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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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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创伤的国家疗治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心灵创伤的国家疗治

 

我的心灵分裂症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得到一次疗治,那是国家药方的疗治。

一九七六年十月,共和国清除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清除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不仅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个人。

“四人帮”的穷凶极恶,是他们以最激进的面目,把国家推向天天从事“阶级斗争”的深渊。其名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荒谬的总纲之下,不仅社会上充满峰火硝烟,而且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也都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而旋转。于是,中国真的变成一部“绞肉机”,每一生命个体,都不过是提供给这部可怕机器吞食的肉块。一个国家荒谬到这个地步,改革的思潮就不能不到来。

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赶上改革的大潮。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社会去除了无谓的“争斗”、紧张和恐惧;于是,八十年代呈现出宽容、宽厚、宽松的氛围(“三宽”是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语言)。这种氛围,这种澄明的空气,正是疗治心灵分裂的最好药方。

在这种氛围中,我不再需要任何装潢门面的东西了。“不需要面具”,这是多么巨大的社会进步,多么巨大的生存快乐。在八十年代里,我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那时候,我心中一直记得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讲述他在“文革”时最大的内心苦闷是:由衷之言不能说,非由衷之言必须说。(关山复和刘导生等领导人在“文革”后期,放在我们的“单位”上,我亲自听到他如此说)。关先生的大苦闷正是心灵分裂的苦闷,这是时代性的共同苦闷,也可以说是时代性的心痛。到了八十年代,宽松的空气让我可以说由衷之言,不说非由衷之言,所以心痛就自然地消解了。

从七〇年末到八〇年初,大约六年的时间里,全国各阶层的人们悄悄地展开一场心灵疗伤的过程,这六年,可以说是我疗伤岁月。疗治我心灵分裂症的是两种药方,一是国家药方;二是个人药方即文学药方。

那段岁月,我觉得自己的心灵与国家完全一致,高度一致。那是我与共和国的关系“蜜月期”,那时,国家所讲的话,都是我想讲的话。邓小平、胡耀邦的话,句句像雨点落在我干旱的心里。那些时日,国家的一切措施,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在疗治我的伤痕。

那段岁月里,首先是发生“打倒四人帮”的重大事件,完全出于我的意料,然而一旦成为事实而且公布之后,我却进入人生的一场狂喜。那一瞬间,我重读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 “漫卷诗书喜欲狂” ,立即领悟它的诗意了。喜可以抵达“狂”的程度,我也有幸体验到了。杜甫当时为国家发生的一件大事而“喜欲狂”,而我也为国家清除四个毒瘤而“喜欲狂”。真的,我从未因为国家发生的变动高兴得这么热烈,这么真诚,这么久。那个时期,我倾听国家领导人、《人民日报》社论、中央广播电台的每一句话,觉得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疗治我心灵伤痕的药方。

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他说我们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我,这便是平地一声雷。我刚听到时,不敢相信,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包括同事们的重说与传达。是真的,我们的国家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生活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要从阶级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了。这是何等英明的决定!这是何等伟大的变动!小平同志说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的这句话,才真的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百万句。小平同志,您好!您太了不起了。您敢于作这样的变动与转移!在我有限的知识系统里,我知道这种变动的分量有多重,实施有多艰难。这样大的变动,本来是需要战争,需要流血的!但是没有战争,没有流血,您太了不起了。您为了人民,不怕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不怕被重新推入地狱。这地狱,我不入谁来入?!是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这种胆魄非常的伟大儿子。我在对邓小平讲话的思索中,觉得一种对国家的热爱从内心深处升起,而一种对于个人的信心也在内心燃烧,我觉得自己的心灵恢复了完整。我整个心灵都在为国家欢呼,都在为国家的新生而充满喜悦地跳动。是的,是整个心灵。绝对没有先前的那种表里不一。

