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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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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水浒传》,既忘不了其中的英雄,但也忘不了其中的“泼皮”。特别是忘不了英雄遇到泼皮时的情景,这种情景比秀才遇到兵还麻烦。

 “泼皮”这个词语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发明的,懂得汉语的中国人,大约能意会到它的精妙。流氓、无赖、痞子也就是“泼皮”,但都难以像“泼皮”这个词能够把一种“社会相”如此响亮地传达出来。

鲁智深、杨志等赫赫有名的英雄,都遇到泼皮。鲁智深的故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先回想一下杨志遇到泼皮牛二的故事。

牛二是当时“京师”有名的泼皮,人们都叫他为“没毛大虫”,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京师百姓,一见到牛二,都知道惹不得,连忙避开:“快躲了,大虫来也。”

杨志当时因为花石纲失陷,逃奔于江湖之中,后来虽然遇赦,但又被高俅拒绝重新起用,因此又再次流落江湖。英雄失意,连盘缠也都用尽。英雄的缺点,也是和普通人一样,需要吃饭,于是,杨志只好到市上去卖祖传的宝刀。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牛二。牛二抢到杨志面前问价,杨志告诉他,这是“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喝道:“什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杨志解释这不是店里卖的普通的白铁刀,而是宝刀。牛二就要杨志把“宝刀”的“好处”说明白,杨志没二话,就说明了宝刀的三件长处:第一件是“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是“吹毛得过”;第三件是“杀人刀上没血”。牛二听了之后,便缠住不放,要杨志把这三件好处一一证明。杨志也依了他,就当众剁了铜钱,果然灵验。牛二又要吹毛过刀,而且在自己的头上拔下一把头发递给杨志:“你且吹与我看!”杨志接过头发,照着刀口上一吹,那些头发都断成两段。到了此时,牛二不仅不放,而且继续耍赖皮。《水浒传》接着描写道:

 

牛二又问:“第三件定什么?”杨志道:“杀人刀上没血。”牛二道:“怎地杀人刀上没血?”杨志道:“把人一刀砍了,并无血痕,只是个快。”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杨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牛二道:“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杨志道:“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什么!”牛二道:“你将来我看。”杨志道:“你只顾没了当,洒家人不走你撩拨的。”牛二道:“你敢杀我?”杨志道:“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雠,一物不成,两物见在。没来由杀你做什么?”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偏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牛二道:“我没钱。”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杨志道:“俺不与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将起来,钻入杨志怀里。杨志叫道:“街坊邻舍都是证见。杨志无盘缠,自卖这口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这牛二,谁敢向前来劝。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什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水浒传》这段描述真是把泼皮的无赖劲头和英雄的无可奈何写得淋漓尽致。牛二这种泼皮的特点是不讲理,胡搅蛮缠,把无赖当作武器。你说杀人刀上没血,请你杀一个人给我看。英雄退让,要杀狗给他看,他又偏说不行。胡搅蛮缠的目的就是死皮癞脸地要杨志的宝刀。杨志要他给钱,他又来个“钱没有,只有命一条”,不顾死活地抢宝刀,端着“死皮赖脸”往杨志怀里冲,直逼得一个堂堂英雄进退无路,只好动起刀来。人们知道苛政和贫穷可以把人逼上梁山,不知道泼皮无赖也会把英雄逼得以身试法,不顾一切。

这个故事常使人感慨英雄的悲哀。如杨志这样的英雄,可悲哀之处就很多:满身勇武却无用武之地;酷爱宝刀却不得不为了糊口而拍卖宝刀;小心谨慎却惹得种种罪名。但最可悲哀的地方还是他遇到癞皮狗似的泼皮。这不仅使他陷入被戏弄的困境,而且被癞皮狗撞得一身脏。最后,还被泼皮逼得做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鲁迅先生说,我愿意自己的敌手是狮子、老虎、雄鹰,而不是癞皮狗,其道理恐怕也在于此。

秀才遇到兵,其麻烦也是无理可讲,即所谓“有理说不清”。秀才也有自己的“宝刀”,不过,他们的宝刀,也许是诗,也许是小说,也许是文学。他们遇到的“兵”,常常自称“战士”,其实也是泼皮。这种泼皮,比牛二高明一点的是会耍点笔墨,但其胡搅蛮缠的劲头和牛二完全一样。秀才遇到这种泼皮时,也往往是英雄气闷,步步退让。但也常常退让不得。例如“泼皮兵”批判“秀才”时,秀才本想沉默,但泼皮决不会答应,他一定会如牛二那样挑衅说:“你好男子,剁我一刀。”秀才知道倘若回“泼皮”一刀,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别想再过安静日子,因此还是沉默。但泼皮又会如牛二那样直钻入怀中,来个“生死存亡”的“阶级搏斗”,至少把秀才弄得一身不舒服。当代秀才难当,就因为文坛上牛二式的泼皮实在太多。

