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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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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

 

 

(刘再复海外讲演录)

 

 

 

 

第六辑

 

 

 

 

美国的意味

 

——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2008年)

 

阅读地球上巨大的一部活书

 

  我离开中国到美国已经19年了。19年前,我一踏上北美这片土地,就意识到,我的第二人生将在这里度过。我不仅要居住在美国,而且要充分地阅读美国。从小老师就教导我,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美国不仅是部大书,而且是部活书。我要读它的山川,读它的社会,读它的文化,读它的氛围,还要读它的心灵。

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它与中国有很大区别,但是仅仅从书本上却不能真正了解它。讲起美国,最容易失误的是只讲笼统的美国。对我来说,阅读美国,不能只读一个笼统的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至少包括四个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人的层面。对于政府层面,不同的总统和不同的政党执政,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政策与面貌,这是值得注意的。即使我们憎恶美国政府,也不能笼统地牵扯到美国社会。美国并不是理想国,它的社会问题很多,但应该承认,它是一个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基础上而获得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难的是它既充满活力,又很有秩序。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有动力的社会,人欲横流的社会,又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对人欲拥有制衡力量的社会。

 

草创期的大文化精神是美国强大的根源

 

  美国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强大的舰队,从深层看,是它强大的制衡系统。它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全仰仗三个法宝:一是政治上和法律上完善的制衡制度;二是民间道德监督体系(媒体等);三是新教伦理与宗教情操。我们即使憎恶美国政府,也不可忘记学习美国这种建构现代社会的经验。

  对于美国的文化,也不可笼统地接受或笼统地否定。就其表层文化,我喜欢它的“无条件地尊重个人隐私空间”这一点。但我最喜欢的是美国深层的文化,这就是美国奠基者所创造的立国精神,即由《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和立国诸总统身上所体现的“生而人人平等”、尊重每一生命个体的尊严和权利的精神。美国的“得天独厚”,首先是一开国就拥有这种个体生命第一的精神,天然地打破等级分别、天然地打破尊卑贵贱、确认人格平等的精神。这里应当说明的是,美国立国的平等精神是指人格平等,而非经济平等,即不是经济上的“均贫富”这类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但它确认人在机会面前具有平等竞争的权利。美国后来的生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在它的婴儿时期就确立的基本精神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经典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已揭示了这一奥秘。他在书中表述这样一个观点:人的一切始于摇篮时期,襁褓时的状况影响人的一生。托克维尔说明这一真理是在揭示: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其婴儿时期所形成的基本精神影响到它的未来甚至决定它的未来,美国正是得益于国家草创时期的大文化精神。这一精神,便是美国的深层文化。

还有一个层面是“人”的层面。人是文化的真正载体。文化在图书馆里、书本里,更是在活人身上。人走到哪里,文化就会跟到哪里。各个民族由于文化的历史积淀不同,确实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美国的历史很短,相比于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美国人显得比较坦率、天真、正直、诚实、不记仇。列宁在《论左派的幼稚病》一书中,提出要学习美国的求实精神,美国人确实有这一性格。我很喜欢杰弗逊总统摆在他的纪念馆中的二十一条语录,其中一条说:“在美国这部大书里,诚实是它的第一篇章。”我们在阅读美国和讨论美国时,如果能注意一下从世界各个地区移居过来的美国人,会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以纯粹美国人为参照系,我会发觉自己的心理比他们复杂一些、世故一些,当然,每一个个人都是个个案,每个个体又有很多区别。

 

美国,意味着一张平静的书桌

 

  美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味。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它是一张平静的书桌;第二,它是一种宽容的空气;第三,它是一个自由的参照系。

  我是一个思想者,最重要的要求是内心的平静。佛家说,静则慧,这是有道理的。只有在平静中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生活,才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我在美国,无论读书还是写作,都有一个沉浸状态。在此状态中,我不仅觉得远离中国,而且也远离美国,甚至也远离以往的自我,即抽身出来,既观看客观世界又潜入自己的内心捕捉那些真切的感受。而能够进入这种状态恰恰又得益于美国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私人空间,对每个人的正当生活绝对不干预、不骚扰。

