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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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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典批判

──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第一章  中国的地狱之门

 

 

一、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

 

        今天讲的题目是“双典批判”。

    所谓双典,指是的中国文学的两部经典作品《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所谓批判,是指文化批判,即价值观批判,不是文学批评。

    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其批评标准,一是考察文学的精神内涵;二是考察文学的审美形式。我所理解的文学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心灵;二是想象力;三是审美形式。文学批评乃是对这三者的把握。而文化批评的对象则是蕴含于文学作品文本中的文化意识。它只涉及精神内涵,不涉及审美形式,它与心灵有关,但与想象力、审美形式无关。换句话说,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必须悬搁审美形式、想象力等要素,而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对“双典”的批判,正是对其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批判。

    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判,都是一种判断。前者的重心是审美判断(),后者的重心是伦理判断()。审美判断不设置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它的基本性质是康德所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所谓无目的,是指无直接的、具体的功利目的,即无世俗的政治目的和道德目的。但是,它又合目的性,也就是符合人类生存、温暖、发展、延续的总目的,也符合人性向真向善向美靠的总趋向。因此,真正美的东西,总是包含着最广义的善。说文学“以美储善”,指的正是广义的善;说文学不是以美“扬善惩恶”,指的是狭义的善恶。文学不可把自身蜕化为道德说教。

    伦理判断不同于审美判断。它是“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判断。它不隐瞒自己的伦理目的。伦理作为巨大的体系,它至少应作政治性伦理(以“正义”、“权利”为目标)和宗教性伦理(以“善”为目标)之分,两者均有鲜明的价值内涵,因此,伦理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判断。文学批评乃是审美判断,它的出发点是艺术感觉,不是概念。其关键是进入文本展示的审美世界,领悟其中的心灵内容和审美特点,不作政治道德价值判断。而文化批判则要把作品中的伦理内涵抽离出来,作为审视对象。它的批评出发点不是艺术感觉,而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规范,即最广义的“善”。

    初步区分之后,我们又会发现,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都涉及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两者又有交叉与联系。以日本当代文学为例,要说文学的震撼力与影响力,首席作家应是山岛由纪夫。但是,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批评家们宁可把光荣授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不能给予山岛由纪夫,这是因为山岛的暴力倾向,特别是他所鼓吹的武士道精神,不符合诺贝尔的价值理想(可理解为最广义的善)。尽管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具有艺术魅力,但他的暴力主义价值观恰恰与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承认山岛由纪夫是日本二战后最有魅力的作家,但完全不能接受他的作品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意识。相应地,我们也会作出判断,他不属于托尔斯泰这种建构精神高峰的伟大作家。

对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应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不愧是文学经典。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写了一〇八将而有一〇八个样。仅此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除了塑造一〇八个个性形象,还写了其他数百个人物,要驾驭这么多形象,很不容易。文学批评既带有主观性,但并非完全没有客观标准。文学作品确实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分。“劣”的小说写一千个人物,也是“千人一面”;“优”的小说,哪怕只写两个人物、三个人物,也是两个人两个样,三个人三个样。《水浒传》写一百〇八个人物,能写出一百〇八个样,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文学才能。 金圣叹称之为“大才子书”,它当之无愧。我们对《水浒传》的文化批判,是在肯定其文杰作的前提下进行。

