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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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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一个贾宝玉,还有一个甄宝玉。甄宝玉的父亲甄应嘉,是与贾府有老关系的金陵官僚。甄、贾宝玉两个人不仅同名而且长得一模一样。甄宝玉在贾府出现时,贾家上上下下都非常惊讶:两人的身材相貌竟会如此相像。亏得当时贾宝玉身穿孝服,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恐怕就分不出来了。见了这一对宝玉,紫鹃还因此一时痴意发作,想起黛玉来,心里说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时,就将那甄宝玉配了她,只怕也是愿意的。”

甄宝玉与贾宝玉长得一个模样,可是心思却完全不能沟通。甄宝玉到贾府之前,贾宝玉就听说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甄宝玉,他还为此念念在心。那天一见面,果然竟如旧相识一般,贾宝玉便以为这个与他同名同貌的少年必定也是与他同心同类的朋友,也许还可引为知己。然而,一旦谈起来,贾宝玉却很快地发现甄宝玉说的话味道不对。《红楼梦》描写他们两人谈到要紧处,甄宝玉说:“……世兄是锦衣玉食,无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钟爱,将为席上之珍。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听了这席话后,贾宝玉很不以为然:

 

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了禄蠹的旧套,想话回答。贾环见未与他说话,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便说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谦,若论到文章经济,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甄宝玉末及答言,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心里越发不合,想道: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

 

贾宝玉称甄宝玉和贾兰所说的“文章经济”这一番话为“酸论”,真是妙极了。他不敢相信年轻轻的甄宝玉和贾兰也被“酸论”所掌握,以为甄宝玉是在说应酬话,所以又请甄宝玉不要客气,朋友之间还是说些有别于“酸论”的性情中话为好。可是,甄宝玉却连忙说明自己的心思正是在“文章经济”之上:“弟少时也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应酬,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着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到了这个时候,贾宝玉才深深失望,把甄宝玉引为知己的梦想终于破灭。

甄、贾宝玉相见而相失的故事,除了说明友道不在脸上而在心上的浅近道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确实已发生深刻的变动。原来被视为正道乃至神圣之道的“立德立言”之议,到了贾宝玉心目中,已成为失去任何新鲜感的“酸论”。贾宝玉会产生酸感,说明他对那一套陈腐的说教已厌恶至极。贾宝玉毕竟有灵气,会想到“酸论”二字,既精彩又贴切。老一套说教,开始时并不酸,但在时间推移和岁月泡浸之后,拒绝变化,便会发酸发臭。人世间有很多显学,一旦落入老套,便会变成俗学。而不知俗学为俗学,还煞有介事地把它当成“真才实学”加以鼓吹,就会变成酸学。甄宝玉的言论落俗后而又一本正经地宣讲,贾宝玉自然就会产生“酸”感。

贾宝玉和甄宝玉心灵上的“隔膜”,在于对待“酸论”的态度。贾宝玉是性情中人,心灵早已拒绝“酸论”,所有的已经发酸的套话、废话、昏话,他都讨厌。不管这些话出自哪种人,哪怕出自美丽端庄的薛宝钗之口,他也不能接受。正因为他的心灵不被酸论所腐蚀,所以他才保持着人的真性情和灵魂的鲜活力。而甄宝玉津津乐道,被酸论剥夺了灵性而不自知,还把“酸论”作为荣耀,其酸气和他那如珍如玉的相貌实在是极不相宜的。

不过,细想一下,却觉得自己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正是甄宝玉。不管有没有着书立说,总是终日言忠言孝言争言斗言彻底言到底,一心想做一番立碑立传立牌立坊立火辣辣红彤彤的事业,口中笔下也是一派酸论。那时虽也知道禅宗要打破“我执”,但不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真我一个假我,该打破的是假我之执而非真我。那时读《红楼梦》,未想到自己心中也有甄、贾之争,假作真来真作假,该打破的是甄宝玉这个假我。因为自己正是甄宝玉,所以见到本真己我(贾宝玉)时也不认识,反而觉得他走了邪路。即使认识,见到“真我”在梦中或在偶然的瞬间中冒出来或一“闪念”出来,也会立即把他“斗私批修”下去,至少对他发一番“要坚持斗争哲学”、“勿忘彻底哲学”的酸论。

  

 

 

我最喜欢傻大姐

 

《红楼梦》问世之后,大观园女儿国里哪一位女性最可爱常常引起争论,有时甚至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为林黛玉可爱还是薛宝钗可爱而“遂相龌龊,几挥老拳”。这种有趣的争辩到了50年代批判俞平伯先生之后才被平息下去了。社会稳定,学术也稳定,人们按照阶级分析方法,断定“薛宝钗之流”属于维持“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林黛玉等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贵族阶级“革命派”,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如有争论,就是在私下悄悄地辩护几句,已不带辩论性质。然而在民间,女孩子还是会问,你猜,我最喜欢哪一位最像哪一位?

