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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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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姐妹

 

    满身猴气的贾环,自然是不讨人喜欢的,但他毕竟是公子哥儿,因此还是有小女子爱他。彩霞和彩云两姐妹就是这种小女子。尤其是彩云,情意相当真。

   彩霞是姐姐,彩云是妹妹。彩云是王夫人的丫鬟,为了讨贾环的喜欢,常常偷王夫人房里的小东西(如茯苓霜、玫瑰露等)给贾环,算是私赠之物。彩云其实是正经人,但玫瑰露失窃的事被发觉之后,她却没有勇气承认,还挤兑玉钏儿,窝里发炮,吵了一架,弄得贾府皆知。幸而宝玉出面保护她们,把这事兜揽起来,说玫瑰露是他偷的,只是为了吓唬她们俩,玩玩而已。此事贾环知道之后,不仅不感激,还无端起了疑心,认定彩云与宝玉有私情,便大发其狂,将彩云的私赠之物,照着彩云的脸上摔了去,还骂道:“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彩云见到贾环这个样子,急得发身赌誓地哭了。但贾环不仅不信,还用无赖口吻对彩云说,如果不看素日之情,他就要去告诉二嫂子(指王熙凤),说是“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见到贾环如此不通情、不,明理,连很昏聩的赵姨娘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太混账,骂了贾环一句实在话:“你这蛆心孽障!”彩云见到自己的意中人如此混账,一时生气,便趁人不见之时,把那些私物扔到河里,然后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贾环对彩霞也是如此,老是怀疑她与宝玉相好。这个彩霞和她的妹妹彩云相比,对宝玉虽在感情上有点小瓜葛,但对贾环确实很好。但贾环也总是疑心,因此当他见到宝玉和彩霞有点纠缠,便醋意大发,假装失手,把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推了去,造成一个轰动贾府的事件。后来,贾环还是把彩霞丢开了。

贾环对彩霞和彩云两姐妹老是怀疑,任凭人家怎么交心发誓,怎么违背良心(偷东西)作贡献,他就是不信任。这种病态性的疑心实际上是他自卑心理在作祟。他生得粗夯,知道自己无论是长相还是地位,都远不如宝玉,因此,他总是疑心两姐妹喜欢宝玉而对他不忠。这种心理,也是人性中常有的弱点,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奥赛罗也是如此。奥赛罗可不像贾环那样浑身猴气,他可是英勇善战很有虎气的将帅。但他是一个摩尔人,一身黑色的皮肤,不仅没有贵族的身份和血统,连一般白种人的潇洒风貌也没有,这一点使他自卑。因此,当他得到苔丝德蒙娜这个血统高贵、聪慧美丽的贵族女子之后,心中的自卑感就进一步加深。以至使他疑心这个非常纯洁的妻子对他不忠。结果,他犯了致命的错误,杀死了最可爱的人,最后,他又惩罚自己,拔剑自刎而死。

每想起这两个故事时,我就胡思乱想,觉得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很像彩云与苔丝德蒙娜。类似彩云的,自然俗气一些;类似苔丝德蒙娜的,自然是高贵一些。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分忠诚于自己“服务”的对象。可是,他们的对象,虽也有杰出者,开朗、开明、开放,但有的则不然,他们总有奥赛罗心理与贾环心理,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由自卑引起的古怪的疑心症。像奥赛罗还好,因为他确实自有一番气魄,也知道苔丝德蒙娜气质非凡,只是觉得自己不配当苔丝德蒙娜的丈夫,而没有贾环那种流氓气。不过,由于自卑,也总是捕风捉影,为了丢失一块手帕,就小题大做,要苔丝德蒙娜交心还不行,非追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此事如果遇到贾环就更倒霉了。贾环只想彩云当他的忠心不二的妻子兼奴才,而且总是无事生非。彩云对他那么好,甚至不惜冒险去偷东西来讨他的欢心,但他还是不信任,所以,倘若不去掉贾环似的心理,彩云们是没法办的,好则躲到被窝里哭,坏则恐怕只能和私赠物一起投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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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代儒论作诗的时间

   

