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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语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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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语天涯》(3)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独语天涯》(3)

“我是谁”的叩问

 

190  八十年代初,有一句话总是留在我的记忆中:人们必须作极大的努力──然后才能醒过来。这是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在纪念大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时说的。(转引自《哲学译丛》一九六三年第七期)二十年前,我正在致力于从睡梦中醒来。我已沉睡了整整一个青年时代,如果睡眠继续伸延,连中年、晚年也浑浑噩噩,那么,我此生的便是假象,唯有死是真实。我必须醒来,醒来也许也需要整整一个时代。醒,是生与死的转换。

191  沉睡得太久了,睡得忘了我是谁,睡得忘了生命的本真与本然。那个赤条条的农家子到哪里去了?那双明晃晃的孩子的眼睛到哪里去了?那副暖烘烘的书生胸襟到哪里去了?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自己。连自己也找不到的寻找不是悲歌是什么?

192  要向人们承认,我确实中过魔。着了魔在沉睡中得了本体病:我丢失了自己。我喜欢浮士德也喜欢堂·吉柯德,但更喜欢后者,因为他更天真。他就坦率地承认自己中了魔:我心中明白,我清楚自己着了魔,知道这一点就足矣,我的心中就够踏实了。唯有坦白,才能踏实。我必须坦白自己曾经中了魔法,我必须从魔法的笼罩中逃亡,逃到天涯海角,逃到这静谧的、只有天籁、少有人籁的果园。 

193  一位法国思想者说,笛卡尔发现独断论是沉睡。不错,独断论从人们身上夺去了叩问,夺去了生龙活虎的思索,只留下睡眠。独断论是沉睡,宿命论是沉睡,历史必然是沉睡。理论制造沉睡,教条成了催眠曲。
他人的沉睡是打鼾,我的沉睡是麻木。被人吃没有感觉,参与吃人没有感觉,自己吃自己没有感觉。显然中了魔。我呼唤大自然帮助我,呼唤草地与果园帮助我,呼唤天真的孩子和尚存天真的老人帮助我。我需要美的疗治与意义的疗治。

194  苏醒了,迷蒙的眼睛张开了。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第一个问题便是我是谁?环顾四面八方,环顾青山与绿水,环顾大海与云霞,小声地问,撕肝裂胆地问:我是谁?问题就是钟声,问题就是吶喊,问题就是大觉醒。尽管问题滴着泪,但我已从问题中翻过身站立起来。有质疑才有尊严,有叩问才有生命大激流。我是谁?我要像狮子那样长吼,像奔雷那样在云层中爆发出巨大的响声。

195  诞生于黎巴嫩的伟大诗人纪伯伦在《沙与沫》中说:只有一次我无言可对,那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无法回答,他只能说:上帝的第一个思想是天使,上帝的第一个字眼是人。人太丰富了,人太精彩了。太丰富了,太精彩了。说我是天空之子是对的,说我是大地之子也是对的;说我是大河是对的,说我是河边上的一颗沙粒也是对的,说我是森林中的一片叶子也是对的;说我是太阳、是黑夜、是雄鹰、是啼 、是鲜花、是野草、是向导,是迷路者……都是对的。我是一个世界,我身中的内宇宙有着无数日月、无数星辰、无数霓霞,那里也是无始无终、无边无涯。人间的字眼太有限,一千个概念也无法把我界定。

196  一切都可以放弃,除了我的七弦琴。牧羊出身的俄罗斯天才诗人塞盖伊·也塞宁就是这样把诗歌视为高于一切。人本来就丰富,诗人则更加丰富,所以他说:我将永远不能和自己讲和,我对我自己是陌生的。他是永恒的宇宙浪子和世界游民,心灵五彩缤纷,情思溢满天际海角,我们该说他是谁?是大舞蹈家邓肯的情侣?是托尔斯泰孙女的丈夫?是同路人?是反革命?什么字眼也不能把他描述,把他确定。一确定便是死亡,无数雄姿英发的大生命就惨死于确定之中。叶塞宁逃避和反叛他人的确定和自己对自己的确定,所以他对自己总是陌生,总是超越,他的歌唱总是不重复自己。

197  确定是一种专制,命名是一种暴力。一个丰富的、精彩的生命存在一旦被命名,一旦被简化、被本质化为一个分子,一种概念,这个概念,这个名称,就是凶恶的狼牙、残暴的锁链,就是暗无天日的囚牢。

198  命名时主体被外界强行注入黑暗,注入本质,被强行改变原先的生命内涵。原先主体中的自由、光明、思索全被剥夺。被命名之后,母亲不认识,朋友不认识,她们都躲得远远,像逃离瘟神、病菌、魔鬼,最后,被命名者也不认识自己,黑暗吞没了他的记忆与信心,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正是被命名的黑帮与害人虫。 

199  我是谁?暴虐的命名者告诉提问者:你是国民公敌,你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提问者说。可是提问者的同事、朋友包围着他,手指顶着他的额角:你就是国民公敌!接着是兄弟、儿女、妻子加入了包围圈,也用手指点着他的额角:你就是国民公敌?提问者迷惘了,不知道自己是谁,终于接受了国民公敌的命名,背叛了自己。最后的犹太,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200  Q一直搞不清我是谁谁是我,自己的名字与祖宗的姓氏一团模糊。麻木与浑浑噩噩倒也自在,可是,在坚硬的拳头打击下,他却立即确认我是虫豸。只有承认自己是虫豸、是猪狗才能逃出劫难。天地不仁,使权势者视百姓为虫豸、为刍狗。