当少女们问自己最像哪一位时,自然都希望人们说她像黛玉、宝钗、妙玉、史湘云,至少得像晴雯、鸳鸯、平儿等,决不会希望人们说她像刘姥姥。然而,有一回聂绀弩和萧红谈话时,萧红问:“你猜,我是《红楼梦》里的谁?”聂绀弩却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是谁,你是傻大姐。”而萧红却也含笑接受了。聂绀弩后来为《萧红选集》作序时,还写进这次谈话。很奇怪,我老想到他们的这次谈话。而且,在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时,总是想起自己和自己同龄的一些同龄人也像傻大姐。

傻大姐自然是好人。她是贾母的三等丫鬟,生得肥肥胖胖,但人却也老老实实,长着两只大脚,做起粗活来很爽利简捷,这些都无可挑剔,只是没有知识,不动脑子,心性愚顽,一说话就露出傻样,总是让人笑。她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到大观园去玩耍时,忽然在山石背后拾到了一个五彩绣香囊,上面绣的是两个人赤条条地相抱,她不认得这“春意儿”,还以为是两个妖精打架。正要去回贾母,恰好邢夫人来了,她便献了上去,邢夫人一看,了不得!便恐吓了她一阵,并要她绝不能告诉别人,她也因此吓得黄了脸,便磕了头呆呆地回去。除了这事,还有一件就是把决定宝玉娶宝钗的秘密事,傻乎乎地在黛玉面前泄露了,使得黛玉一时急火烧心,陷入了痴迷。

我说我和一些同龄人像傻大姐,首先是我们在学习英雄模范时,就一直在学习“傻子精神”。由于对英雄的高贵品格领悟得不好,所以常常听信甘当傻子的说教,以不会动脑筋的傻子自居自得,这种愚顽劲和傻大姐一个样。二是缺少知识,特别是缺少个人的情感知识,虽然没有贫乏得像傻大姐那么严重,但认为夫妻就是“一对红”,认为弗洛伊德就是“反动权威”,认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情人渥沦斯基是“流氓”,此类事还是常常发生。还有一点十分像傻大姐的是,一发现“春意儿”,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作为发现妖精似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去向“组织”汇报。傻大姐想的是“回贾母”,我们想的是“回组织”,仅此不同而已。我在大学任“干部”时,就接到好几对女同学告发男同学写给她们的普通爱慕信。我自己是不是告发过别人,一时想不起来。不过,如果有幸遇到,也许会告发。

自认是傻大姐,决不是什么羞耻事。想想当年,我的姐妹们说像谁都不好。说像王熙凤,那是“毒蛇”;说像秦可卿,那是“淫妇”;说像薛宝钗,那是封建制度维护者;说像林黛玉,那是哭哭啼啼的“小资产阶级”;说像妙玉,那是在制造“精神鸦片”的教徒;说像晴雯,她出身贫下中农而爱封建贵族的公子哥儿,属立场不稳……一个一个都经不起“阶级分析”,一个一个都像不得。所以说自己像傻大姐,也并非没有道理。我是男性,自然不好说像哪位姑娘小姐,但可以说喜欢谁。然而想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可怕,想到贾府乃是阶级斗争之地,该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只能说:我最爱的是傻大姐,只有她,才算是贫下中农的阶级好姐妹。

 

 

 

 

贾府的“断后”现象

 

    《红楼梦》贾氏的荣宁二府,落得被抄家,当然是悲惨的。而最悲惨的,还是它的“断后”。

    所谓“断后”,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没有“接班人”或叫做“后继无人”。这就是说,这个大家族没有产生出可以伸延其贵族生命的优秀后代,更没有产生出足以支撑和光耀这个家族门面的栋梁之才。

