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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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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变迁

——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演讲(1994

 

 

一九二三年四月梁启超为《申报》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学习西方的近代历史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学习外国“船坚炮利”时期。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发生,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才开始着手设立福建船政学堂、上海造船局,从事“器物”上的改革;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时期,这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役起至民国六、七年间止,以康、梁为急先锋的“变法维新”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辛亥革命;第三期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时期,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段落中,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大体上是三代的变化。梁启超说: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时期,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本文所要论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和之后的知识分子。

直到中国与列强国家有较深入的文化上的接触,梁启超所说的这些第三期的跑到时代前面去的青年,才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士绅人物的城市知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关系异常密切,而且大部分都直接介入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介入历史活动的程度,远非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而且,他们当初的选择所造成的影响,也远远地超出一般性的估量。可以说,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史,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和面貌,知识分子所作的基本选择,负有重大责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处于时代的中心地位,在风云多变的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幸事”,但同时也是“不幸”。所幸的是,这种直接的而且发生影响的关切,使他们对社会获得很深的体验。所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关切过甚,以至于“越俎代庖”,结果常常在历史舞台上自我迷失和承受其他国家知识分子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精神负担。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对时代和社会的过份直接关切,不但给自己,也给他们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变迁作粗略的分析,并对其基本选择作些理性的批判。

 

从“乡村士绅”到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的传统社会,除非处在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一般地说,社会的正常运转总是由乡村士绅阶层操纵的。所谓士绅,既包括在朝做官的官僚,也包括退隐官僚和在野经营的豪富。如果说,一个稳定的社会总是存在着一个比其他社会集团占有优先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集团就是乡村士绅集团。在经济上,这个集团虽然不能垄断全部土地资源,但具体到一个地域,他们占有的资源,总是远在他人之上,因此,他们总是地域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政治上,他们与皇亲贵族合作,统治国家。在文化上,他们承担着儒家的传统。中国“儒统”之所以长久不坠,就是靠乡村士绅支撑着。这样,在中国社会网络中,士绅就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得不到绅权强有力的支持,皇权就无法维持下去。近代中国传统帝国的瓦解,皇统的崩溃,就和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紧密相关。这个阶层的浮沉生灭,牵连着传统帝国的荣辱兴衰。

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显示一个重大现象,这就是乡村士绅集团的“断后”现象:乡村士绅阶层一步一步走向没落,以至丧失自身再生产和再延续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再也产生不出汇集“才能”与“学识”于一身的后继精英集团以领导国家,也产生不出把雄心与策略、胆魄与权谋结合成一体的杰出政治权威。整个近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士绅阶层气数渐消,一步一步退出社会舞台的历史。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共产主义革命风暴席卷中国的时候,被命名为“地主”的最后一代士绅,为他们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所犯的罪恶作出了最后的赎还,以致于作为一个整体阶层从社会中消失,而且是被铲除式的消失。

乡村士绅阶层在近代史上唯一成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超表演是平息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反叛。曾国藩公开打出来的旗帜,不是保卫大清帝国,而是保卫数千年诗书礼乐和人伦大义。他在《讨粤匪檄》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哭痛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心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的呼吁不仅用来召唤世道人心,而且代表他本人内心真实的愿望,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愿望:保卫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理想不受离经叛道的农民所威胁。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文化战,是一场传统知识分子保卫儒统的战争。在整个平叛过程中,曾氏兄弟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代表的乡村士绅集团,其智慧、才能、意志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曾氏本人的官职也上升到清代汉人的顶端。然而,走上顶点之后,士绅们也开始踏上了末路。中国近代史昭示:当士绅的主要较量对象是农民的时候,他们由于占有文化上与权势上的优势,所以尽管帝国的根基在较量中有所动摇,但他们还是能够在动摇中取得胜利。可是,当农民革命走向失败,士绅们的对手由农民转到列强时,他们就由胜利者转变成失败者。