201  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风烟中,我曾经像一只颤动着双脚的兔子,竖起耳朵听着平素仰慕的权威学者确认自己等于零,即所有的著作均无价值,而且确认自己是个负数,即连人也不是而是害人虫、是牛鬼蛇神,是落水狗。这种负数的确认虽然践踏自己的心灵却获得一条出路。负数有时可以成为生命的救星。只是,它一直成为我双脚发颤的噩梦。

202  一九七九年底,中国女作家宗璞终于发出一声我是谁的叩问。她的小说《我是谁》的主人公、女教师韦弥,就是一个生命的负数。她的丈夫自杀,她自己被剃成阴阳头,被夺去全部女性的美,一切感觉都已麻木,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变成虫子。虫子的眼睛张开着,于是她看到其它教师也是布满伤口的虫子,全是一本正经的爬虫。麻木的虫子爬着还能活,可是她偏偏梦见虫子们突然变成雁群,在黑暗的天空中排成明亮的字。人字出现在灵魂的上空,还能甘心作为爬行的虫豸吗?雁群的启迪,使她知道我是谁,也使她落入更痛苦的深渊。

203  贱民的儿女与奴隶的儿女在童年时代不知道我是谁,于是,他们照样在河流中戏水,在沙土中滚爬。待到有一天,他们被告知乃是一个贱民之后,他们才感到天昏地黑,知道这个世界不属他,他将永远生活在欢乐与尊严之外。知道我是谁,往往是大不幸。

204  命运之神给少年无辜者一个绝望的通知;你是谁?知道吗?你是黑五类的子弟,你是贱民之子。这是一个晴空霹雳,一个黑色的轰炸。在这一瞬间,少年无辜者完成了一种绝望的自我意识:我是非人,此后家乡、祖国、校园、大地不再属于我。我的名字存放于悲惨的另册之中。第一个给贱民之子送去你是谁的通知的人,心灵必须是一块铁石。

205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走火入魔,竟忘了我是谁。当黄蓉告诉他,只有一个名叫欧阳锋的人可以和你一比高低,他更想不清此人是谁。而当他一旦知道我是谁之后也就疯了。

欧阳锋是个枭雄,他知道我是谁之后而发疯,尚有些悲壮。而贱民之子知道我是谁后而发疯,则是令人伤心惨目的悲哀。

206  我是虫豸吗?!是我自己变成虫豸,还是社会把我变成虫豸?平地一声雷,中国作家发出这一声叩问酝酿了三十年。可是,比起卡夫卡,却又迟了七十年。天才的卡夫卡,在世纪之初就预见,人类将会在某一个瞬间被外在的力量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变形记》第一句话便是: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如果格里高尔·萨姆是人类的符号,那么,他经历的是一个伟大的觉醒的早晨。在这个早晨里,他发现人类丧失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自身。

207  一个德国人预言,人在进化的链条上往前走,人将变成超人,这是尼采;另一个德国人预言,人在进化的链条上往前走吗?人将变成非人──甲壳虫。这是卡夫卡。谁是谁非?到了世纪末,人类发现自己个个背负着甲壳,这就是机器。人成了机器的奴隶、计算机的附件。不仅战场上士兵用坦克、飞机作为自己的甲壳,而且所有城市的居民把汽车和房子当作甲壳,人际的温暖已经消失,世界变成很寒冷。连母亲都讨厌自己的儿子,妹妹都憎恨自己的哥哥。而政治权力则迫使自己的人民个个带上钢铁一样坚硬的面具,没有谎言就不能生存。

208  在古希腊,人类因为处于幼年时期而像俄底浦斯王那样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不认识自己的历史与祖先,即不知道谁是我。而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眼睛却发生另一种迷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不认识自己,即不知道我是谁?纪伯伦在我是谁的提问面前感到难以回答是因为人太丰富,而卡夫卡在我是谁的提问面前感到难以回答是因为人太荒诞,于是,他提出的是更高的哲学怀疑:我是人吗?这一怀疑,便是二十世纪的大苦闷。

209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的文学叙述者都是全知全能者,并不叩问我是谁?而新文学运动则一开始就发出我是谁的叩问。我是狂人吗?他们认为我是狂人就是狂人吗?他们认定自己是圣人就是圣人吗?食人者自称是圣人,我看到食人者食人却被视为疯子,这是合理的吗?可是四千年的说教都说这是合理的,所以我要戳穿这些说教。

210  文学上的全能者正在消失,但现实中的全知全能者却很强悍。他们指鹿为马,指人为牛为虫为螺丝钉。他们规定我是谁,如果我不知不觉,便无灾无祸;如果我有知有觉,质疑一下这个谁,便难以平安。谁想过安稳的日子,谁就该收起我是谁的叩问。

211  从东风漂流到西方,走出一个文化困境,又走进另一个文化困境,两边仿佛都是家园,两边仿佛都是墓地。情感的乡愁随风飘荡,一会儿落在蓝水的这一岸,一会儿落在蓝水的那一岸。我是谁?我是此乡人,还是异乡人?我是生活在两道光明之中还是两道黑暗之中?我是被两片大地所组合的完整人,还是被一片汪洋大海所割切的分裂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至今朦朦胧胧,若明若暗。 

212  故国给我一张护照,但不给我绿卡,我的住房被没收,我的著作不能自由出版,我的思想与文字在祖国没有居住权。
  异国给我一张绿卡,但我不要护照,我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身份证是分裂的。人是身体、灵魂、身份证三位一体的生物,可是,我被切割成碎片。我是谁?我是整体还是碎片?是完整的钟表,还是摇动的钟摆?还是破散的零件?