贾政狠狠地打了贾宝玉一顿,差点儿让宝玉丧命。之后,贾政也有些不忍,大约他知道使用暴力不是个好办法,还是循循诱导为妥。于是,他便从本家族中选择出一个有年纪也有点学问的贾代儒来掌私塾,以严格地弹压和教导宝玉。宝玉能否走正路而不走歪门邪道,关系到贾府的命运即大家族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所以贾政格外重视。在宝玉上学之前,他一片苦心,对贾宝玉作了一番分析和教导,这些教导和分析的关键点,就是应当把什么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是把“八股文章”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诗词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程序的先后之分,而且是人生道路的邪正之分。它关系到宝玉的命运特别是整个贾府的命运。

    贾政先教导宝玉说:“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二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之后,贾政又把这一意思和贾代儒商量,说:“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霜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听了贾政的话之后,贾代儒这位老先生便很冷静地说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灵性也还去得,为什么不念,只是心野贪顽。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也不迟呢。

    贾代儒不像贾政那么冲动和偏激,以为诗词都是胡诌乱道,作好了也不过风霜月露。他老先生比较客观,说诗词不是学不得,关键是个时间问题,即要在“发达”之后再学再写。所谓“发达”,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飞黄腾达,即中了科举并当了大官有钱有势有地位之后。而为了“发达”,首先自然是要学好八股,作好文章。贾政听了贾代儒的话,也有所领悟,连忙说:“原来如此。”的确,在“发达”之前,如果把精力用于诗词,没有掌握好通向仕途之门的敲门砖,就会永远处于贫穷之中,然而,如果飞黄腾达之后,再读点写点诗词,以附庸风雅,锦上添花,有什么不好呢?所以贾代儒先生说“并不是不可以”,只是一定要掌握好先后主次,就像我们现代人“突出政治”一样,一定要突出“八股”,把“八股”放在第一位,而吟诗弄词,一定要在“发达之后”。

    我不想对贾政和贾代儒给宝玉的人生导引作评价,但要对贾代儒老先生的观点提出一点质疑,即诗词是否应在“发达”之后才作?发达之后是否还能写好诗词?如果不加以质疑,诗词艺术家都接受贾老先生的观念,那么,诗词的命运将是岌岌可危也。

    我和贾老先生的主张正相反,觉得诗词要写得好,一定要在“发达”之前,不可在发达之后。诗词要写得好,诗人必定要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必定要有各种情感上的波动与折磨。发达之前和发达之后,诗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人文环境极不相同,精神、心境、性情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不“发达”,诗人就容易与人间的苦痛相通,人生的体验就会真切而丰富,作为诗人的真性情也会得到充分表现。诗“穷而后工”,我赞成这种说法。诗人一旦发达,进入宦门、权门、宫廷之门,自然就与广阔的人间隔起一堵高墙。“一入侯门深似海”,能不被各种桂冠所诱惑而继续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并与人间的痛苦相通的人极少。鲁迅先生的《诗歌之敌》一文,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他的意思也恰恰是认为“发达”乃是诗歌之敌。他认为,博大的诗人之所以博大,就在于他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可以感受全人间的脉搏,能与天国之极乐及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而这种“相通”,必定是在发达之前。发达之后,则不是相通,而是相隔。通的只是豪门权门,诗也就没有了。他说宋玉、司马相如之流的教训,就在于一入权门,就变成了如声色犬马一样的皇帝的玩物。鲁迅先生说,连英国皇帝查理九世都知道诗人如马一样,不可被养得“太肥”,太肥就跑不动了。“太肥”也就是太“发达”。正如太肥时“肉”就压掉“灵”一样,太发达的桂冠就会压碎诗人的赤子之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前人说,“文章憎命达”,这是很对的,其实,诗词更是“憎命达”。状元宰相一般都写不出好诗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命“达”了。中国的皇帝写好诗词的,最杰出的是李后主,但他的好诗词不是写在“命达”之时,而是写在当了亡国之君即“命不达”之时。在中国明代“发达”以至成为“台阁重臣”的诗人杨土奇、杨荣、杨傅,他们的诗写了不少,并形成一种台阁体。但是,这些颂扬皇帝权威的诗,均属三流作品,没有一首可称得上杰作。如果作一假设,即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柳永等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均是杨士奇一样的台阁重臣,而且进入宫廷之后也不曾被流放过,那么,中国的诗史将会面目全非,光彩全无。