平息太平天国的反叛之后,士绅集团内部进一步分裂。一部分人成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部分人认为中国唯一的优势在于“气”,相信“气”可压倒洋鬼子;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船坚炮利”,以谋求自强;还有一些人随着内难及外难的加深,变得比以上两部分人激进。这部分激进分子最初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由于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康有为和几位激进分子领导了百日维新。但是,从他们维新的策略上看,这些人只是空有报国热情的书生。他们的政治智慧与治国本领同他们的政治抱负很不相称。实际上,康有为等人,是用一套很传统很陈旧的政治手段领导一场他们称作维新的带有现代意义的“变法”。他们采取传统的中国官僚惯用的发诏书、发文告等手法施政。过去,这套文赎主义的办法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整个官僚机器的功能与这种施政方式尚能相协调。现在,康有为仍然要用这种陈旧的施政方式来改变已经腐败的官僚机器的功能,则注定无法成功。他们在一天之内,所发的变法诏书居然可以多达数十份之多,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不能不把一场维新运动变成书生们的儿戏。士绅阶层中最有学识与教养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很强调“得人”。所谓“得人”,就是发现和启用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旺,“得人”是一个关键性条件。因此,王朝的衰落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未能“得人”而“断后”。这个分析可以套用在清代的末年,也就是说,到了清末,这个王朝的支撑者集团,已经断后,即未能产生足够延续自己生命的优秀人才集团。所不同的只是,清之亡,既是一国王朝的衰减,同时也是一个久远文化传统的枯竭。在这个久远传统枯竭的背后,是支撑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集团——乡村士绅阶层因中断延续生命的力量而没落。

对于本文要分析的问题来说,不是揭示乡村士绅集团没落的原因,而是要探讨乡村士绅阶层的没落对辛亥之后一段中国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对社会转型方式的影响。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之中,其原来对这个社会起支配作用的支配阶层的衰落和被迫离开政治舞台,总是意味着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演变带有较多的自下而上的色彩。自下而上,这就涉及到“政权”的巨大更替。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转型,由于乡村士绅阶层的“断后”和没落,因此无法采取自上而下的转型方式。这一点,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显得很不相同。明治维新前后,从原来的支配阶层——贵族和武士中分化出一批继续能领导国家的新“藩阀”,这些“藩阀”,乃是贵族与武士之“后”。因而,日本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在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如同中国的所谓“政权问题”,即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大革命问题。为了了解这种区别,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明治维新的情况。   

假如我们以阶层变动的眼光看江户末期以及明治维新的日本史,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与外来势力的侵入,支配社会的中坚阶级(阶层)——贵族与武士发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其中一部分人不能适应社会的急剧转变,在社会与历史的变局中不知所措,顽固地坚持原来陈旧的立场,结果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并最终地退出社会舞台,由主角而转为配角,由配角而转为局外看客,从鼎盛走向衰亡。在日本近代社会的演变史上,那些在维新中被打倒的幕府将军们以及那些挽回不了“大势”而流浪街头的某些武士,就是扮演这种被淘汰的历史角色。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部分人被淘汰之后,后来支配社会的传统力量并没有整体衰落。构成明治维新的核心力量和支配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新的、从社会底层中崛起的社会集团,而是仍然来自贵族与武士本身。贵族与武士在日本近代的社会演变中从自身分化出一个强有力的支配社会的领导集团,在日本,这个集团被称为“藩阀”。明治政府也因此而叫做“藩阀政府”。他们是“达成所谓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由明治政府的创立到议会政治时代一贯地处于政府的中枢地位,指导了维新以来的诸多变革的一群各旧藩武士层出身的政治指导者的集团。”(引自《日本历史》第十五册第261页)这些人眼光远大,雄心勃勃,深知日本民族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的殖民地时代,如不脱胎换骨地自我更新,奋发图强,便有可能沦为他国的鱼肉。这些人不仅具有通晓社会演变的眼光,而且具有领导国家的政治才能。整个明治维新的过程,即由倒幕革命开始的“王制复古”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体制变革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可以说都是由这些新官僚们一手导演的善始善终的戏剧。在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就是导演这种大社会变革戏剧的卓越人物。这些人物不仅成功地推倒幕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而且成功地垄断了政治资源——政府,保证了国家按照自己选定的但与传统方向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方向推进。有意思的是,这批明治的新官僚,都是原来的贵族武士,而且基本来自日本西部的四个藩:萨摩、长州、士佐、肥前(尤其是萨摩与长州),所以他们又被称作萨长藩阀。萨摩与长州的藩阀,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政治领袖,他们凭着本能、勇气与野心,进入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核心。仅以政府首相一职而言,由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到明治廿五年(一八九二年)五次内阁变动,首相的出身地区,无一例外地不是长州就是萨摩,阁员中的半数以上,也出身于这两地区。