213  突然想起英国荒诞派剧作家哈罗尔德·品特(Harald Pinter),想起他的影影绰绰、缥缈不定,想起他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看管人》和剧中的流浪老头儿戴维斯。他被带到一间常常漏雨、天花板上总是挂着一只吊桶的破旧房子,出于同情,主人让他住在这里,而且要让他管这所房子,可是,需要他的身份证,仅管他是个能干的一直在做着服务工作的人。为了身份的证明文件,他必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叫锡德克普的地方去取,必须去那儿,不然,我就完蛋了,可是,天一直在下雨,他又找不到鞋子,因此,他永远去不成,永远也无法证明自己是谁?也就无法签订一份看管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的契约,最后,无论他怎么乞求,还是被轰走。
  我记得我的同时代人,都是戴维斯式的看管人。有的被安排看管一台打字机,有的被安排看管来张病床,有的被安排看管三只牛或马,有的被安排看管四辆或五辆自行车,有的被安排看管六个烧开水的锅炉。我认识一个知名作家,看管了七个厕所。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有贵贱之分,这是革命国度的好处,但都需要身份证,没有北京户口证明文件,是不许在北京扫厕所的。烧开水也要警惕,没有身份证的人,可能会在水里放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214  我自己也想当个看管人。只想管住自己的灵魂。当下世间,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骗子痞子横飞四野,物欲到处奔流,做什么坏事都是天经地义,我应管住自己的灵魂,守住做人的边界。我是谁?我是看管自己灵魂的人。这算角色吗?这是拿得出手的名片吗?我又是犹豫与彷徨。

215  有时也找自己的角色?小女儿问:你写人论二十五种?我属哪一种?你属哪一种?我说我在二十五种之外,属于雾中人。我时而脚踩大地,时而浮游雾中。我看世界,常常如同雾中看花,料世界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地上的强者们追逐桂冠、追逐名位、,还追逐轰动,可我只能在云雾中吶喊几声,朦朦胧胧,与爱我的同伴作个呼应,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我也有声音。

216  有时从空中落到地上。如今地上到处是网络。政治网络,物欲网络,人际网络等等。一进入网络就不再是自己,一进入底盘就跟着转。中是结构性的运转,只有充当个螺丝钉与珠子才安全。文化大革命时,整个中国是个巨大的转盘,个个都是转盘的珠子。我是谁?我是跟着转的珠子。如今是另一种转盘,另一种珠子,可是我,却是一粒跳出转盘的珠子。我是谁?我应是外人,栏外人。

217  思想者是如此确定,又是如此不确定。说我思,故我在是对的,说我思,故我不在也是对的。我就生活在这对美丽的悖论中。只有思想时,我才存在。只有在自由表达时,我才存在。我远离高盖山下图画般的乡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漂洋过海,不为别的,就为一个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起来。美国这片土地的长短优劣,让人们去作千秋评说,而它能给予我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便觉得它好,觉得我在。

218  爱默生曾经如此自白:我昨天不是笑就是哭,夜里睡得像具死尸,今天早晨又站又跑,我会是别的什么呢?……我可以用任何生物、任何事物的名字来象征我的思想,因为每一种生物都是人的代表或感受者。(参见《美的透视》第16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也许和爱默生有同感,于是,问起我是谁,我便回答说:我是可能性。我是不确定的潜伏着多种可能的生命体、思想体。我读书,但不能只读人们规定的书;我思想,但不能按照人们规定的思想去思想。我超越他人也超越自己。当我的思想与情感达到高峰体验时,我忘了我;当我与宇宙韵律同一节拍时,我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说,我思故我不在──我思故我无法确定我。

219  我最喜欢的人生格言是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尔(1623年至1662年)的这一段话: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要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如此伟大的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的幸福就在这在尊敬。(此段译文采用《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第20页)


  帕斯卡尔的话是真理。我的人生的幸运就在于领悟了这一真理并把它镌刻在心灵的深处。于是,我知道:因为我自由思想,所以我赢得人的全部尊严和全部价值。我是谁?我是会思想的一根苇草。

220  傅柯(Foncanlt)在一九八二年这样说:或许,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只要有权力关系,我们就有拒绝的可能与必要。庞大的权力关系每时每刻都在规定我们是谁。规定之后,便是支配与控制。在权力的牢笼中,我们被规定为机器、工具与奴仆,反抗这种规定,就会被指责为狂人、疯子和异端。拒绝我们是谁,便是拒绝权力强加给我们的非人本质。拒绝,是对牢笼的冲破;拒绝,是主体的屹立和解放。

自嘲书

 

221  小女儿读了《人论二十五种》后问﹕爸爸,我属于哪一种人?”“你自己认吧!”“我大概属于俗人。孩子心地单纯,敢于承认自己是俗人,其实,谁能免俗。人们说我是雅人,不错;说我是俗人,也不错;说我是高贵者,不错;说我是卑贱者也不错。我不是在和李泽厚一起谈论吃饭哲学吗?不是也食不厌精、为食无鱼而牢骚吗?不是也曾为能当上一个什么委员、什么代表所长而在心里美滋滋俗腻腻有什么两样?