    中国的现代诗人,有的经历了“发达”,有的从未经历过“发达”。经历过“发达”的如郭沫若,其变化十分明显。他在发达之前的诗写得很好(如《女神》),发达之后则写得很糟。20世纪下半叶,郭沫若之外的另一些诗人也发达了,但都没有写出可以与发达之前的诗比美的任何一首诗。我所作的《中国当代诗文中的新台阁体》一文,就是感慨郭沫若“发达”之后写的诗乃是一种新台阁体,与他在“五四”所作的《女神》真有霄壤之别。可见,“发达”对诗人决不是好事。

贾代儒的教导还有一个问题是发达之前只能学八股做八股,如果必须做十年二十年,那么,脑子就得被八股占据十年二十年。一个人的真性情被束缚被折磨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再作诗词,其诗才词才是否还存在,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把八股背得滚瓜烂熟的状元宰相,有几个是杰出的诗人呢?幸而贾宝玉在听到贾代儒的教导之前已写了不少诗词,也尽了一点诗兴。否则,等到他像他的父亲贾政那样发达之后,就很难作出好诗词了。大观园女才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等更没有想到“发达”二字,所以她们的诗词都写得好。我们当代的一些年轻诗人,幸而也没注意到贾代儒老先生的教导,所以也没有先攻八股或先读许多文学理论,也没想到“发达”和“发达”之后再写,否则,他们就不是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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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傻大姐

 

《红楼梦》问世之后,大观园女儿国里哪一位女性最可爱常常引起争论,有时甚至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为林黛玉可爱还是薛宝钗可爱而“遂相龌龊,几挥老拳”。这种有趣的争辩到了50年代批判俞平伯先生之后才被平息下去了。社会稳定,学术也稳定,人们按照阶级分析方法,断定“薛宝钗之流”属于维持“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林黛玉等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贵族阶级“革命派”,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如有争论,就是在私下悄悄地辩护几句,已不带辩论性质。然而在民间,女孩子还是会问,你猜,我最喜欢哪一位?我最像哪一位?

当少女们问自己最像哪一位时,自然都希望人们说她像黛玉、宝钗、妙玉、史湘云,至少得像晴雯、鸳鸯、平儿等,决不会希望人们说她像刘姥姥。然而,有一回聂绀弩和萧红谈话时,萧红问:“你猜,我是《红楼梦》里的谁?”聂绀弩却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是谁,你是傻大姐。”而萧红却也含笑接受了。聂绀弩后来为《萧红选集》作序时,还写进这次谈话。很奇怪,我老想到他们的这次谈话。而且,在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时,总是想起自己和自己同龄的一些同龄人也像傻大姐。

傻大姐自然是好人。她是贾母的三等丫鬟,生得肥肥胖胖,但人却也老老实实,长着两只大脚,做起粗活来很爽利简捷,这些都无可挑剔,只是没有知识,不动脑子,心性愚顽,一说话就露出傻样,总是让人笑。她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到大观园去玩耍时,忽然在山石背后拾到了一个五彩绣香囊,上面绣的是两个人赤条条地相抱,她不认得这“春意儿”,还以为是两个妖精打架。正要去回贾母,恰好邢夫人来了,她便献了上去,邢夫人一看,了不得!便恐吓了她一阵,并要她绝不能告诉别人,她也因此吓得黄了脸,便磕了头呆呆地回去。除了这事,还有一件就是把决定宝玉娶宝钗的秘密事,傻乎乎地在黛玉面前泄露了,使得黛玉一时急火烧心,陷入了痴迷。