与通常在社会变革中发生的情况即原有的支配集团被推翻与被埋葬不同,日本的贵族与武士没有在明治维新中被整体性地埋葬,相反地,这两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凭着自己的胆识,把握住历史机缘,积极参与和领导社会转型的革新运动。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明治维新具有更多的上层色彩,社会改革也能自上而下地进行,从而避免了自下而上的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日本近代的社会转型,能够以这种良性的方式完成,有其时代的原因,例如,当时最激烈的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因此,维新也自然未被最激烈的社会思潮所影响;此外,也有多种内部的原因,而原因之一是贵族与武士阶层没有“断后”,而是从内部产生了一个精英集团,领导了一场日本式的革命——明治维新。他们不像中国乡村士绅那样;产生不了新的优秀人物集团以驾驭变动中的时代,反而被变动的时代所吞没。

 

城市知识分子集团的崛起

   

中国的乡村士绅既然无法像日本的贵族和武士那样,在自己的身内产生一个有眼光、有气魄的可以引导社会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集团,那么,它就逼迫社会的其他细胞聚集成新的取代集团,也就是说,逼使社会造成了新的领导集团崛起的条件。原有的支配阶层和支配集团的没落,必然引起争取新权力地位的竞争。在中国,乡村士绅们没落了,意味着同时必定有别的社会集团的崛起。这个新崛起的社会集团不是别人,正是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包括乡村士绅,他们不是接受私塾教育就是接受书院教育,知识面局限于我国古代经典。而新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从古未有的留学教育或新式学堂教育。一九O六年清室宣布废止科举,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标志,它标志着传统悠久的旧式教育寿终正寝。在此之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已陆续开办了主要教授理化和外文的新式学堂。如果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六月十一日)算起,新式学堂在十九世纪已作了将近四十年的尝试。本世纪初,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式学堂进一步发展,并且在民国之后迅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初等教育。新式学堂的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来源之一。城市知识分子的另一来源则是那些得风气之先有幸在外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这两部分人便构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基本成分。

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广东籍的学子容闳就读澳门的莫礼逊学校后,于一八四六年随同他的老师布朗牧师到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结业后,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国开辟中国青少年的留学事业。他起初试图说服洪秀全,目的未达到后又转而说服了曾国藩。于是,一八七一年九月三日,曾园藩、李鸿章奏陈选派陈兰彬、容闳带领学生出国留学,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肆业章程》十二条,之后,容闳便在上海设留美学生预备学堂。这样,就从一八七二年开始,每隔四年派出三十名少年到美国留学。比赴美稍晚一些,一八七五年,福建造船厂总经理沈保祯开始带中国学生数人赴法学习海军。一八七六年,则开始赴英、赴法留学。但是,到西方留学人数均十分有限。大规模的学习是从日本开始的,一八九六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唐宝锷等十三名留学生赴日,年龄在十八-卅二之间。据实藤惠秀所著的《中国人留学史》统计,日本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很快,一八九九年二百名,一九O二年增至四、五百名,一九O三年达一千名,到了一九O六年达到八千多人。有的学者则认为已达到一、二万人。留美的学生在美国交还庚子赔款之后人数也急速增加,到了一九O七年,达到一千七百人。这些留学生,人数虽然不算太多,但能量很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冒……,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记。”这些年青的知识分子和曾国藩以往的知识分子相比,确实表现出新的风貌。