222  伟人号召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我和同行们一样,也把尾巴夹得紧紧,丝毫不敢放松。生有双眼,但不敢坦然地看看四面八方。圣贤号令去跳忠字舞,我立即修容整装,到街头摇头摆尾,跳得酸溜溜。生为学者,却像戏子那样搔首弄姿。所以我说,我也参与创造那个又酸又辣的时代。

223  雷锋说﹕对人民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冬天那样冷酷无情。领袖说﹕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便对着那些人造的敌人──那些在泥巴里滚爬一生的兄弟喊叫、咆哮,勒令他们坦白交代,轻易践踏他们那份朴实的尊严。那时候,我哪里是人,完全是冬天,完全是冰寒雪冻、暴虐暴躁的冬天﹕僵冷的面孔,僵冷的心,僵冷的语言。

224  中国古话说,墙倒众人推。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一倒,亿万民众全都走向推他的行列,雄赳赳,气昂昂,个个脸上都有义愤状。我也是众人中的一员,也面对已经倒了的墙莫名其妙地义愤填膺。时间过去之后,我在八十年代被人们视为也是个启蒙者,可我记得自己是蒙昧到极点的乌合之众的一个分子。

225  明知自己的老师已被五花大绑地推上大街示众,明知自己敬重的诗人正在牛棚里呻吟与哭泣,明知把无常鬼的纸糊高帽戴到老学者头顶不对。明明不满,明明怀疑,却随着大流跑到天安门前对着领袖欢呼,差些也滴下感激的眼泪,不知兴奋什么,不知感激什么,空空洞洞对着空空洞洞,疯疯癫癫对着疯疯癫癫。

226  母亲二十七岁就守寡,做牛做马养活我和我的弟兄,天底下哪有什么情意能比得上可怜的母爱。可我却那么轻易地背叛母爱。在青年时代,竟天天唱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把受苦的母亲看得无足轻重,把大慈大悲的娘扔到九霄云外,还说这才是革命。革命就该拋弃母亲,革爹娘的命吗?

227  那时候才二十多岁,一身风华,满脑记性。人家背诵《老三篇》,我还外加多背了《反对自由主义》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大半。不是为了显耀记性,而是为了显耀革命性。想比战士更战士,想比革命更革命。原始人用树叶子给下体遮羞,现代人用布匹和革命辞句遮羞。可是同事们只用了三篇,我却用了五篇。已经当了十足的精神奴隶了,还想压倒其它奴隶。

228  少年时把苏联当作神庙,对北边的老大哥崇拜得不得了。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乌克兰大白猪,我和同学们都说老大哥就是神奇,连猪也比我们的猪肥大。青年时把毛泽东当神庙,供奉红色太阳神,没有资格当他的红卫兵,也想挤进它的赤卫队,好端端的心变得黑乎乎,还说太阳照得我们心里亮堂堂。中年时又把老学者当神庙,拜了死的拜活的,拜了日神拜月神,熬过了热气熬冷气。走出神庙之后才明白﹕迷信不仅使人变得很矮小,还使人活得非常累。

229  社会科学院的人本是文雅书生。文化大革命时却到处抢劫,像土匪一样地到教育部、统战部抢劫档案。我曾经为不能参加这种革命行动而抱屈。如果我有资格,可能也会和他们一起去当土匪。此时,想起这些往事,才知道官与匪往往同质。君子与小人、革命英雄与土匪之间只隔着一道小门坎。

230  老是充当群众的尾巴。一九五八年当了一回群众的尾巴,结果是大激情之后蒙受大饥饿,差些饿死;第二回是六、七十年代,充当了红卫兵的尾巴,糊里糊涂、浑浑噩噩跟着他们满街跑,结果是大狂欢后蒙受大折磨,他们到北大荒,我们到五七干校。一九八九年第三次当尾巴,又是浑浑噩噩跟着情绪走,一直到鲜血横流处。最后一次本是尾巴,却被认为是群众首领。

231  本想好好当人民,可是时势不支持。它叫我们去斗争,去横扫,结果当了暴民。当了暴民心绪不定,要求当顺民。充当顺民本该像牛像马不说话,偏偏路见不平爱开口,于是,变成了今天漂泊四方的游民。大地混混沌沌,我亦跟跟跄跄。

232  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我先是逃到南方躲藏起来,后又逃离国门,即使是留在国内,也一定是到处逃窜,不愿意当英雄烈士。在逃亡的路上,我才想到自己曾经十遍百遍背诵过唯有牺牲多壮志的诗句比较容易,真去牺牲不容易。中国知识者总是充当两种角色,一是英雄;一是受难者。前者想救他人,后者想让他人救赎,就是撑不起独立的骨架。直到逃亡之后,才想到充当另一角色。

233  从东方逃到西方,见到第一位好友就说﹕这回我可斯文扫地了!在逃亡的颠簸中,只知道活命第一,哪里还记得什么文人衣冠、书生模样。往日的温文尔雅全都灰飞烟灭,只剩下一脸胡子,一身汗气,一双疲惫而迷惘的眼睛。斯文扫地,多失面子。然而,有这次破碎,才有灵魂的重整。破碎是幻灭,有幻灭才有飞升。

234  斯文扫地固然丑陋,但能把良心看得大于面子,能看透宫廷墙内的峨冠博带和宫廷墙外的蝇头小利,让母亲赐予的天性,痛快地燃烧一场,还烧掉自以为美丽的空壳与架子,应当也算是心灵的胜利。只是想起满身污泥,不免对着荒诞的故事叹气。

