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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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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刘再复海外讲演录)

 

 

 

第五辑

 

 

 

 

返回古典

——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吟赏国际研讨会”的演讲(摘要)

 

议对兄要我来讲几句话,原来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我没作什么准备。不过我很高兴,可以见到我的老师蔡厚示教授,还见到我的几位老朋友。议对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文学研究所的首席博士,让我来我不能不来。实际上没有很好的准备。

前几天应中山大学哲学系邀请,到广州。这是我去国十一年后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国土。我跟他们谈了“瞬间与永恒”这么一个意思。英国大思想家比撒柏林说:“活着多么好。”尽管人生有难以释肩的重负,但有许多美好的瞬间,就足以支撑繁重的人生。永恒就在瞬间中。

我要讲的题目是:“返回古典”。这题目与研讨会论题,可能有点相近。

十一年前,旅居美国,正好与李泽厚同在科罗拉多州。他在科罗拉多学院,我在科罗拉多大学。李泽厚在哲学上的成就很高,一九八八年被法国哲学院推举为院士。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只可惜,哲学界知道此事的不多。我与李泽厚,二人对谈,谈出一本《告别革命》来。题目当然刺激。其实我们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革命,过去的革命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而是不赞成把革命看作惟一神圣,看作历史必由之路。革命与改良相比,我们以为改良好一些。我们通过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提供一种新的认识。书出后,有些争议。现正进一步探讨“返回古典”这一问题。因为忙,还来不及整理。

这是对于二十世纪所进行的反省。二十世纪是个否定性的世纪。返回古典,是对于二十世纪这一否定的世纪所进行的反省。是否定之否定。

二十世纪对人的否定,体现于两个层面:形而下层面与形而上层面。第一,形而下层面,指的是人的物化与异化。经济、科技的高度发展,人慢慢异化成机器的奴隶、广告的奴隶、商品的奴隶,成为电脑的附件。工业革命已走到极致,走到电脑网络。电脑把西方的程序文化推向极致。人只能听程序的命令,不能听内心的命令。返回古典,就是从机器和程序的统治下走出来。第二,形而上层面,主要是针对语言革命。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语言革命,把语言看作是最后家园,看成精神本体。正如拉康所说,“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人的主体丧失。语言革命带入文学领域、学术领域,发生了语言遮闭和语言暴力问题。首先是语言遮闭,玩语言,玩技巧,玩概念,玩到走火入魔。技巧淹没真性情,概念淹没真问题。覆盖层太厚,人失去生命本体。语言的遮闭,也可称为“语障”。所谓“语障”,实际上是人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变成概念的生物。返回古典,就要从“语障”中走出来,走到生命本身,走到日常生活的真实中来。胡塞尔的现象学,讲的正是这一点。另一个问题,语言的暴力也很严重。倘若把语言遮闭称作“语障”,那么,语言暴力可以称作“语狂”。前些时接受《亚洲周刊》记者访问,说及香港的语言暴力问题。现在看,在大陆、台湾及香港,三地都非常严重。“五四”运动开始,提倡白话文,有一定历史的合理性。中国文化资源的代表之一儒家,已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中国的理性逻辑文化严重阙如,需要西方文化的补充。但白话文运动,也产生语言暴力,把农民起义的暴力形式带进白话文。陈独秀提出推倒贵族文学,推倒山林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就是一种暴力形式。不过陈独秀毕竟还是一位文化领袖,不是文化草莽,还能克制。后来创造社有了很大发展。他们与鲁迅有分歧,攻击鲁迅,就给扣上“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封建余孽”等帽子。一九四九年以后,语言暴力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我曾跟记者开玩笑说:铅字有毒,语言带菌,要小心。因此,这也就有个返回古典问题。中国的先贤,如先秦诸子,虽然理解不同,有许多争论,但语言有风度,有文采。除了孟子有点暴力倾向之外,其他的都是温柔敦厚,没有“语狂”分子。而在艺术领域,则大玩技巧。毕加索之后不断颠覆,不断革命,革得走火入魔,以思辩替代审美,以哲学理念替代艺术,以三度空间(立体)替代二度空间。现在,最时髦的就是纽约的行为艺术,赤身裸体在冰上表演,是我们中国人搞起来的,报纸上吹得厉害。纽约像是大海,世界的信息中心。美国看纽约,世界看美国,影响非常大。艺术也有个返回古典问题。回到艺术的原点,回到人的生命本体,回到人的内心颤动。二十一世纪刚开始,想提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应是重新关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一个新世纪。总之,所谓返回古典,就是从机器的统治,语言的统治,颠覆性哲学观念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返回“人的原点”。

今天谈的是文学。文学的返回古典对于我就是返回《红楼梦》,返回《山海经》。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讲演,题目是:《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人书,回到《红楼梦》,就是回到人的原点。

