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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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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第三

 

 

 

 

 

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当代文学的命运

 

——在巴黎对中国留学生的讲演(1987

 

    我今天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命运。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简单地介绍我国现代文学与法国文化、法国文学的一些关系。我想借此说明:我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与一批知识分子的精华介绍西方人文精神(当然包括文学精神)紧密相关的。如果不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拿来他山之石,我们就没有现代文学也没有当代文学的新建筑。有人说,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这些留日学生缔造了半个中国现代文学,而另外半个现代文学则是留法学生(如巴金)和其他到欧美深造的留学生所造就的(如胡适、老舍、徐志摩等),这种概括虽不完全准确,但他强调留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对的。这里我要补充说,即使留日的学生,他们多半也是通过日文来接受西方的人文精神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摆脱父辈文化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精神而不断接受西方人文精神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过程。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母体——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中国一批介绍西方人文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其开拓道路的。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又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虚心地拥抱人类文化的结果。我们从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时的文化先驱者就努力介绍法国文化与法国文学。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为“舟车之两轮”,他早年提倡法兰西和美利坚的民主共和政体。《新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陈独秀写了两篇打头的文章,第—篇《敬告青年》,属于序言性,第二篇(即正文第一篇)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以此鼓吹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的基础观念。

    其实,自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大力介绍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他有一首《自厉》诗;“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这里讲的“民权”、“哲理”就是卢梭学说。辛亥革命的志士们也大讲卢梭,邹容最有名的《革命军》说:“卢骚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因此,“吾请执卢骚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辛亥革命时期最流行的外国学说,一为“天演”(达尔文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一为,“民权”(卢梭的《民约论》)

    五四时期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是推崇卢梭的。郁达夫称卢梭为“人类解放者”,“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满怀崇敬之情推崇他的不朽大作,说“巴黎满都的士女,识法国文学的几百万民众,都被卢梭的催眠术催倒了,他一跃成为王者之王,压倒了一切文人,居然成了欧罗巴的一个最受崇拜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解放的大伟人。”郁达夫的作品是充满卢梭《忏悔录》气息的。巴金称卢梭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曾写他留学巴黎的心境——在他孤寂难堪的“一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卫从Alliance(爱伦思)Franccaise(弗兰塞思)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的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象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

    由于我国知识分子一些精英的努力,外国文学被全面地引入,俄、日、欧,美、印度,四面八方皆有。而法国文学,由于它的宏伟、富丽、精美,更是对我国文学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以及罗大冈、李健吾等,都是法国文学的优秀介绍者。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平常的智慧,法国文学在中国人民中找到无数的知音(他们在我国找到的知音可能超过他们在自己祖国找到的知音)。除了找到广大知音之外,法国的文学作品还直接地对我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法郎士“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念,对“五四”时期文学个性主义的崛起,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郁达夫曾以此为信条,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文学丰碑。除了郁达夫,周作人、茅盾、傅东华对法郎士也作了介绍,并使法郎士的观念影响到今天。另外,佐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对中国现代重要长篇小说家巴金、李劼人、茅盾等都产生过启发作用。巴金说他是从巴黎到马赛的途中,读完这部卷帙浩大的巨著的。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茅盾、王任叔等作家的现实主义的形成则起了重要的作用。福楼拜、梅里美、拉马丁的精美的艺术品也引起中国作家丁玲、李劼人、李健吾、师陀、萧干等人的浓烈的兴趣。除了介绍现实主义作品,我国的知识分子还努力介绍现代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也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例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对鲁迅创作散文诗的灵感就起了催化作用。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人李金发也称波德莱尔、魏尔兰为“我的名誉老师”,他说自己“读Verlane(魏尔兰)Baudebire(波德莱尔)Samain(萨曼)Regnier(雷尼耶)等诗最多。”戴望舒也从法国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吸收养分,他早期诗中有不少魏尔兰《无题的浪漫曲》一类诗的意象和音乐感。他还翻译过古尔蒙、弗文、亚默、勤韦尔迪、苏佩维埃等人的作品。我国现代的大诗人艾青则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支芦笛”,他在巴黎学习绘画时,“爱上”的艺术家名单就有:莫奈、马奈、雷诺阿,德加、莫迪利阿尼、杜飞、毕加索、尤特里罗等。他在巴黎就开始尝试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我们在艾青追求光明的诗章中,可以体味到波德莱尔的对异域阳光的梦想,兰坡对晨曦的追逐,梵高对太阳的神一般的崇拜。他的《芦笛》一诗还直接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激情: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者/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在它出来的日子/将吹送出/对于凌辱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诅咒的歌。