235  明知赌博不是好事情,可是一见到金碧辉煌的睹城就兴奋,总想进去试试自己的运气,老是被飘渺的希望蛊惑着,赢了乐滋滋,输了垂头丧气。进了睹场,才知道欲望的强大,人性的脆弱。苏格拉底早就说﹕人应当认识自己的欲望。到了自由世界,才知道自己老是被欲望骚扰着,差些当了欲望的傀儡。

 

自白书

 

236  幼年时失去父亲之后,我常独自仰望星空。觉得远走的父亲在天上,留下的母亲在地上。于是,我一面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在贴近大地母亲时获得力量,一面则像影片《Lion King》中的小狮王在思索天空贴近父亲时获得力量。这双重力的源泉,使我无法躲藏在象牙塔之中,注定要热烈拥抱社会、关心民瘼;又使我喜欢倾听天籁,喜欢梦想、瞑想、玄想和心灵的飞升,无法像动物那样在名利的沙堆里爬行。

237  我是一个矛盾体,一个多重体,一个杂体,一个混凝体。有时很重,有时很轻,有时轻重各半。有时像孩子,比女儿还像孩子;有时像老朽,朽得什么都不想动。有时像个导师,非常严肃;有时像只猴子,十分刁顽。进入书本时我会废寝忘食,进入游乐场时我也会流连忘返。有人说我温和,不错;有人说我粗暴,不错;有人说我勤奋,不错;有人说我懒惰,不错。

238  心灵仿佛也是个分裂体,时而像太阳,时而像黑洞,时而布满晨曦朝霞,时而布满乌云暴雨。时而清新得像一滴露水,时而混浊得像一团混球。常常想当基督的信徒但也常常觉得可以做撒旦的朋友。

239  逃亡逃亡,逃离政治,逃离粪窖,逃离噩梦,逃离死亡的阴影,逃离各种地狱,最后才知道最难逃脱是自我的地狱。自我无数,自我心中的地狱无数。自我之中确实有善,善可以凝聚成一个天国,但是自我之中又有无数的恶,各种恶都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我的好处只是老想到戈尔丁的《蝇王》所作的警告,恶是人类的天性,正如蜜蜂酿蜜一样,人类的恶难以制止,时间也难以制止,作为一个正常人,要尽力逃离恶。

24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的哥哥的信中说,应把人类的头脑与心灵分开。他自己正是一个仰仗心灵写作的人,即把全部生命投入写作的人。创造技术工艺与创造科学理性,只需要大脑,但创造文学则需要大心,一颗能包容人类全部苦难的大心。有一朋友来信对我说﹕读你的书,便知道你是两个人,既是理性中人,又是性情中人,而两者都是真实的。这一评说使我非常高兴。
  我确实有时用生活,有时用生活。用脑思虑世界的我与用心思虑世界的我常常冲突。康德说他一生在心灵中展开。

241  李泽厚和我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之后,国内的革命激进论者与海外的民主激进论者都加以谴责,于是,有些人便嘲讽说﹕此书两边不讨好。听到这种说法,我便想起一八五六年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后写给妻子的信,信上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引自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78页)我所以记住托克维尔的话,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是一个不会讨好任何人的人,面前始终只站立着两个让我对他忠诚的无言的巨汉﹕历史与真理。

242  每天,我与之博斗的唯有时间。我知道时间不会对我特别仁厚,他像消灭所有人的青春活力一样,也会最后消灭我的活力。我害怕我的畅游于生命之中与畅游于历史、宇宙之中的思想有一天也会被消灭,所以我必须抓住今天,抓住每一个早晨与黄昏。如果说我也有长处,这长处首先是害怕丢失时间,所以一直努力耕耘;其次是不害怕贫穷,所以耕耘得很从容。

243  我是个农家子。当我还在乡间小路上踉踉跄跄学步时,就羡慕小鸟、蝴蝶与苍鹰。一个从小就醉心于天地间翔舞的生命,一个听惯了婉转的莺歌和大旷野中的唢吶的生命,长大之后却生活在一个需要充当螺丝钉的社会里,于是,我便感到自己与时代不相宜。

八十年代初期,我像刚跳出笼子的鸟儿,在天空与大地上着实痛痛快快地飞翔了一阵。那时候,我确实感到生活值得爱。也是那时候,我悟到﹕好的生命故事应在笼子之外,而不是在笼子之中。

244  我的远祖是从动物世界里走出来的生物,并无天使的基因,因此,他人所有的恶在我身上都可能发生。正因为这样,我总是不断地对自己提出质疑,不断取,不断舍,不断与心中的魔鬼较量。 

245  第一视角看到大墙之内的牢房是地狱;第二视角看到大墙之外的他人是地狱;第三视角看到没有大墙的自我也是地狱,而且是最难冲破的地狱。因为自我也是地狱,所以恶才难以防范,并导致人生各种曲折的命运。

246  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作家与学者,但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人,一个曾在时间与空间中争取过意义的人,一个和阳光下的猪、鞭子下的牛、绳索中的狗有区别的人,一个敢于坦然地抬起头来看看世界又敢于迈出矫健的双脚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的人,一个无须依靠权力的支撑却能活得十分真实的人。

247  没有人可以让我委托良心,也没有人能接受我的良心的委托。一切都只能自我完成。良知的委托者与守卫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穿任何盔甲、手无寸铁的你自己。

