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泽厚的美学对谈录(副篇)-第2页-《李泽厚美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复迷网
《李泽厚美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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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人美学”与“无人美学”

 

刘: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听到我的老师樊挺岳讲解您的美学观点,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编辑部,就开始读您的文章。因为《新建设》特别重视美学,所以我在编辑部的椅子上一坐下来,立即就必须弄清两场争论的要点,一是正在进行的带有批判性质的关于周谷城先生的“无差别境界”问题;二是六、七年前您和朱光潜、蔡仪先生的美学争论问题。我和编辑部里的赵幻云先生曾一起去访问朱光潜先生,那时他正在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我非常敬重他,并觉得朱先生和您的美学都是“有人美学”,而蔡先生的美学是“无人美学”。蔡仪认为,没有人,自然也是美的,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美。他以为这才是彻底唯物主义。您却认为,他的逻辑是没有人,只要有上帝,自然仍然是美的,这正好符合上帝意志。朱先生也不同意蔡先生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美是因为自然与人接触后,人的情感移入自然对象,与人的思想情感发生关系才是美。这也是有人哲学。而您讲得最明确,提出了“自然的人化”、“自然向人生成”的命题。不错,山水花鸟在原始社会与人类没有关系,自然要么与人无关,要么成为危害,怎能成为美呢?没有人类,所谓“善”,所谓“美”,有什么意义?四十多年前,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编辑部见到您,也第一次明白您的“有人美学”。后来我讲有“主体性的文学”,其实早就种下了根。

李:你是1963年到学部的,当时我和叶秀山、汝信都给《新建设》投稿。我的确觉得蔡仪所讲的“没有人,自然也美”的观点很奇怪。他也没有弄清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美,与自然本身确有一种外部关系。后者具有审美素质,但是,为什么这些形式和素质会成为美并使人产生美感;这就要从人类活动这个根本上去说明了。离开人,离开人类活动,离开主体实践活动,根本就无法说明美的发生、美的根源与本质。你说他是“无人美学”,也可以说,无人(离开人类活动)就没有美学。

刘:在《新建设》工作几个月,我就到山东劳动锻炼一年,之后,又到江西参加“四清”一年,返回北京后就投入文化大革命。没想到,大革命一开始,就读到《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郑季翘点您的名的大文章:《文艺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此文认为,所谓形象思维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你在1959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谈形象思维的文章,这回成了郑季翘的主要批判对象,而且郑是“中央文革”的成员之一。当时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您的名字都打叉了,觉得您此次一定会遭殃,没想到最后还是躲过一劫。

李:郑季翘文革前是吉林省委书记,文革初期是中央文革成员之一。文革中有张小报说毛泽东很欣赏郑的文章。我当时确实有点紧张,怕被揪出来,但我在学部只是个小不点,学部的大人物太多。如果我在任何学校就难以倖免了。

刘:通过和朱、蔡的争论,我第一次接近您;通过您和郑季翘以及其他人关于形象思维的争论,我第二次接近您。这种接近,自然是思想、学术、文学本体的接近。所以,当您在80年代初发表了“文学不只是认识”的理念时,我特别高兴,印象也特别深刻。这一观念在文学界很有影响。在形象思维的论争中,您一方面反驳了郑的“否定”说(即否定有形象思维,否定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重要规律,认为艺术创作也跟人的一般认识一样,必须经过表象到概念,然后再回到表象,创作出作品),另一方面也拒绝了“平行”说(认为形象思维是与逻辑思维平行的、互不相干的思维)。但是,争论的缺点是难于摆脱对手提出的范畴与概念,以此争论而言,就难于摆脱“思维”二字,也就是难于摆脱认识论。而文学根本不是认识,也不是狭义性的通常所说的那种思维。抛弃了形象思维概念的含混性,您说明了形象思维主要指艺术想象。20世纪下半叶,主宰文学界的就是个认识论,把《红楼梦》也解释为认识封建社会的教科书,您提问得好,“要认识封建社会,去看历史书不更好吗?”大约就在您发表《“文学不只是认识”前后,我也正在走出“反映论”的哲学基点,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学观。后来,我一再表述,说文学的基本要素有三:一是心灵,二是想象力,三是审美形式。这三种要素里,当然也蕴含着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但就其文学整体而言,它不是认识。

李:所以我一再提醒应当注意西方的分析哲学。英美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功能就是分析语言的概念、判断、推理,弄清词语的含义。尚未弄清,就争得脸红耳赤,等于白费口舌。“形象思维”这一概念得首先弄清楚,如果是指通常所说的那种狭义思维,那么,“形象思维”就不是思维,也就是说,不是认识。许多年来你一再对我提起“文学不只是认识”这一理念。弄清这个问题,倒确实是当年中国文学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所在。