从以上这个侧面说,中国新文学的成长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吸收、融化西方文化的过程,是中国作家不断地拿来、借鉴、消化西方文化文学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学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寻找自己的道路的过程。西方的人文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法国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例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积极肯定的人道主义精神,独立地参与社会、参与文化的精神,艺术上的执着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这些人文精神对我国现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影响极大,它提供了中国文学的参照系,激发了中国作家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以至引起我国文学不断的变革。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仍然与西方的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我想从知识分子命运的角度来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的作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是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更具体地说,中国文学的命运是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文化心态,精神境界、艺术修养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了解中国作家以及他们创造的中国当代文学,首先应当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而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的考察,又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国的当代文学。

 被称为“士”的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不好。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独立地位一直未能被肯定。就“士”的社会功能来说。基本上是两条:一是“任事”,即在政府机关里任职,给皇帝做事;二是志于圣人之道,即给古圣人制定的“道”做传播,做注释,而期望自己也是“圣人”。关于第一种职能,《白虎通》说得最明白:“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关于第二种职能,《论语·里仁》篇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志于道,本来是好事,但后来实际上只能志于孔孟庄老这些圣人之道。志于道,成了“治”孔孟等圣人之道,即给这些古圣人不断地作注疏,作阐释。这样,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就落入两种很值得悲哀的命运:一是替皇帝做事,当“圣旨”的奴隶;一是阐释古圣人的学说,当“圣经”(主要是儒家经典)的奴隶。缺少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价值自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谈到中国学者与皇帝及道德经典的关系时曾说,中国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他认为:“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所以学者们也受皇帝的命令的支配。凡是要想当士大夫、当国家官吏的人,必须研究孔子的哲学而且须经过各样的考试。这样,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黑格尔着《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25)我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受皇帝支配的地位和受儒家经典支配的地位这是一个事实。从文化观念上,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这种奴隶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次史诗性的转变。这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与工农相结合,最后与工农一起迎来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诞生,并开始寻找自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位置和命运。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家部分,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在震撼之后,有的沉默(如沈从文);有的讴歌(如老舍等许多作家);有的虔诚地自我反省(如朱光潜先生);有的则继续努力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学发展的道路(如胡风),而就其作家的整体来说,对新社会是充满热情的。因此,当时大多数的作家都以高亢的基调讴歌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旧中国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国人民实在太苦了,和中国人民的情感息息相关的中国作家实在忍受不了了,因此,他们衷心地欢迎祖国大地上的革命,欢迎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新生展开了光明的前途。所以,他们的讴歌是真诚的,参与新的历史进程也是真诚的。这种参与热情,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有些从讴歌的形式转变为批评的形式。批评,也是一种热情,一种积极参与社会的热情。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刘宾雁、王蒙等几篇作品就是这种热情的表现。批评的热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信赖和真诚的关切。但是,这种关切未能被理解,并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挫折。在这一年里,提倡“独立思考”被视为一种罪名而受到批判。对这种品格的批判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意味着知识分子本质的彻底失落。从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二十年艰难的心路历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发生了本性的变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这种历史命运的转变,激发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巨大热情,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七年,中国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中,走过艰难的路程,这一历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阶段是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价值自我被否定和接受被否定的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上是从一九五七年批判“独立思考”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在这个阶段中,社会普遍地认为,知识分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有依附某个阶级才有价值。知识分子自己也这样地认定。他们和社会一样,都认为只有改造自己和接受改造才能使人生获得意义。这种接受被改造的虔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无条件地接受被批判和无休止地自我批判。这种否定反映在文学领域中,首先是作家自主意识的退化,创造主体性的失落,最终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而要实现工具性,就必须不断地扭曲自己的人性。第二,知识分子未能在文学作品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即正面形象的地位。这样,就发生了一种悲剧性的悖论,即作家一方面必须通过创作来肯定自我价值——知识分子创作文明的价值(作家离开精神生产就不能肯定的价值自我),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精神生产中否定知识分子的价值——把知识分子作为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在多数的作品中,知识分子是被改造和接受被改造的形象。)而这种否定和批判又导致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丧失知识分子的价值地位,导致进一步的自我否定。因此,作家就陷入一种悲剧性的魔圈。