对于中国文化的回归,各人有不同的“点”。我与李泽厚,对于西方古典文化的回归,有共同点。两人都认同康德所说人是目的王国的成员,而不是工具王国的成员,应听从内心的绝对命令。但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回归到什么点上去,就不一样。李泽厚主张回归孔子,侧重从儒家那里开掘资源,他认为孔子极大地提高了人的地位。而我的主张是:回归到最有生命、最能表现生命的点上去。这就是《山海经》与《红楼梦》。《山海经》是中华文化的本真或本然,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最原始、最本真的精神。在中山大学我曾开玩笑地说:“人越有知识,头脑越复杂,越怕事,越世故。”世故,是以利害关系讲话,天真则是按真性情讲话。天真、天籁,十分可贵。中华民族最本真的精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精卫填海,不可填,偏要填。夸父追日,不可追,偏要追。这就是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返回古典,就是要回归到这种天真质朴的精神。《红楼梦》一开篇就连上《山海经》,《红楼梦》对现实非常关注,接触到现实的根本,又超越现实,从现实跳出来。有现实的维度,又有超验世界的维度。是真正关注人的文学,真正进入审美状态的文学。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

今天开的是古典诗词研讨会,我们就谈《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这是祭奠晴雯的一篇诔文。我以为:这一最美的诗篇,可以与《离骚》相比。你想,贾宝玉是一位贵族子弟,歌颂的却是一位奴婢,社会地位最低、最让人瞧不起的丫鬟。歌颂其“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把世俗社会最瞧不起的人物,当天使歌颂。这是非常高的境界。康德说:“美就是超势利。”《芙蓉女儿诔》真正是超势利的大境界,我们就是要回归到这里。探索古代诗词,像这么美好的诗篇,就应给很高的评价,进行很好的阐释。我以为,《红楼梦》与《圣经》同构。它可以点亮我们的一切。两部圣经,都是从寓言开始。《圣经》以亚当夏娃的情爱寓言开始,《红楼梦》以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贾宝玉、林黛玉的前身)的情爱寓言开始。《红楼梦》里有一位基督,一位未完成的基督,就是贾宝玉。贾宝玉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本身有承担人间罪恶苦难的精神。被父亲打得半死,人家去看他,他倒关心别人。玉钏不小心把药汤泼到他手上,宝玉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问玉钏有无烫到手。处处为别人想。贾环及薛蟠这两个粗俗人谁都讨厌,但贾宝玉也能容纳。今天的文学应回归到最基本的人性立场,最基本的大慈悲、大悲悯。不是玩语言、玩技巧、玩形式,玩得走火入魔那一套,不是后现代那一套。

(施婷整理)

 

 

 

 

 

返回生命

——在“返回古典与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2001

 

议对兄一定要我讲一讲,只好从命。我不善于拒绝朋友。过去在故国被视为异端,是因为对于政治权力的指令,我常不顺从;但是天真、天籁的命令和朋友的命令,却不能不从,所以只好讲一讲。

我出国已有十二年,走了二十多个国家。走了以后,找到许多参照物,更看清故国文化的一些弱点,但也更看清它的优点。可以说,我是愈走愈认识故国文化的精华,感情愈来愈深,甚至发生一个“回归”的问题。议对兄说可以讲一讲故事,讲一讲思索。我按照这个题目要求,讲讲放逐与回归的心灵故事。这个故事也许跟这个会议的主题有一点关系。

我们伟大的先贤,伟大的诗人,包括屈原,他们可能没有体会到流亡包含着自我回归。屈原想的是国家,不是个体。因此他没想到通过流亡的形式,可以返回到个体生命尊严、个体生命自由、个体生命活力这些点上。换句话说,他没想到,流亡恰恰为“回归”创造了前提与可能。我一直讲,文化形态,最精彩应表现为生命形态。文化、文学是通过人通过生命表现的,没有生命的解放,没有心灵的解放,哪有文学的解放呢?而正是流亡带给个体生命的解放。我觉得这是自己对流亡意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界定。有了这种观念以后,第二步就要寻找回归的道路。怎么回归?我又找到了自我回归的内在道路,这就是我在很多散文里面写到的:回归童心,回归生命的本真。更具体地说,它包括两个向度。第一个是回归刚到人世的瞬间,就是从母腹中诞生的那一瞬间,重新用纯真的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第二个向度是回到我们中华文化包括整个世界文化最本真、最本源的那种生命文化的原点。自从一九九三年给高行健的《山海经传》作序,我不断讲《山海经》就是讲这个意思。《山海经》不是历史,是神话故事,然而它恰恰是最本真、最本然的历史,恰恰是最本真、最本然的中国文化精神。回归古典,首先就是回到这个点。

