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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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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流手记》(5)

 

家:唯一的避难所

 

不论是“国家”还是“家国”一词,在我的故土中,都包含着两个大概念:一是“国”,一是“家”。

中国历史上的君臣,便利用这两个大概念,“脚踩两只船”。有时在“国”字上踩得重一点,有时在“家”字上踩得重一点。在“家”字上踩得重一点时,是在说,一个国应当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父子子,长幼有序,而我就是家长,君臣当如父子,国民则是子民。子民们应当像在家里孝敬父亲一样,对君主尽忠。中国的老百姓常常处于难以成熟的“未成年”状态,而一些成熟的世故的老官僚,为了钻入皇帝的心,又故作“小儿态”,在比自己年轻的君王面前撒娇。这是脚在“家”字上面踩得太重之后的表现。

但是贤君贤臣们有时又在“国”上踩得重一些,此时的解说是:没有国就没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小局要服从大局,家可以牺牲,国一定要保住。这个意思我是赞成的。但这个意思发展到后来,却变得有点古怪,即认为可以以“国”的名义捣毁“家”,倘若有犯上作乱者,皇帝一定不仅处置作乱者个人,而一定要“株连九族”,即捣毁他的狭义的家和广义的家。这种传统在现代也有流毒,我就亲眼见到六十年代中期,革命战土们以“国”的名义(即国可能要变色)大肆“抄家”。此次不是抄一家半户,而是抄了“千家万户”。那时,几乎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都“被抄”,烧信者有之,烧书者有之,烧字画者有之,烧外币者有之,烧家族的父辈祖辈的照片者有之。这回是“国”对“家”的无情扫荡,员是可怖而可怜。

就在抄家的高潮中,我第一次从文学所里的老作家陈翔鹤先生口中听到一句话:“家是唯一的避难所,不能抄呵!”陈翔鹤先生在二十年代就是《沉钟社》的作家,这句话真像沉钟似地在我心里敲响了二十多年,至今还在响着。陈先生不仅很有才能,而且为人极为正直。六十年代因为他写了古代题材的现代小说《杜子美还家》和《广陵散》,屡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然就更得遭殃,但他没想到遭到的是“抄家”的殃,所以才发出呼吁。唯一避难所不能抄呵,但还是抄。抄的结果是剥夺他的最后的避难之所、存活之所,剩下的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自杀了。当他得知文学所就要“批斗”他时,他决心一死,在会前吃了大量的安眠药。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发生,在斗争会上,他徐徐倒下,在准确的时间和准确的地点上倒下。由于陈翔鹤先生生前的呼吁,我才意识到“家”的重要。一个爱国者如果面临的是“国不破”而“家破”的情况,他就没有一个存身之所去爱国。

使我奇怪的是,把“家”看作避难所的不仅是中国,德国的赫赫有名的作家卡夫卡早也这么认为。他说,所谓家,“那不是家,只是一个隐藏我内心不安的避难所。”大约社会的险恶到处都有,人在艰难的社会中要有所喘息,确实需要有一个家,一个小窝。有这个小窝,辛苦疲惫的内心才能恢复疲劳。常常被生活的风浪打击得七倾八倒的心灵是需要家庭的调节和抚慰的,有一次,我到冰心的家,她告诉过我,她的丈夫吴文藻教授当了右派之后,每次从学校被批斗回来,心情均极坏,但她总是宽慰他,使他的内心很快地恢复平静。我想,如果不是冰心的至情至性,吴先生早就像陈翔鹤先生那样倒下了。

这样看来,国要安宁,还是让老百姓的家也安宁为好。国的事业自然是悲壮的,但如果以“国”的名义任意捣毁老百姓的家,这个国恐怕也难以平安,所以,无论革命如何紧迫,主义如何重要,首先还是要给人们,包括那些不懂得如何革命甚至于不理解革命的人们留一个避难所为好。

 

 

 

偷火与偷皮之分

 

中国人自从认识了普罗米修斯这位从天帝那里偷火的英雄之后,都喜欢他,并改变了偷火的观念。以前中国会有人认为,“偷书不算偷”,现在又增加了一项:偷火不算偷。

偷火不仅不算偷,而且偷火者还是英雄。所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文章都把译介外国革命文学或革命理论的行为喻为“窃火”的神圣行为。

但是这种“偷火”行为,到了后来却逐步变质,即变成“偷皮”。也就是中国老百姓直说的,叫做偷了别的皮来装潢自己的“脸”,而且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假马克主义者”就是偷皮以装潢门面的典型。他们有时从德国偷,有时从俄国偷。

我觉得“偷火”和“偷皮”大不一样。因为火不仅包藏着光明,而且就是光明本身,它除了照亮别人之外,绝没有骗人的东西。而“皮”包藏着却不是皮,而是其他东西,而且往往包藏着的是僵硬的尸体和险恶的灵魂。

还有一层不同的是偷火者除了想偷得光明之外,还想用火“煮自己的肉”,更换自己的灵魂,因此,他们确实是真诚的。而偷皮者绝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们大半只想到用神圣的皮掩盖自己的虚空和险恶,并用这张皮吓唬老百姓。而老百姓又不是傻瓜,常常发现他们的假面。因此,他们又频频换皮,贴上一张又一张,于是,他们的脸皮就愈来愈厚。