    第二阶段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自我被外在力量肯定和呼吁外在力量肯定的阶段。这个阶段,从整体上说,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才开始的。这就是知识分子被国家、社会这些外在力量确认为工人阶段的一部分,社会中最值得尊重的一部分。劳工神圣,也包括精神领域里的劳工。从此,知识分子不再被界定为资产阶段的范畴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种转变,“成似容易却艰辛”,确实是一个史诗性的巨大转变和进步,整个社会都为这种转变和进步所激动。当然,这种转变和进步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为了全面实现这种转变,我们的作家在一九七八年的前前后后作了许多努力。

    这个阶段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原来被否定的作家(如一九五七年被确定为“右派”的一些作家)开始恢复名誉,并重新发挥自己的智慧。文学也开始摆脱政治工具的命运。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出现两种类型的创作:一是歌颂外在力量对知识分子的肯定,如《丹心谱》(歌颂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陈毅市长》(歌颂陈毅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二是呼吁外在力量关心、肯定知识分子。当时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次动人的呼吁。这篇报告文学作品告诉人们:陈景润这样献身于科学的科学家,像白鹤一样纯洁的知识分子,只有六平方米的工作和休息空间,他自己不会保护自己,全社会都应当保护他。另一篇激动许多心灵的《人到中年》,也在告知社会:知识分子在艰难中仍带给社会许多光明,社会也应当给他们以光明。他们为社会尽了义务,社会也应当为他们尽义务。这个时期,作家们都在寻找自己身上失落的东西,失落的真、善、美,失落的人情、人性和人道精神。因此,文学创作中开始形成重新肯定人、肯定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潮流。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芙蓉镇》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这就形成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潮流。

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逐步形成的。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阶段。这个阶段,是作家已逐步超越外在力量的左右,自己肯定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作家的主体性地位进一步确立了。在文学领域里,这种自我肯定首先表现在文学精神上,是作家更充分地发挥了自由选择的精神。即自己选择作品的主题、题材和创作方式。国家政治选择代替作家的艺术选择的情况已经逐步消失。作家不断地打破几十年来自己制造的,又反过来束缚自己的各种理念和模式,创作心态进一步解放,他们不断超越别人,也不断地超越自身,这样,就形成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多元竞赛与多元共生的局面。在多元的格局下,现实主义流向,现代主义流向,文化寻根流向等不同流向的作家,都按照自己独立的艺术选择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在今日的中国文坛,作家根据不同的见解存在着相反的两极:一极是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积极地主张文学要关怀社会,作家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极则是具有“退出”意识,主张作家退出政治,淡化政治,回避政治,追求纯粹的艺术,带有唯美倾向。但这相反的两极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作家的主体意识都很强,都在顽强地通过自己的作品肯定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的主体需求,就前者来说,是通过作品积极参与社会进程,努力表现自己对现实独特的认识和对历史的重评,他们感到纯文学小说已不解渴,于是就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来表达。同样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过去写的是别人头脑中的现实,各种本本中阐述的现实,现在则是自己理解的现实,充分个性化了的现实。在对现实的描写中肯定了作家自己的文学观念、人生见解和艺术眼光。他们在紧紧地拥抱社会现实的时候,也紧紧地拥抱自我。此时,他们笔下的作品,已非宣传品。这些作品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作家内在生命的展示。他们写作的出发点,主要已不在于向社会“宣传”些什么,而在于表达作家自身的主体需求,表达作家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识见。而追求纯美一极的作家,则从另一角度表现自己的主体性,他们有自己执着的追求。他们以自己选择的创作方式对几十年来的文学观念进行冲击,他们不顾外在的规定,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甚至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对于政治的冷淡包含着作家的辛酸。作家们在贵族性的自我满足中包含着某种超越世俗的圣洁的追求。在这些作家中,也并不是完全鄙视社会责任感的,在他们看来,责任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不是外加的,不必老是挂在嘴上,重要的是展示艺术的探索。应当承认,这也是一种自我肯定。

在文学领域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除了表现为作家主体精神的高扬之外,还表现在作家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也开始自我肯定。