回归童心,回归生命,两者是一个意思,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要放逐概念。谈起这个题目,就要想起我们的老乡李卓吾。他提出“童心说”,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宋明理学的教条太沉重。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已变成严酷的行为规范,道德法庭,人性被扼杀,生命被压抑,这个时候,李卓吾讲童心,就是要放逐理学概念,重新向生命靠近,向活泼的人性靠近。他的意义就在这里。朱熹在我们家乡做过官,但我始终不喜欢朱熹,我喜欢王阳明。我们现在的历史语境,很像李卓吾时代的语境,概念太多,主义太多,几代人都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灵魂失去应有的活力。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在很长的时间就不是靠生命本身去过活,不是靠心灵去过日子,而是靠概念去讨生活。对世界的阅读,不是用生命去阅读,而是用概念去阅读。我跟很多作家朋友聊天,我说用头脑写作,还是用心灵写作,或是用全生命写作,这是不一样的,头脑如果不能和生命联系起来,那就只能产生教条。从概念中解放出来,貌似平常,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讲的就是在审美的时候,首先应把概念悬搁,然后回到事物的本身,回到生活的本身。他建立了一套学说,对我们很有帮助。高行健所说的“没有主义”,也是放下主义而向生命真实靠近的意思。

回归古典是一个过程,是寻找那些有利于重建个体生命活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重新发现中华文化跟世界文化里,哪些是可以吸取的生命资源,哪些是具有灵魂活力的资源。“回归古典”与“回归生命”的意思相通。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一种回归古典(古希腊),其主旨也是冲破宗教统治而回归到生命自由与生命尊严。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线路是不是一定要“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这是大可怀疑的。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而产生的。现代理性讲了一两个世纪,结果到了二十世纪却产生最没有理性的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疯狂的希特勒与斯大林,这就使一些思想者站出来解构现代理性传统,颠覆西方启蒙理性以来的形而上体系。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有颠覆,没有创作实绩。实际上是一种造反性的革命思潮。另外,“后现代”的概念太大,大到难以定义,也大到没有意义,但有一点可以把握的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肯定人的生命本体,反对启蒙理性最终只能推动人的商品化、市场化、“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被自身的创造物所控制。现代人正在被自己所创造的机器、商品所控制,从而使生命发生贬值甚至失落。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们就不一定要跟着从“现代↓后现代”的线路走,而要提出另一种大思路,这就是从“现代↓古典”的线路,也就是回归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路。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与“复归于朴”的意思相通,无论是返回童心和返回古典都是返回生命自由与生命尊严。

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要从人类已有的文化中寻找肯定生命价值的资源。无论是世界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其精神指向,都可以宏观地分为两大脉络。一种是“个体生命优先”指向,一种是“群体秩序优先”指向。两者的冲突形成文化发展的二律背反。两者都有其理由。在中国,儒家伦理强调的是“群体秩序优先”,老庄强调的是“个体生命优先”。《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冲突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冲突。曹雪芹支持的是林黛玉的生命自由诉求,但并不认为薛宝钗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把林、薛之争视为曹雪芹灵魂的悖论。中国的文化、文学也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强调“秩序优先”的历史文化与强调“生命优先”的生命文化。周作人讲中国文学有“载道派”和“言志派”的两大流向,也是这个意思。前一条线从《尚书》开始,后有先秦儒、法,宋明理学,一直到曾国藩这最后的一个大家。后一条线则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中间的魏晋风度与明末性情及各代许多诗词,都有生命自由的呼唤。我讲的“回归古典”,强调的是回归到生命文化的“典”,回到《山海经》,回到《红楼梦》。但不仅是这两个“典”,还有许多点,要我们去寻找,去开掘。在寻找生命文化的过程当中,我常用中医的思路,就是讲究血脉,把中国文化的血脉与西方文化的血脉打通。然后找文化穴位,即抓住要点、要害。比如说历史文化,关键是哪些穴位,抓住它,在生命文化里面,哪些重大的穴位。所以我就把《山海经》当成是非常重要的穴位,《红楼梦》是最重要的穴位。那么在这之间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常常开玩笑说过去读老三篇。出国以后,整个生命转变以后,我又读老三经。老三经是《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读了以后真的是受益无穷,昨天我跟钟少华先生说及钟敬文老先生过去对我很爱护,我对他非常崇敬。但像钟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对《山海经》主要是考证,我则多做些文化阐释。所以我在培凯兄他们那个中国文化中心第一课就讲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就讲《山海经》,讲《山海经》的精神,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讲英雄观念,存在观念,时间观念。《道德经》也讲了一课。今天我还要特别讲一下《六祖坛经》。那天我跟议对兄说,要不我就谈谈这个禅性吧。禅性是我最近使用的一个概念。禅宗其实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但可以说是一种半哲学、半宗教的文化。大家怎么定义可以研究,但是在我看来,禅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看待宇宙、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态度。我在一九八六年就写过一篇文章《散文与悟道》,说写每一篇散文都要有所悟。有悟就有发现,就有文眼。严羽《沧浪诗话》把禅引入文论,对作家起了很大作用。比刘勰的《文心雕龙》有意思,尽管《文心雕龙》形成了体系。现在我不迷信体系,我过去很喜欢构造体系,刘勰《文心雕龙》里真正精彩的并不多,但《沧浪诗话》非常精彩。谈顿悟,谈妙悟,非常精彩抓住了创作与生命的连接点,抓住了禅性这个审美中介,很了不起。我过去讲文学的主体性,把它定义为文学的超越性。就是说作家不能用现实主体的资格去参加文学艺术活动,而应该用艺术主体去参加文学艺术活动。可是我当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从现实主体变成超越主体。它要有一个中介,一个精神之桥。那么,今天可以说,禅性,就是非常好的精神中介。它可以帮助你超越,帮助你放下,帮助你提升,帮助你跟现实拉开距离,帮助你赢得一双慧眼。

