娃是林黛玉,而不是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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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常常落泪。他和贾宝玉的恋情从浅处看是悲切,从深处看则是充实。林、贾的爱情是中国文学中最富有文化含量也最有灵魂含量的爱情。他们的每次倾吐每次冲突都可开掘出意义,特别是用诗所作的交流,更是意义非常。《红楼梦》中最精彩的两首长诗,一首是林黛玉的《葬花词》,一首是贾宝玉祭奠晴雯的《芙蓉女儿诔》。林黛玉咏叹之后,为之“痴倒”、“恸倒”的是贾宝玉:贾宝玉祭奠后为之倾倒的是林黛玉,他们互为知音。这两首千古绝唱发表时,听众都只有一个。林、贾是真正的诗人,他们不知何为社会效应,宁可让一人之啧啧,不求万人之谔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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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人画把不见人间烟火的“逸境”视为比“神境”更高的境界。但是,通常只知道逸境在大自然之中,不知道逸境也可以在人际关系中。《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有一种看不见又可感觉得到的“逸境”状态。他俩之间,绝对不议论俗人俗事。不仅放下政治,而且放下社会。世俗的是非究竟,进入不了他们的话题,更进入不了他们的心灵。他们是个体情感中人,不是社会关系中人。他们俩的关系,是无关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逸境”状态,是一种万物本真契性情的诗意状态,连争吵都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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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是先知先觉,贾宝玉是后知后觉。王熙凤等虽极聪明,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即永远未能对宇宙人生拥有根本性的体悟。“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是林黛玉先体悟到的,然后才启发了贾宝玉。贾宝玉的觉悟是对本真己我的守持。那些劝导他的、熟读文章经典的贾政、北静王(水溶)等,误认为陷入功名利禄世界的自己是本来意义上的自我,认陷阱为大道正道,其实是不知不觉。《红楼梦》中的人物数百人,属于大彻大悟的,只有黛玉、宝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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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在自然之中,不在意志之中。在哲学上,“自然”的对立项是“意志”。释迦牟尼永远微笑着,因为告别了宫廷权力意志,便得到大快乐。庄子发现自然之道,也得大快乐,连妻子死了,也鼓盆而歌。慧能放逐概念,明白四达,赢得大自在,也是大快乐。陶渊明回归田园后,也有羁鸟还林、池鱼归渊的大快乐,所以他没有王维、孟浩然式的惆怅。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恋过程,是林黛玉的“还泪”过程,还泪中有伤感,也有伤感到极处的大快乐。“还泪”是美,不是苦难。“泪尽”是个悲剧,又是一个大解脱。“人向广寒奔”,林黛玉最后走出被权力意志戏弄的人间,得的是大自由,可惜《红楼梦》后四十回未写出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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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立才有密切。林黛玉动不动就和贾宝玉“吵架”,处处对立,因为她和他最密切。重视他者,才能为爱而焦虑而死亡。没有对立,一切顺乎自然,固然没有紧张,但也没有对他者的承担。庄子强调自然,要抹掉的就是对立。包括生与死的对立,祸与福的对立等等,因此,它对死没有紧张,更没有恐惧。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他的“齐物”思想,包括齐生死、齐浮沉、齐寿天等,在一切对立中采取逍遥(不在乎)的态度。既然没有生死的界线,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分别,也就没有辞世的悲伤,所以妻子死了,他照样鼓盆而歌。贾宝玉对死不是这种态度,他听到秦可卿死讯时,竟伤心得吐血,听到林黛玉、鸳鸯死时更是痛哭以至发呆。《红楼梦》反抗儒教,喜欢庄禅,但与庄子思想并不相等。庄子不相信情的实在,曹雪芹的骨子里还是相信情是最后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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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是贾府的宠儿,天生的快乐王子,未受过任何磨难,缺少对血雨腥风的感受。黛玉则不同,她的母亲过早去世,孤苦伶仃,漂流到外婆家后,寄人篱下,被人视为不合群的异端,因此,她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忧患之感。这种经历使她比贾宝玉深刻,因此,她的诗总是比贾宝玉的诗更有深度。  

 花开花落,似乎很平常,然而,林黛玉却真正了解它的悲剧内涵。花朵的盛开只是风霜相逼的结果。鲜花在艰难中生根、孕育、萌动、含苞、怒放。怒放的片刻,恰如加缪笔下的神话英雄西西弗斯,辛辛苦苦把石头推到山顶,而一旦到达山顶,接下去便是滚落,再接下去又是一番往上推的苦斗。花的命运也是如此,花开总是紧紧连着花落。可是,落红化作春泥之后,明年又是一番艰辛,一场挣扎,又是一轮怪圈似的奋战与毁灭。林黛玉显然深深地了解人生这种无可逃遁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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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宇宙”的大语境中,人只不过是到地球上走一回的过客,诗人更是永远的流浪汉,不会有固定的立足之地,不会有终极的凯旋门。林黛玉比贾宝玉悟性更高,她更早地悟到这一点。因此,当宝玉写下禅语“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时,黛玉立即给予点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林黛玉补上这八字禅思禅核,是《红楼梦》的文眼和最高境界。无立足境,无常住所,永远行走,永远漂流,才会放下占有的欲望。本来无一物,现在又不执著于功名利禄和琼楼玉宇,自然就不会陷入泥浊世界之中。这是林黛玉对贾宝玉的诗意提示。男人的眼睛总是被占有的欲望和野心所遮蔽而狭窄化了,贾宝玉虽然也是男性,但他在林黛玉的指引下不断地放下欲望,不断提升和扩大眼界。林黛玉实际上是引导贾宝玉前行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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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真不愧是大观园里的首席诗人。她的《葬花词》,不仅写出大悲伤,而且写出大苍凉。诗中所问,都是摧人心魂的“天问”。“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特别让人震撼的是问:“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千古绝“问”。天地的始末,生命的归宿,时间的大空旷,空间的大混沌,全在提问中。林黛玉不仅有陈子昂苍凉的恢弘,而且还有陈子昂所缺少的苍凉中的空灵与飘逸。一个弱女子,写出如此的苍凉感,这才是生命——宇宙境界。和这一境界相比,历史显得很轻,家国境界显得很小。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戚”就是属于这后一种境界。生命宇宙语境大于家国历史语境,能在生命宇宙境界中飞驰的诗魂,才是大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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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在林黛玉面前显得很傻很笨,林黛玉的智慧总是高出贾宝玉一筹。但林黛玉却很爱他,一见如故,一往情深,一路还泪。因为她知道他是一个大爱者,倘若那时基督的名字已进入中国,她一定会知道他就是一个成道中的基督;假如那时她能到西方阅读文学经典,她也一定会知道他就是尤利西斯似的“伟大的流浪情圣”,从灵河岸边三生石畔一直漂流到地球东方的情痴情圣。贾宝玉虽然傻,但各种道理一经林黛玉点拨就通。大爱者有慈悲心。仁慈的胸怀,不仅最为广阔,也最为通畅,慈悲与悟性是相通的,愈是慈悲,愈容易接受真理,愈容易悟道。爱能打通心灵,恨却只能堵塞心灵。被仇恨占据的头脑,最难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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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林黛玉“多愁善感”,过于平淡。林黛玉的愁,不是一般的愁,而是愁到骨子里的幽怨;林黛玉的感,不是一般的感,而是深到骨子里的伤感。人们都知道林黛玉“愁”,但往往不知她的愁乃是永远的情感乡愁。那遥远的灵河岸边三生石畔,是她的故乡,是她和神瑛侍者的“伊甸园”,她和他共享的是甘露灌溉的干净岁月,是生命与天地万物相融相契的澄明时光。现在落到人间,虽然往日的侍者还爱着她,但却不能整个属于她,而且这个人间,到处是冷漠与猜忌的目光,她在此处生活太不相宜。愈是感到不相宜,乡愁就愈深,一直深到无穷无尽处。这种被天国的甘露与现时的泪水泡浸出来又深化到骨子里的缠绵,是柔美的极致。什么可以和这种美相比呢?似乎只有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才像她。俄罗斯这位天才创造的音乐,是一种纯粹的忧伤和刻骨的缠绵,他把人性的至真至柔推向最深处,苦得让人感到甜蜜,正如林黛玉忧伤得让人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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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在《葬花词》中说:“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最美的花朵,却最脆弱,最难持久,这是最令人惋惜的。少女之美,是一次性的美,一刹那的美,它是人间的至真至美,也最脆弱,最难持久。感悟到至美的短暂、易脆与难以再生,便是最深刻的伤感。林黛玉是中国最美的生命景观。她太稀有,太珍贵,根本无法在尔虞我诈的世上存活。这不是个例。苏格拉底和基督也无法活在他们的时代。一个最善良、最珍贵的稀有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饱受苦难。中国没有空间可容纳林黛玉这种生命景观,这是为什么?《葬花词》寄托着曹雪芹的梦:让稀有的花朵、少女能够长久存活,能够免受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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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很美丽,但薛宝钗在安静外表覆盖下,其内心却积淀着许多世俗的尘土。她能适应世俗社会的规范,但没有深刻的忧伤,更没有刻骨铭心的缠绵,可是她活得很好。林黛玉的内心是一片净土,她的眼泪,全是净水。她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世俗的泥浊也进入不了她的内心。她靠自己的忧伤独撑高洁的灵魂,也呈现出薛宝钗所没有的纯粹的美。然而,世俗社会的残酷规律是“适者生存”,她终于活不下来,连诗稿也无处存放。

