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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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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酒歌》作者一点酒也不喝

 

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大陆唱得最响的歌恐怕要算《祝酒歌》,作曲者施光南是我的好友,可是他一点酒也不会喝。每年春节,他和他的夫人洪如丁必到我家。可是,即使在春节那么高兴的时候,他也喝不了酒。因为他不会喝酒而作《祝酒歌》,我多次嘲笑他。然而,他非常幸运,一直没有被扣上“理论脱离实际”的罪名,为此我又常常羡慕他。

我常由此想到自己背了几十年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黑锅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罪名,为此,也不知道作了多少次的自我批判。我确实常常分不清高粱和玉米、小麦和韮菜,也确实常常分不清山羊和绵羊,蚕豆与豌豆,但是,能由此就说我一点也不懂得中国文化和文学史吗?并且由此认为我最无知识吗?想到施光南不懂得喝酒,我就觉得分不清小麦和韭菜固然是缺点,但不必因此抬不起头来。由此,我便愈想愈多,从酒想到麦子高粱,又由麦子高粱想到各种生命,由生命又想到“性”,由“性”又想到弗罗依德,由弗罗依德又想到爱因斯坦。由于不服气作祟,便愈想愈荒唐,竟想到,弗罗依德创造了性心理学说体系,难道他本人也必是性交的专家吗?爱因斯坦创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难道他就一定会造宇宙飞船吗?马克思创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就一定能像我们那样给老先生戴高帽吗?工人阶级的导师能炼钢铁吗?能分得清蚕豆和豌豆吗?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下“五七干校”,割麦子能比得上我们吗?

这样一想,又觉得自己可能有“腹诽圣人”之嫌,赶紧又换了一个思路,又回到喝酒上来,但仍然不服气,觉得像施光南这种“理论脱离实际”固然是知识份子常有的毛病,但是,社会上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岂不是“实际脱离理论”?武松那么能喝酒,他能写《祝酒歌》吗?李逵那么能杀人,他懂得阶级斗争学说吗?阮氏兄弟那么能游泳,他们能设计潜水艇吗?还有某某老板能够开妓院,他们能创造出弗罗依德的性心理学吗?《水浒》英雄一百零八个好汉,有力气,但现在否认“知识就是力量”,难道能说“力量就是知识”吗?

想来想去,总是接受不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更不能接受“知识份子最无知识”的说法,然而,我也并非反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能有理论水平又有实际能力当然更好,例如李白、苏东坡,既能喝酒又能作喝酒的诗,自然比施光南更完美。但倘若不能理论联系实际,如有些知识者,只能从事抽象思维,嗜好形而上的玄学,我想,也应当说是一种智慧,称喜欢“玄学”的人为玄学鬼,恐怕不公平。

施光南英年早逝,令我久久悲伤。怀念他的时候,恕我借此为只会写《祝酒歌》而不会喝酒的人说几句话,我想光南是一定会觉得不辱他的名字的。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  

于芝加哥大学

 

 

 

好事好人变形记

 

“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本来这种主意是很好的。知识者应当走出书斋,去认识社会,读好社会这一部活书,这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至今,我还这么想。而且,工人农民确实有很多美德,值得知识者去学,去研究。

但是,我下乡和工农结合两、三年之后,有点觉得负担了。当时说不清什么原因,最初只是觉得老是不读书,光读“活书”,这固然使人愈来愈活,但也愈来愈空,最后真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读社会读成没有学问的知识者怎么行呢?此外,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制度化之后,又变成一种惩罚手段也就是“洗心革面”的策略。这样,在与农民相结合时,就得把农民当作镜子反复地照出自己的疮疤和反复地骂自己“脏”。我本是农家子,了解自己和自己的父老兄弟,我不相信,因为进了几年学校就会变脏变丑。还有一层负担就是,“洗心革面”还不能停留于照镜子和骂“脏”,而且还得没完没了地写书面体会,这样,慢慢就觉得下放劳动不仅缺少“诗意”,而且缺少“人味”。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最后只觉得有一种无边无际无形的钝刀子在割着自己的灵与肉,于是,便开始想“当逃兵”,想快点回城市过平安日子。