除了邓小平之外,胡耀邦的每一次讲话,也都在为我疗治创伤。我本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不喜欢政治的人,可是,在那个历史时节里,我把耳朵竖得高高,像一只兔子,哪里有胡总书记讲话,我就赶到那里。有一回,我竟然听他讲:“我们不仅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否定反右派运动。我们要为五十万右派分子’平反。”他还说,“我决定这么做了,反正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 。记得那时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说的话,一言九鼎,一句千钧!那一瞬间,我再一次感受到九雷轰顶,再一次怀疑自己的耳朵,再一次以为自己在作梦。“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我愿意当一个永远“评说人”,而且此时此刻就评说:太正确!太了不起了。这是一个严肃的党,这是一个严肃的国家,这是一个严肃的伟大领导人!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敢于纠正像“反右运动”这样的历史错误。胡总书记,我爱您,我敬您,您代表着党和国家残存的“仁爱”,我要和您一起承担过去的错误,也将和您一起,承担之后的所有责任。在听完胡耀邦的讲话之后的那一个夜晚,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觉得是到了我为国家献身的时候了。我愿意为国家牺牲,愿意为国家端正路线,修正错误去牺牲,可是国家很稳定,并不需要我的激烈情怀。尽管不需要,但我的心灵强烈地跳动着,空前活泼,我听到自己的心灵“泊泊”燃烧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我心灵的裂痕消失的声音。面对国家的伟大改革事业,我和它保持一致还来不及哩,哪有分裂的可能!

那段岁月,国家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会议采取了一项接一项的措施。邓小平在科学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他批评文化大革命是“亵渎圣人”。接着又知道“人民公社”取消了,三面红旗不再强制人们去支撑。中国的大门随之打开了,邓小平访美,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奔赴西方深造,一切一切,都化作“国家药方”,时时都在疗治我的心灵。一九八四年我的爱国热情上升到沸腾点,在日本访问时,我用半个小时,写下了讴歌祖国的散文诗:

 

我爱我的温柔的土地

 

我爱我生活着的土地,被阳光所照明的、比任何一个星球都要温柔的土地。这里有家园的温馨和乡间的音乐,有智慧的光华与诗意的爱情,有含苞的憧憬和开放的信念。我相信呼吸在这地上的许许多多同伴,都有善良和正直,都在心灵里珍藏着闪光的宝石头。

我爱我生活着的祖国的土地,被长江与黄河的乳汁润泽得更加温柔的土地。这里有过洪水,但也有制服洪水的大禹;这里有过专制的王冠,但也有踏着蒺藜去捣毁王冠的英雄豪杰;这里有过鸦片,但也有烧毁鸦片的气壮山河的大火;这里有过吃人的筵席,但也有推翻这筵席的、不惜用鲜血浸染红旗的大群的猛士。我相信这土地上的许许多多同胞着勇敢。

我生活着,注视着我的温柔的土地,去寻找心灵的宝石和珍珠-在别人心上,也在自己心上。

我愿意为他和她献身,当我发现宝石,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的时候;

我愿意为他和她牺牲,当我发现珍珠,比我的生命还有价值的时候;

我愿意毁灭,当我所挚爱的温柔的宝石为她铺筑道路的时候。

 

疗治我心灵分裂症,除了“国家药方”之外,还有“个人药方”,这就是文学药方。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伤痕文学。所有正直的作家都在展示以往岁月给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伤痕。我以空前的热情阅读这个时期的作品,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一直到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时每一部作品都让我产生共鸣,常常让我读得热泪盈眶。那段岁月,我除了从事鲁迅研究之外,还常有创作的冲动,我私自想:作家们都在写“伤痕文学”,那是国家与人民的伤痕。而我应当写写自己的伤痕,也可以说是自我的疗伤文学。我想,唯有疗好自己的伤痕,才有资格面对时代的伤痕。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诗,面对的全是自己,即以往自己心灵的荒疏、失落与分裂。首先,我承认自己的心灵“失落过:

 

 

真的,我曾失落过心

 