    《三国演义》也是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语言、结构、战争场面描写等方面的艺术成就,评价高低不一,但它塑造的人物形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应当承认,写得非常成功,其主要人物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孙权、张飞、赵云、周瑜、吕布、鲁肃、司马懿等,个个都可称为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形象。成书几百年后,这些形象没有被时间所冲淡,仍然活生生地站立在亿万中国读者的眼前,这就很了不起。这部小说的战争场面、战争幕后的斗智场面、宫廷斗争场面以及种种阴谋诡计都写得十分精彩,令人难以忘却。像貂蝉这样一个“佳人”斗败两个“猛人”(董卓、吕布)的场面,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未曾见到的美人“与狼共舞”的艺术性很强的场面。这位美人在极其险恶的场景中上演的是东方“阴谋与爱情”的政治戏,随时都可能人头落地,但她冷静应对,展示其千姿百态,无论是故作悲伤状、故作惊讶状,还是故作自杀状,皆装得出神入化,无懈可击。小说描写她“大闹鳯仪亭”,对吕布又是言情,又是提醒,又是逼迫,又是装着要跳水自尽,刺激其自尊心,每一步都在俘虏吕布和离间吕布与董卓的关系。这种美人征服英雄、弱女子捕获凶猛虎狼的戏剧描写,的确引人入胜。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看,应当肯定,这种叙事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如果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上看,我们则会发现貂蝉这个女子只是政治马戏团里的精彩动物,她很漂亮,很聪明,但没有内心,没有个体意识,没有自由意志,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权力较量的棋子,并无自身的灵魂。说到底,她只是一个忠于主人(王允),甘心以姿色和身体报效主子的女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小说成熟的标志。中国小说的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故事阶段;二是话本阶段;三是叙事艺术阶段。双典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叙事艺术的成熟时期。所谓叙事艺术的成熟,是指小说写作已有语言的自觉、结构的自觉、手法的自觉、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自觉。中国向来都把诗歌与散文视为文学的正宗,戏剧与小说则属邪宗。《水浒传》、《三国演义》问世之后,被视为“大才子书”(金圣叹评语),小说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作为文学作品,今天我们仍然应当肯定它的杰出性和艺术魅力,不可否定。然而,正因为双典具有艺术魅力,蕴藏在作品中的毒素就更难发现发觉,危害就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愈是经典,愈要批判”的理念是对的,不管这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这一理念的意思是说,因为经典作品带有巨大的艺术性,因此在时间风浪的刷洗中其魅力一直经久不衰,读者按其习惯性的思维代代相传,默默接受,在欣赏的快乐中已遗忘叩问与质疑,在无意识中已完全接受经典中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毒素。这种毒素影响之大,是一般性作品无法比拟的。正是这样,对经典进行必要的批判,指出经典中的黑暗面,质疑其价值取向的严重问题,便成了当代文化人的重要使命。

    因此,可以承认《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有才气、有艺术魅力的大才子书,但是,我们又要拒绝这两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毒气与血腥气,从价值观上指出:这两部作品,固然是大才子书,但又是大灾难书。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水浒传》、《三国演义》大约产生于明代永乐之后、嘉靖之前,即公元1522前后。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二、天国之门与地狱之门

 

    以往谈论中国古典小说,总是笼统地讲“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或五大名著(再加上《金瓶梅》或《儒林外史》),没有分清这几部名著在精神内涵上的巨大差异。以《红楼梦》为坐标,《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它的区别可用“霄壤之别”与“天渊之别”来形容。袭用这两个常用的概念来描述还不足以反映笔者个人感受到的差异。因此,我必须借用西方两个著名的雕塑的名字来表述。一个是十五世纪意大利基伯提所作的“天国之门”;另一个是法国罗丹制作的“地狱之门”。对于中国人的人性之路而言,《红楼梦》可称为“天国之门”。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对自身动物性的理性提升与诗性提升。人怎样从欲进入情又从情进入灵?《红楼梦》全作了回答。如果“天国”是指美好人性的终极归宿,那么《红楼梦》正是导引我们走向天国的“天国之门”。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把我们引向天国的诗意生命,即帮助我们走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之地狱的诗意生命。而《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中国人如何走进你砍我杀、你死我活、布满心机权术的活地狱?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变性、变态、变质?就通过这两部经典性小说。

    罗丹的“地狱之门”,制作了三十七年,直到逝世还未完成。创作的灵感首先来自但丁,据说,坐在地狱顶上中央点的“思想者”就是但丁。但丁在《神曲》的开篇里,根据贝德丽采(以往的情人,现在的女神)的嘱托,跟随诗人维吉尔来到地狱的门口,看到地狱之门刻着可怕的铭文,也就是地狱的定义:“从我这里,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这里,进入永恒痛苦的道路;从我这里,进入永劫人群的道路……你们走进这里,就放弃一切希望吧。”按照但丁的定义,地狱便是希望之死,地狱之门便是毫无希望之门。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地狱之门,也正是说,如果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两部经典的巨大病毒,继续在其中沉浸,那么,中国的人性将毫无出路。关于罗丹的《地狱之门》,写过罗丹专著的里尔克(1875-1926)曾作如此描述:“罗丹放了几百件手掌大小的人物塑像,表现了形形色色的激情,表现了满足欲望的欢欣与自觉罪孽的深重。他创造了许多许多躯体,像群野兽般吃咬扭缠在一起。又如重物般往深渊里坠落;这些躯体谛听一如脸庞,跃动宛如胳膊,环环相扣,看上去仿佛花环与蔓枝。从一串串沉重的人体,从痛苦的根蘖,升起充满活力的罪之津渡。”(《罗丹:激情的形体思想家》,台北中译本第41页,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整个《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与情节,就像里尔克所见到的地狱之景,表面上看去仿佛是花环与枝叶,实际上是一串串沉重的肉体环环相扣,相互吃咬扭缠,像重物般地往深渊里坠落。