248  整个青年的时代,我都生活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笼罩之中,舵手的名字成了垂挂在我脖颈上的救生圈,以为没有这一救生圈就会在大海里沉沦。我的觉醒就是意识到没有这一救生圈也能活得很好。救生圈就在自己的手上,自己正是自己灵魂的船长与命运的舵手。

249  进入中年之后,我便拒绝捆绑在任何战车上。无论战车是贴着帝王的标签还是人民的标签。任何政治集团都是战车。它只能把你带进他们规定的目标,不会给你以自由。

250  大自然一直是我的伟大导师。师高山,师大海,师星空,师小草。造化时刻都在创造,春天夏天在创造,秋天冬天也在创造。连死亡也是造化创造的手段。有死亡才有繁衍。我的身躯和它所负载的精神,也是造化的一部份。它在进入坟墓之前,已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幻灭就是一种死亡;友人的去世,也是我身心一部份的死亡。这些死亡使我悲伤,但其死的信息也加入我的创造。

251  歌德说过一句话﹕有成果才是真的。鲁迅也说过,要有创作实迹,千万不要充当空头的文学家。歌德和鲁迅的话使我不敢活得太轻松,太高超,也不敢轻信述而不作的空灵哲学。

252  虽不在乎输赢。但我一直避免成为这样一种失败者﹕来到这个人住的星球上,却全然不知人生的意义。

253  只要真诚,即使走了错路也值得。错误是生命现实的一部份血肉。错误中有人蒸气。它反映着曲折人生中真实的努力与挣扎。真诚,这是我内心最高的法律。

254  思想使人从自然进入历史,又使历史进入心灵,最后又使心灵进入永恒。自从我明白人最重要的是应当有思想之后,我阅读书本与阅读社会便有源源不绝的心得。 

255  我一直感激全世界的人道主义作家。因为他们创造的许多沉重而苦难的生命走进我的心中,使我的人生难以轻浮。

256  加缪在鼠疫中批评世界上许多人不认识自己,在他们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我讲忏悔意识,就是提醒﹕在东方的政治鼠难中,每个中国人都曾经是鼠疫患者,身上一直带有鼠疫的病毒。每个人都是带菌者。

257  所以借用忏悔的概念,主张文学须有忏悔意识,是因为我看到人类的悲剧并非只是几个坏人造成的,而是人类共同犯罪的结果。这一思虑使我确认自己不仅经历错误的时代,而且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

258  任何一个大师和任何一个卓越的成功者,都很难把我带入他们走过的胡同。我不会重蹈他们的脚印。他们的脚印是成功的印记,而我的重叠的脚印却是失败的明证。我崇尚他们,只是为了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为了重复他们的路。

259  启蒙者的悲剧是他们本想引导大众,但最后却落入迎合大众的陷阱。启蒙者先是被大众捧为偶像,然而,为了不脱离大众,他们只好迎合大众那种不断制造新偶像的需要,于是,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

260  如果把我投入牢狱,大概还是能活下去。因为我已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生命空间中,而且觉得这个空间无限广阔。使我感到拥挤不堪的一直是外在的空间。即使生活在幅员广大的美国,我仍然感到属于自己的外在空间非常有限,而只有心内的空间可以任意驰骋。我的隐秘的快乐都是来自这个看不见的国土。

261  一九八九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就要辞国而踏上漂流之路。在上路前的那一刻,妻子、朋友和我走到楼顶的阳台上,把手上的鸽子放开,看着它飞上天空。一只微小的生命获得自由的瞬间令我激动不已,我向它频频招手。可是,在空中徘徊了一阵之后,它却掉头飞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好久,最后才飞向白云深处。看着白鸽,我想到乔伊斯《尤里西斯》的三部曲﹕寻找──漂泊──归家。以雪白的羽毛我界,我的寻找的悲歌告一段落,人生将进入漂泊阶段,而将来归宿何方,家在何处,却不知道。

262  贾平凹在推测命运上,曾对我说﹕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得到女性最大的帮助。确乎如此。女性确实是把我引向光明的女神。不仅是女性的美与温情,还有女性的痛苦,都是我前行的动力。她们的痛苦,正如罗丹所说﹕这痛苦,正好体现着我们人类所负荷的遗产──期望与思恋。如果没有期待与思念,哪有生的美好!

263  迄今为止,我都在爱恋中渡过。先是恋着故乡和母亲,后又恋着妻子,之后又恋着诗歌与小说,现在又恋着女儿的名字和记忆中难以消逝的美丽的名字。因为总是爱恋着,所以身上少有寒气,对人间总是报以热情。

264  我从小就是麦田与稻田里的拾穗者,捡拾着收获季节中最成熟但被遗漏的果实。我拾来的麦穗和稻穗常被叔伯们拿去作种子。后来我又是书本田野里的拾穗者,这些种子后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是他人的结果,也是自我的结果。我是我自己的种植者。

265  当我穿越一次地狱之门而从死亡的边界上挣扎过来之后,便不再怕死,觉得即使在被死神跟踪的路上,人生仍然可以继续飞升。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创造意义。在被权势者视为不幸的逃亡中,也可创造另一生命的形式和意味。

266  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度,我都把真诚交给那些把我视为兄弟的人们。那些拥有知识而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人,那些只有姿态而没有心灵的人,与我并不相干。