常听说,英雄身上既有虎气还有猴气。而泼皮身上决无虎气,他们只有猴气和比猴气还低劣的狗气。英雄与泼皮较量时,英雄的虎气全然被压抑住,就会感到特别痛苦。杨志如果遇到的对手是狮子、老虎,或者是李逵、武松,不管是打赢打输,总是可以试试自己的身手,让自己的虎气迸发出来,即使失败或战死,也不辱英雄豪气,并可证明自己乃是一种真实而强大的生命存在。唯独遇到牛二式的泼皮,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自认晦气。我常为杨志和杨志似的英雄感到难过,并为他们着想,凡是遇到泼皮式的对手,应当赶快避开为妙,就像聪明的京师百姓一样:“快躲了!大虫来也!

 

 

 

 

水浒英雄上山后便无个性论

 

《水浒传》描写了一些富有个性的英雄,如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但他们的个性都表现在上梁山之前。一旦上了梁山,从个体英雄变作集体英雄,便没有什么个性,也没有什么故事了。因为他们都在忠义堂的统一旗号下,听从宋江统一的指挥,一切行动都纳入替天行道的轨道。在宋江准备接受招安时,最有个性的李逵武松也只能埋怨一句:招什么鸟安,至于其他英雄,则连这点性格残迹也看不见了。特别是排座次之后,英雄们更是几乎成了哑吧,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其个性完全淹没在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中。难怪金圣漠要腰斩《水浒》,他实在接受不了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英雄形象。

这使我想起许多有个性的人物加入革命队伍之后泯减了个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一些革命英雄,在青年时代是传奇性的人物,很有思想又很有个性,但在排座次之后,却变成了一样的脸孔,一样的架式,讲一样的话,扮演一样的角色,全然没有自己的语言和笑影,不但失去传奇性,而且失去普通人常有的幽默,使人只感到人生的乏味和酸味。

我又想到在知识界也发生同样的现象。不知道怎么搞的,知识份子一旦成了革命知识份子,个人的故事也就没有了。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时代,许多教授都是很有个性的怪人,人们可以讲出他们许多生动的故事,但是,到了五十、六十年代后,教授们成了革命学者和革命干部,再也没有怪人,也没有生动的故事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统一的意志和步调,而这种统一,是缺少故事性的。文化大革命后,偶尔也听到他们的故事,但只是被改造时的故事,如杨绛昕写的《干校六记》中那种可悲的故事,故事里虽有笑,但笑里全是辛酸。

我因为感到统一脸孔的乏味,曾多次鼓吹应当允许怪人的存在,其理由是一个社会如果不允许怪人的存在,这个社会就没有生气,而且,就只能产生庸才和奴才,而无法产生人才和天才。这对文学创作尤其重要。巴赫金在他的文艺学论着中说: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见解中,人没有一点怪僻(各种表现形式的)就毫无价值。我很赞成这种见解。

我的意思不是怪罪梁山及其革命,而是怪罪英雄们的英雄品格不彻底,个性不强大,如果个性是强大的,那么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会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语言,就是在统一的替天行道的旗帜下,也可以思索是否存在,是否宽阔,是否可以多样,只有的名义而没有自己的名义是否恰当等等。总之,应当有自己的脑袋和嘴巴。即使不怀疑,自己也仍然是一个人,如鲁迅所说的,即使是战士,也不光只会战争,他们也吃饭,也性交,也有丰富多彩的生命。自然,要求有梁山泊的统一意志,又有个性的自由意志,确实不容易。自由意志一旦忽略统一意志,便是自由主义。诗人们屡屡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就是这两者的关系掌握不好。既然掌握不好,最好不要轻易进入忠义堂。倘若已进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无须以忠义堂成员的身份,写一律的替天行道的文章,而应以独立的人格参加文学活动,即使在现实层面上替天行道,在艺术层面上也应当超越于之上,这才可能保存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创造力。

 

 

 

 

《镜花缘》的针锋相对

 