这批具有新质的知识分子,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逐步形成一个社会集团。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终于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角色出现。这个角色彻底地批判祖辈父辈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击了乡村士绅所维持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这之前,尽管留学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和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辛亥革命)起了作用,但是,当时参与革命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知识分子尚未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集团对社会的走向起决定性的影响。而“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却作为和政府相对立的强大社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文化方向作出根本性的挑战,他们的声音对社会的走向开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的城市知识分子集团,从当时的组合成分和后来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大体上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严守知识边界采取价值中立立场的超越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专业意识很强,在价值观念形态上保持中立的态度,但也通过知识分子特殊的,超脱的眼睛和头脑对社会进行理性关怀。他们对历史文化重在提供资料和分析,不重在答案。相对地说,他们的心境较为平静,但也有自身独特的煎熬。这类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多,在学术上甚有实绩,但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则影响不大。第二种是具有专业知识才能,但采取积极的价值判断和积极参与社会的介入型知识分子。他们在价值观念上不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是采取积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引的立场,努力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尺度。而且,他们尽量地使自己对社会的关注保持在理性批判的水平上,但也常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这类知识分子比第一类知识分子的人数多,对社会的影响也比第一类知识分子广泛。第三类型则是完全越出知识界投身于革命和其他政治活动的激进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以从事革命活动和其他政治活动为己任,甚至变成职业革命家。他们是一些非常情绪化的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判断上采取极端的两极对立的立场,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影响最大。 

从这种横向的基本分类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剧,是历史未能提供超越型知识分子正常生长的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反而把激进型知识分子的情绪化思考转变成具体的历史行动和历史潮流,以至迫使第一和第二类知识分子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从而使知识分子被革命同化而丧失自身的职业利益和活动本性,并因此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生第二次历史角色的重大转换,即从城市知识分子到激进革命家的转换。(转换的时间大约是“五四”运动之后到三十年代。)

知识在社会中,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中,向来有自己的“霸权”地位。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知识“霸权”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社会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和介入历史活动,有利于他们取代传统上绅而左右社会的走向。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室,对中国社会而言,不仅摧毁了皇权,同时也开始动摇以儒家之道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心文化地位。革命带来了制度的混乱和调整,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思想、道德价值系统深刻的危机。熟悉古代经典的传统读书人,面对这种危机,不是太息浩叹便是满心怒火,然而,这两种态度都难以广泛地影响社会。二十世纪初,持这种态度的知识分子曾作过种种努力,企图以传统道德的药方救济现代精神危机,遗憾的是都没有能够奏效。严复、章士钊、梁漱溟等都是这方面的努力者,但也是失败者。而正在形成之中的城市知识分子集团,却显得生气勃勃,很快地占有了本世纪时代舞台的发言地位。他们掌握外交,而且学习过各种西方的“主义”,尽管还谈不上精通,但毕竟对西方各类“主义”的熟悉程度,远在他人之上。因此,国人闻所未闻的各种“主义”,都被他们介绍进来。他们创办和垄断了诸如《新青年》、《新潮》、《创造周刊》等最流行的杂志报章,垄断了对各种主义的解释权。就是这样,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占据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进而成为了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领路人和社会进步的指路明灯。中国现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在他们发生影响后不久,就迅速地进入了时代的中心,在社会演变中扮演主要角色。

 

从城市知识分子到激进革命家

 