267  当朋友们说我是有心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也是负心人。人们只知道我呼唤过爱,不知道我也反叛过爱,当爱抚慰我并给予我永恒居所时,我反叛永恒,反叛停留,反叛让我满足的温柔之乡,继续寻求我的前方。

268  笔是我的血管的伸延,墨汁是我血液的一部份。我写作的时候,投入全生命,与工具无关。

269  从黎明到深夜,我唯一的工作是把不断流逝的岁月引向稿纸上的方格,把无尽的时间一滴一滴地化为自己的作品。我逃离政治,但是,当政治的刀刃刺杀了无辜生命的胸膛而使鲜血充塞岁月的时候,我也不能不把鲜血引入我的方格,我的正在耕耘的土地。

270  金庸《神鵰侠侣》的女主角小龙女在古墓中穿行如飞,用她自己的行为语言说﹕我习惯在黑暗里走路,用不着借助光明。由此,我想起自己年青时,只知道借助人造的太阳走路,这是错误时代生产出来的错误性格。

271  我为自己设置的禅境,不把自己当作偶像,而把自己当作物像,即把自己作为我的他者,对自己进行静观与调侃。自身对自身的领悟,其乐无穷,其境无限。

272  没有集团,没有阵地,没有将帅,没有旗帜,没有纲领,没有章程,全部快乐在于独立的自由的沉思。我永远是一个精神界的游勇,宇宙的浪子,世界的游民。

273  入睡时做着噩梦已经可怕,醒着时张开眼睛看到世界布满噩梦更为可怕。可是,我的眼睛偏偏看到这个世纪的没完没了的噩梦。

274  虽未曾被失败所征服,但我常常回到失足过的地方,那些曾经使我头破血流差些丢失灵魂的地点,对我格外重要。在那些地方多想想,在那些地方阅读人生,最有心得。

275  我比故国中的许多人都更加痛苦,因为我的心灵不是容不得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是容纳不下整整一个时代,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把人性视为罪恶并把它践踏成碎片的时代。这种时代的任何呼声,任何口号,任何悲壮的行为都使我感到人间的怪诞,感到自己与它格格不入。

276  在故国时,我所以避免与论敌争论,是因为我发现在他们这一方面不只拥有笔,而且拥有地上的大旗,天上的太阳,还有一群装扮成马克思和列宁却从早到晚磨着牙齿的官僚。

277  回顾以往,有时也像在悬崖绝壁上回首深谷,会冒出一身冷汗。差些成为畜,差些成为兽。进入牛棚而成为畜可怕,进入狼窝而成为兽更可怕。可是变成畜与兽的人太多了,那时头顶满天星辰,脚边则是满地虎狼。

278  苦难一面袭击我,一面却在我的生命宇宙中积累了一个新的自己。苦难振作起我的快要塌下的肩膀,快要跪下的双脚,和快要苍白的思索,给了我一个更加活泼、更加结实的生命。

279  我谴责我生活过的时代,不是因为这个时代亏待了我。其实,我恰恰被时代宠爱,并差些被养育成这个时代的号筒。我所以对这个时代始终无法认同,乃是因为它缺乏我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一种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爱。

280  在脱离故国的路上,在迷茫的海中,船只随着波浪上下颠簸,船舱里是死亡似的黑暗。奇怪,就在的黑暗中,我突然看到以前没有看清的世界,我拥抱过并且为之献身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时何等的虚假、冷酷、不诚实。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普鲁斯特的话﹕在我幼小的时候,我觉得圣书中的任何人物的命运都没有诺亚那样悲惨,他因洪水泛滥,不得不在方舟里渡过四十天。后来,我经常生病,也迫不得已成年累月地呆在“方舟里渡过,这时我才明白,仅管诺亚的方舟紧闭着,茫茫黑夜锁住了大地,但是诺亚从方舟里看世界是最透彻不过的了。

281  人世间每天都有咸味的风浪,都有可能把我的灵魂卷走。因此,我每天都要读书自省,以求能守住少年时代就伴随着我的生命之真和生命之善。我害怕善良向我告别,给我留下灵魂的荒野。

282  我并不聪明,但我愿意长久地负轭前行,时时泡浸在汗尘之中。我一歇脚就浑身别扭,仿佛进入死亡状态。

只要孜孜不倦,道路自然就会展开在你的面前。在我感到迷失的时候,总是想到歌德的这句话。我不断前行着,并非去争取不败的记录,只是去证明不倦的信念。

283  在八十年代末的历史风浪中我意外地赢得一种收获,这就是丢掉一个包装自己的外壳,一个被许多人羡慕的外壳﹕桂冠,名号和地位。于是,像脱壳的蝴蝶,我飞向自由的天空。这个时候,我意识﹕没有包装的生活开始了。没有包装的生活才是生活。

284  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专心听命于领袖的语言,结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失语,是自身的语言被他者的语言所取代。这是人生中属于失败性质的体验。这一体验使我知道人生不能依靠在伟大人物的身上过活。大人物的肩膀,一般都不太可靠。

285  所有好的老师,所有想起他们的名字就难以平静的老师,都是教我如何走自己的路的老师,而不是教我沿着他的路走下去的老师。

286  年龄增长了,我愈来愈清楚生与死的距离。年轻时,我不知道这个距离,以为这个距离非常漫长。而今天,我知道生与死的时间距离仅仅是一剎那,空间距离只是一条门槛。

