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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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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4)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漂流手记》(4

思维的活性

 

最近又读了康德的一些传记和著作。放下这些书,所获得的一个难忘的印象,是康德的思维的活性。所谓思维的活性,就是那种和僵死的思维特点相对立的非常活泼的思维状态。然而,这种活性,只能感悟,不可能有确切的定义。

康德的外在行为是很刻板的,一点也不活。他一直没有家属,只和一个男仆生活在一起,每日的生活简直像一个机器人,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起床,吃饭,工作,散步,铁一样的秩序。他的邻居常常以他的散步时间来调整自己的钟表。可是他的内心世界,却翻卷不息,活泼得十分惊人。那里,不断地质疑着人类已有的思想,也不断地质疑着自己已有的思想,那里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逻辑,新的语言,充满着思维的奇气和奇观。这个世界没有钟点,没有现实的时空结构,宇宙、历史、社会、人生,全部融入其中。这个世界是一个原创的世界,它不断地创造着人类精神史上未会有过的最初的颗粒,使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就是大海,就是星空。康德这个人本身,不是“禁果”,而是生长“禁果”的大树。

前几年,我在大陆提倡拓展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正是向往思维的活性。但是,向往的结果,是被视为“异端”和莫名其妙地获得种种罪名。于是,我从羡慕康德这个人变成羡慕康德的思维的外在条件,即思维活泼的可能性首先必须有一个可供进入深邃精神生活的环境。倘若康德也得老是参加政治运动,老是去接受批判或批判别人,或者是三代人挤在十六平方米的房子里,心理节奏老是被打断,他还能像钟表一样地吃饭、工作、散步和思索吗?难怪有几位朋友嘲讽我:你讲“拓展思维空间”自然是对的,但还要注意拓展“生存空间”。真是一语中的批评。

除了吃穿问题的干扰之外,还有许多麻烦事,例如,保持思维的活性必须像康德那样打破现实的时空逻辑不断地想,包括玄想、冥想、奇想甚至空想。但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就真是违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可能要获得逃避现实的罪名。所以,直到今天,大陆还称玄学者为玄学鬼,抽象思维常常要被嘲笑和批评,倘若康德也必须受到这种牵制,他能产生“纯粹理性”的卓越思辨吗?想到这一些,心里自然就有些不平,但也轻松得很多,因为自己的思维缺乏活性而太多死性,全是环境不好,可以心安理得。

没有生存空间,每日都为一间小房子而操劳确实足以窒息思想的活力。然而,像我这样一些知识者,生存空间已不成问题了,但也觉得赢得思维的活性是非常难的,即使“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到像康德那样,可以自由地吃饭,散步,也决不可能就成为康德。例如尽管同样坐在幽静的写作室里,康德在对经典提出质疑,我们偏偏在给经典注疏;康德认定对已有的经典进行挑战乃是本份,我们却偏偏认为对经典挑战乃是反动;康德追求原创力,我们却偏作螺丝钉—康德不断地寻求新的角度,新的逻辑和新的语言,我们却偏偏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这样,我们固然吃得饱睡得好,但仍然没有思维的活性。这样说来,缺少思维的活性,也有自己的责任。至于那些吃得饱睡得好的,并以扑灭思维活性为职业的文化指挥员,自然也有责任。

就一个人来说,在人生的有效时间里,能保持思维活性的期限其实很短。儿童、少年时代尚未成熟,老年时代又容易痴呆,所以具有思维活性的时代乃是生命最灿烂的时代。这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倘若一个民族只有一个人在思维,只有一个头脑和一张嘴巴,其他人的头脑均是一片死性,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也是一片死相。所以,民族要活起来,首先还是思维应当活泼起来。

 

 

 

 

 

思我思

 

    出国已经两年了。朋友们问,这两年你在做什么?我总是感到惭愧,只能勉强地告诉他们:我在“思我思”。过去几年里,我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作了些“反思”,现在又对这些“反思”再想一想,这便是思我思。