在美国近20年,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警察来查户口,也没有任何人让我对国家大事进行表态,更没有人走进我的草地与花园。是太孤独了,但没有人会嘲笑你的孤独,也没有人会批评你缺少关怀。总之,可以放心读书、思考、做学问。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到了美国才领会到这句话的意思。放心了,从容自在了,心地清明了,思想也就真实活泼了。能放心自在,才能潜心思想。偌大的美国,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一个可“放心”可潜心的好地方。

 

美国,意味着一种宽容的空气

 

  美国对我还意味着它是一种宽容的空气。我写过一篇《再悟纽约》的散文,把纽约看成美国的象征。说纽约本身就是一个大海,一个大寓言,一个兼备万物、无所不包的国度。世界上最白的人和最黑的人,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最大的冒险家和最质朴的清洁工,以及各种宗教、各种社团、各种民族的城中之城,各种派别不同的声音,全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地球上各种民族的子弟通过贸易、留学等种种途径来到这里,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连我小女儿刘莲的中学,都拥有来自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一进校门就可以看到悬挂于大厅的二十几面国旗。因我女儿的进入,厅里也有五星红旗。不管是中学之门还是大学之门,总是永远敞开着,没有围墙,没有警岗,没有“传达室”,什么人都可以出入。我“客座”的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它的图书馆阅览室,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翻阅它的报刊,甚至可以用汽车驾驶证借阅书籍。这是杜威“学校如社会”思想的结果,还是美国宽容不设防传统的表现呢?恐怕两者都有。刘莲12岁时到美国,当时我们一家都没有美国的身份证,但因为居住在美国,她就免费进了中学,开始时英文还听不太懂,半年后她就听讲自如,学校还来了祝贺信,说她英文打字的速度全班第一。高中成绩优异,因此上大学时得到了三项奖学金,学费与生活费全解决了。

我感受到的宽容空气,还有更深的一面,这就是对于思想和言论的宽容。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临终前对我说了一席知心话,其中有一段让我无法忘记,他说他一生同情中国革命并热爱中国,但平心而论,美国比中国宽容得多。例如,如果我讲了一百句话,其中有九十九句错,一句对,美国会吸收你说对的那一句,而不计较说错的九十九句;而中国往往相反,你说了九十九句正确的话和一句错话,人们对九十九句不计其功,却会对那一句错话抓住不放。邹谠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现任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老师。他本人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美国深造并成为卓有成就的政治学教授。他的代表作《美国侵华的失败》,用理性的态度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他为人正派,治学严谨,立论公平,所以他的书籍在美国很有影响。芝加哥大学对他格外敬重,他去世时,大学特下半旗对他表示哀悼(我在芝大时,全校获得诺贝尔奖的已达48人。有些获奖者去世,学校并不下半旗)。生前他还兼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胡耀邦总书记还特请他去做客,倾听他的真知灼见。邹谠先生这样一个最认真、最诚实、对中美两国都无偏见的学者,临终前对宽容的呼唤,我不能不刻骨铭心。出国前有些朋友批评我太多诗人气质,好率性而言,结果常说错话,出国后虽冷静一些,但还是改不了先天的气质与心性,常直言无忌,也常说错话。对于我这样的性格,特别需要一种宽容的空气,因此,我选择在落基山下生活,觉得还是相宜的。

 

美国,意味着一个自由的参照系

 

  最后,我还要说,美国对于我又是一份自由的考卷。

  美国把自由当作它的理想和骄傲。纽约海滨屹立的自由女神像,就是它的精神象征。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也是一个自由世界。“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人自己发现,自由与安全是有矛盾的,自由度愈大,安全度愈小。恐怖分子正是钻了自由的空子。劫难之后,为了加强安全度,便削弱了自由度。现在乘坐飞机要通过那个安全检查门,太麻烦太不自由了,连鞋子帽子也要脱下来检查。这种自由的困境恐怕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和《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和比赛亚·柏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立论者)没有体验到的吧。我到美国之前,也只从书本上认知自由,对自由的看法过于简单幼稚,到了美国,读了美利坚这部自由大书之后,才有了深一些的认识,所以才写了《逃避自由》这篇散文。在美国几年,至少认识到一点,自由不是天赐的,不是他给的。自由是自己争取得来的,是自给的。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你不会开车,连个逛商场和看电影的自由都没有。如果不是来到美国,我既无法体会到自由的欢乐,也无法看到滥用自由的可怕。当我在草地上绿树下享受阅读的大自在时,突然听到科罗拉多某一中学校园里的狂生滥杀老师与同学的枪声,我知道,这是持枪自由的产物。当我驾车送小女儿上学时,看到先到校园的几个女学生拼命抽着烟,浓雾弥漫,怪味熏人,我感到恶心并知道,这是少女吸烟自由的结果。美国尽管禁止吸毒,但电影明星、歌星沉醉于吸毒的大有人在,警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著名黑人女歌星威廉·休士顿夫妇,吸毒吸得昏天黑地,但美国政府与社会只能听之任之,我知道,这是自由压倒限制、压倒责任的结果。无数滥用自由的例子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等的大概念并非只有闪光的一面,它的内涵丰富,应用起来极为复杂,其负面也可能造成灾难,不可浪漫地把握自由。