    这个大家族到了贾宝玉的父辈,还产生了如他父亲贾政这样的符合家国需求的人才。贾政虽无杰出之处,但他干练、规矩、明白,毕竟是个可靠的人。正是他,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家族面临着“断后”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是“后”代人丁不旺;二是虽有人丁但不是人才。更严重的是第二条。以荣国府来说,他的子辈就没有他这样的勤勤恳恳之才。他的兄长贾赦之子贾琏,是一个好色之徒,不堪培养也不成气候。他自己的三个儿子,最有希望的是大儿子贾珠,却不幸夭折(这是荣国府“断后”危机的一个严重信号);二儿子贾宝玉,乃是“混世魔王”,不用说“齐家治国”,连自己的“修身”都成问题,不能有所指望;三儿子贾坏,则不仅獐头鼠脑而且生性夯劣,完全是个败家子相。其他的均是女流之辈,在当时都不能做接班人。宁国府比荣国府还糟:尚在支撑宁国府的贾珍及儿子贾蓉均是酒鬼色魔,只知享受而不知创业守业,偷鸡摸狗的本事有一套,持家治国之事却全是外行,其祖辈的雄风豪气早丧尽。到了最后,荣国府的贾赦一支,只剩下一个巧姐。贾政一支则只剩下一个贾兰。贾兰和他的叔叔宝玉去考试,得了个第三十七名,这可以算是荣国府唯一的“好苗子”,但是,这根好苗子是否能够存活,存活之后是否能重振祖辈基业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出息,那也是很遥远的事。总之,贾府的“后”,到了贾兰一代,已像将残的烛火,奄奄一息。

    贾政是贾府里儒者气味最重,也最富有家族责任感的人。简单地说他是封建卫道者不太公平。正因为他有责任感,所以也就和他的家族命运息息相通。他常闷闷不乐,而且对贾宝玉特别“看不上眼”和特别严酷,这种严酷,反映出他的很深的“虑后”。他痛打贾宝玉,完全是“怒其不争”。因为他知道“断后”的严重性,所以最迫切地希望贾宝玉能像他那样支撑起贾家的大厦。然而,贾宝玉偏偏丝毫也没有“立功立德”的念头,偏偏是那样一种拒绝功名、拒绝发达的脾气。这样一种不足以支撑大厦的材料,就不能不使贾政朝夕陷入大苦闷之中。我们可以感到,“断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贾政。

    贾政的忧虑和他对贾宝玉的愤怒,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人治”的国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国如此,家也如此。一家一族一国的兴衰,最重要的在于是否“后继有人”。中国喜欢讲“得人”,所谓“得人”就是赢得了延续和发展家国事业的优秀人才。像得了贾琏、贾环那样的人,不能算“得人”,所以“得人”主要的意思是得治家治国的人才。贾政忧虑的“断后”,乃是断了足以支撑王府大厦的“家族精英”。屈原在《离骚》里感慨“国无人”,不是说国家中没有芸芸众生,而是国中缺少杰出人才。

    清朝最后的衰亡,其中很主要的原因,也是发生了爱新觉罗王族的“断后”现象。清初康熙是非常强的皇帝,中经雍正、乾隆、嘉庆也还不错,到了咸丰就不太行了。咸丰是一位倒霉的皇帝,一上台就碰到太平天国革命,平乱治国的本事又不大,仅在位十一年就死了,死时刚三十岁。咸丰之后,皇门便开始发生“断后”的危机。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在内忧外患之际,还不顾社稷大业,老是出宫嫖妓女,最后死于花柳病。同治即位十三年,死后更是后继无人。慈禧太后只好找她妹妹的儿子光绪来充当皇帝,由恭亲王辅政,自己垂帘听政。光绪死后,继承皇位的溥仪(宣统)只是一个小娃娃,靠这种尚不知事的小孩怎能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权呢?所以,清朝便很快地宣告灭亡。清朝后期的迅速衰落,“断后”显然是一个大原因。