“我思,故我在”,在学生时代的课堂里,笛卡尔的这一命题总是被指责为唯心论、但我喜欢这一命题,因为倘若去掉“我思”,我真的觉得自己并不存在,顶多是肉的存在。我的生命本体与“我思”息息相连,快乐、痛苦、创造、灾难,都因为这个万恶的“我思”。

置身海外的校园,思考可以平静一些,自由一些。所谓平静,就是少受骚扰。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思考时受到骚扰。在国内时,我就对政府提过一条意见:少扰民。其实,这个“民”就是我自己。因为民众神圣,个人不值钱,所以我只好打着“民”的旗号。不过,扰民最厉害的还是政治运动。我之所以讨厌政治运动,与其说是政治原因,不如说是美学原因,政治运动中那种千篇一律的大嗓门、忠字舞和纸糊的高帽,完全破坏了我的音乐的耳朵和审美的眼睛。

    自由一些,并不是向往自由化。而是说,可以随便一些,用不着老是绷着一根弦想到写出来后会遭到怎样的批判。想到苦苦“思”出来的东西将被别人的牙齿弄得脏兮兮的,灵感就顿然消失。前两、三年,我就觉得从上到下说话都太呆板,缺乏幽默感和自己的语言,有一个共同性的舌头硬化和笔头硬化的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文体革命》,题目好大,而且涉及到“革命”,其实就是希望舌头和笔头部活泼些,随便些,别那么重,那么硬,并无恶意。

    由于平静一些,随便一些,我便想到过去的“我思”有许多可以继续深思的,而且可深下去好多层;例如,对于“你死我活”、“你输我赢”、“你得零分我得一百分”的两项对立方式,我本来就想过,现在就把这种想法伸延到现代文学史、文化史,这就更觉得此种思维方式怎样危害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我思”也想到以往“我思”中未曾涉及到的“伪命题”,例如“艺术进化”的命题,“彻底唯物与彻底革命”的命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命题等。还有一些自己曾努力加以“拨乱反正”的,现在看来,这些“正”其实并不完全“正”,“正”中往往太激烈,太残忍。就说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传统吧,这个“正”统里的文统就太多火药味,读了之后像吃了硝烟。

    “思我思”虽然可以平静自由一些,但并不痛快,常常陷入困境。例如,前几年我一再鼓动,现在既然已经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就应当拆除心中那些互相警惕、互相防范的堡垒。近数十年,人人互相提防,已快耗尽中华民族的生命能量和智慧能量了。我们都感到太累了。由于我的鼓动,确有一些朋友拆除了心中的堡垒,不懂得保护自己,有话直说,因为没有绷着一根弦而说话走了调,结果又吃了大亏。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今天人们批判之叱骂之,也是活该。然而,认真想起来,又想不通。如果承认当初自己不该鼓动拆除心理堡垒,那么,等于确认为了保护自己和防范他人而把真话积压在堡垒中并等待着喷射是必要的。这样,不仅太累,还有两条危险,正如鲁迅所说的,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这等于说,社会只剩下两条出路:一是无声的死相;一是有声的惨相。而这两者都很乏味。想来想去,又觉得应当拆掉心中的堡垒,但这样一来,“思我思”等于白费,一点进步也没有。

想到这一层,就觉得毫无希望。于是就绝望,然后又在屈服于绝望和反抗绝望的两种选择中挣扎。幸而,我的“思我思”并不限于此。两年来,打开我的思路的,或者说,迫使我改变许多思路的,倒是我眼前直接可感受到的大陆,位于西方的陌生又丰富的物质大陆与精神大陆。这一片大陆和我原先所预想的很不相同,它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它的具有两条海岸线和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土地,兼容了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化,并展示着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印刷文化与影视文化的冲突,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突以及追寻自由的文化精神与逃避自由的文化精神的冲突。在这里,人类的生存前景与人类的生存困境一起暴露在我的面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意识到,“我思”不能仅仅面对东方自己的那一片大陆,还应当面对眼前的沧海这一边的大陆,思路应当伸延到东西方所有的文化田野和文化山脉。昨天的“我思”,其实有限得很,千万别把它变成自己的围墙。