我说我和一些同龄人像傻大姐,首先是我们在学习英雄模范时,就一直在学习“傻子精神”。由于对英雄的高贵品格领悟得不好,所以常常听信甘当傻子的说教,以不会动脑筋的傻子自居自得,这种愚顽劲和傻大姐一个样。二是缺少知识,特别是缺少个人的情感知识,虽然没有贫乏得像傻大姐那么严重,但认为夫妻就是“一对红”,认为弗洛伊德就是“反动权威”,认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情人渥沦斯基是“流氓”,此类事还是常常发生。还有一点十分像傻大姐的是,一发现“春意儿”,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作为发现妖精似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去向“组织”汇报。傻大姐想的是“回贾母”,我们想的是“回组织”,仅此不同而已。我在大学任“干部”时,就接到好几对女同学告发男同学写给她们的普通爱慕信。我自己是不是告发过别人,一时想不起来。不过,如果有幸遇到,也许会告发。

自认是傻大姐,决不是什么羞耻事。想想当年,我的姐妹们说像谁都不好。说像王熙凤,那是“毒蛇”;说像秦可卿,那是“淫妇”;说像薛宝钗,那是封建制度维护者;说像林黛玉,那是哭哭啼啼的“小资产阶级”;说像妙玉,那是在制造“精神鸦片”的教徒;说像晴雯,她出身贫下中农而爱封建贵族的公子哥儿,属立场不稳……一个一个都经不起“阶级分析”,一个一个都像不得。所以说自己像傻大姐,也并非没有道理。我是男性,自然不好说像哪位姑娘小姐,但可以说喜欢谁。然而想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可怕,想到贾府乃是阶级斗争之地,该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只能说:我最爱的是傻大姐,只有她,才算是贫下中农的阶级好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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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兼得三才

 

帮忙,帮闲,帮凶,三者往往难以兼得。在《红楼梦》里,兼而得之的唯有王熙凤一个人。

    能帮忙的人,至少得肯干,不懒,而且还得有组织能力或社会活动能力。像贾宝玉这种人,也很忙,但他只能算林黛玉所说的那种“无事忙”,而不能真正“帮忙”。

    能帮闲的人,则需要有点才气,而且还得有凑趣的本事。像贾环这种粗痞子,就不能帮闲。然而,像贾政这样的人,又太严肃,也帮不了闲。

    能帮凶的人,就更不容易。这除了性格中需要有残忍的素质之外,还得有点才干。像贾环这种帮不了闲的人,似乎可以帮点凶。但从他出卖“巧姐”很快就露出破绽一事看来,也缺少帮凶的才能。至于宝玉,他顶多可帮点闲,绝对帮不了凶。

    王熙凤不识一个字,一生仅作过一句诗(即“一夜北风紧”),却能三者兼得,真是奇迹。一提起王熙凤,就想起她的毒辣、凶狠,直接死于她手下或死因与她有关的就有贾瑞、尤二姐、张金哥夫妇、“鲍二家的”等数人。贾瑞、尤二姐之死,不是她帮凶的结果,而是她直接行凶的结果。能直接行凶的,自然更能帮凶。张金哥夫妇的自尽,可算是她帮凶的一例。贾珍说她:“从小儿顽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越发历经老成了。”对于王熙凤的“帮忙”,也无须多论证,只要看她应贾珍之请去协理宁国府的秦可卿之丧,就足以说明她帮忙的能力是何等高超。人们也许只记得她善于帮忙、帮凶,忘记她善于帮闲。她的帮闲才能在贾母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贾母是贾府的真正权威,又是一个大闲人,很需要有人陪着她说说笑笑,即帮她的“闲”。她喜欢王熙凤,就是喜欢她能凑趣,是帮闲高手。帮闲很不容易,要颂扬被帮的权威又要让权威不觉得太俗气。像贾政那种缺少幽默感的人,只能在贾母面前表忠心,帮闲就不行了。但像贾政带去给大观园题匾额的那些酸秀才,只会迎合只会说奉承话也不行。因为王熙凤有帮闲的本事,所以总是讨得贾母的欢心。