287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阵地,决不卷入任何战场。那些把我当作敌人的人,是他们的需要,我不会迎合他们的需要而陷入争斗的泥潭。一旦他们抱头扭打,就不可能往前走得太远。

288  当人们在嘲笑责任的时候,我却陷入寻求心灵责任的焦虑与苦恼之中。被虚假的金光大道欺骗之后,我仍然在寻找一条通往心灵责任的朴实大路。因此,我思考忏悔意识。

289  如果天堂的大门太矮,人必须低下头甚至抽掉脊骨并弯下腰才能进去,那么,我拒绝进入天堂。我宁愿在天堂门外永远站立着,即使站立在风雪的鞭打之中。

290  我两次生活在乡间。第一次是父母的村庄,那时生活在田野里,玩的是把泥巴揉成面团,然后塑造出各种人,那是我最初的作品。大学毕业之后,我第二次来到乡村,又生活在原野里,又是满身泥土,然而,此次我却被他人揉成面团,被塑造成一个驯良的工具,心灵熄灭了创造。这就是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291  据说尼罗河畔有座巨大的雕像,早晨太阳升起,阳光一旦落在它的身上,就会发出音乐。我的青年时代很像这座雕像,以为只有人造的太阳落在自己身上才有灵感,可是现在即使没有太阳,我也会发出自己的音乐般的独语,时时为人类歌唱。

292  世界多数人已无需文化,只需要文化消费,在这个时代里,卓越的作家恐怕必须具备一种力量反抗吞噬心灵的消费潮流,及时地退出市场,只管生产,不管消费。

293  杰出的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曾经界定他自己的人生使命,这一使命不仅是做一个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做一个人。要作为一个人就必须作为一个历史参与者对历史履行责任。我常常不得不参与历史,就是想到做一个人的重要。

294  我不取悦任何人。不唱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歌。在所有煎熬的层面里最使我感到痛苦的是对自己的背叛。因此,我首先是以全部身心对自己忠诚,然后才忠诚于读者。

295  光芒万丈的太阳是一部永恒的伟大启示录。它每天都在重复一个叫我不可忘记的主题﹕万物万有的无尽之美完全来自光明的心身,你的所有选择都应无愧于这一照临你的宇宙的火把。

296  提出文学对国家的放逐这一命题,是因为我不仅把作家视为一般的生命,而且视为天地间最活泼、最自由的生命。他不应当像死人的照片被钉在墙壁上,也不应当像斗士被捆绑在任何战车上,包括国家这一庞大的战车。作为生命,作家可以驾驭一切非生命,包括国家这一无机偶像。

297  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有一个精彩的宇宙就在你的身上,你自己就是这宇宙的旗手。我的提示只是为了自我解放,并非着意现代的思想秩序作对,如果说这是革命,那也完全是无心的。

298  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才会记得自己是唯一的双脚动物,应当用脚不断前行,不能满足今天或重复昨天。只会重复的存在是钟表式的存在,并非人的存在。

299  我在许多学问家的著作中找到生命的外壳。这些外壳被灿烂的文字与知识的繁花蔟锦包装着,可惜,我一直找不到他的灵魂的内核。也许根本就没有内核。无核的生命自然也没有骨骼。

300  自我有时非常迷人,有时又是一团混沌。恶的难以抗拒,就在于恶既来自他人,也来自自我。人生永恒的悲剧,正是对地狱无处可以逃遁,即使逃到天涯海角,它也跟着你。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虽不再被外在评语所左右,但头脑中总是腾出广阔的一角,以容纳批评。

301  从高高的社会地位掉落下来,使许多人伤心失落。而我则觉得好像误游天空的安泰突然落入大地的胸脯,重新被他的母亲所拥抱。于是,力量又重新注入身躯。

302  爱,导致我关怀,导致我思考,导致我批评,导致我吶喊,导致我拥抱苦难的孩子,导致我阔别祖国与故乡,导致我今日的漂流四方。

303  我的心性非常脆弱,既承受不了英雄的暴力,也承受不了群众的暴力。我经历过对英雄和对群众的双重幻灭。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英雄崇拜与群众崇拜的双重惩罚。惩罚之后,我常想起伏尔泰的话﹕一人暴政和数人暴政是有区别的。几个人的暴政是侵犯他人权利、依据颠倒的法律施行专政的团体。……你愿在何种暴政下生活?一种也不愿意。但是如果我必须选择,我对一人暴政的反感要少于数人的暴政。一个暴君总有些好的时刻,一群暴君则从无好的时刻。如果一个暴君对我做了一件不公正的事,我可以通过他的情妇、他的忏悔神父或他的侍童去使他罢休;但所有诱惑都不可能接近一群严厉的暴君。……如果我只有一个暴君,当我看见他走过时,我可以用以下方式逃脱﹕紧贴墙边,匍伏在地,用前额碰地,或使用其它无论哪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但如果有一百个暴君,我就有一天重复一百次礼仪的危险。(《伏尔泰随笔集》第257258页,上海三联书店)

304  我的生命充满矛盾,统一是绝对不存在的。只有矛盾,只有矛盾迸发出来的思想与激情。我在不同的时空中有不同的情绪与情感,热烈与冷峻都是真实的。不要在我身上寻求统一性。因为有对立,生命才不是一潭死水。

305  三十年前,读鲁迅的《过客》,我完全想不到,过客正是我的宿命。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所有的思想者的宿命。不断往前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连鲁滨逊那种找到一个荒岛、孤岛驻扎下来的幸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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