学习雷锋也有这种感觉。我在大学里不仅自己学,还带领全班同学学,我觉得雷锋真是“好同志”“乖孩子”,死时还比我小好多岁。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不妙,原因也是把学雷锋强制化,一律化;不学就被视为异端,就当不了又红又专的优秀生,而且班与班、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要比赛,每个人、每个班都得想办法多做好事,然后一笔一笔地记清楚,好去汇报和夺红旗。这样一来,有的同学到海边检贝壳玩玩,也说成是打扫海滩卫生,有的同学到南普陀寺去吃素炒米粉却说成是向和尚宣传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论。后来听说全国到处都有假雷锋,到处都有假雷锋日记,我一听就相信。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头。因为雷锋是一个符号,每一个人都可以赋予他意义。当时中央诸位领袖已赋予他不同的意义,例如林彪赋予雷锋的意义是“听话”。而层层抓学习,各层领导又均赋予新的意义。有一中学,那里的领导赋予雷锋的意义就是对一个女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所谓阶级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结果把女教师的衣服剥光并放在雪地里冻。这样,雷锋就全变形了。每一个人脑子里的雷锋都不一样,有的是乖乖的,有的是傻傻的,有的是狠狠的。只有老实人,坚持学习他的螺丝钉精神,即正统的、真正的、未被篡改的精神,但又学得太死,竟然以为学习这种精神,就是把自己变成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的一颗螺丝钉,他叫你往哪里钻就往哪里钻。倘若书记是正派人还好,如果是个流氓就很糟。

以上所违只是说明好事一旦制度化、强行化和一律化之后,常常会变出许多古怪的事来。说的都是实事,可供社会学家作研究资料参考。

 

 

 

 

新精神放债法

 

    一九二七年,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叫做《新时代的放债法》  ,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时代不断进步,放债法也不断翻新,所以觉得需要写一篇《新精神放债法》,以记录新债主们的新发明。

    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说,世界上有一种精神资本家,认为自己就是喷泉,热,太阳,倘说中国是沙漠,他就是泉;倘说中国是冷酷的,他就是热;倘若中国是黑暗,他就是太阳。他可以把你拥有的一切都解释成是他的给予和他的恩典。所以你在精神上总是欠着他的债。鲁迅大约没想到,当年他所说的精神放债法,发展到本世纪的下半纪,已经无所不在,无人不欠债。   

这种放债的机器是政治运动。在政治运动中,一批人成了“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等,这些人自然是欠了债的。而据说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并且一定会“矫枉过正”,按照这规律,本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被打成“右派”,但由于掌握运动的人政策水平高,才使右派仅止于五十万,所以未打成右派的人乃是受到恩典。还有,一个政治运动过去十年、二十年之后,运动的主人觉得应当大度些,应当给冤案假案平反,应当给那些在政治运动中被带上帽子的人摘下帽子或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落实政策,即给这些人以“第二次解放”。于是,被落实政策的人感到又一次接受了阳光雨露。于是,感激不尽,觉得精神上又欠了一笔债。

这种放债法还很多,例如,你说过“斯大林太霸道”,或者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或说过不能讲“伟大的空话”,此乃是“反动言论”,本来是属于敌我矛盾的,现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是对你的宽大和对你的恩典,你如果不老老实实,就可能还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帽子就在手上,竟然没有给你扣下,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呢?

政治运动实在是放债的好机器,发明者大约没有想到这种机器如此神奇,可以捕获这么多的精神钱财。

然而,政治运动之外,还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放债法,更使我口服心服。债主们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连玉米和高粱、黄瓜和白瓜、公猪和母猪、甜菜和苦菜都分不清,本来是要饿死的,现在所以没有饿死,是因为农民和工人(特别是宰猪的工人)以及领导工农的广大革命干部给粮吃。听这么一说,豁然开朗,每吃一个馒头,心就发颤,连忙想到债主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因为债主多而且放债法也多,结果我辈常感到负债累累,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所以就喜欢“夹着尾巴做人”的格言,喜欢唱赞歌,甚至爱上那些宣布我辈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大约属于五品官或七品官的债主们,觉得他们并非债主乃是救主。

 

 

 

 

“小儿态”种种

 