    当今帮忙、帮闲、帮凶三者兼得的人固然也有,但本事与王熙凤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他们也忙,但一帮忙就讲“伟大的空话”,不办实事,结果是愈帮愈忙。他们也努力帮闲,写了很多颂诗,但大多是一些如贾政那种直接表忠心的奉承话,缺乏幽默感。帮闲就怕乏味,而他们的帮闲常常乏味之极,更糟的是还常带有奴才味。

王熙凤虽狠毒,但不容易让人恶心,而后来的帮凶、帮忙与帮闲者却令人恶心。我自然不是在颂扬王熙凤充当帮闲或帮凶,也决无欣赏帮凶文人或帮闲文人的意思,只是说,人的能力是有独立性的。它固然常常与道义相连,但并不等于就是道义。有的人有道义精神,但能力极差,这种人是好人,而不是能人。有的人则缺乏道义,但有很高的能力,王熙凤就属于这一种人。所以人们称王熙凤是“能人”,而不会称她为好人。最糟的是没有道义,又没有能力的人,做起坏事也显得特别丑陋。许多无赖、痞子、泼皮,都属这一类,他们不像王熙凤那样,有一种可供人欣赏的才干和智慧,只有一肚子的脏水。对王熙凤的争论,大约也因为有人从道义上看得多一些,有人从才干上看得多一些。我在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王熙凤也属贾府中的“新生代”,指的就是她作为“能人”的一面,包括她很会放高利贷,就像现在一些官员学会做生意,也是新现象。我欣赏王熙凤的才干,自然不是欣赏她做坏事,只是感慨我们现代社会的大忙人常常缺乏王熙凤的才干。言下之意是说,无论标榜什么立场,都应当增长才干,都应当有本事和智慧,决不可因为自己有财富或权力,便安于愚蠢和无能,并无太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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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馆闹鬼之后

    

《红楼梦》写道,林黛玉死后,潇湘馆里一直有哭声。人们都认为馆里在闹鬼,非常害怕。但宝玉知道后,一定要去看看,他相信这是他的林妹妹委屈的鬼魂在哭泣。爱到深处,被爱者变成鬼魂也会爱的。

    提起这件事,王熙凤吓得毛骨悚然,并惊叹宝玉“胆子真大”。而在旁的史湘云立即修正说,这“不是胆大,而是心实”。史湘云说得非常准确。心实处哪有人鬼界限?

    这里有意思的是,王熙凤本来是贾府里胆子最大的人,她宣称自己从不信什么“阴司报应”,也就是我们当代人所说的“彻底唯物主义”。她真的无所畏惧地叱咤了好一阵子风云,可是此时,一说起潇湘馆闹鬼,她却变得异常胆小,浑身打战。王熙凤之所以会这样,如果要让史湘云也作个评价,那她一定要说,这不是胆小,而是心虚。

    心虚就怕鬼,这仿佛也是一条“规律”,看来,胆子的大小与心的虚实确实有关。心实才能胆大,心虚自然胆小。“生平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也是这个意思。

    王熙凤不相信报应,便放胆地做了许多坏事,并害了好几条人命。然而,作孽作得多了,被害者的尸体不断地在自己面前堆积起来,亡灵的眼睛好像紧盯着,确实会使作孽的人心慌。这些堆积的尸首不以王熙凤的意志为转移,沉沉地压住她的灵魂,使她感到有点喘不过气。这似乎正是一种报应,只是被报应的人未必能意识得到。我常常喜欢与朋友说:我相信报应。这并不是我相信线性因果关系,而是认为作孽往往会对自己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作孽做多了,就会有噩梦,噩梦也是一种心理报应形式。听说潇湘馆闹鬼,王熙凤竟会吓得发抖。好好的一个贵妇人,竟也发抖,这发抖就是一种报应形式。不作孽的人心理坦坦荡荡,睡得安稳。坦然就是幸福,这也是对其不作孽的报应。

    当然,王熙凤的“唯物主义”还不够“彻底”,如果“彻底”,大约就不会害怕报应。但要做到“彻底”,恐怕要修炼很久,一直修炼到众鬼临门而无动于衷。王熙凤自称不怕阴司报应,其实还是害怕的,她唯一的女儿“巧姐”让刘姥姥取名,也是为了避灾,显然也是怕报应。可见她还修炼不到家。王熙凤虽然狠毒,但不会使人讨厌,这除了她的才干、风趣等性格特点之外,可能还因为她这种“狠毒”不到家,即残存着一点良知。做了坏事还会有所畏惧,这就是残存的良心在起作用。