刘:弄清概念,这在学术上的确是个首先要做的工作。出国后我走得更远,主张“放下概念”。我的主张当然不是指涉科学研究。进入研究,没有概念范畴怎么行。我指的是审美活动、文学艺术活动。文学艺术活动重要的是审美直觉,是悬搁概念,直面审美对象,然后呈现独特的、真实的感受。如果感受受到概念的阻挠和概念的过滤,就不会有独到的艺术发现,也就不会有原创性。您在《美感二重性》中,首先强调的也是美感的直觉性。您的“文学不只是认识”为什么让我以震撼,就是我从中意识到,文学排除语障概念障的可能产生了。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使用的语言说,是打破语隔、概念隔而直接拥抱审美对象的可能产生了。最近我重读您的《美感二重性》,甚至想对您提出质疑,即美感除了具有直觉的性质之外,是否还有另一重社会功利性质。您曾解释,美感二重性包括四个内涵。一个是直觉,相对于逻辑来说的;一个是功利,相对于非功利来说的,也就是说,假如是二重性的话,一方面是直觉与非功利性;另一方面则是逻辑和社会功利性。前两者与后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社会功利常是逻辑的考虑;尽管这种逻辑有时是非常不自觉的,或习惯性的(参见《美学论集》第674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我在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时候,完全认同您的这一见解,但是在2002年我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中则表明另一种观点,即文学乃是心灵活动和审美活动,它审视社会功利,但本身不带社会功利性质。也就是说,文学是立于超越功利的大于功利的审美境界上审视社会功利活动,也呈现社会功利活动,但创造主体、审美主体本身并无功利之思。

李:“美感二重性”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后来我讲美感四要素即情感、理解、想象、直觉的相互作用,是对二重性的展开和补充。康德只讲理解与想象,我则强调情感。这四要素中的每一要素又可产生无数不同形态。审美的复杂性就是这些要素的变动、排列、组合,形成综合判断。在四要素处在某种数学方程式里,似乎看不到社会功利,其实包含着广义的功利,例如喜欢一个美人,在“想象”要素中就包含着欲望,这种欲望就是“功利”。康德讲“非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指审美不是追求直接的具体的功利,但最后还是合大目的。以往文学艺术太急功近利而且是非常具体的功利、功用,因此现在一讲社会功利就害怕,其实我说的“功利”一词是广义的,把无用之用也视为用(功利),那么,审美还是包含有社会功利因素的。

刘:我第三次向您接近是1984年和1985年之间,偶然读到您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读了之后,我立即想到,李泽厚的“有人美学”现在发展为有主体的美学,即主体实践美学。所谓主体,就是人,就是人类。而所谓本体,乃是根本、本源,最后的实在。因此主体实践美学也可称为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总之,是哲学的重心发生位移了,主体才是重心,人和人类才是重心。高兴之余,我又想到,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点也应当移向人,应当用主体论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一变,整个理论框架就会变。因此我立即着笔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1985年前后我读了您的哲学文章,觉得通过您,哲学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哲学基本问题变了,不再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问题,而是人的命运(人怎样活,为什么活等)为基本问题;二是哲学重心变了。我首先吸收这两种哲学成果,进入主体性思考。至于是强调人类总体的主体性还是个体主体性反而少费心思。因为我是讲文学主体性,自然是多讲个体主体性和内在精神(心灵)主体性。您是对美的哲学把握,当然应当从人类主体实践活动讲起,而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只有精神活动,更重要的还是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在80年代您发表的许多文章,早已强调在人类主体实践前提下的个体、感性、偶然。我讲文学主体性无法多讲大前提,只是具有历史针对性地强调个体自由、生命目的(目的王国的成员)、独立品格(超党派性)、审美个性等等。《论文学主体性》的好处是具有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具体性,对原来的文学理论框架起了解构作用;缺点是改革心切,缺少严密的逻辑建构。无论如何。我们总算给人文学界注入一点活水,这是应当感谢您的启迪的。

李:你讲的是文学,当然应当多讲个体、个性,即主体性的主观方面,也就是我讲的心理本体特别是包含其中的情感本体。我讲的是哲学,还要讲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即工艺—社会结构的本体。文学是最丰富、最复杂的领域,它的情感性、心灵性特别强,你讲文学主体性,强调内在精神也没有错。《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发表在一个小刊物上,名字我都忘了,我真没有想到会引起许多反响,也没想到你还读到了,而且掀起一场波澜,历史充满偶然。我讲主体性,先讲人类总体,然后再讲个体、偶然等。我的主体性论述不同于萨特,他只讲个体,也不同于黑格尔,他太重总体。康德很了不起,比黑格尔高明,在哲学上突出了历史创造的主体性质。所以我概括自己的哲学公式是“康德←→马克思”,而不是“黑格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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