林黛玉并不要求他人像她那样生活,也不要求他人具有她那样的诗情诗心,但是他人却看不惯她,并要求她和他们过一样的生活,所以嫌她性格过于古怪。也因为她太特别,太精彩,理解她的人也极少。唯一能理解她的贾宝玉成为支撑生命的支柱。柱子一旦不可靠,她就生病、吐血、死亡,生命就整个崩塌。在大宇宙中,地球是稀有的,人类是稀有的,才貌兼备的女子更是稀有,而林黛玉这种女子,又是稀有中的稀有。曹雪芹深知稀有生命的宝贵、艰辛和无尽的诗意,所以他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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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世俗的眼睛、庸人的眼睛看林黛玉,永远看不明白。她的前身是名叫“绛珠仙草”的女神,到人间来只是来“走一遭”,最后还是要回到她的故乡。不想带走人间的各种物色,只是到人间走一走,只是到世上看一看,不求什么。最后她悟到一切皆空,连自己用一生的眼泪所灌溉的情爱也不真实,连那些用心血铸成的诗稿也是幻象。付之一炬,免得留下欺骗别人。她来到人间一回,虽然也潇洒,但失望极了,人间真的不洁不净、无情无义,连贾宝玉也辜负她的眼泪。她真的把一切都看透了,连情爱也看透,不给人间制造任何假象。林黛玉的绝望是对人间世界最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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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一些精彩的生命,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李商隐等,并不是儒家文化塑造的。儒家讲究“秩序优先”,并非“个性优先”。秩序优先自有它的道理,但往往给个体生命带来屈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尚“个性优先”,薛宝钗则崇“秩序优先”。人类永恒的困惑,也可说是思虑中最大的一对悖论是“重天演”还是“重人为”的悖论。前者重自然、重自由、重生命;后者重意志、重秩序、重伦理。中国的庄禅属前者,儒家属后者。《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薛宝钗是曹雪芹灵魂的悖论,也是人类思想永恒的悖论。林薛之争,不是善恶之争,也不是是非之争,而是曹雪芹灵魂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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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对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有爱意,但对林黛玉的爱中还有敬意,而对薛宝钗虽也彬彬有礼却无深深敬意。因此,宝玉对黛玉的爱更带精神性,也更有爱的深度。《红楼梦》第三十六回有一段话描述宝玉在内心划清了他对林、薛的不同感情态度:“……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深敬”二字,是理解贾宝玉乃至《红楼梦》的一把钥匙。贾宝玉深敬谁?不敬谁?这便是《红楼梦》的心灵指向。林黛玉实际上是贾宝玉的“精神领袖”,贾宝玉一直被她领着走,因此精神也一步一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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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两个世界:一是少女构成的净水世界,一是男子构成的浊泥世界。泥浊世界的主体,什么也忘不了,什么也放不下,什么也想不开。《红楼梦》的主题歌——“好了歌”,嘲讽的就是这种忙忙碌碌的主体,这是一些在名利场上滚打不休,在仕途经济路上左冲右突的双脚生物。他们全都沉浸在巧取豪夺之中,唯有贾宝玉走到浊泥世界之外。可是贾宝玉总是被嘲笑、被训斥,连慈悲故事也被当作笑话。浊泥中人嘲弄浊泥外人,放不下的人嘲弄放得下的人,这正是从古到今的人间社会。唯有到了《好了歌》,才来了个反嘲弄。

曹雪芹把女子分为未嫁的少女与已嫁的妇女,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界线。女子嫁出之后,便从清澈世界走入角逐权力财力的泥浊世界,身心全然变形变质。因此,曹雪芹拒绝让自己笔下最心爱的女子出嫁。所以林黛玉、晴雯等未婚前便已死亡。少女要保持自己天性中的纯洁本体,就一定要拒绝“男人的问题”,站立在浊泥世界的彼岸。“出淤泥而不染”这一古老的莲境梦境,被曹雪芹表现得极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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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女儿国,立于“大观园”。大观,这正是曹雪芹看世界的方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也可以说,曹雪芹的眼睛是大观的眼睛,这种眼睛不是“俗眼”,而是“天眼”;不是世俗的视角,而是宇宙的超越视角。曹雪芹用“大观的眼睛”看人间,不仅看出大悲剧,还看出大闹剧。“好了歌”就是荒诞歌,就是嘲讽争名夺利的喜剧主题歌,甄士隐的注解则是主题歌的补充。“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因为这个忘不了,人世间便无休止地演出荒诞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王国维看清了《红楼梦》的悲剧价值,但没有看清《红楼梦》的喜剧价值。也许是看清了,但不道破,特留待后人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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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一开始就介绍主人公的来历乃是被抛入“大荒山无稽崖”中的一块多余的石头。如果把贾宝玉的名字视为人的象征,那么,人一开始就带有“无稽性”,就身处荒诞无稽的境遇之中。二十世纪的荒诞派小说家、戏剧家发现整个世界都是“大荒山”、“无稽崖”,人是山崖中的荒诞生物,从而叩人的存在意义。曹雪芹早在二百年前就感觉到,人不仅出身于无稽崖中,而且生活在无稽的闹剧状态中:短暂的人生就为功名而活,为娇妻美妾而活,为金银满箱而活。在仕途经济中,为求一顶桂冠,不仅一身热汗冷汗,而且一身污泥污水。把有价值的撕毁给人们看是悲剧(鲁迅语),把无价值的当作高价值而争得天翻地覆、头破血流的是喜剧。“风月宝鉴”的正面是美色,背面却是骷髅。人们追逐物色美色的游戏,原来是一场归结为骷髅的荒诞剧。在名利场中打滚的一部分人类,其所谓进化,乃是“更向荒唐演大荒”的“大荒无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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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旧约)讲神明意志,尼采讲权力意志,叔本华讲生命意志(探讨意志、欲望、痛苦的出路)。老子讲自然,庄子讲自然,禅宗讲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子把自然看成最高境界,因此,对意志保持警惕。所谓自然,就是反意志。《红楼梦》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不是意志。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欲望——意志论解释《红楼梦》,只能说明人的情欲追求的部分,不能说明其自然性灵的部分,即其空灵的、飘逸的部分。而对意志的反抗,王国维只讲消极解脱(弃欲出家),未开掘书中的积极解脱(诗国中的审美解脱)和自然解脱(回归生命本真状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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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最初由一僧一道带来,最后又由一僧一道带走。在《红楼梦》里,佛、道融合为一。“禅”是佛教最精致、最精彩的部分。《红楼梦》浸透了禅性。禅不立文字,这对曹雪芹的启迪不是不写文章,而是超越一切狭隘的命名和意识形态,放逐概念,直面生命。而每一个体生命都是多重体、复合体,其命运都具多重暗示,它不是“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等本质化概念可以描述和定义的。鲁迅称赞《红楼梦》打破“写好人绝对好,写坏人绝对坏”的传统格局,其所以能打破,就因为放逐了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力操纵下的机械分类概念。曹雪芹深深悟到禅宗(慧能)的“不二法门”,悟到一切生命个体的人性深处都有佛性因子,因此他看到的是生命的“整体相”,不是“分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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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有意象组合的中国语言文字里,“好”字是“女”和“子”二字组成的(+=)。在曹雪芹眼里,女子就是好。尤其是未出嫁、未进入社会的少年女子,更是天地灵秀、宇宙精华。她们就是真,就是善,就是美。可惜,她们拥有的生命时间与少女岁月太短暂,“好”很快就会“了”。《红楼梦》就是一曲“好了歌”,一曲少年女子诗意青春了结的挽歌,一曲至好至美至真至善至柔的诗意生命毁灭的挽歌。《好了歌》具有多重意义与多重暗示,挽歌仅是其中的一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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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女权主义批评家玛格丽特·阿特伍特在《自相矛盾和进退两难:妇女作为作家》一文中谴责文学艺术评论界的一种数学公式,即“不好/女性”的公式。在这种普遍公式之下,看到写得不好的作品,就说它是“女人气”,看到不好的绘画,就说它是“女画家”。玛格丽特竭力翻这个案,竭力谋求建立新的公式:“好/女性”。

玛格丽特确实指出一种习惯性的偏执,这种偏执连恩格斯也在所难免,他在论述十八世纪的德国散文时就用了“女人气”一词进行否定性批评。可惜,玛格丽特没有发现曹雪芹,整部《红楼梦》恰恰确立了一个“好/女性”的公式。汉语中的“好”字,分解开来恰恰是女子二字。《红楼梦》正是一曲伟大的好了歌。人类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自觉如此紧密地把“好”和“女性”融化为一体,而且写出一部女子的感天动地的赞歌与挽歌。