想到这里,才觉得昨天的“我思”和此时的“我在”有些距离,并觉得应当有新的“我思”,应当对昨天的“我思”作出新的批判和新的解说,于是,“思我思”真的成了超越自我之路,我相信,这条路并非是一条死路。

 

 

 

 

 

逃避自由

  

过去事事有人管,“一切听从党”。到了国外靠自己,才发现“自由”实在沉重。 

我生性喜欢自由,不喜欢别人管辖,所以总是批评过分的权力渗透,总是在逃避专制。至今,还逃避着。然而,到国外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另一面,就是害怕自由,时时想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最简单的表现,就是害怕孤独,孤独的恐惧使我经历了—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几乎要被孤独所击倒。

其实,孤独是最自由的,没有人管,没有人干预,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必生活在他人的掌握之中、孤独的王国正是自由的王国,自己就是这个王国中唯一的主宰者,自己可作选择,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然而,我却害怕孤独。

我发现有许多朋友出国后同样也在逃避孤独,逃避自由。李泽厚到新加坡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孤独》的诗,他极少写诗,竟不得不用诗表达一下孤独之感。当时,我曾嘲笑他太脆弱,现在才知道自己对孤独的恐惧比他还甚。

异国真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把我照的很清楚,使我更加认识自己。说认识自我需要“他者”,恐怕没有错。倘若没有来到异国的“他者”群中,我真不二知道自己是一个老想逃避自由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依赖性非常强的人。

中国的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种旧时的观念到了新时代中,变成了“一切听党的安排”,时时事事依靠“组织”,依赖“组织”。因此,尽管老是批评“组织”,其实是一点也离不开“组织”,衣食住行全靠党照顾,过去、现在、将来全靠党培养。党就是母亲,党不会老,而我们自己也长不大。而到了国外,没有什么可依赖的了,一切全靠自己安排,自由得很,什么都由自己作主、自己选择,选择后还得自己去做。直到此时,我才发现选择的麻烦和什么都自己做的麻烦,而且还发现自己的生活机能早已退化,选择能力和个人承受能力早已丧失。由于选择的艰难和独立承受生活重担的艰难,反而感到国内事事有人管真好、真舒服,“—切听从党安排”真好、真幸福,而“自由”实在沉重,实在苦得很,于是“逃避自由”的念头更油然产生了。也是在此时,我才感到自己真没出息,既受不了专制,也受不了自由。

然而,人类社会却没有一种既可以逃避专制又不必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理想国,也没有一种只有自由而没有规范的乐园,纯粹逍遥的世界也许有,但我们毕竟是现实的存在。

在国内时,就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有“逃避自由”的观念,他们讲的是西方社会的自由带给人类许多困境,也带来无穷选择的艰难。这回我算是对其真谛有点领悟了。然而,我又觉得,企图“逃避自由”也有自己荒谬的一面。这就是我实在是太缺少个体承担力,一旦让自己独自支撑生活,就慌了手脚,这手脚其实是大有问题的。这种问题就是手脚娇嫩惯了,现在仍然太娇嫩,没有独立支撑的经验和能力。

想想自己有点懂事之后,就满耳朵是批判“个人主义”和“单干户”的声音,结果,长大了之后,真是什么“单干”能力也没有了。讲社会责任感本没有错,然而一旦忘记个人承担力乃是实现社会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讲社会责任感就可能变成空谈。这样,时间一久,个人作为一个社会细胞,就缺乏独自存活的本领。这与西方国家迫使每一个人都独当一面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想,如果时间再长—下,我们的个体承担力还继续娇嫩下去,那么,我们的社会也就很成问题了。那时,即使专制没有了,这个社会有没有前途也是可虑的。所以,企图“逃避自由”,最好还是先怪自己。

1992.7 

(注:此文为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究所选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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