作为文学作品,《镜花缘》读了一遍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作为思想文化史的材料来读,其中却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提出以往被轻视的妇女问题,抗议对妇女的压迫,为妇女请命,并为妇女展示一些自由平等的理想国,如君子国、女儿国、黑齿国等。周作人曾说,五四运动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了人,妇女和儿童,而我认为,这只能说是重新发现,因为在五四之前,从文学上说,《红楼梦》早就真正地发现了妇女,而继《红楼梦》之后,《镜花缘》又是另一部发现妇女的长篇。

《镜花缘》为妇女请命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但是,它那种针锋相对的两项对立的思维方式,我却不赞成。当然这种男女两项对立的思维,在《红楼梦》里也有。曹雪芹让贾宝玉说出的那个观念: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过去说男人干净女人脏,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就说男人脏女人干净(尤其是未沾男人的女子),都属针锋相对。这种思维特点在《镜花缘》里就更明显。例如,《两面国》反对男女贞操问题的不公平的两面标准(即对男人的标准可纳妾,对女人则是另一种标准不可多夫)是可理解的。然而,为了达到一个标准的理想,那些妇女使用的针锋相对的手段和语言却有点使人纳闷。例如《镜花缘》第五十一回中,那位两面国的盗王想收唐闺臣等作妾,而这位盗王的押塞夫人便勃然大怒,不仅把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而且针锋相对地威胁他的丈夫说,你如果讨几个女妾,我就讨几个男妾了。她说;

 

    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允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做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故典,并非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这位压塞夫人的勇敢、泼辣自然是可嘉的,但是,她这种你娶女妾,我便娶面首的针锋相对的办法,却只能说出于无奈,若真的当成妇女解放的原则,那也很麻烦。试想,如果这样循环下去,一个家庭中,一面是多妻,一面是多夫,形成两个阵营,你嫉我妒,势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安宁的日子吗?倘若连安宁日子也没有,天天斗,月月斗,烽烟四起,还有什么幸福和解放可言?

 奇怪的是这种针锋相对的妇女解放法还一直延伸下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维方式也是两项对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活文学与死文学;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与社会文学;廊堂文学与社会文学;都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所以陈独秀在提倡国民文学的时候,也同时提出打倒贵族文学。其实,贵族文学作为另一个时代的文学,是永远有它的价值的,是不该打倒的,而且也绝对打不倒,而平民文学如果没有一点贵族文学精神的洗礼,也会太俗太粗。这种针锋相对的精神反映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就是娜拉精神。娜拉不愿意当丈夫的傀儡,要独立,这是非常好的,但她的办法是和丈夫决裂,定出家庭。当时的改革者都觉得痛快,唯其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即娜拉走后怎么办?”细想起来,娜拉走后的问题实在是一大堆。

中国的娜拉走了几十年的路之后,到了下半个世纪,她们发现自己是半边天,而且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口号:男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然而,这种口号一提出,许多懒惰的男人又窃喜,因为他们本来撑着整个天,现在只要撑着半边天就够了,本来只能是男人做的粗活重活,包括扛大石头,挑大粪,开山筑坝等,女人也得干了。之后,又派生出一大堆问题,即她们既然要干,就得有好立场好思想,于是,就得改造,于是,就得下乡,于是,就得和男人在风里雨里搞竞赛洗脑子。这样,又生出一个问题,即妇女的精神气质逐步男性化,除了力气增大之外,嗓门也增大,不仅开批判会时嗓门大,而且在家里嗓门也大。小说和电影里的李双双性格,就是中国当代妇女男性化之后的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胆子大嗓门也大的性格。这样的结果,是女子愈来愈累,五四之前,中国妇女没解放,肩上只要挑家庭的担子,现在解放了,则必须同时挑社会上的政治担子、经济担子,变成了双肩挑。而男人们呢,有的暗暗窃喜,有的暗暗担忧,而更遭的是男人在辣椒般的女子面前,为了自己的安宁,只好甘拜下风,低声下气,于是,惧内病不断蔓延,不少男人竟因此女性化,男人变成男旦,阴盛阳衰。到了这个时候,男人们和女人们才逐步意识到,无论男人解放还是女人解放,用你娶女妾,我偏娶男妾男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的办法未必精当。总之,女子解放是必要的,但为解放而斗争的对象恐怕不是男人,而是其他比男人要麻烦得多的一些问题,但男人的专制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刑天的误读

 

古代诸神中有一名叫做刑天的,虽然没有头,但仍然挥动着武器继续战斗。所以诗人陶潜对他十分崇拜,有诗赞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直到今天,刑天的英雄形象仍然是勇于斗争的人们的榜样。