但是曹雪芹并不是女权主义者。他在“好/女性”的公式下充分发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女性有无穷的差异,女人气更有无数的种类。他尊重女性,是人性立场,不是女权立场。而当代的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却常常是以意识形态立场取代人性立场,结果把女权主义变成女人统治的历史主义和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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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关于少女的思索,超出前人的水平,不在于他作了“男尊女卑”的翻案文章,而在于它在形而上的层面,把少女放在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表现出他对宇宙本体和历史本体的一种很深刻的见解。在空间上,女子是与男子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的另一极。只有两极,才能组成人类社会。然而,在约伯的天平上,这两极是永远倾斜的。在曹雪芹看来,唯有女子这一极才干净,才是重心。这一极的少女部分,不仅具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超乎男子的容貌,代表着文学的审美向度,而且她们一直处于争名逐利的社会的彼岸,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道德不是成熟的假面,而是不知算计、拒绝世故的婴儿状态与少女状态,即人类的本真本然状态。人类社会一面创造愈来愈多的知识,另一面则被知识所遮蔽而离本真本然愈来愈远。唯有在少女身上,才保存着人类早期的质朴的灵魂。这一灵魂,才是天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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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几乎赋予“女子”一种宗教地位。他确认女子乃是人类社会中的本体,把女子提高到与诸神并列的位置,对女子怀有一种崇拜的宗教情感。——“这女儿两个字,极尊重、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厂宝玉把女儿尊为女神,有女子在身边,他才获得“灵魂”。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贾雨村对冷子兴介绍宝玉,说他“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贾宝玉原先只是一块顽石,获得灵性来到人间之后具有双重可能,完全可能被浊气所污染而重新变成冰冷的石头,然而,林黛玉的眼泪柔化了这块石头,让它没有走向暴虐而保持温厚与温馨。可以说,贾宝玉的心灵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林黛玉所塑造。和但丁靠着女神贝亚特丽齐的导引走访地狱一样,贾宝玉靠着身边女神的导引,带着大慈悲,走访了中国华贵而龌龊的活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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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通过“爱”与“智慧”的视角去发现妇女,所以发现了林黛玉、晴雯、妙玉、鸳鸯等精彩女性。而“五四”则通过“压迫、反抗、斗争”的视角去发现妇女,所以发现了娜拉,发现了祥林嫂,发现了子君。曹雪芹的发现是发现妇女中的少女乃是人上人,即人中最精彩的人;而“五四”则发现“妇女不是人”,是“人下人”,即男人是奴隶,而女人是奴隶的奴隶。《红楼梦》的发现,是真正的对美的发现。《红楼梦》的感觉,是更纯粹的审美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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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位哲人说,死亡没有种类。而曹雪芹却看到死亡的无数种类和死亡所具有的不同的质。贾敬、贾瑞这些男人的死和晴雯、鸳鸯这些小女子的死是完全不同质的死。晴雯、尤三姐和鸳鸯,都把死亡看得很轻,不怕死,一旦受辱,便不顾一切为守护人格尊严而奔赴死亡,或用一把剑,或用一条绳子,断然把自己了结。她们很像《山海经》时代的英雄,没有死亡恐惧,或扑向太阳,或扑向大海,决不犹豫。美的死亡是美的最后显现,它比美本身更美。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美的死亡,而且是死亡的美。哲学家或把死亡视为存在后的虚无,或视为虚无后的存在。晴雯等的行为,乃是以死创造了一个虚无后的美丽存在,在“无”中实现“有”,在“死”中实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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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对自杀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它认为这一生命的“总了”可以创造出美的极致,正如樱花,瞬间的灿烂,却给世界留下美的永恒。“花为樱花,人为武士”(日谚),武士们把死的本身作为目的,以至一生都在策划一种东西,也可说致力于一个目标,这就是死的辉煌。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死的恐惧,而且像迎接樱花季节一样地迎接死的到来。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杀之前,就在《新潮周刊》刊登广告,征求有关切腹自杀规则的书籍,认真做了准备,自杀之时,又切实遵守切腹的规定,完全保持了这一传统行为的形式。他曾对友人说,他要自编一部“死的形式美学”,果然如此,只是这部美学,不是文学语言所书写,而是行为语言所书写。

《红楼梦》中的尤三姐也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创造了一部美学。尤三姐是瓶烈酒,又是一瓶极纯粹的酒,她的自杀,刚烈、庄严、干脆利落,犹如毅然举起杯盅,把酒泼洒在地,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只是她并没有日本武士那种以“自杀为美”的意识。她的死亡抉择,只是因为情的幻灭。因此,她也没有像三岛由纪夫那样,刻意去设计死亡的盛典仪式。但她在瞬间所作的果断的自我了结,悲愤之情完全压倒死亡恐惧,也死得如樱花灿烂,于片刻中给世界留下永恒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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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奴结构的社会中,主人要保持人的骄傲不容易,因为他们还必须向更高的主子卑躬屈膝;而奴仆要保持人的骄傲就更难,也很稀少。晴雯所以被曹雪芹赞为“心比天高”,而且被无数读者所喜爱,就是她身为女仆却保持了人的骄傲。当宝玉为了一把扇子而有所微词时,她立即借此警告宝玉:“二爷近来气大得很,动不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算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之后又以撕扇子这一行为语言发出心灵的冷笑,这不仅为自己,也为其他奴仆。这一行为语言告诉宝玉两点:一是人比物(扇子)贵;二是奴仆不可欺。宝玉当时虽然气得浑身打颤,但过后却显然钦佩她。而她在临终之前对宝玉所说的“早知今日,何不当初”的一番话和赠送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当宝玉要把指甲藏起时,晴雯对他说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这是晴雯生命的结束语,告别人间的最后宣言。这些语言,恰恰是教导宝玉要保持人的骄傲的语言。两根指甲放射的光辉和这席话放射的光辉,不仅穿刺黑暗的王国而且也照亮宝玉的灵魂。如果说林黛玉是引导宝玉走向精神高山的第一女神,那么,晴雯则是第二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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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史书,包括最优秀的如《史记》这样的史书,都见不到伟大的女性。许多美丽能干的女人,无论是身为皇后还是王妃,往往都是黑暗政治的“替罪羊”,为男人承担历史罪恶。从妲己到吕后到慈禧太后均是如此。在史家的笔下,功劳属于男人,罪过属于女人,男人创造历史,女人污染历史。《红楼梦》中林黛玉却一反老调,她所作的“五美吟”,为女人歌功颂德,为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等五位“尤物”树立丰碑,着意翻历史大案。在她的清明的目光中,许多帝王将相,其实都不如一个小女子。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也暗示明末清初的许多大儒名流,其人格却不如一个妓女。

《红楼梦》中的“薛小妹”薛宝琴,属曹雪芹尚未充分描写、充分展开的人物,但她聪明过人已被贾母所发现,所以贾母格外宠爱她(让她睡在自己的寝室里),她作十首怀古绝句,从“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的调侃开始,质疑男人的历史业绩,但对马援、张良、韩信、王昭君、杨贵妃等历史人物充满同情的理解,用的完全是一双中性的眼睛。这种眼睛里没有功利的杂质,具有一种纯粹,一种天然的公平与合情合理,比书斋里的历史学家更准确。历史学家虽有知识,可惜眼睛常常被概念和利益所堵塞而狭隘化了。一狭隘就不合事实,也不合事理,其所谓“史识”,反而不是真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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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面壁沉思录》说过:“孟子留给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教中国人如何面对苦难、面对幸福和面对压迫。”苦难中高洁的品格不能动摇(“贫贱不能移”);富贵安逸中身心不能堕落(“富贵不能淫”);权势压力下则要挺直脊骨和保持人的骄傲(“威武不能屈”)。可是我们当今的中国人好像既不懂得面对苦难,也不懂得面对幸福与压迫。在繁荣富裕的今天,欲望无限膨胀,让金钱麻醉全部神经,甚至连做人的心灵原则都没有;至于在权势面前,多数的世相是羊相和奴才相。然而,在《红楼梦》中,我们却见到了“威武不能屈”的女仆,这就是鸳鸯。当阔老爷贾赦企图纳她为妾的时候,她直面权势,站立在荣国府的大厅之中当着众人发出宣言:“就是老太太逼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之后又以断然一死向权势者发出浩浩然的抗议。此宣言,此行为,此气概,此人格,此“不自由毋宁死”的生命景象,正是专制黑暗王国里的一道辉煌的闪电。中国当代知识人干百万,不知能有几个人能及这个小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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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女子一个一个自杀,有的伏剑自刎(尤三姐),有的吞金自尽(尤二姐),有的投井自坠(金钏),有的触柱自亡(瑞珠),有的撞墙自毁(司棋),有的挂绳自缢(鸳鸯)等等。晴雯之死和林黛玉之死,虽不是自杀,但也是被自己的忧郁与悲伤所杀,其重量也与自杀相等。

曹雪芹笔下的这些未被世俗尘埃所腐蚀的少女,都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更爱生命本身。她们之中有的也很有文化,但对文化保持警惕,她们不受文化所缚,却个个为情为生命自然而死。而《红楼梦》中的男子除了潘又安这个“小人物”之外,没有一个堂堂男子汉为爱殉身。贾宝玉和柳湘莲为爱遁入空门,已不简单。和女子相比,男人在死亡面前,心情要复杂得多。他们有文化,不死的理由也“丰富”得多,包括“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理由,男人总是被欲望所牵制,被功名利禄所诱惑,对世俗世界有太多的迷恋,加上善于用各种主义、理念制造“精神逃路”,自然就不肯轻易赴死,而女子则不同,尤其是少年女子,她们对世界的迷恋往往简化为对情感的迷恋,对情一旦绝望,就会勇敢面对死亡,该了就了。《红楼梦》以死亡为镜,更是照出女子为清、男子为浊的世界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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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都把女人写得很坏。《封神》把妲己写成妖精,把女子的美貌视为罪恶,其“美丽有罪”的理念真是贻害无穷。而《三国》中的女子都是阴谋权术的工具,连最迷人的貂蝉也布满心机,奴性完全压倒人性。更甚者是《水浒传》,书中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不仅是脏水,而且是祸水;不仅是祸水,而且是祸根;不仅是万恶之首,而且是万恶之源。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之前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也把女人写得很坏,巨卷中的秦姬、吕后、窦太后等都是一肚子毒水坏水。这些著作都设置一个道德专制法庭,对女子进行残酷的审判。《红楼梦》与前人不同的是,它撕毁了这个法庭并批判这个法庭。贾宝玉、林黛玉的观念行为不符合儒教伦理,但符合个性创造伦理,不合道德专制,却合道德真情。因此,林黛玉既是“美”的极致,“才”的极致,又是“好”的极致。俄国卓越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名著《人的使命》中确立“创造伦理”,肯定自由向往的合理性,他的思想与曹雪芹的思想完全相通。倘若他读《红楼梦》,那他将找到最伟大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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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人物个个活生生,都不是理念的化身,但是,一些主要人物,却折射着中国诸种大文化的生活取向与精神取向。以女子形象而言,林黛玉折射的是庄禅文化,薛宝钗折射的是儒家文化。贾母表面上是儒家文化,内心深处则不以儒为然,她很会偷闲很会及时行乐,人情练达又活得潇洒,心里深藏着对自由的向往,所以她与其子贾政(贾府中的孔夫子)常有冲突,倒是十分宠爱甚至理解孙子贾宝王。与上述取向不同,王熙凤和探春倒是有点法家气概,尤其是探春,一旦让她“执政”(一度与李纨、宝钗共理家政),便着手改革,做出了兴利除弊的事来。她给王善保家的一个巴掌,是典型的法家文化的一巴掌。与“参政”一极相反的佛家文化则由妙玉所折射,但是,佛家流派众多,妙玉崇尚的经典,大约属于唯识宗。曹雪芹对此宗并不太以为然,所以说她“云空未必空”。贾宝玉和其他女子形象的文化含量,不仅其他文学作品难以比拟,即使是四书、五经,也难以比拟。中国文化的大矿藏并不在四书五经中,而在《红楼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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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女人(不是少女)也罢,男人也罢,最后都变得太聪明,变得质朴的东西全然消失。王熙凤的悲剧就是变得太聪明的悲剧。尽管她很能干,也很有趣,但不可敬可爱。对于她的死,人间不会痛惜。与王熙凤相比,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等也很聪明,但他们的心灵中却保留着质朴的东西,这就是生命之初的那一片“混沌”,那一派天真、天籁与傻气,那一副远离世故、远离机谋、远离伪善的赤子心肠。老子呼唤要复归于朴,从表层上说,是呼唤从奢华的追求回到简朴的生活;从深层上说,则是呼唤心灵要回到没有机谋的状态,守住质朴的内心。王熙凤虽聪明,但归根到底是小聪明。秦可卿临死之际托梦给王熙凤,告诉她“盛宴必散”的道理,但王熙凤不可能对此大彻大悟,因为她只有生存的小技巧与小算计,只知“小道”,不知“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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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玉与林黛玉、晴雯等女子相比,似乎有一层朦胧的包装,缺乏天真天籁,不如林、晴率性可爱,但她毕竟也是生命一绝。她冷而不冷,热而不热,自称“槛外人”,却有无限情思,对贾宝玉心存一片暗恋之情。她有“洁癖”,高洁的品性是无可怀疑的,她出身读书仕宦之家,是个知识分子,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槛外的地位是保不住的。你想守身如玉,但强权所主宰的世道人心不允许。最高洁的身躯,最终被最肮脏的蒙面盗贼所奸污。世界那么大,但不给“槛外人”一点存活的空间。