城市知识分子本来是以“职业”为特点,这在他们留学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尽管在留学期间,他们作为学生,还没有职业,但他们都为未来的职业作准备,选择深造的专门化课程。或学习“船坚炮利”,或学习科学技术,或学习商业农业,或学习法律警务,或学习西文梵文,都希望自己能有一技之长。而他们的报国愿望也比较具体地与专业特点相连系,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最初都是抱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愿望。不必说后来成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李四光这些知识分子了,就以后来成为文学家的留日学生来说,原来他们所学的并不是什么文学,更不是什么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义”。但是,时代环境逼迫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选择,后来成为著名的新文学家的鲁迅、郭沬若、夏衍等以及成为著名的哲学家的李达等,都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到以文学为武器从事革命的过程。就以创造社来说,张资平学的是地质学,郭沬若学的是医学,成仿吾学的是兵器制造,郁达夫学的是经济管理,他们改为学文乃至最后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完全是时代使然。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一文中说:“‘创造社’初期几个重要作家,无论沬若、仿吾或达夫,他们在大学,谁也没学文科。沬若在‘九大’(九州岛帝国大学的简称,设在九州岛岛上的福冈市)学医,知道的人很多。达夫学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跟文学还接近一些;仿吾学‘造兵’科,就是制造大炮机关枪之类的专业,离文学简直是十万八千里。他们所学的和以后所从事的行道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他们自然不能不受这时代潮流的影响。他们三人的哥哥都曾留学过日本,都和辛亥革命有关系。他们年纪轻轻,就在自己的兄长的同意和帮助之下去日本留学,入学志愿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当初入学的时候,他们年纪很轻,按照当时社会要求和家庭希望所选报的专业,自己也颇为满意。但是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时代思潮也不断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的苦闷。”郑伯奇说时代思潮特别是十月革命对创造社诸人的选择起了重大影响,确实是事实。他们在时代的革命思潮的感染下,已经失去科学救国或实业救国的耐心,以为只有用文学手段首先拯救国民的灵魂,从根本上疗治中国的弊端才是办法。而另外一部分没有像他们那样改变专业方向,而仍然学习自然科学和抱定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在回国之后同样也产生时代性的大苦闷。他们回国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个社会根本没有给他们准备正常的发展之路,也就是没有提供他们施展才能和倾注热血的职业空间。这样,他们就难以融入社会的正常运作的轨道之中,而始终徘徊于社会之外。不管在哪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总是要为证明自身的生命意义而奋斗,或治学、或治国、或治经济,如果社会能提供他们实现自我的前提,这些知识分子就会在社会上起着非常重大的建设作用,反之,如果社会堵死知识分子的正常发展之路,知识分子就会首先为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斗争。中国这批留学生回国之后由于没有出路,就把心思转向社会前提的根本解决,既认定只有整个社会找到出路之后才有个人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刚刚崛起的城市知识分子曾面临着新的选择,这种抉择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走进去”,还是“走出去”。主张走进去的是胡适,他认为接受了现代文化知识分子在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之后应当“踱进研究室”,回到自身的职业边界内以丰富自身和进行学术积累;主张走出去的是李大钊,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走“到民间去”,到社会底层去,去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唤起工农进行革命。经过辩论,自然是主张走出去的获得胜利,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如顾颉刚等,真的走了进去,于是,便有《古史辩》的产生。另一个基本选择是解决中国问题是“一点一滴改良”,还是“根本解决”。辩论的主角仍然是胡适和李大钊,这种辩论,在五四之后,特别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其结果便非常清楚。多数知识分子认同李大钊的主张,即应当走“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道路。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就认为中国的改造不可能一点一滴、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而应当“根本解决”。他说:“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这种靠“主义”而“根本解决”的思想,就是解决总前提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思想逐步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想法。而所谓“根本解决”,就是排除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径,否定社会逐步自我改良的能力,而以革命的方式去改变一切的解决办法。