这种自我肯定,在老年的作家、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中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老一代的作家(如巴金,杨绛)和中年一代作家,他们或直接抒写自己,或者描写其他知识分子形象,在自我肯定中,往往采取一种“否定”形态,即否定荒唐岁月的“原我”,缺乏主体精神和被扭曲了心灵的“原我”。他们通过对无主体性的“原我”的否定来达到对自我主体地位的肯定。因此,他们的自我肯定的过程,便成了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折磨、自我升华的过程。但是,老、中年作家在这一过程中,情绪上又有区别。老作家对“原我”的否定,一般都比较冷静,而且都较从容地对自己进行嘲笑。这种冷静是经过内心的煎熬之后的冷静,这种笑是沉淀了眼泪之后的笑(即净化了悲剧的喜剧),因此,他们对于过去的自己,进行了生动的调侃,这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往昔站立不起来的灵魂的调侃。我们从这种自嘲与自我调侃中,感到一种新的灵魂已经诞生,而且在批判旧我的过程得到升华。

 我们可把这种自我肯定的类型称为“自嘲型”的自我肯定。这种类型在老作家中除了巴老的《随想录》之外,杨绛的《干校六记》也属于这种类型。

  产生在中年作家中的自我肯定,则有另外许多形态。我们试举几种类型:

  (1)困惑型:这是知识分子自我肯定意识觉醒之后较早产生的一种类型,宗璞的《我是谁》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是知识分子被异化之后向人本回归中的困惑。在恶劣的人文环境中,人已变成非人,知识分子已变成非知识分子,因此,当他们希望认识自己的时候,已不认识自己了。《我是谁》的作者在作品中发出辛酸的疑问:我是谁?我是鲜花,还是毒草?是人还是非人?是站立着的知识分子还是扭曲着的小虫?作家对“原我”感到模糊,她发现“自我”在环境的重压下已经变形。她为此感到痛苦。这种对于变形的发现,自然是对具有独立人格光辉的原形的呼吁。

  (2)压抑型:张贤亮的《绿化树》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属于这一类型。张贤亮的《绿化树》为他的创作历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划开了他们创作道路的另一阶段。在这之前,他的《灵与肉》等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还是呼吁外在力量对知识分子进行肯定,而《绿化树》之后,则开始探索自我肯定的道路(特别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笔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的过程是典型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煎熬的过程,作品字行间总是涌流着令人悲伤的知识者的眼泪。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这些作品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自我煎熬的忏悔式的作品是有道理的。作品主人公章永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恶劣的环境压抑下,不仅被扭曲了人的社会性,而且被扭曲了人的生物性;不仅丧失了“灵”的能力,而且丧失了“肉”的能力。他为了自我肯定——为了复活这两种能力,经历了极其痛苦的自我煎熬,最后,他在一次救灾中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并首先在精神上、心理上恢复了人的自尊心。这种“灵”的自我发现又导致了“肉”的能力的恢复。他的人性在经过长期炼狱之后,竟奇迹般地获得一次凯旋。张贤亮写的是社会的施虐(环境压抑)和自虐(自我煎熬)和摆脱虐待(自我战胜)的灵魂重新崛起的历程。   

(3)抗争型:这是描写中、青年知识者为了肯定自己而用各种办法与命运抗争的作品。例如路遥的《人生》,其主人公高加林就象《红与黑》中的于连。他的唯一的价值尺度,就是发展自己。为了发展自己,他无情地进取着,不择手段地进取着,甚至可以背叛良知,背叛爱情。他最后背叛深情地爱他也最值得他爱的乡村姑娘,而选择一个并无真情的城市女子,也仅仅是为了发展自己。他要发展自己,就必须背叛爱;他要爱,就必须背叛自己的发展目标。他陷入了无穷尽的泥潭道路中。高加林的心态,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转型社会中的典型心态。从伦理主义的眼光来看,他的背叛是不道德的;但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他的背叛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高加林的内心矛盾,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痛苦点。高加林的抗争,其实是痛苦的挣扎——在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激烈冲突的夹缝中挣扎。他在挣扎中,总是在忍受,在迁就,在自我嘲弄。他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又没有力量改变;他厌恶环境,又不能不屈服环境的压力去适应环境。总之,他是环境的奴隶,又是自我的奴隶(进取心与虚荣心的奴隶),他的自我肯定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着自我煎熬的过程。