然而,妙玉总是有一种精神优越感。她把宝玉、黛玉、宝钗请到栊翠庵品茶,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在她的内心里,不仅是“什么为品”,而且是“什么为极品”。她正是一个以极品自居即自视为人群之极品的人。所以当黛玉随便问一句“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她便冷笑道:“你这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没说上几句话,就让人感到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难怪黛玉在她面前浑身不自在,“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喝完茶,便约宝钗走了。其实,不仅是妙玉,凡是把自己定位为“极品”的人,无论是定位为道德极品还是定位为学问极品,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专制人格和专制心理,动不动就说别人不行。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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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面对晴雯的亡灵,写了《芙蓉女儿诔》其面对晴雯的心境与聂赫留道夫(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的主人公)面对玛丝洛娃的心境大致相同。尽管玛丝洛娃当了妓女而晴雯还是一身干净,但是贾宝玉与聂赫留道夫一样,也意识到自己给一个纯正的女子造成巨大不幸,负有罪责。聂赫留道夫在玛丝洛娃面前下跪请求宽恕,而贾宝玉在晴雯亡灵面前也熏香礼拜,抒发一片负疚之情。《芙蓉女儿诔》的悲情痛彻肺腑,感天动地。诗人的悲情与罪感不是留在口里,而是深深切入了生命。聂赫留道夫的罪感与不安也进入了生命,唯有切入进入生命的痛苦才是具有诗意的痛苦。

曹雪芹通过打开林黛玉的内在生命进入永恒。贾宝玉在创作《芙蓉女儿诔》时也通过打开晴雯的心灵进入永恒。托尔斯泰则通过玛丝洛娃这个具象,实现了慈悲、仁厚、谦卑这些永恒的情感。他在打开玛丝洛娃这一生命的瞬间踏入了永恒的天国。抽象的永恒没有意义,失去当下,失去美丽的个体生命,永恒就失去基石。人道、人权、自由、解放、乌托邦等很容易变成空话与谎言,就因为在大概念之下没有对当下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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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块石头发源何处,又将被抛向何处?宇宙无终无极,浩瀚中的一粒尘埃,如何考证它的去处?它应当也是无终无极。贾宝玉与甄宝玉,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说着真话,甄()的说着假话。假作真来真作假,原是无真无假。林黛玉的悲剧是善的结果,还是恶的结果?王国维问:是几个“蛇蝎之人”即几个恶人的结果吗?回答说:不是,是共同关系的结果,是共同犯罪的结果。在“共犯结构”中,所有荣国府的人都在参与制造林黛玉的悲剧,荣国府内外的一些大文化也在参与。连最爱林黛玉的贾宝玉和贾母,也是“罪人”。然而,这是无罪之罪,无可逃遁的结构性之罪。这种罪是恶还是善,应是无善无恶。说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不是说曹雪芹不知有恶不知有是非,而是说,小说呈现社会人生时,作者超越了是非、善恶等世俗认识的纠缠,不作善恶裁决者,只作冷观者与呈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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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因果报应的模式,代圣贤立言的模式,都是通过一个情节暗示一种道德原则。《金瓶梅》的色空,是因果报应的色空。西门庆为色而亡,也是一种暗示。这是世间因缘法的暗示。而《红楼梦》的色空则超越此法,无因无果。它悟到一切都是幻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归于空无,唯有真情真性是最后的实在。《红楼梦》有哲学感,《金瓶梅》则没有。

从精神内涵说,《红楼梦》具有“欲”、“情”、“灵”、“空”四个维度。而《金瓶梅》只有“性”与“情”二维,而且向着“欲”倾斜。在倾斜中虽也暗示“生活无罪”(也可说“欲望无罪”)的意念,但“情”的维度很微弱,“灵”与“空”的维度则几乎没有。王国维发现《红楼梦》的宇宙境界,可惜他的《红楼梦评论》末充分开掘此一境界的内涵,也未充分开掘“灵”与“空”的内涵,反而把注意力放到较低层面的“欲”。这不能不说是王国维“评红”的缺陷。

62

大作品中,其人物都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其命运总是有多重的暗示。不管是名教中人还是性情中入,都本着自己的信念行事,做的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善恶该如何判断?名教赋予薛宝钗以美德,但美德也带给她不幸。她有修养,会做人,什么事都顺着他人,这本是一种善,然而,善也会带来不善。金钏儿投井死了,这是王夫人的责任。当王夫人诉说此事时,薛宝钗如果不加附和而让王夫人难受,是不孝;而如果顺着王夫人而附和,则是不仁:对死者没有同情心。贾宝玉也是命运交叉,他是性情中人,爱一切美丽的少女,又特别爱林黛玉。爱得博本是好事,然而一旦博就难以专。林黛玉则只爱一个,专是专深了,可就爱得不博,那么,到底是“博爱”善还是“专爱”善呢?其实各有各的暗示。贾宝玉性情好,好到无边就可能懦弱,高鹗写他反抗不了老祖母和父母亲的婚姻安排,导致林黛玉的悲剧命运,未必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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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阅读者追究“谁是凶手”,一会儿追到贾政,一会儿追到薛宝钗与王夫人,这种追究全是白费力气。以往的佛典用因果观念解释万物万有,世界无非一因缘;今日的“红学”用阶级因果法解释万物万象,又说世界无非一根源(阶级根源)。解释《红楼梦》的悲剧全用世间法、功利法,非得找出是非究竟不可,就像诉诸法庭,非判个胜负、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可是贾宝玉早已看透这世间法庭,他逃离恩怨纠葛,出家做和尚,身出家,心更出家,而且早就出家。曹雪芹比所有笔下的人物都站立得更高,他用宇宙远方多维的眼睛看世界。只观看,只呈现,不作裁决者,不设立任何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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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林黛玉和大观园女儿国里的少女,好像是来自天外的智能生物,美丽的星外人。她们尝试着到人间来看看玩玩,但是,她们最后全都绝望而返。这个人间太肮脏了!所有的生物都在追逐金钱、追逐权势,这一群吃掉那一群,竟满不在乎,甚至还在庆功、加冕、高歌。于是,美丽的星外人终于感到自己在人间世界生活极不相宜。她们在天外所做的梦在地球上破碎了。于是,她们纷纷逃离人间,年纪轻轻就死了。贾宝玉虽然活着,可是眼睛常发呆常迷惘,发呆的内涵大约也是:这个地球怎么像是地狱?到地球走一回怎么像是到地狱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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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原先不彻不悟,喜聚不喜散,喜“好”不喜“了”,喜色不喜空,到了后来,就悟到“了”就好,色即空,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能对“了”有所领悟,便有哲学。中国的禅宗,便是悟的哲学。没有佛教的东来,就没有禅,就没有《红楼梦》。禅宗哲学,正是曹雪芹和古代中国许多聪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黛玉死后,宝玉不与宝钗同床而在外间住着。他希望黛玉能够走进他的梦境。但两夜过去,“魂魄未曾来入梦”,宝玉为此感到忧伤。梦是幻象,不是色。断了色,却断不了生之“幻象”。断了尘缘并不等于断了生缘。这与武士道的“一刀两断”不同:武士道断了色,也断了空。