    最近读了一些杂书,才知道陆象山说过一句话:“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小径子;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可惜。”

    大人不做,偏作“小儿态”,这句话使我想得很多。

    我首先想到的是二十四孝图中的“老莱子”娱亲。老莱子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了,对他的更老的双亲表示孝敬,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他孝敬的办法却是故作“小儿态”,给老父母摇货郎鼓,还佯装跌倒在地。为了博得双亲一笑,想出这一招,确实不怎么高明,难怪鲁迅对此非常反感,说这是把肉麻当有趣。

老莱子作“小儿态”固然肉麻,可是,他们是为了“娱亲”,属纯粹的尽孝,为孝而孝,并无政治功利之心。而且,他们乃是出于自愿,忸怩作态的“假”中还有一点“真”。而在中国宫廷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却看到另一种“小儿态”,他们作态与老莱子不同,其重要的区别是他们的“小儿态”被制度化。他们在皇帝面前作“小儿态”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即作为一种必须天天作、月月作、年年作的问题,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一样,必须天天做,成了一种制度和秩序。把国君视为“君父”,即使国君比自己年轻得多也要称“君父”,这一点确实让人有点难为情。但习惯了也就好了。既然称“君父”,自己就是“儿”,精神上就自然“儿化”,因此,就必须有一套相应的“小儿态”,例如,必须跪着和皇帝说话,必须接受“廷杖”的教训,倘若皇帝生了气,要打屁股,就得乖乖地脱下衣服,在金銮殿的众目之下,接受杖责,挨打之后,还得说“臣子谢恩”。这与我们小时候被父母命令脱下裤子打屁股完全一样。其实,中国的“君父”与“臣子”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包括着臣必须“儿化”的意思,所以作为“大臣”和作为“小儿”,这一“大”一“小”乃是辩证的统一,基本上符合辩证法。   

这样看来,宫廷中大臣们自称“臣子”和作“小儿态”,并没有老莱子那么轻松。宋朝以后大臣跪着说话的制度,使很多老臣太累而昏倒在地。作小儿态这么苦,如果不是与政治功利有关,恐怕是支持不住的。因此,老臣愿意称皇帝为“老子”,是否真的孝顺皇帝,我是怀疑的。我想,他们都知道,在皇上面前委屈一点,当了儿子和孙子,但一出宫廷大门则是大王、大人了,其时便另有许多人愿意跪倒在自己面前作另一番的小儿态,他们便可恢复尊严和威严。在中国,一旦有钱有势,面前自然就有人愿意作小儿态。就连贾宝玉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小贵族,也有比他大好几岁的贾芸表示愿意做他的儿子。这实在是因为做小儿态可以得到许多好处。

    七十年代,我们称毛泽东为“老人家”时,并不觉得别扭,因为,作这种称呼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红卫兵,顶多是年纪稍大但也不超过三十岁的“赤卫队”。但后来许多六、七十岁的老同志,也称毛泽东为“他老人家”就让人不太好受,还有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六、七十岁的人也这么唱,就让人觉得别扭。再说,像雷锋那样的年轻轻的乖孩子,对党有感情,唱唱对党的颂歌也很自然,我们常跟着他唱一首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唱起来也天真自然,但听到六、七十岁的老作家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也使人觉得很酸,有点作态,似乎他们不是在唱山歌,而是在唱酸歌,变成了“唱支酸歌给党听”。还有一点最麻烦的是自己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必须读文学作品,于是,读了很多颂体诗文,实在难受,例如读到臧克家的《在毛主席家里作客》,他说因为和领袖握了手而浑身颤抖,几乎像小孩大哭起来,总觉得味道不对,这大约与他的年龄已六、七十岁不宜如此作小儿态有关。这种小儿态实在太多,读了这些作品,更会使人觉得中国当代某些诗歌处于未成年状态。   

作“小儿态”,乃是缩小自己和矮化自己,可是,人间的势利之门是很小的,非缩小自己便不能钻入,作小儿态和故作小儿态的人们,也常常是因为生存之难而不得不自我缩小,因此,也值得同情。这样看来,那位摇货郎鼓的有空闲的老莱子实在还是单纯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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