(4)自立型:自立型的作家,有很强的创作主体性,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品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描述,表达作者对社会对历史的一种独特的认识。以知青小说为例,开始也是哭诉、揭露自己的被否定的苦难,要求外在力量肯定自己,他们认为自己在荒谬的历史运动中失去了很多,应当有所补偿,《伤痕》、《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立意大致是如此。后来他们抹去了脆弱的眼泪,开始自我肯定,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表达的主题是:我在荒谬的岁月中,被历史抛到荒谬的土地上,但我自己却有不荒谬的价值自我存在,有我自己的心灵的闪光与热血的闪光。在过去的岁月中,不是纯粹的“失”,也还是有所“得”的。这种初步的自我肯定发展到后来成了自立型的自我肯定,这就是他们不仅论证过去自己的价值所在,而且以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他们带着很强的主体意识参与历史,但不再听命于历史与社会的安排,他们要服从心灵的命运,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知识青年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每一种选择都在肯定自我。柯云路《新星》的主人公选择了干部岗位,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独立地参与社会,为了自我肯定。

(5)放任型:与老年、中年作家不同,现在二十多岁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在写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时总是比较轻松愉快,比较简单。他们没有,一个沉重的、负载着艰辛往昔的“原我”。他们的自我肯定,无须象老、中年作家那样首先必须经历一种自我否定的过程。他们认定自己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他人,自己是一种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精神个性,他们就是要肯定这种精神个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称为放任型的自我肯定。这种类型的自我肯定,令人感到我们的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新一代,人生巳不那么沉重。以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为例,我们可了解新一代年青人的自我肯定的状况。这篇小说有一青年女子孔令凯自己固执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愿意听任何人善意的劝告,敢于冲破传统的观念和习俗,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这个年轻女模特的生活方式代表了现在一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这一代青年人甚至与比他们年长些许的上一代青年人(以亚曦为代表)形成鲜明的代沟,孔令凯的积极、奔放、热烈与亚曦的谨慎、多虑、保守对立,孔令凯身上的现代味很浓,她的人生信念实际上是我不想改变社会,社会也别想改变我,我只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种自我肯定带有新青年人的俏皮劲,很少心灵的阴影。他们不明确自己和历史的关系,他们的心灵中没有昨天的巨大阴影。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今天,是此时此刻,于是,他们的主体性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因此他们总是我行我素,不顾外在的压力地实施自己的行为,毫无顾忌地肯定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心灵的动荡过程和煎熬过程,因此,即使他们显得很洒脱、很自在,但总是显得不够深邃,令人感到作品只展示了人生的表象,而没有展示形成这种表象的历史过程与文化心理过程,因此,使人感到作品缺少对于时代和历史的负荷,主要人物虽有主体意识,但缺少人性深度和心理深度,色彩显得过于单调。我相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动人的作品,还是那些展示痛苦的心路历程的作品。史诗性的文章,将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些自我煎熬自我战胜的痛苦而无比丰富的心灵。

 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往往采取自我否定的形态,这一点,与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是相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有正确的一面,因为东西方这两场文化革命,都是发现人、肯定人、解放人的运动,但是这两场文化运动的思路很不相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肯定采取的是对神(上帝的代表,教父,神父及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否定形式和对人的直接肯定形式。当时,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家们,把人分割为善、恶对立的两部分:把神的代表,即教士、神父以及打着上帝的旗号胡作非为的伪君子视为恶的代表,把肯定自我价值、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尊重人的尊严的人视为善的代表,因此,要肯定善,就必须打击恶,要肯定人,就必须打击宗教势力。这种神权的否定就是对人权的肯定。他们把阻碍人的解放的力量视为自身之外的外在力量——打着神的旗号的外在恶势力,而不是自我性的问题,不是自我传统的问题。对于自己的传统,他们是热烈地拥抱的。他们找到的肯定人的道路,正是恢复传统——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的道路,总之,传统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旗帜,他们的救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虽然也把矛头指向当时的军阀势力,但是他们在思考人的解放问题时,主要不是把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的失落,归结为外在力量的阻碍,而是首先归结为民族自我的问题,即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未能获得人的地位,其关键是自己的传统对自身的窒息与剥夺,这就是说,吃人——吃中国人的正是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自身的父辈文化。因此,在一九一六年岁末除旧布新之际,陈独秀号召青年首先不是去清除别人身上的罪恶,而是“从头忏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这就是说,罪孽不是异己性力量外加的,而是深植于民族母体自身的内部。这是“五四”知识分子最根本的觉醒。所以,才出现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道破的那个震撼中国人民心灵的“仁义道德吃人”的呐喊。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审判祖辈文化的运动,它设置的严峻的历史法庭,乃是审判祖辈文化的法庭。运动性质带有自我审判、自我忏悔的性质。鲁迅先生所以对“国粹派”那样毫不留情地批判,就因为他看穿了一点,即国粹派在维护传统的旗号下,维持的正是吃人的筵席,因此,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满口国粹自称爱国的“爱国者”,其实正是“爱亡国者”。