人生成熟的过程就是“看破红尘”的过程,即看破一切色相的过程。把各种色相都看破,把物色、财色、官色、美色、器色都看穿,从色中看到空,从身外之物中看到无价值,便是大彻大悟。《红楼梦》的哲学要旨就在于看破色相。看破色相,是幻灭,又是精神飞升。活着有无意义?存在有无意义?倘若有意义,这意义便是彻悟,便是对色世界的清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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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求亦就无伤。有所求便有所伤。贾宝玉原来什么都有,无所需求,也就无可伤害。而他一旦求爱,便被爱所伤。当他失去了林黛玉时,伤心伤感得又痴呆又迷惘。林黛玉也是有所求,热烈追求知己,反被知已所伤。她求爱求得最真挚、最专一,结果被爱伤得最惨重、最彻底。不仅伤了身体,还伤了灵魂。她最后焚烧诗稿而死,连最真纯的诗句也受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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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把贾宝玉抛入人间大地的时候,他也许还不知道,这片大地是一片汪洋,他是找不到归宿的。在汪洋中,林黛玉是唯一可以让他寄托全部情思的孤岛。然而,这一孤岛在大洋中是不能长存的。沧海的风浪很快就迫使她沉没。这一孤岛消失之后,贾宝玉的心灵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于是,他生命中便只剩下大孤独与大彷徨,最后连彷徨也没有,只能告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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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死亡,时间才有意义。有死亡,才有此生、此在、此岸。假如人真的可以永垂不朽、万寿无疆,真的没有死亡之域,那么,寿命的多寡便没有意义。因为人的必死性才使生命的短促成为人的遗憾。林黛玉在葬花时意识到生命必死,所以她才有那么多忧伤和感叹。如果林黛玉是个基督教徒或佛教徒,大约就没有这种感叹。基督教徒仿佛为死而生,即生乃是为死后进入天堂作准备,林黛玉不是为死作准备,因此总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无望、寂寞,没有知音。林黛玉的骨子里是热爱生活的。

69

鸳鸯之死与瑞珠之死表面上都是殉主的忠孝行为,其实两人的死亡却不同质。瑞珠纯粹是尽孝,完全属于“道德死”;而鸳鸯的死,则是情的幻灭,属情感的“绝望死”。她尽管受贾母的宠爱,但身份毕竟低微,贾母在世,贾赦要她作妾,她还有避风港。贾母一死,她肯定逃不出贾赦的妄心妄为;而她所暗恋的那个人,则只能永远埋在心底,绝无出头之日,这样,还不如以死了断一切。她的这种悟,通过死前灵魂与秦可卿的魂魄相遇而表现出来。秦可卿此时已不是“蓉大奶奶”,而是警幻仙子,她对鸳鸯说:“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归入情天,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司竟自无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经将你补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鸳鸯之魂道:“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秦氏道:“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末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鸳鸯听了点头会意,便跟了秦可卿而去。鸳鸯之死,与其说是尽孝,不如说是尽“情”。鸳鸯之情真如含苞之花,而这种含苞待放的感情未被泥浊世界所污染,倒是获得永远的真纯。她以死而及时终了自己的人生,反而保持了含苞的情感美。此时,自我毁灭乃是自我保护,灭乃是不灭,这是另一形式的“生死同状”(庄子语)

70

《红楼梦》人物的死亡,除了如贾母等的“自然死”之外,还有其他几种不同的情状。最低级的死亡是“虚妄死”,也可称为误死凶死,如贾瑞的思淫虚脱而死,赵姨娘的中邪而死,夏金桂的误毒自身而死,这些人都是妄人,死得很惨也很丑。贾瑞死时没有人样,“汗津津的,身子底下冰凉渍湿一大滩精”;金桂死时“鼻子眼睛都流出了血,在地上乱滚,两手在心口乱抓,两脚乱蹬,话说不出来,只管直吐乱叫”;赵姨娘死时跪在地上叫饶叫疼。“眼睛突出,嘴里鲜血直流,头发披散,而且声音也暗哑起来:居然如鬼嚎一般。”与“虚妄死”完全不同的是自觉死。这种死亡具有三种不同境界:一是“道德死”,即殉主而死,如秦可卿的丫鬟瑞珠;二是“情意死”,即殉情而死,如晴雯、司棋;其死不是“道德”,而是反道德——抗议道德专制。三是“彻悟死”,即看透人生忧郁而死,如林黛玉、尤三姐。尤三姐不是殉情,而是“耻情而觉”,有一种看透情的觉悟。林黛玉更是如此,她死时看透一切假象,烧掉诗稿,不仅看透,而且也不给人间制造新的假象。既然称第一类为“道德死”,第二类不妨称为“文学死”,第三类则可称为“哲学死”。最后这两种死亡都是诗意死亡。依据这种分类,鸳鸯是属于殉主死,还是殉情死?王熙凤是属于自然死还是虚妄死,则必定会有争论。但把鸳鸯视为殉主死,肯定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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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雅歌》中说:“爱,如死亡一般强。”到底是爱比死亡更强,还是死亡比爱更强,这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说死亡比爱强,这是对的;说爱比死亡强,也是对的,两个命题都符合充分理由律。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朱丽叶与罗密欧的爱战胜了死亡还是她与他的爱被死亡所战胜?从表面上看,曹雪芹的回答是死亡才是最强者,一死什么都“了”,一死一切皆空,包括爱也是空的。但从深层上看,曹雪芹所经历、所体验的爱又是不朽的,他的所有最美丽的人生感慨全在爱之中,他所写的爱的故事又是天长地久的,而他本身也相信,这些女子的故事是不朽不灭的。阅读《红楼梦》,最后会觉得:死亡固然剥夺了林黛玉、晴雯等少女的生命,表现为强者,但林黛玉、晴雯生命终结之后又远离了死亡,她们的爱仍在生命长河中流动,死亡并未止住这一流动。这,也许正是绝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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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死亡是向“土”的要素回归,死者回到要素的简单存在之中。林黛玉在葬花时意识到自己将像落花一样向“土”回归,贾宝玉不知道能否意识到自己将向“石头”回归。能向简单要素回归的生命才正常。一些伟人拒绝向简单要素回归。所以他们死后就建金字塔、皇陵,幻想回归到另一天堂。但他们的尸首毕竟也是僵冷的石头。回归豪华只是幻象,“复归于朴”(老子)才真实,才美好。复归于简朴的生活不容易,复归于质朴的内心更难。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最难的是回到高洁的心性,回到绛珠仙草那种原始的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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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是暂时的,盛席华宴是暂时的。圆满与荣耀在时间的长河中留居片刻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仅仅是片刻。时间本身是最大的敌人,一切都会被时间所改变、所扫灭,包括繁荣与鼎盛。曹雪芹在朦胧中大约发现了时间深处的黑暗内核,这一内核有如宇宙远方的黑洞,它会吞食一切。《红楼梦》写尽了虚荣人生的荒诞性。人必死,席必散,色必空,也就是最后要化为灰烬与尘埃。明知如此,明知没有另一种可能,却还是日劳心拙地追逐物色、财色、女色,追求永恒的盛宴,幻想长生不老(如贾敬),于是,就构成一种大荒诞。梦醒,就是对这一大荒诞的彻悟。

秦可卿死前就有这种彻悟,所以她托梦给王熙凤,告诉她“盛筵必散”的道理,并警告她“万不可忘了”。这是秦氏给她曾经寄寓的贵族府第的“盛世危言”,也是给王熙凤的“喻世明言”,但王熙凤听不懂,更不能领悟,所以她最后的下场很惨。秦可卿死时享尽“哀荣”,葬礼有如“鲜花着锦之盛”,王熙凤死时则凄凄切切,只有被鬼纠缠的恐惧与托孤给刘姥姥的极端凄凉,真是“昏惨惨似灯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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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锐发现:中国两百多年来三个大作家有绝望感。这三个作家是曹雪芹、龚自珍、鲁迅。曹雪芹确实感到绝望。他除了看到人性中不可救药的虚荣与其他欲望乃是空无之外,还看到一切均无常住性,所有的“好”都会“了”,所有的聚都会散,所有娇艳的鲜花绿叶都会凋谢,所有的山盟海誓都会瓦解。在他的悟性世界中,没有永恒性,连贾宝玉与林黛玉这种天生的“木石良缘”也非永恒,“天长地久”的愿望在他乡,唯其有限生命的悲剧永远演唱着。时间没有别的意义,只有向“了”、向“散”、向“死”固执地流动。曹雪芹从这种流向中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失望,也就是绝望。在当代学人们的直线时间观中,这种流向里还蕴含着“进步”的意义,于是,他们总是满怀希望。而曹雪芹看不到“进步”,只看到一切无常无定的变动之后,乃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然而,曹雪芹也有“反抗绝望”的另一面,他的写作,他的“花不要谢,少女不要落入泥潭”的梦,便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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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人物,最后遁入空门的有贾宝玉、柳湘莲、妙玉、惜春、紫鹃、芳官等,但“入空”的境界则不同。贾宝玉属于“大彻大悟”,他经历情感与心灵的巨大折磨后,悟到一切色相皆是空,即色世界既是泥浊的“有”又是白茫茫一片的大虚“无”,他自己只是色世界中的一个过客和陌生人,因此最后选择由色入空。而柳湘莲、妙玉、紫鹃三人,则是“小彻小悟”。他们虽“看破红尘”,走出世俗泥浊世界,但却未像宝玉那样悟到世界的本体就是空无,走入空门仍是对故乡(精神本源)的回归。而惜春“入空”则几乎是“不彻不悟”,她的出家完全是功利打算,属于“不得已”。且听她的心里独白:“父母早死,嫂子嫌我,头里有老太太,到底还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折磨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远去,这都是命里所招,不能自由。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我能学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这回看家已大担不是,还有何颜在这里。”惜春出家的理由,全是推诿责任及守住面子等世俗理由,而且全是被动的理由,与“悟”沾不上边。