李大钊和胡适的这场辩论对后来中国基本道路的选择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的“根本解决”的思想不断地被知识分子所认同,所接受,最后成为社会的主潮。现在,这场辩论已经过去七十年,辩论主角也已不在人世,而历史又展示了一种明晰的图画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以比较超越的态度来审视这场辩论。我们不必对胡适本人和李大钊作整体评价,不必因人废言,而以理解的态度去对待这两个口号即两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可以坦率地说,在人口众多、问题极为复杂的中国,唯有采取一点一滴改良的办法,才是理性的选择。因此,忘记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话,把这种思想作为罪恶思想不断声讨,以至任何改良的主张都没有立足之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因为中国的问题,除了有一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问题外,还有巨大的精神素质问题,文化水准问题,文化观念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人口失衡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还有无数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制度“根本解决”之后,什么都迎刃而解。事实证明,在本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之交,中国社会制度变化之后,即一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之后,一系列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革命可以改变一切,但不可能“解决”一切。把主义,把更换政权的革命视为万灵的药方,而缺乏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的扎实功夫,社会就充满大话空话而空疏,问题就愈来愈多,以至于积重难还。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政党选择的主义不同,但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信主义可以改变一切,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都有一股气,都以为有一股凛然之气就可以治天下,于是,都缺乏深沉的理性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步骤和实际功夫。事实上,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是非常艰巨的,仅仅人口过份膨胀的问题,就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智慧多少功夫,这绝不是一种主义、一个指示就能解决得了的。一切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所以不敢说主义可以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就因为主义确实下带有这种神奇性,意识形态确实没有神魔的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即使是社会制度,也不是通过一场革命就可以全然解决的。不管是私有制度变成公有制,还是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在转变过程中都有无数极其复杂的问题,简单地采取“根本解决”的办法,将会造成极大的后遗症,造成私有制机制和公有制机制的双重失灵,因此,唯一的办法,还是需要一点一滴地改革。这种办法虽然见不到“高速度”、“大跃进”,但却可以有把握地积累,有把握地自我调节和自我改善。可惜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都拒绝改良的办法,认同“根本解决”的办法,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迷失。

这么说,并不是要去谴责“根本解决”的办法,也不是要去追究革命的罪责。在今天,对待历史,扬弃追究罪责的模式格外重要。因此,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根本解决”选择,我们仍然以理解的态度去观照,去扬弃。

 “革命——根本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挺而走险的办法。知识分子在社会各阶层中,本来是最尊贵、最高雅的部分,走上挺而走险的道路后,可以说是斯文扫地,但常常是迫不得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量地走上梁山,除了职业的危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族的生存危机对知识分子造成良心的巨大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资本还没有赢得时间把注意力投入中国,民族工商业还得到暂时的独立的发展。大战结束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中国这个大市场,商品大量输入,从而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十分脆弱的民族工商业,造成工厂倒闭和工人的失业,国内的经济危机极为严重,人民确实处于极端贫穷之中。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成功,在知识分子中造成强烈的影响,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向“左”转,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原来选择法国式革命的知识分子转向选择俄国式的革命。国内外的时代气氛,不能帮助知识分子追求自身的职业利益,更不能提供他们精神文化活动的个人空间。于是,在五四时期,那些一方面鼓励爱国救亡一面坚持艺术利益的作家诗人,此时,则放弃艺术自身的任何要求,把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完全纳入革命的轨道,把个人感情空间的要求视为罪恶。例如一九二一年还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到了一九二五年则完全放弃原来的观念,把艺术作为政治武器,而且直接走上革命战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沬若为自己放弃艺术要求而走向革命作了解释,他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文艺论集》序)在同一年,胡愈之和文学研究会健将郑振铎、叶绍钧创办《公理日报》,在发刊词中也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激进化、政治化是符合“公理”的。“五卅”之后的一九二六年,创造社的郭沬若、成仿吾、郁达夫,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王任叔等已顾不得“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都走到“革命根据地”广州的街头。一九二七年初,鲁迅也赶到广州,并发表了“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肯定枪炮方式的革命更有力量,然而,即使如此,一些更加激烈的革命分子还嫌鲁迅不够革命。当时宋云彬的在《国民日报、新时代》副刊上写了“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批评鲁迅企图躲在文学的“牛角尖”里,刺激鲁迅这类知识分子赤膊上阵。后来创造社进而宣布鲁迅的“落伍”,成了“双重的反革命”。到了此时,知识分子如果不穿军装就会感到革命的压力,有的则以自己的笔为武器宣布“文学”乃是革命斗争的一翼,整个知识分子集团几乎彻里彻外地革命化了。大势如此,那些想超然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就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五四”之后,企图回避革命而躲进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鼓吹“静穆”美学的朱光潜,提倡持个人“灵性”以远离政治风烟的林语堂等,自然引起左翼阵营的不满,而站在中间立场的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则被当成“敌人”了。三十年代初,左联决定对中间作家“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批判。当时胡秋原一方面在《文化评论》上发表“阿狗文艺论”之后又发表了“勿侵略文化”、“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判”,之后又有苏汶在《现代》上发表了“关于‘文艺新闻’与胡秋原的文艺辩论”、“‘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章,批评了文艺阶级性等观点,但另一方面又激烈地批评“民族主义文学”,说它是“中国文艺界最可耻的现象”,既批评左翼,又痛骂右翼。但是,对于这种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左联决定把他们定为“敌人”,说他们是“反对普罗文学,已经比民族主义者站在更前锋了。”左联的骨干冯雪峯、钱杏邨等都投入激烈的批判。面对这种情况,连茅盾这样的作家都觉得过份左倾,他曾对夏衍说:“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参见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可见当时的革命家,已不是一般的革命家,而且非常激进的,不让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有存身之所的激进革命家。   