从以上这两层看来,偷火者可称为战士,而偷皮者则可称为“骗子”。所以人们都不喜欢偷皮者。我也是极端鄙视偷皮者,往往连眼珠也不愿意转过去,更何况写文章与偷皮者辩论。

近日读了《卡夫卡的故事》  一书,才知道卡夫卡也极端鄙视偷皮者。他说:“你没有资格戴着你的那张脸,你不是你所扮演的那个人,我们要把你那张偷来的皮剥下来。”(见《卡夫卡的故事》第三十八页,台北自华书店出版)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我连剥这张皮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连眼珠也不愿意转过去。

 

 

 

 

耳德眼德与耳才眼才

 

人的聪明才智,离不开眼睛耳朵,所以中国人用“耳聪目明”形容聪明的人。但是,在孔子那里,他更重视人的“德”,因此,讲到眼睛耳朵时,他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目不邪视”和“耳顺”。眼睛的确是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一旦“邪视”,便是以眼光扫射和侵犯别人,自然就不道德。比“目不邪视”更难的是“耳顺”,所谓耳顺就是什么话都听得进去,特别是刺激自己、批评自己的难听的话。所以他老人家特别重视“耳德”,把耳顺看成是人完全成熟的表现——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把“耳顺”看成比“不惑”和“知天命”更成熟的人生境界。从道德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要能容纳各种不同声音,包括刺激自己的难听的声音,确实不容易。孔子是很有修养的人,但也必须年至六十才能办得到。而一般人就不容易办到,有些人,年已七十、八十,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暴跳如雷,说明在六十岁要达到“耳顺”绝非易事。中国重视“耳德”“眼德”但似乎不重视“耳才”“眼才”。马克思所说的“音乐的耳朵”和“审美的眼睛”,就是属于耳才、眼才的范围。“才”与“德”是有关系的。有了审美的眼睛和音乐的耳朵,就可以吸收最精致的精神养分,这些养分便可以调节自己的心理节奏,使自己生活在高尚的精神生活之中,并逐步形成宽容的精神气质和博大的文化情怀。有了这种气质和情怀,自然就心胸开阔,能容纳万物万有,自然也就能容纳批评的声音,不易暴跳如雷。

可惜,我们这一代人,培养眼才、耳才的机会太少,而锻炼“口才”的机会却太多。中国当代的学人作家出国访问,异邦的朋友常惊叹他们的“口才”好,孰不知,这是久经锻炼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是全民大练口才的十年,天天大辩论:天天大批判,天天讲阶级斗争。那个时候,人才就是“口才”,战士就是口枪舌剑之士。大约是斗争太激烈,环境太严酷,彼此都不太讲理,所以争辩时都必须尽力地提高嗓门,大声嚷嚷。这样一来,“口才”常常不是因为表达得好,而是声音大,这样,中国人的嗓门就慢慢变粗了。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便发生大问题:社会上夸夸其谈者多,孜孜以求者少;善于辞令者多,善于深思者少;口腔文化特别发达,精神文化极不发达。这样,就形成精神气脉衰竭的新“文化偏至”病。

在现代中国,孔子所喜欢的那种有学问的“刚毅木讷”者已快绝种。孔老先生似乎不太重视口才,他所喜爱的这种“木讷”者,就是口才很差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把智慧投入内心,反而不善于表达,甚至常口吃。这种“木讷者”其实是可爱的。与此相反,有巧舌而无实心,口齿伶俐而言之无物,倒是可怕。但最可怕是有些“口才”,在修炼出“巧舌”之外还修炼出一排大批判的“牙齿”。我会说中国文学批评家有三种类型:一是靠脑子生活的;二是靠鼻子生活的(看气候而转向);三是靠牙齿生活的。第三类特别富有进攻性,他们用牙齿厮杀别人,成为文化虐待狂,但因为口才好,厮杀时还是满口的大话、谎话和革命话。十年大练口才的灾难之一,就是使中国增加了无数爱讲大话谎话并善于杀戮别人的人。是幸事。但真正的口才,不仅要口齿清晰流利,而且要言之有物。这就需要借助于“耳才”、“眼才”的基础。如果把时间都投入“口才”的训练,而忽视“耳才”、“眼才”的培养,始终没有审美的眼睛和音乐的耳朵,以至成为音盲和画盲,口才就必定浮泛。中国古代作家中像嵇康这种具有音乐耳朵的人,不但极少,而且常常为社会所不容。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仍然少有嵇康似的作家。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出国之后面临的恐惧,就是发现自己几乎是一个音盲和昼盲。近几个月来,我不断地到艺术展览馆,和不断地看电影听音乐,其实不仅仅是玩玩,还有一项别人不能了解的目的,就是补课:摘掉音盲和乐盲的帽子。

远离家园,也许是一种不幸,但如果能赢得一种环境和时间,使我重新培育审美的眼睛和音乐的耳朵,以求得十年之后,在“耳顺”之年,不仅能有耳德,也能有些耳才和眼才,倒是一种大幸。我常常激励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竟舍得用十年时间修炼口才,为什么舍不得用十年时间修炼眼才和耳才呢?当然应该舍得,不仅要用十年,而且要用此后人生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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