 紫鹃随惜春进了栊翠庵,却比惜春看得透,黛玉死后她对宝玉总是冷冷的,更不必说其他人间热情。她遁入空门,比惜春更主动、更真实。虽说她的彻悟不能算深,但可算“真”。而惜春仰慕的妙玉,虽如闲云野鹤,但她的出家也只是因为自幼多病,为了摆脱病魔的纠缠。出家之后,虽极清高,却没有宝玉的大慈悲。她只看得起像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而对刘姥姥,则连她碰过的杯子也赶紧扔掉。曹雪芹评她“云空未必空”,十分恰当。所以不能算“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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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少女的讴歌毫无保留,对少年男子则有很多保留。在那个崇尚名位的社会里,少年男子即使未婚,也得从小就被训练成善于追名逐利的社会动物。他们要为踏进仕途之门而准备,接受早已充满酸气的人生理念,难以像少女们那样,天然地站在名利场的彼岸。宝玉出家之前,最后一次给他心灵以沉重打击的是两个优雅的贵族少年,一个是与他同名同貌的甄宝玉;一个是他的小侄儿贾兰。未见甄宝玉之前,贾宝玉满心希望,以为这个同貌同名的少年一定也与自己同心同质,可以引为知己。哪知道一见面,便发现甄宝玉满口飞黄腾达的酸话套话,而年纪轻轻的贾兰则拼命附和,与甄宝玉一拍即合。少年男子尚未进入国贼禄鬼之列,身上就已开始生长浊物的纤维和细菌。少年预示着社会的未来,聪慧的宝玉自然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无底的泥浊世界的深渊,由此,他更是得及早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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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有拯救,所以死亡便失去它的锋芒;佛教有轮回,所以死亡也失去它的锋芒;近代的乌托邦设计倘若有天堂,死亡也会失去它的锋芒。曹雪芹没有拯救的神圣价值观念,也没有轮回的确认,警幻仙境也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国,因此,他笔下的死亡仍有各种锋芒。死亡依然是沉重的,死亡后有大哭泣与大悲伤。《红楼梦》有慈悲情怀,但无救世情结,说贾宝玉是未成道的基督,是说他是大爱者,不是说他是救世主。所有的眼泪都流入大爱者心中,因此,《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伤感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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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生存于物质世界之中,他()就注定要处于黑暗之中。因为这一物质世界与人性是对立的,它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尺度来规范人性、剪裁人性。即使这一物质世界是琼楼玉宇,富丽堂皇得如宫廷御苑,贾元春还是准确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那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宫廷不是人的去处,荣国府、宁国府何尝就是人的去处?幸而有个大观园,可让贾宝玉和干净的少女们有个躲藏之所,然而,生活在大观园里的林黛玉、晴雯,还是一个一个死亡。人生本就无处逃遁,注定要在黑暗中挣扎。真挚的友情与爱情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无可逃遁的世界中唯一可以安放心灵的家园与故乡。这一故乡的毁灭,便会导致绝望。林黛玉绝望而死,是她发现唯一的家园——贾宝玉,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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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中国的“闻道”与西方的“认识真理”并不相同。后者发展为认识论,前者则是纯粹“本体论”:它强调身体力行而皈依,并不重对客体包括上帝作为认识对象的知晓。因而,生烦死畏,这种“真理”并非在知识中,而在人生意义与宇宙价值的体验中。“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为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论语今读》第一百零六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红楼梦》的哲学观念偏重于佛家禅宗:生烦死畏,一切皆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把石头修炼成生命到人间来走一遭,还不如化为石头回到大荒山中,回到茫茫无尽的宇宙深处。可说《红楼梦》里佛光普照。然而,《红楼梦》在反儒的背后却有“深情感慨”的儒家哲学意蕴,它毕竟看重人,看重人的情感,把情感看作人生的最后的实在:一切都了情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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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阅读描写秦可卿隆重的出殡仪式,就想起死的虚荣。人类几乎不可救药的虚荣不仅化作生的追逐,也化作死的显耀。由此,又想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在奥兹特里茨的战场上负了伤之后,凝望着高高的天空。天空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灰色的,只是“高高的天空”。托尔斯泰接着写道:“安德烈亲王死死地盯着拿破仑,想到了崇高的虚荣、生命的虚荣,没有人能理解生命的意义,他还想到了死亡那更大的虚荣,没有一个生者能够深入并揭示它的意义。”然而,曹雪芹揭示了它的意义,这就是虚荣的空无与虚无,如同高高的天空并非实有。曹雪芹描述死者生前生活在大豪华的权贵家族里,然而,寂寞、虚空、糜烂,没有意义。与失去生的意义相比,隆重的出殡仪式,更是失去死的意义:尸首还在被利用——被虚荣者制造假象。于是,死的虚荣便有双重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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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从小生活在中国,并贴近中国社会底层。她敏锐地发现,中国妇女生活在两道黑暗之中,后边是黑暗,这是传统的轻蔑妇女的理念;前边也是黑暗,即等待着妇女的是生育的苦痛、美貌的消失和丈夫的厌弃。曹雪芹早已发现这两道黑暗,而且还发现,天真的少女可以生活在这两道黑暗的夹缝之中,于是,他一面鼓动少女反叛背后的那一道黑暗,不要理会三从四德的说教,应读《西厢记》;一面则提醒她们不要走进男人的污泥社会。所以他心爱的女子林黛玉就在这一夹缝中度过,既反叛后边的黑暗,又未进入未来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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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是黑暗的产物。黑夜里的梦五彩缤纷。白日梦也是在闭上眼睛、进入黑暗之后才展开的。人处于无望与绝望中时,主体的黑暗被一束来自乌托邦的美妙之光所穿透,于是,黑暗化作光明,绝望被揭示为希望。警幻仙境、女儿国,就是乌托邦的光束。曹雪芹在所有的梦都破灭之后还留着这最后的一梦。

中国的梦是现实的。仙境也是现实的,只不过是比现实更美好一些。秦可卿死时寄梦给王熙凤,林黛玉死后贾宝玉希望她能返回他的梦境,这都是现实的。中国只有现实的此岸世界,没有西方文化中的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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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难圆满。出身再高贵,气质再高洁,总难免要走进世俗世界。曹雪芹最惋惜的是那些冰清玉洁的少女,最后也得落入男人社会的泥潭。人间的女强人,世俗社会在恭维她,但诗人则暗暗为之悲伤。文学最怕姑娘变成“铁姑娘”,女人全是“女强人”。女子的强悍与雄性化,足以毁灭文学的审美向度。女权主义于社会学有意义,于文学则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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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最多情的女子是林黛玉,但她忧愤而死。《红楼梦》中最单纯的女子应是晴雯,也忧愤而死。《红楼梦》中最清高的女子应是妙玉,但她被玷污而死。最美的生命获得最坏的结果,这就是那时的中国社会。黛玉、晴雯、妙玉,都是心比天高的诗化生命。她们追求诗化的生活,并不要求他人也如此生活,可是世俗社会却看不惯,要求她们如多数人一样生活,于是,冲突发生。《红楼梦》正是一部诗化生命在僵化社会中活不下去的悲剧。

《红楼梦》写情的美好,也写情的灾难。宝玉满怀人间性情,他爱一切人,特别是爱至真至美的少女,但一切和宝玉相关的女子,无论是关系深的(如黛玉、晴雯),还是关系浅的(如金钏)都蒙受灾难。贾宝玉的大苦闷与大烦恼正是因为他面对人间苦难而爱莫能助。所谓良知,就是意识到他人的苦难与自己相关,即意识到自己对苦难负有责任。宝玉的“发呆”,是意识到责任又不知道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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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到人间,只是为了偿还眼泪。泪是她的生命本体,也是她的另一形式的诗篇。她的故乡在遥迢的三生石畔,而不是在中国江南。在人间她是一个异乡人,一切都使她感到陌生,极不相宜。加缪《异乡人》中的默尔索,生活在故乡也如同异乡,与社会格格不入。他对周围的一切,对所谓信仰、理想甚至母亲、情人都极为冷淡。他的母亲死了,照样寻欢作乐,满不在乎。林黛玉对世俗世界也冷漠到极点,但她不同于默尔索,她对情感执著、专注,把真情真性视为至高无上,是一个“情感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者,情感就是她的存在根据和前提,而且也是存在的全部内涵。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无价值,而且可能是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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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为自己举行了两次精神祭礼:一次是“葬花”,一次是“焚稿”。两者既是林黛玉的行为语言,又是曹雪芹的宇宙隐喻。葬花除了行为语言之外,还有精神语言,这就是《葬花词》,两者构成悲怆到极点的心灵仪式。这一仪式,是林黛玉生前为自己举行的情感葬礼,而《葬花词》则是她为自己所作的挽歌。“焚稿”也可作如是解释,诗稿如花,焚如葬。葬花只是排演,焚稿则是真的死亡仪式。她是真正的诗人:诗就是生命本身,诗与生命共存共亡,作诗不是为了流传,而是为了消失——为了给告别人间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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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是林黛玉对死的一种解释。她固然感慨生命如同花朵一样容易凋残,然而,她又悟到,花落花谢的性质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她选择一个瞬间及时而死,并选择“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洁死,在走入男人世界的深渊之前就死。“洁死”,是对男人社会的蔑视与抗议。既然人生只是到他乡走访一趟,既然只是匆匆的过客和漂泊者,怎能在返回遥远的故乡时,带着一身污垢?如果说,贾宝玉还欠着林黛玉的债,那么,林黛玉则什么都不欠,也不再欠宝玉的债了(泪已尽了),她真无愧是洁来洁去,来时是玉,去时还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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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有一了、一散、一死。死后难再寻觅,难再相逢,所以相逢的瞬间才宝贵。也正是人必有一了、一散、一死,所以生前对身外之物的追求,才显得没趣。生命的瞬间性、一次性,少女青春的无常住性,使情感显得珍贵,却为人生注入无尽的忧伤。