然而,我以前与许多勇于斗争的朋友谈论刑天时,发现他们对刑天有一种奇怪的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误读,即认为这个榜样说明:没有头脑也可以当英雄。只要猛志(即战斗意志)在,有没有知识都无所谓。

这种误读真使我惊叹不已。并使我发现原来我们都曾经是没有头颅的斗士。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事实上没有自己的脑袋,什么都按照最高指示办。今天最高指示叫革命,我们就革命;明天最高指示叫革革命,我们就革革命;后天最高指示叫革革革命,我们就革革革命。那时我们的基本口号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路线不能丢,虽然悲壮,其实是轻松的。因为我们在精神上,本来就没有头,因此,断不断头实在是无所谓的。尽管没有自己的头脑,但猛志确实还是有的。

这使我想起各种英雄模式中,是可以增添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天模式的。这种英雄或许可以叫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为什么干而干得非常悲壮和勇猛的英雄。这种英雄,实在是非常可爱的,他勇敢,有斗志,有毅力,又不会闹独立性,闹个人主义,是一种非常坚定又非常听话的英雄。如果从作战的效果来看,是非常理想的战士。

当然,由于这种英雄没有头颅,就不会思想,也就会产生另一些麻烦。例如,他是否分清什么是正义战争和什么是非正义战争?是否会想到许多战斗是犯罪的,是否能想到自己的上司也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大蠢物,根本就不值得为他赴汤蹈火等等。据说刑天的眼睛长在乳头上,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会因为看不到远处而受骗等等,也都是个问题。这些问题又使我想起陶潜的话,并且怀疑一个英雄在没有头脑的情况下,光有猛志好不好。

最近,我正在告别诸神,开始不喜欢以头触天的革命派共工,也不喜欢老是补不好天的并把我当作多余的石头的女娲,现在又有点怀疑机器人似的刑天,也许,也得告别这位猛神。

 

 

 

 

 

庖丁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从小就知道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并因此崇拜庖丁。在我的潜意识里,早已有了庖丁的名字和他那种游刃有余的功夫。我不把庖丁视为屠夫,而是视为我国古代具有运作能力的技术专家。按照现在中国的标准,他也属于知识份子的范围。虽然他不可能持有相当于大专的文凭,但他的技术如此高超,只要识字,是可以破格提拔的。即使不提拔,在文盲很多的乡村,他也肯定属于知识份子阶层,无论是清算知识份子还是推崇知识份子的时候,必定都要牵涉到他。

因为崇拜他,我常替他着想。而且曾假设他进入现代社会,如我辈一般,可能遇到种种困境。

首先,庖丁是不是能跟得上形势,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如果他恃才傲物,走纯技术的道路,不问政治,那么,他就等于走白专道路。一九五八年他便是白旗,属之列,如果此次他蒙混过关,到了文化大革命,可能也属反动技术权威

与此态度相反,如果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技术专家,那也有许多问题,例如,他会不会因政治挂帅而鄙薄技术,热衷于用解人(主要解人的思想),失去解牛的专家本色。

如果他运气更好一些,成了技术干部,当上一官半职,是否会以对付牲口的习惯对待人,忘记宰牛与管人及管企业是极不相同的。人此牛娇嫩得多复杂得多,又会说话,因此便爱发牢骚和要求言论自由,对付人需要另一套学问。面对新情况,他是否肯放下架子读书重新学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是庖丁可能发生的特殊问题。这就是他适应了现代社会,一切都很好,上述诸问题均不成问题,既不走白专道路或被打成右派或反动权威,也没有抛弃本行当上技术官僚更没有欺负老百姓,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知识份子,既不忘本职工作,又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但是,由于老实,他终于真的把自己改造成一条革命的老黄牛俯首甘为孺子牛,非常温和驯服,没有任何脾气。到了这里,就发生一个特殊问题,即宰牛者变成,如一般驯良,精神气质被牛所同化,那么,牛化了的庖丁是否还有力气和勇气去解,或觉得解牛有罪,下不了手。如许多知识者认为知识愈多愈反动,他是否也会认为技术愈好愈反动。这个心理问题也很麻烦。不过,也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出路:让他停止宰牛而当一个技术顾问。这样自然两全其美,但庖丁是否安于寂寞,也尚待研究。如果他还硬是要作些贡献,那就涉及到要不要办个技术学校,让他挂名当校长,倘若安排得当也不错,一可赚钱,二可使他安心渡过晚年。总之,都是很费脑筋的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再想下去就要打破我脑子中所崇拜的游刃有余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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