  而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概括为近似文艺复兴阶段,它对人的肯定是采取对“神”的否定形式。当时文艺界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三突出”、“高大完美”等造神的观念,把“极左”的政治势力——“四人帮”作为恶的代表,作为人的解放的外在障碍力量。对“四人帮”及其文艺观念的批判,就是对人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创作上批评神的观念,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批判的是人格化的虚幻的“神”(上帝),而我们新时期的作家批判的是人格化的现实的神,即那些打着神的旗号的极左思潮和它的代表。第二阶段,是近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对人的肯定采取对传统的否定形式(包括对原我的否定形式)。传统对人进行了否定,新时期文学则是否定之否定,因此,这正是一种自我肯定。对“原我”的否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中国的一部分当代作家再次把对人的肯定问题归结为自我性的问题,归结为民族自身的传统问题,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有趣的回归。不少作家不约而同地展开反省传统的思路,他们不再把恶仅仅视为外在性的力量,而是把它看作民族文化自身的内部的惰性力量。有的作家提出“寻根”的口号,有的没有提出这种口号,但是目光却不得不投向阻碍心灵解放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以文化寻根思潮来说,这一思潮中有些作家显然意识到,中国人的自我肯定还是自我传统的问题。因此,他们展开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省,他们再次设置了对父辈文化的审判法庭。在这种反省中,巳出现了一些很深刻的作品。例如韩少功的一些作品就是很值得我们做些非平均主义的评论。以《爸爸爸》而论,小说中塑造的丙崽形象,就是对民族劣根性的很有力的批判。这个“长不大的小老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这个形象,令人沉重,也令人沉思。他的思维方式,真叫人吃惊。他的思维始终维系在两个非常简单的判断之间——要么是称人为“爸爸爸”,要么骂人为“X妈妈”,这是一种非常粗鄙、非常简单、非常荒谬的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这个畸形的长不大的小老头,如此浑浑噩噩,极端可笑,但是,仔细一想,我们身上难道没有丙崽的影子吗?神圣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难道不是在很多方面与丙崽相通吗?我们不是曾把丰富复杂的人,看得极其简单吗?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要么是君子,要么是小人;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要么是敌我矛盾,要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么捧为圣君圣贤,要么贬为牛鬼蛇神。这种荒谬的二值判断,难道不正是我们曾经感到习以为常的普遍思维模式吗?这种民族的思维逻辑不是还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吗?被这种思维方式束缚的民族,如何赢得精神的解放呢?丙崽这一形象帮助我们发现传统的思维逻辑,帮助我们感觉已潜入集体无意识层中的荒谬模式。这一形象还告知世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再次痛切地感到,离开对自我传统消极部分的观照与反省,中国人的精神解放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照《爸爸爸》之外的文化性作品,如《活动变人形》等,可能会理解得更深一些。

对自身和对母体的反省和否定就会产生“忏悔”意识。因为此时,作家是作为民族的人格代表,他们可以和民族共忏悔。我在《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中提出:我国新时期文学尽管出现了《随想录》这种与民族共忏悔的大作品,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是谴责有余而忏悔不足。与“五四”运动相比较,我们还缺乏对传统那种大气魄的批判理性,对传统文化在我国心灵中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还缺乏“五四”时期那种撼天动地的痛切之感,而对“文化大革命”这种民族性的灾难,也缺乏自身的良知责任意识。

 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学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离开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很难深切地了解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我在这里,还只能作些宏观性的、表层性的描述,至于深层性的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朋友们表达我的一种感情。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土地,都会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我来这里已经一个星期,就非常想念家乡和祖国。我感到祖国正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更替期,感到祖国非常需要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祖国还有缺陷,但正因为有缺陷才更需要我们,如果什么都尽善尽美了,我们还有什么作为呢?我们的祖国有缺陷,还很贫穷,但毕竟在改革,在前进,我们的历史毕竟打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知识分子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但我们在祖国的改革事业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寄托自己的情思。让我们共同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吧!

 

本文发表于北京作家出版社《文学四季》创刊号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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