林黛玉因为感悟到生命之美的绝对有限,所以很悲观。她不信任青春,也不信任爱情。在人间,贾宝玉是她“唯一的知己”,这是绝对的“唯一”。但她知道,宝玉虽然爱她,却不像她只爱一个人。他是个博爱者,仅有的一颗心分给许多女子,即使没有她,他也还有许多寄托。二十世纪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也表明自己对爱情的不信任。对爱倾注全部生命全部心灵全部眼泪却无法信任爱,这才是深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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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埂峰下的一块石头,获得灵魂之后,不知穿越过多少时间与空间,才来到人间。贾宝玉在本质上是个宇宙的流浪汉。林黛玉告诉他“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乃是对他的根本提醒。接受林黛玉提醒的宝玉,一定会走向与泥浊世界拉开长距离的远方,没有人能留住他,薛宝钗的温馨美貌,袭人的殷切柔情,母亲的潮湿眼睛,都不能留住他。他的生命一定要向前运行,在如烟如雾的神秘时空中运行,在绝望与希望的交替中运行,他注定要辜负许多爱他的人,因为除了林黛玉,任何他者的生命都不是他的故乡。林黛玉的远走给他留下永远的乡愁。此后唯有不断寻觅,他的生命才不会还原为僵冷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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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没有谴责。包括对那个被红学家们称为“封建主义代表”的贾政也没有谴责。对贾母、王熙凤、王夫人等也没有谴责。作者以大爱降临于自己的作品,即使对薛蟠、贾环这种社会的劣等品,也报以大悲悯,讽刺与鞭挞中也有眼泪。大作家对人只有理解与大关怀,没有控诉、仇恨与煽动。然而,曹雪芹并不回避黑暗,他揭露、书写种种人性的黑暗状态。贾府里的一群老妈子,叽叽喳喳,窥伺大观园里的动静,渴望抓住一个“奸夫淫妇”以立功受赏。只要她们掌握一串钥匙或一扇门户,就会利用手中这点最卑微的权力颐指气使,吆喝摆布他人。她们也讲道德,可惜这是奴才道德。这些人虽处于社会底层,但也是社会黑暗的一角。贾府的专制大厦,也靠她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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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无法说明《红楼梦》。《红楼梦》作为伟大的小说,它是一个任何概念都涵盖不了的大生命、大结构。它是大现实,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那么真实,以至后人无法再造。它是大浪漫,其大忧伤、大性情、大梦境全都超越世间。此外,它又是大荒诞:美好生命没法活,丑陋生命很快活。

《红楼梦》的文学方式,不是“圣人言”的方式,而是“石头言”、“贾雨村言”(假语村言)和所谓“满纸荒唐言”的方式。作者把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绝世文章,称为荒唐之言,不是自虐,而是为了解构圣人的话语权威与自我权威,扬弃济世色彩与训戒色彩,使小说满纸全是个人的声音,内心的声音。《红楼梦》是伟大的文学,又是低调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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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为宫廷是天堂,便削尖脑袋进入宫廷,忘记宫廷也是地狱。贾元春省亲时对着自己的父老兄弟说了一句心底的大实话:宫廷“不是人的去处”。那个地方拥有最高的权力,但也燃烧着最高的欲望和生长着最高的野心。皇帝重臣且不说,连被阉了的太监也欲望烧身。去势后还是充满权势欲,以至形成争权夺利的“阉党”,形成魏忠贤一类的畸形统治。阉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重臣权贵。没有一个朝代的宫廷不是布满刀光剑影并留下血腥的故事。用男人的欲望眼睛看宫廷是看不清的,贾元春用的是女子的慧眼,于是看出那是一个正常人无法生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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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发动的;历史,是人推动的。这个“人”,历来都是男人,至少可说绝大多数是男人。没有见过女子发动过大规模的征战,也没有见过女人自夸是世界的救世主。那些刻意创造历史,刻意在历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都是男子,甚至最重要的历史书籍也是男子写的。由此,可见女子乃是历史中的自然,尤其是少年女子。因此,用女子的眼睛看历史,便是用生命自然的眼睛看历史。女子自然的眼睛没有被野心与欲望所遮蔽,眼光更合人性,也更为中立客观,更合事理与事实。不会像把持历史的男人们那样作假作伪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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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国府、宁国府金碧辉煌的贵族府第里,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在金光照耀的大福地中,唯有两个人感到不相宜,感到自己是异乡人,这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他们没有说出“异乡人”的概念,但有异乡的陌生感。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就嘲讽人们“反认他乡是故乡”,正是异乡感。西方文学中的主人公来到地球,感到处处不相宜的,先是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然后是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曹雪芹在他们之前就发现自己是异乡人,发现自己本是泥浊世界彼岸的异类生命。所谓“异端”,就是异乡人,就是名利场上的“局外人”。妙玉自称是“槛外人”,所谓“槛外人”,也就是“异乡人”与“局外人”,从这个意义说,妙玉和宝玉、黛玉是心灵相通的。即都是无法接受常人状态、不适合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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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天问》是关于宇宙和关于大自然的提问,而《红楼梦》的提问则是关于存在意义的提问。它的总问题是:在充满泥浊的世界里,爱是否可能?诗意的生活是否可能?倘若可能,诗意生活的前提是什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贵族府第中的首席诗人,在临终前焚烧诗稿,以其行为语言说明诗意存在不可能。诗意存在的前提是生命自由,但所谓家园却没有自由。林黛玉的悲剧是最深刻的悲剧,造成悲剧的是林黛玉身边那些朝夕相处的至亲者与至爱者,他们每个人都没有错,但每个人都有错。所谓“对与错”的判断背后是文化,每个人都是文化载体;这些载体,全是毁灭自由的共谋与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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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不仅蔑视宫廷、功名、金钱,而且对国家、故乡、爱情、人生等神圣之物也都打了一个大问号。绛珠仙草到人世间走一遭,知道人生没有意义,但她还是用诗、用爱、用眼泪努力创造意义。结果最后是绝望。眼泪流尽了,爱意消失了,诗稿烧毁了,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去,唯一真实的乃是一片白茫茫真干净。对人生的叩问仿佛消极,其实也有积极处:人生最后既是空,生前就不必太执著于色。美女、功名、金钱是俗色,典籍、故乡、国家是雅色。不管是哪种色,最后的实在都是空。

所谓色空,最流行的说法是:色即物质,色空即一切可见的物质现象均是幻觉。然而,我们要问:由色入空,难道仅仅是由物质进入幻觉吗?其实,所谓色,也可解释为瞬间。所谓空,也可解释为永恒。由色入空,便是由瞬间进入永恒。永恒在瞬间中获得具象性与实在性,呈现为色,而智慧者在色的领悟中感受到永恒的意义,这便是空。天才的特征大约正是他们能由色悟空又能以空观色,既能在捕捉瞬间、深入瞬间中感悟到永恒的神秘与浩瀚,又能在浩瀚处看透色的本质。林黛玉便是通过“情”和智慧,由色入空,愈来愈空灵,最后走向“广寒”的永恒,可惜高鹗的续书未写出其“空”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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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不仅书写过去,而且预示未来,它包含着未来的全部讯息。未来,应当是走出泥浊深渊的净水世界;未来,应当是诗意生命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选择的逍遥世界;未来,应当是以审美代替专制、代替宗教的诗情世界;无论是民间还是宫廷,该都是“人的去处”(贾元春语)。而未来的文化,也该是用真与美去开辟道路的文化。《红楼梦》告知人的历程是从“石”“玉”“空”的过程。“石”是靠水柔化、靠水净化的,所谓“空”,就是悬搁浊泥世界而让净水自由流淌的世界。贾宝玉本来是一块多余的石头,获得灵魂来到人间后身上也有许多浊泥污水,所以老想吃丫鬟的胭脂,但是林黛玉的泪水洗净了他,使他的“欲”转化为情,这才是真的玉。唯有真玉,才能与万物的本真本然相融相契,才不被常人的各种习性理念所隔而让灵魂完全敞开,才最后进入空的状态。

98

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到人间来“走一遭”。一遭而已。匆匆一遭之后,该回去的都早早回去了。晴雯作为芙蓉天使回到宇宙中去,林黛玉作为绛珠仙子回到无限中去。唯有不知满足的男人们还在浊泥世界中继续争夺财富和权力。贾宝王初次见到秦钟,就为他的秀神玉骨而倾倒,觉得在他面前,自己如同猪狗。可是,天使般的人物却年轻轻就天折了,过早地消失在缥缈之乡(消失前还否定自己的本真存在)。洁者远走,唯有双脚须眉生物还在人间一代一代繁殖,所以浊泥世界愈来愈脏愈拥挤,人类愈来愈深地被色欲所纠缠和被习惯所牵制。《红楼梦》暗示人们,人间并非愈来愈有诗意,情况正好相反。