    无论是家还是国,形成“断后”现象有三种情况:一是自然中断,这是老天爷不帮忙,产生不了像样的“后”;二是有了“后”之后,不能对“后”进行有效培育,即教育荒疏,使得“后”不能成大器;三是产生了“后”尤其是优秀之“后”而不懂得保护与珍惜,甚至加以摧残和扑灭。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后两种情况更为可怕。一个有眼光、有政治理性的政治家,至少会有贾政似的敏感,知道“断后”意味着怎样的危险。不过,我要替贾政说句公道话,贾府的“断后”,完全属于老天爷不帮忙和贾家子弟不争气,而不是受了老一辈的摧残,其实,贾政是爱子如命,爱才如命。他为贾珠的夭折痛惜又痛惜,就是明证。

 

 

 

贾雨村心态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官场人物,他的心态符合所谓“典型”的要求,即这种心态既有个性又带普遍性。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熟知,贾雨村在得到甄士隐的鼎力推荐之后,又得到贾政的赏识,并和贾家连了宗。由于得到贾氏这一豪门的照应,加上他自己熟知官场技巧,生存策略,便官运亨通,很快地由知府擢升转入御史,之后,又升为吏部侍郎、兵部尚书,后来因为出了事而降了三级,但不久又因贾府帮忙补授京兆府尹,兼管税务。他因贾家而发达,因贾家而辉煌。他带着甄士隐的推荐信和贾政见了面,这一见面是他的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便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是,当宁荣二府被抄时,他深知自己和贾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不赶快撇清关系,就难保乌纱帽,甚至还要殃及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便“反戈一击”,给贾府狠狠地“踢了一脚”。他的这一行为,《红楼梦》的一百零七回通过贾府奴人包勇之口作了揭露。包勇忿忿不平地说:

 

别人犹可,独是那个贾大人(即贾雨村——引者)更不得!我常见他在两府来往,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你道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家说他回护一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还了得吗?

 

包勇骂的时候,见到贾雨村正好坐着轿子过来,便趁了酒兴继续大声骂道:“没良心的男女!怎么忘了我们贾家的恩了!”贾雨村在轿内,听得一个“贾”字,便留心观看,见是一个醉汉,便不理会过去了。

包勇虽然是一个醉汉,却道破了贾雨村的心态。他的一段话用了三个很准确的动词:一是“沾”——沾过两府的好处;二是“怕咱”——怕人家说他回护贾家;三是“踢”——狠狠地踢一脚,即落井下石。这三个动词中关键是“怕”字,贾雨村“怕人家说他……”,这个“人家说”,可能就会断他的路,要他的命,毁他的前程。而他所以这样“怕咱”,是因为他确实“沾”了好处,并且不是一般的好处,而是当了高官的根本好处。这样,要人家不说话,要不受牵连,就只有选择“踢一脚”的法子了。而且,不仅是一般地踢一脚,而是“狠狠”踢了一脚。“狠狠”二字用得好。不狠,就不足以撇清关系;不狠,就不足以保住自己。只有脚上狠狠地踢,头上的乌纱帽才能牢牢地保住,这是贾雨村的一种心态。

包勇骂贾雨村是“没良心的男女”,书中写道贾雨村听得一个“贾”字,这是很妙的。如果说他全听到而不发怒恐不合适,写他听到了又装着没全听到,姑且当作是醉汉胡说,这又是贾雨村心态的另一端。他不敢发怒,是因为良心在牵制着,但面子毕竟比良心更重要,乌纱帽更比良心有用,让人咒骂“没良心”虽然难受,丢了乌纱帽失去了面子面具更难受,所以只好咽下被一个小奴才臭骂的气。中国官员这种面子大于良心、乌纱帽重于良心的心态是包含着不少苦衷的。

《红楼梦》写贾雨村的反踢一脚,并不是正面铺开地写,而是侧面地借别人之口说出。曹雪芹并没有把贾雨村写成一个简单的忘恩负义之徒。他踢了一脚,也是暗中行事,听到包勇的辱骂,也只能装聋作哑,这比现代某些公开声明“反戈一击”的伶俐人,面皮似乎薄一些,心态也复杂一些。现代人如果沾了某大官的好处,而大官一旦倒台,他们为了表示立场坚定和身心干净,往往慷慨激昂,咬牙切齿,不仅踢一脚,而且要踩上两只脚,甚至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不是反映现代人面皮愈来愈厚,良心愈来愈薄的倾向,我不太清楚。如果这种趋向属实,那么,几十年之后,贾雨村那种仅仅“踢了一脚”而且踢了之后还有点恻隐之心的形象,倒是很可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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