现代社会提倡勇敢无畏,这是好的。勇敢自然需要“胆大”。胆大成了价值标准也成了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我就常被认为是懦弱。一直到了海外,还被某些猛人说成是怯弱。不过,我倒希望这些勇敢的批评家最好是要求人们“心实”,而不要总是要求“胆大”,倘若心不实而胆子大,理性不足而情绪有余,就会胡来,胡作非为。胡来的人,其实未必敢像贾宝玉那样希望走进潇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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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赦的读书经

  

 《红楼梦》中的贾赦,是一个官场的老油子。他没有什么本事,官位是靠世袭得来的(荣国公的世职由他袭着),但非常世故圆滑,很有生存技巧。他已有几个小老婆了,仍然不满足,还想要贾母跟前的丫头鸳鸯。

    这个乏味的老官僚,还有一套关于读书的老油子哲学。他说:“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第七十五回)

    贾赦一面是认为书不可一点不读,但读一点是为了捕住当官的机会,以免让“官”帽儿跑掉,一面又认为不可太用功太认真读书,以避免读得入迷反而不懂得官场诀窍。总之读书的用处就是为了做官,书是官场的敲门砖和乌纱帽的捕获器。贾赦讲的道理比我们现代的“读书做官”论更透彻。许多书呆子不懂得贾赦这些道理,所以总是当不了官或当了官之后又丢官。

    中国的大官僚家族,往往败落得很快,其原因就是有了世袭制之后,很容易出现贾赦这种官油子。官油子既要享受祖辈父辈的光荣和财产,又没有祖辈父辈的真才实学和其他真本事,更不能像祖辈父辈那样艰苦奋斗创业守业。袭个官位,只想混日子,—辈子坐着蚕食祖宗的遗产。西方一些大企业家的后裔,一二百年后还使自己的家族保持为“旺族”,而中国的大世族则往往败落得很快,所以才发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现象。其实,泽及五世的现象并不多,往往两三世就完了。我们读一读《红楼梦》,想一想贾赦的读书经,就知道世袭贵族的迅速破落就因为官油子愈来愈多,人生只靠技巧和遗产,不再靠真才实学了。

    像贾赦这种官油子,生活的目的就是求安逸,享受压倒一切,其他的均为手段。读书自然也是享乐的手段,不读不能享受安逸和荣华富贵,读得太苦,也没有安逸可言,要掌握好分寸,这就是人生技巧。贾赦安逸了数十年,悟出这一读书的道理,也不容易。但因为他的读书是骗人的,所以常常露出马脚。例如中秋家宴行击鼓催花令,他说的那个“偏心’的笑话,不仅很乏味,使人一听就知道他缺乏文化素养,而且还无意中冒犯了贾母,讨得个没趣。可见,官场上的老油子并不是总是那么“顺溜”开心,在某些需要知识的场合,也是很尴尬的。像贾母这种聪明的人,就很不喜欢他的油味和俗味,偶尔让他碰一点钉子,他也毫无办法。

可惜,贾赦这套读书经,很容易被巧人所欣赏。我国当代生活中流行的读书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办法,也和贾赦的读书经相通,其效果也相同。所谓活学,其实也就是贾赦所说的既要学又不要学得太呆;所谓活用,也像贾赦所说的,做得官时,别让官儿跑掉。古人和今人的心机常能相通。不过,我担心,长此以往,人们读书将愈读愈油,愈读愈滑,最后都变成大大小小的贾赦——大大小小的官油子,这种充满官油子的社会也够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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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贾政

   