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知识分子大规模地左倾化、激进化、革命化,除了国际革命思潮影响和国内的民族生存困境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这就是辛亥革命造成的“革命后遗症”。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摧毁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但同时也留下了一大块政治真空。因为暴力的政治革命在粉碎了旧政体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结果只好在旧的政治废墟上模仿旧政体建立起半新半旧的“共和政体”。仔细分析民国初年政治上的种种变动,就可以证明,短命的议会政治试验失败,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集权,乃至称帝,整个政治局面迅速地回复到旧模样,实在和革命造成了政治真空舍再度集权别无他法有极大关系。革命过后,除了剪掉辫子之外,旧时衣冠依旧,这种结局给回国的留学生和激进党人以极大的震动。他们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所致,也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明证。于是渐渐形成这样的思想: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留下来的任务,只能以另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完成。而这种重大的结论正是“根本解决”的彻底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当时许多思想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的。鲁迅早期的一些文章,特别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就是认为辛亥革命不彻底而主张以更彻底的革命实现社会进步的形象性表述。他先总结了辛亥革命的“不打落水狗”教训说:“现在的官僚和士绅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个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基于这种教训,他认为“自此以后,是应该政换些态度和方法的。”而这种新的态度和方法就是“彻底的战斗”的方法。他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痛打落水狗”和“彻底战斗”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被许多知识者所认同,而且一直影响到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之一。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口号和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就会发现:鲁迅和其他的激进知识分子看见革命不彻底的一面,即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的报复和毒害的一面是对的,提醒改革者和革命家们警惕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所谓不彻底的革命留下来的问题和责任,诸如造成从上到下从皇帝到臣民的庞大的落水狗集团以及这个集团难以完全消化甚至使这个集团恶性变化等现象,乃是革命方法本身留下来的后遗症,实际上,任何强大的革命运动都无法在完全的意义上(即从肉体到精神)消化自己的敌手而且一定要造成敌手变换形式的报复。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永远不可能得到一方是“零”,一方是“一百”的结果。鲁迅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因为看不到这一面,所以他们就要用造成后遗症的药方(革命)医治后遗症,结果便是药方的不断加重、加剧和造成更严重的后遗症。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处于不断革命和不断加剧革命的过程,是一场革命比一场革命更加彻底的过程。这种现象,就是鲁迅看到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现象,可惜他没有看到这种循环正是起源于本来就蕴含着“彻底”的革命。

事实上,正是这种彻底革命的思想,造成本世纪许多致命的错误,包括造成革命本身致命的错误。它把革命本身产生的“你死我活”的两极性逻辑彻底化,排除任何妥协,任何改良与调和,任何商量的余地,任何“费厄泼赖”的可能性。彻底革命者所抱定的革命彻底的理想和抱负,确实是崇高的、动人的,因此它激发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激情,使正在彷徨歧路或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光明与未来,发现生命的色彩。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目标、理想、抱负愈高愈彻底,其相应的革命手段就愈残酷愈暴烈,人性中那些与杀戮相反的善良的美好的天性就被血冲洗得愈干净。而且,因为“革命需要彻底”这一理由,一切残忍的行为都获得了合理化,甚至获得神圣的美名,而任何妥协、调和、改良、和平的主张则变成罪恶。这样,不仅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价值标准全部瓦解,而且社会也逐步丧失自组织、自调节、自生长的能力,所有的人,都相信和期待火与剑的彻底革命,不仅能改变一切而且能创造一切,结果革命愈来愈彻底,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到横扫一切包括横扫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时,才逼使知识分子作出某些反省。