真的,我曾失落过心,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起,失落过。

我曾失落过心,在那雨横风狂的岁月,在那理性哭泣的时辰。

当那最宝贵的东西失落的时候,我一只失去桨和帆的小船,在大海的狂涛中沉浮。大地、白云,星空,一切大自然的位置都在我眼中颠倒,倾斜,一切文明的大建筑都在我面前崩塌

我仿佛回到了远古,置身于洪荒,与猿群一起在野蛮中挣扎。我的躯壳只负载着一个精神荒凉的世界,在这世界里,爱情的故事,今天与明天的信念,今人与古人的诗歌、音乐,还有那一切积淀于脑中的人的温热,都被我视为邪恶,我向它们宣战。那时我似乎是个战士,然而胸中是空荡荡的,日子是苍白的。

真的,我失落过心,我记得心从躯壳挣脱出去的岁月。因为我记得,所以我的心复活了。正是为了让心和春天千起在戏胸中复归,我才写着这些真实的诗,日夜不停。

接着,我又写了一系列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品,虽然较为简单,但情感却是真实的。例如:

 

 

                                   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

 

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那我将首先放进我自己。

当我刚刚踏进生活,生活就欺骗了我,而我也迎合了荒唐的生活。

在那动荡的日子,我的灵魂随风飘荡,我的躯壳随人奔波。摇摆着软弱的手和软弱的头,扭曲了书生正直的性格,高喊着空洞的口号,助长着母亲的苦痛,大地的贫穷,人性的懒惰。使欢笑更少,眼泪更多。

我知道我的荒唐仅仅由于幼稚——马克思最能原谅的弱点。但在那个古怪的年代里,地上充满着古怪的战争。幼稚变成古怪的炮灰。幼稚也给仁慈的母亲造成了伤口。

我不宽恕自己,但也不再把自己凌辱。我把幼稚放在自己设置的地狱里,在自己制造的地火与岩浆中煎烤,让幼稚在煎烤中成熟,让灵魂在冶炼中升华,并找到切实的天堂——为人类的富足、欢笑而献身的地方。

我的反省,不仅从七〇年末延续到八十年代初,而且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那时虽然已经当上文学研究所所长,但从里到外,都没有“所长相”,也就是说,官职官位并不影响我的反省与疗伤,我在一九八七年所写《寻找的悲歌》,继续我的“忏悔”,

自己曾经多么无知,多么丑陋。

    挥洒了那么多廉价的眼泪,那么多廉价的热情,那么多廉价的爱与仇。

    空洞的呼喊震动了山谷,但未曾在青春的小路上,留下一朵像山花那样美丽的脚印;

    对着高高的群山,表白过一万个“无所畏惧”,但未曾在一个崎岖的斜坡上,尝试过青春的果敢。

    说是聪明,为什么践踏了那么多难返的风华、难再的光阴;

    说是纯正,为什么宽恕了那么多虚伪与圆滑,无聊与无耻;

说是刚强,为什么学会胆怯的苟安和狡黠的敷衍,阴盛阳衰,肠胃里滑动着那么多的脂粉与世故。

为什么那么无知?为什么不懂得驾驭自己的灵魂?为什么在喧嚣不止的日子里,不会悄悄地寻找与跋涉——没有脚步声,连看守的魔鬼也以为你在沉睡。强大的生命,即使在大雪覆盖的严冬,也可以点亮自己的篝火。人生多么有限,寻找不仅该在太平昌盛的日子,也该在人世荒唐的时辰。

  

在荒唐的岁月里,我也曾为人生的虚空感到恐惧,曾为思想的苍白感到惊慌。

然而,追求的萌芽刚从心灵的冻土中抽出,我就被抛落到遥远的地方.那是炎热的中原,淮河浊浪洗劫过的村庄。 

虔诚地充当一头黄牛,吃着野草,施着犁耙,绝无奢侈的心愿。只是,猛然间想起:我是别一种黄牛,我本是属于别一片土地,那一片抛荒多年的地上,我该耕耘,该寻找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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