    面对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作为思想者的罗丹与里尔克,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展示与描述时,其基本点是批判的,其情感是悲哀的。而“双典”的作者与读者的态度恰恰相反,其基本点是讴歌的,其情感是礼赞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处于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之中,其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如同地狱一般沉重与黑暗。这种无意识,也就是潜意识。它说明,《水浒》与《三国》已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正是看到“双典”严重地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笔者不得不面对双典,对其核心价值观提出根本上的质疑。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第一个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三五年就说:

 

     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旦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可惜没有引起注意。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因为有其国民性基础。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之相通合拍。说得刻薄一点,是气味相投。但鲁迅只讲到中国人乐意接受《水浒》、《三国》的原因,而未讲另一面:《水浒》、《三国》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中国的水浒气与三国气,又在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原有的国民性造成《水浒》、《三国》的心理基础;《水浒》、《三国》产生后又使原有的国民性进一步恶质化。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正在创造大群的、与自身气息相通的读者,这就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特别是现代电影电视技术产生之后,穿越阅读的障碍,这两部小说更是大规模地掌握人心与同化人心。影片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歌正在成为新的人生基调,也正在塑造新的人格。可惜少有人反省。像李逵那样出手排头砍去却毫无心理障碍,这意味着什么?少有人反省。

    多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谁在统治中国?自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诞生后,我们中国的统治表面上看好像是属于帝王将相在统治,是总统元首在统治。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将相,总统元首又被这两本书所统治,所以真正在统治中国人心的,是这两部书。我现在引证其中一段:

谁在统治中国?

 

谁在统治中国?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在政治层面上,无论是古是今,谁当皇帝谁执政,自然就是统治者,这是无须论证的。但在文化层面,谁是统治者?谁在统治中国,却是一个大问题。谁在统治中国?我要回答:是两部书的文化价值观在统治中国,一部是《三国演义》,一部是《水浒传》。可以说,从明代这两部书产生之后,中国就逐渐被这两部书所统治。到了现代,从上到下,都被这两部书所塑造、所改造,并被书中的基本观念主宰着。毛泽东虽然批判过《水浒》,但他批判的是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而脑子却被《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的基本理念所统治。至于《三国演义》,他有数以百计的“批示”,从诸葛亮的精致战法到张鲁的道教社会主义,都极为欣赏。“五四”之后,中国从西方引入各种主义、各种学说,但都未能真正统治中国。惟有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思想上取得几十年的统治地位,被执政党宣布为统治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次上真的统治了中国吗?怕未必。或者说,在意识的层面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在潜意识层面上,则仍然被《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统治。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推向历史高,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被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骨子里还是《水浒传》的基本思路。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和这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力、权术、阴谋、横扫一切的气势等更是来自《三》、《水》无疑。当年红卫兵、造反派拉山头、结帮派,打得你死我活,其残忍程度让人瞠目结舌,讲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行为模式与准则。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与思潮,包括当今在大陆还常常谈论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都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 (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份)产生影响,可说是“无关大局”。而真正在影响、感染、掌握中国的世道人心的是《三国》与《水浒》。特别是这两部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之后,其影响之大,更是难以估量。通过电视,《三国》与《水浒》再一次征服了中国的男女老少,再一次塑造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种塑造力与影响力是看不见的,但它胜过千军万马。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被《三国》、《水浒》所塑造,广大的乡村中到处都有关帝庙、赵公元帅庙。但是,这些人格神主要活动在乡村,难以进入城市。而现在,《三》、《水》通过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走遍世界上所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像英雄降临,华族的新一代人再次被《三》、《水》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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