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分子变成激烈的革命家,就知识分子本身的利益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的不幸。它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活动本性,使知识分子完全越出知识的边界,发生一种与自己的精神方向难以兼容的变形,即变成抛弃知识内涵和个人精神价值追求而剩下一身铁甲的革命甲虫,并由此开始了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极端痛苦的“变形记”。而这种转变又给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和其他各种精神文化以巨大的打击,它把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新兴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才能和热情以及他们刚刚开始的文化创造全部纳入革命轨道,即把现代知识分子刚刚爆发出来的现代知识能量消耗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在文学界,除了少数龟缩在“象牙之塔”的作家还创造出作品之外,其他作家的创作均开始退化乃至停滞。神圣的革命运动,几乎腰斩中国现代知识的生命。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所以缺乏深厚度,缺少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文化经典著作,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过早地和过分地扮演激进革命家的历史角色。   

 (以下略)

 

 

 

 

再论“第三话语空间”

 

——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7

 

二○○二年我在《亚洲周刊》上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二○○四年在《明报月刊》上,我又发表《双向思维方式与大时代的基调》,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说明所谓第三空间,便是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即在黑与白、正与邪、忠与奸、革命与反动这种极端两项对峙下的立足空间。因此,第三空间也可说是非党派空间、非集团空间、非权力操作空间。这是一种独立的、超越“非黑即白”思想框架的自由话语空间。

今天,《明报月刊》在庆祝创刊四十周年的时候,以“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为题进行讨论,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明报月刊》的庆祝活动不是媚俗、媚雅、媚上的活动,而是严肃寻找价值关怀与价值坐标即寻找报刊灵魂的实践活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年来,在各种政治风雨的颠簸中和巨大的市场压力下所以能站住脚跟,并成为华文世界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园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住不党、不私、不媚的灵魂,守住价值中立的办刊路线。我今天在这里发言,也是希望价值中立的第三话语空间能成为“自觉”,并相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关注的最根本的文化自觉。

 “第三话语空间”和“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理性思路,并不时髦。当今大文化世界,最为时髦并横行于东西方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主义的理论基点恰恰是反对价值中立。至今仍在西方课堂和文化界流行的福柯、德里达等,在反对“本质主义”的旗号下,完全拒绝价值中立的理念。他们不承认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认定一切知识一切价值都是权力的运作,所谓历史和所谓真理,完全取决于阐释者的阐释,即取决于解释者的主观立场和主观态度。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化史上,价值中立也没有立足之地。由于政治环境的极端严峻,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卷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两极性生死搏斗,被迫依附某一政治集团,即使像鲁迅这样的天才文学家,也不支持知识分子作第三空间的选择,他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的批评以及对隐逸精神的否定,都说明第三话语空间的丧失。

我曾说过,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处境,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处境。这是在正教与邪教两大营垒严峻对立下无以立足、无以独立思索、无以自行选择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下,知识分子丧失了沉默的自由、逍遥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也就是丧失良知的自由。我很注意阅读中国社会的三大类书籍(大陆一类,台湾一类,香港一类)。大陆已读了数十年,香港也读了三年,台湾才刚刚读了半年,此次会后我还要到台中东海大学任教,也将继续阅读。三书虽未读完,但今天有一句话是可以说的,我觉得三书相比,香港的第三话语空间最为广阔,那种“非我即敌”的简单思维方式最没有市场。我特别喜欢香港,大概正因为香港拥有广阔的第三地带。

今天,我在这里要特别声明,价值中立这一大命题、大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它是名播全球的德国社会学者韦伯在上世纪早期提出的重大思想。韦伯在论述价值中立这一命题时和另一命题——责任伦理紧连一起,把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为一个理念整体,即把价值中立视为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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