99

大观园建成时,贾政请了一群文人学士给各馆阁命名,却不得不全部采用贾宝玉的富有新意的名称而否定清客们的平庸之见。贾政有点诗识。可是,当贾元春省亲而比诗时,贾宝玉却显得才力不足,幸有林、薛帮忙,才得到贵妃姐姐的夸奖。在浊泥世界里贾宝玉是第一才子,在净水世界里贾宝玉则是最差的才子。两个世界如此不同,所以贾宝玉倾心于净水世界,而其他人却都在恭维泥浊世界,并削尖自己的脑袋往这个世界的小洞里钻。贾宝玉了解林黛玉和其他少女,也了解自己。因此,他作为大爱者,其爱从未带有居高临下的悲悯,只有仰慕的谦卑。即使对于晴雯、袭人等奴婢少女,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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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死,果断“了”,显示出入对自我生命的一种驾驭力量,这就是“好”,就是“美”。美好既可以表现于生命的生存形式之中,也可以表现在生命的死亡形式之中。一个拔剑自刎的形象和一个跪地求饶的形象自然有美丑之分。死亡形式可以表现为勇敢、崇高、尊严和对人生意义的肯定,也可以表现为丑陋、怯懦和对人生意义的否定。该了就了,这就意味着有强大的力量驾驭生命,能把握生,也能把握死。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讲了许多“死得及时”的话,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完成圆满的死亡——这对生者是一种刺激和期望。掌握生命的人,为希望与期望所围绕,乃能获得一个胜利的死亡。……凡是愿意享名誉的人,必须及时从光荣中离去,学习如何在适当的时候离去。”一个人在最富有韵味的时候,应当知道如何防止自己被品尝尽。尼采谈“及时死”的理由是给世界留下最有韵味的生命印象,寻思的也是片刻的永在。曹雪芹不是理论家,他没有尼采似的逻辑表述,但他的潜意识显然与“及时而死”的意念相通。所以他让自己最心爱的人物秦可卿、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鸳鸯等都及时而死。除了秦氏,其他的均未嫁时就死。及时死,便及时从男人世界的纠缠中解脱,便保持青春生命的永恒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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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狂人日记》用狂人的眼睛看世界;曹雪芹在《红楼梦》用痴人贾宝玉的眼睛看世界。眼睛似乎很不同,但都是赤子的眼睛。这种眼睛放下流行的大理念、大概念,从常人的眼光中走出来,反而看到世界的真面目。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主角奥斯卡·马策拉特,三岁时自行决定不再生长,便自我摔伤,保持玩铁皮鼓的孩子状态。他的智力虽比成年人高出三倍,但始终有一双儿童的蓝眼睛。人们以为他是孩子,一切隐私都不回避他,于是,他看到纳粹极权下德国国民性的种种丑态,也看到种种面具掩盖下的一个最真实的荒诞时代。贾宝玉的智力比周围的男性不知高出多少倍,但他宁肯让人视为呆子和长不大(不成器)的孩子,以便用赤子的本真眼睛观看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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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顾炎武满腔爱国情怀,力倡经世之道,赞赏清议(谈家国天下事),反对清谈,认为永嘉之亡、大清之乱,完全是清谈的流祸。可惜他太片面,只知,不知,只着眼家国兴亡,不重个体生命自由。其实,任何个体生命,既有参与社会的自由,也有不参与社会的自由,即逍遥的自由,这才算具有真的社会自由。赴汤蹈火往往比隐逸山林更具道德价值。但是,如果没有隐逸山林的自由,就产生不了陶渊明、曹雪芹这样的大诗人大作家。他们虽未赴汤蹈火,但精神则似山高海深。我们敬重赴汤蹈火的拯救者,也敬重在山水之间领悟宇宙人生的思想者,既尊重清议者,也尊重清谈者。既尊重参与的权利,也尊重逍遥的权利。自由的前提大约需要这种双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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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借用《红楼梦》的语言把世界分为泥浊世界与净水世界,那么,王国维肯定是属于净水世界。这位老实人是净水世界里的一条鱼,他无法活在浑水中,可是,从清末民初之际一直到他临终之前,中国却是一片浑水。在此浑水中,像王国维这种呆鱼不能活,其赤子之心很难呼吸,所以他只好自杀。自杀对他来说,是通过绝对手段实现从泥浊世界到净水世界的跳跃与自救。污泥浊水中,有两种鱼类可以活得很好:一种是泥鳅;一种是鳄鱼。恶质化了的社会也是一潭污泥浊水,能在这种社会里活得好的,也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泥鳅一样油滑的聪明人、伶俐人、流氓;一种则是长着坚嘴利牙的恶棍与恶霸。前者在社会中钻营,后者在社会中称霸。如果正常人要适应这种社会,就得像泥鳅满身油滑或像鳄鱼满嘴利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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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先生晚年奉劝年轻朋友要领悟《红楼梦》的哲学、美学,不要作烦琐考证。他特别推崇好了歌。这好了歌正是曹雪芹的哲学观。天下事,人生事,了犹未了。整个历史进程、人生进程是个无限的永无终了的过程,而人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总有一了的时刻。死就是总了。有限的生命既然不能完成无限的使命,只好该了就了或不了了之。及时了便及时好。了才能空,了才能不隔——不为他物他人所隔,不被自我所隔,不被名利所隔,不被幻象所隔,不被概念语言所隔,这才有自由,才有人性的健康与广阔。俞先生的考证带给读者许多情趣,但他期待聪慧的生命别忘了情趣之外还有极大的人性宝藏。

    荷尔德林在致黑格尔的信中这样礼赞歌德:我和歌德谈过话,兄弟:发现如此丰富的人性蕴藏,这是我们生活的最美的享受!”(《荷尔德林文集》第三六七页,北京:商务印书馆)歌德是大文学家,他被荷尔德林所仰慕的不是思辨的头脑,而是人性的蕴藏。作家诗人可引为自豪的正是这种蕴藏,而像歌德的蕴藏如此丰富,却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能让我们借用荷尔德林的语言作衷心礼赞的作家,只有一个,就是曹雪芹。我们要对曹雪芹的亡灵说,你在《红楼梦》中提供如此丰富的人性蕴藏,这是我们生活的最美享受。还要补充说,我们活着,曾受尽折磨,但因为有《红楼梦》在,我们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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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历史,很多历史家都记录过,写作过。但是如果没有《红楼梦》,我们对清代的认识就不完整。这部伟大小说把爱新觉罗统治时代的生活原生态保留下来,也将这个时代的全部生活风貌和社会氛围整个保留下来,保留得非常完整,非常准确。因为准确完整,所以真实。此外,小说还保留了作者对时代的感受(这是史家所办不到的),有此感受,历史显得活生生。概念的东西过眼烟云,鲜活的生命却永恒永在。一部作品对一个时代的容纳量,《红楼梦》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红楼梦》真了不起,它超越时代,又充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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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想象力,文采(审美形式),此三者是文学最根本的要素。《红楼梦》一开始就批评千篇一律的诸种小说,其致命的弱点是想象力的萎缩,内心维度的失落(包括个体生命价值的沉沦)和审美形式的僵化。《红楼梦》的伟大,是对这三者的修复与重新建构。所以它拥有屈原《天问》的想象力,又有禅宗的内心深度和明末诸子的个体真性情,而且打破以往的小说格局,把小说叙事艺术推向极致,从而集中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优越处。《红楼梦》正是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伟大开端和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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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才气,李渔有可能成为曹雪芹,但他终于没有成为曹雪芹,也远逊于曹雪芹。这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的生活太安逸,太精致(读读他的《闲情偶记》就明白),未经历过曹雪芹那种家道中衰、大起大落的苦难,心灵未受过大震荡与大折磨。磨难可以把作家推向内心,推向生命深处。文学的残酷性常常表现在要求作家要吃尽苦头之后才能大彻大悟。在此意义上,真作家正像孙悟空,必须经历炼丹炉的残酷,才有超凡脱俗的大本领。尽管李渔有很大的创作量,但始终达不到曹雪芹的,始终不能像曹雪芹那样创造出具有大灵魂、大性情的诗意生命。笔下角色充分的内心化,正是曹雪芹充分内心化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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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相当典型。它逼真地描写现实生活,十分冷静。既不煽情,也不作道德判断,写的是生活的原生态。现实的人际关系如此实际,如此残酷,全透彻地呈现于小说文本中。其主人公西门庆,和《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不同,他并不被描写成一个魔鬼,一个坏蛋。在《水浒传》里,西门庆与潘金莲都坐在道德审判台下,在《金瓶梅》中却不是这样,俩人皆活生生,都有欲望,都有人性的弱点。作者对其弱点,并不夸张。《金瓶梅》的最后结局是因果报应,用的是世间因缘法,这是它的根本局限。为了给世俗社会心理一个满足,一个可接受的交代,在现实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平衡,就只能仰仗因果报应了。这是世俗大众的意识形态,《金瓶梅》的作者没有力量超越这种意识,只好画蛇添足。这一点,它远不如《红楼梦》,《红楼梦》无因无果,来去无踪,自成艺术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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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卓越的诗人陶渊明、李煜、曹雪芹进入写作高峰时,在世俗世界中都处于零状态。也就是世俗世界中的一切权力、地位、荣耀都被剥夺或自己放下的状态。零状态,不是对前人与自身的否定状态,而是对世俗负累和世俗观念的放逐状态。在物质世界中接近零度的时候,他们却处于精神的巅峰状态,迈向艺术世界的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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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五四时高举人文旗帜,倡导人的文学。退隐后潜心月作,极为勤奋。但他的散文知识性强,艺术鉴赏力则不高。他可以赞美《儿女英雄传》的十三妹,却不会欣赏《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和大观园中的诗意少女。他罢黜百家,独尊晴雯,并以诗评说:皎皎名门女,矜贵如兰苗。长养深闺里,各各富姿态。……名花岂不艳,培栽费灌溉。细巧失自然,反不如萧艾。一概否定之后,只赞美晴雯:反覆细思量,我爱晴雯姐。本是民间女,因缘入人海。虽裹罗与绮,野性宛然在。(《知堂杂诗钞·丙戌丁亥杂诗·红楼梦》)他简单地把大观园女儿分为贵族女和民间女,只看到贵族女的富姿态,未进入她们的内心,不知其内在的丰富世界,主观地说她们的细巧失自然,真是大错特错。周作人读书破万卷,可是审美眼睛却如此粗浅,读后真让人感到意外。难怪他在张扬人文思想时,不懂得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人文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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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在《复活》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面前,就像贾宝玉在晴雯的亡灵之前一样,感到这位落入风尘的女子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曹雪芹和托尔斯泰都有一双长在心灵里的伟大眼睛,这种眼睛没有被蒙上世俗的灰尘,它能穿越人间的各种身障、语障、色障、物障,直接抵达人的灵魂最深处。善的内心,才真的是光芒万丈。

巴尔扎克还想挤入贵族行列,曹雪芹则不然。他出身贵族,天生带有贵族气质,然后又看透贵族,最后则走出贵族豪门。他看透豪门之内那个金满箱、银满箱的世界充塞着物欲色欲权力欲,但并不快乐。曹雪芹告别豪门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贵族,便进入超越贵族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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