有意思的是禅宗六祖慧能不是搞文学的,是个宗教领袖,可是他整个的人生态度,整个人生的行为模式,却是非常文学的。他的生命状态,他的思维状态都很文学,非常文学。很奇怪,很多从事文学的作家学者,其行为、思想、精神状态很不文学,也就是说,很功利,很功名,很世故,与慧能正相反。高行健的《八月雪》写的就是慧能的故事。我读了《八月雪》以后,彻夜不眠。有些朋友说这是一出宗教戏,其实它只是一个宗教题材,跟宗教没有太大关系。他写这慧能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却不迷信菩萨,认为菩萨就在你心中,天堂地狱就在你心中,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他没有偶像崇拜,也拒绝宫廷皇帝给他树碑造庙,什么桂冠,什么大师封号,他统统不要。连传宗接代的衣钵也不要,看得很透。他这种状态,恰恰是很文学。其实作为作家,只有像慧能这样才能获得心灵的大自由,这就是禅性。除了读“老三经”之外,我还喜欢读《金刚经》。《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本身的终极地狱。所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都可能成为地狱。《六祖坛经》则告诉我们,语言是另一种终极地狱。这一发现非常厉害。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语言学充分发展了,从索绪尔到维德根斯坦到拉康,他们强调语言学强调到了极端,说语言是人的精神本体,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是精神本体。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主体也死了,人也死了。把语言凌驾于人之上,人在语言中消失了。回归古典,把文艺复兴的口号借用过来,是要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要摆脱语言的统治,概念的统治。只承认人是最后的实在,不承认语言是最后的实在。禅宗对语言非常警惕,所以它不立文字。禅宗这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它放逐概念,直指心性,抓住生命本身。高行健把禅引入文学,引入戏剧,恰恰是给西方戏剧界送了一股清风,完全走出自己的路。很多西方的作家和学者,搞一辈子都搞不通什么是禅宗,禅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作家掌握这个东西非常厉害。高行健正是返回禅性返回古典返回生命的胜利者。

 “回归古典”原来是六、七年前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在最后的一部分提到了。我们本来计划在《告别革命》后,接着写作一本对话录,就是《回归古典》。那是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大现象,这就是从西方艺术界发端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愈来愈厉害,愈来愈离谱。从毕加索以后,艺术不断革命,不断颠覆,造成艺术本身的一些基本规范,基本准则都快要消失掉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回归。在谈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乎是同时,或者稍微晚一点,高行健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另一种美学》,最近刚出版的,放入《文学的理由》,明报出版社出的,我作了个序。真的不约而同,他就在批评西方的这种不断颠覆、不断革命的时代病,呼吁要回归到绘画的原点,回归到二度空间,回归到绘画的文学性。《告别革命》还看到在现实的层面上,人慢慢丧失自己原来的地位,变成机器的奴隶,变成电脑的附件,也必须有一个回归。而从形而上的层面,语言学的发展否定了主体,也有主体的回归问题。所以我们在《告别革命》中说,二十世纪是个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教育学的世纪。这是个比喻,所谓教育学的世纪就是重新塑造人性的世纪,学校不仅应培养生存技能,还要提高生命质量。应把教育的总目标确定为塑造人,塑造美好人性,回归到孔夫子的“学为人”的古典命题。所以回归古典是很广义的,不仅在中国,应该说整个世界都应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谈论回归古典,研究从故国文化里面寻找有利于提升人的尊严、人的质量的资源,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学术会议的题目非常好,我就来讲几句,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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