以往不少红学评论,都把贾政称为“封建主义卫道者”,把他描述成与贾宝玉、林黛玉对立的另一营垒的代表。

    然而,我总是为贾政抱不平。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立场问题,我尽管很喜欢宝玉、黛玉这些人物,但也并不恨贾政。尽管那么多人批判他,但我对他并不产生恶感。没有恶感、仇恨感,并不等于就喜欢。像对待程朱理学一样,我虽没有恶感,也不太倾心。贾政作为一个儒统的载体,我最不喜欢的地方是常常要摆架子和戴面具。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他明明知道贾宝玉的才华远在其他秀才之上,宝玉给各馆的命名都十分精彩,但他就是不肯在清客们面前说一句夸奖宝玉的话,老是端着一个父道尊严的架子,满脸“寿者相”,实在太不近人情。此时他是一个面具化的人,当然不能让人喜欢。然而,他毕竟有见识,能择“美”而从,全采纳宝玉的“题名”。贾政此番表现,虽有点装模作样,但不能说就是虚伪,所以虽不能让我敬重,却也不会让我厌恶。

    贾政是贾府里的孔夫子,在那个历史时代里也算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正如不能把孔夫子说成是“巧伪人”一样,也不可把他视为一个伪君子。他虽然也因私情而推荐贾雨村,但总的来说,还算清廉严正,品行端庄,是一个不走邪门歪道的人。不能说,这种人就不好,非得像他的哥哥贾赦,到了老迈之年还想讨鸳鸯当小老婆才算不伪。他教人尽忠尽孝,也无可非议,而且,他又不是只要求别人“尽”,自己不尽。他确实是个孝子,在事业和情感等各个方面上都尽孝。贾府这座大厦,其实是他支撑着的。他对于母亲的任何教导和责骂,都真诚而惶恐地接受,一点也不掺假。不能说玩女人才是真性情,孝顺母亲就不是真性情。

    说他是封建维护者,最重要的根据是说他总是逼迫宝玉注重文章经济,走仕途之路。但是,这也是贾政亲子之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只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贾珠二十多岁时就夭折,剩下宝玉和庶出的贾环。贾环天生一副痞子气,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他的一副败家子相,因此,他自然对贾宝玉寄予希望,但宝玉又偏恨透了仕途经济,这就不能不成为贾政揪心的遗憾。贾政是一个很有家族责任感的人,他严格要求宝玉,甚至严酷鞭挞宝玉,其实不是在维护某种制度,只是在尽他的责任,维护其家族的命脉。

    以往评价贾政,常常太政治意识形态化。用意识形态的尺度来衡量贾政,自然就会给他戴上种种政治帽子。例如,给他一顶“封建卫道者”的帽子。其实所谓“封建卫道”,完全是评论者把先验的概念强加给贾政,贾政本人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封建之道。他打贾宝玉时,决不会认为宝玉的屁股是小资产阶级的屁股,而他的棍子是封建主义棍子。他的痛打,完全来源于他的痛切之爱即“怒其不争”。宝玉的不争气所造成的贾氏家族的“断后”危机,只有他才有痛切之感。痛打时他想的是家,决不是国,也未必是“道”,即未必是“坚持封建主义”或“痛打自由主义”这一类意识形态。

    俞平伯先生逝世前两年,不顾年近九十的高龄到香港,并对红学研究发表了一个意见,这就是:《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不是政治,应当真正地把它当作小说来研究,多从哲学、文学的角度去领悟。俞先生晚年能说出这种意见,实在是宝贵得很。这一意见的要义,就是希望《红楼梦》的研究应当从牛角尖里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真正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对其语言、人物、情节及其哲学、心理内涵,不断地领悟。我想,这一意思,如果用于贾政,将会洗去他身上的许多不白之冤。

《红楼梦》不是政治,贾政也不是政客或政治符号,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把秩序和伦理放在优先地位的人(不是把生命自由放在优先地位的人),因此,他也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既有政治立场,也有道德品格,也有精神取向,也有情感,而每一方面都有其价值。在政治泛化的时代,把政治尺度变成评价人的唯一尺度,一个人只要突出政治,则无论他怎样恶劣,也无所谓,反之,被认为是封建阶级代表人物如贾政者,则无论他如何廉洁尽职如何兢兢业业,也是坏人,这种看人的标准恐怕只能塑造出大唱政治高调而品格低下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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