  尽管如此,但应当承认,美国是一个拥有高度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迁徙自由等种种自由的伟大国度。有高度的自信力,才有高度的自由。在美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听到批评总统、批评议会、批评社会腐败现象,但是这种批评自由并没有导致时局混乱,倒是使美国得以及时纠正大小错误,免于积重难返。美国的言论自由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停止了越南战事,现在,这种自由舆论又在迫使美国政府从伊拉克撤军。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而破坏了国际政治游戏规则,所受到的最大谴责并不是来自国外,而是国内。我作为一个思想者,当然喜欢这种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并把思想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与最高尊严。这是从我个人的主体需求上说,如果从人类的知识层面上讲,则可以说,美国是地球上一个巨大的自由参照系,有此参照系在,我们才会明白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是不对的,我们中国秦代的焚书坑儒和现代“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也是不对的。在看到自由的价值与自由的困境之后,才知道自由对我原来是一道巨大的考题,一份需要不断思索的试卷,太本质化的回答恐怕是不会及格的。所以,今天我也能说说它对我的意味,并不是它的整个价值体系的评述。

 

 

 

 

 

 用大观的眼睛看香港

——在深圳“时代华人大会”的演讲(2004

 

    此次到深圳参加“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组织的“时代华人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的演讲。我因为酷爱《红楼梦》,便从“大观园”这一园名中抽象出一种大观的眼睛即大观的视角。哲学的问题其实就是视角的问题,视角一变,一切都变。文学也如此,是用审美的眼睛看世界还是用政治的眼睛看世界,具有天渊之别。林岗和我合着的《罪与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旨就是探讨如何用超越视角取代世俗视角。所谓大观的眼睛,便是超越的眼睛,便是宇宙的、哲学的、高远的眼睛。爱因斯坦用大观的宇宙极境的眼睛看世界,就发现地球不过是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一个人更是一粒尘埃,因此人应当谦卑,不可自我膨胀,但因为这粒尘埃又是大宇宙结构中的一个小点,它跟着宇宙运动,所以又获得意义,不必消沉悲观。爱因斯坦之前,释迦牟尼也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因此也发现一个人在宇宙中不过是恒河中无数沙子的一粒。“恒河沙数”,“沙数恒河”,宇宙中的恒河又像沙子一样多。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人生才会洒脱,爱因斯坦临终前嘱咐亲者在墓碑上写下一句话:“爱因斯坦到地球上走过一回”。只是“走一遭”而已,只是过客而已,不要忙着占有,不要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捆绑。曹雪芹也是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所以他才看到追名逐利的荒诞性。“好了歌”就是荒诞歌。“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用大观的眼睛看人世间的沽名钓誉、巧取豪夺,是多么可笑呵。难怪曹雪芹要说许多人的人生过程不过是“更向荒唐演大荒” 

    先贤们或用宗教,或用哲学,或用文学,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道理(即庄子所说的“知通为一”):这就是看世界看人生应当看远一点,不要一着书就变成名利之徒,一有钱就变成守财奴和荒淫之徒,一有权力就变成暴君,一有漂亮的理念和招牌就走火入魔,全不顾苍生福祉和人生的意义。

    会上时间有限,有些热心肠的与会朋友觉得不够尽兴,会下又让我谈“用大观的眼睛看中国看香港”,盛情难却,我便率性而谈。《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兄听完敦促我把谈话整理成文,我答应了一半,先把谈论香港的部份整理于下:

    用大观的眼睛看地球,便可知道拥有生命的地球在宇宙中倘若不是唯一的,也绝对是稀有和娇嫩的,因此也是最宝贵的。用大观的眼睛再仔细看香港,又会发现,香港又是稀有中之稀有,娇嫩中之娇嫩,因此也是宝中之宝。

    首先是稀有的。奥古斯丁说,“上帝之城”包含两个部份,一是世俗之城,一是精神之城。以此概念表述,那么,可以说,香港是世俗之城的极致,它拥有地球上最完善的日常生活秩序。环顾天下,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大都市,最难的是社会充满活力而又条条有序。香港就是这种高度繁荣而又井然不乱的典型城市。我曾经历过大陆阶级斗争状态的生活,更了解香港完善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何等宝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香港人身处香港,习以为常,未必知道香港净土般、绿洲般、宝石般的稀有价值,未必能从血脉深处进行自我呼唤和互相呼唤:珍惜,珍惜,珍惜我们的无比可爱的家园——香港。说香港是世俗之城的极致,并非说香港没有精神之城。深圳只有一所综合大学,香港却有八所,大学不是精神之所吗?香港不是产生大思想家的好土壤,但其法治精神、诚信精神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则是世上少有。然而,香港又是娇嫩的,或者说,香港是脆弱的。香港是个弹丸小岛,可是它却拥有世间最高的人口密集度、高楼密集度和车辆密集度,显然,它已多方面地超负荷。超负荷就容易折断,容易崩塌。前些年,一场股灾,就弄得人心惶惶,许多财主跳楼,这就是娇嫩和脆弱。因为稀有,所以要特别珍惜;因为娇嫩,所以要特别爱护。当年捷克的革命英雄伏契克有句名言:要警惕呵,我是爱你们的。今天我想借用英雄的话对香港同胞说:要小心呵,我是爱你们的。

    如此稀有又如此娇嫩,该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第一个作出回答的是邓小平,他说:五十年不变。“不变”二字,才是真见识,才是真经典。

    世上有些事物是需要变,需要改的,原来是邪恶的、丑陋的、僵死的、没有出路的,自然需要改,而如果原来就很美很完善则不需要改。中国的京剧本是完美的古典艺术,就不必改革,不改比改更文明。日本人聪明,他们的歌舞伎,绝不改革。香港如同京剧,歌舞伎,不改比改更文明,不变比变更符合香港的利益,也更符合中国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香港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世上没有理想国与理想城),微观性的改善改良永远需要,但不可大变、剧变、突变。香港回归前夕,我在《明报》的专栏中写了“天变而道不变”的短文,说主权回归,这是天变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高兴。但是,香港的“道”即制度不变,这又符合天理人心。一切改革都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现状无法维持,而香港人的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干么要变要改革呢?改革不是目的,革命不是目的,共和不是目的,民主不是目的,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是目的。《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即老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才是目的。道不变,五十年道不变,就是尊重这个“生”字。

     提起《易经》,不妨把它说开去。在我心目中,中国有两部天书,一部是《山海经》,一部是《易经》,两部书皆玄妙玄奥,但不知作者是谁?彷佛是前一轮文明留下来的。关于《易经》的猜想与阐释,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正如胡适所言:“《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参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作了新的尝试,从书中抽出三个基本概念(易、象、辞)讲《易》也未必就讲明白。他解释说,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这种解释没有错。但我更赞成郑玄(郑康成)把易分解为三易:简易,变易,不易。简易是指事物总是由简向繁演进;变易是指万物生生不息,不断变化;不易则是指万物万有不可人为地、刻意地去变化,而且有些部份是永恒的,不可变的。十多年来,我对《易经》不断领悟,觉得“不易”法则特别重要。《易经》实际上是“易”与“不易”的辩证法。我们过去处于革命时代,总是强调“易”强调“变”,迷信“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的观念,忘记世事人生有些基本原则是不可改变的,用现代时髦的语言说,是不可以“解构”掉的。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确认人需要生存、温饱、发展,这种基本价值观念就不可以推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等观念就想改变天地大德之“道”,结果总是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易经》中的(象传)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就是说君子掌握着道(方即道)而不加改变。这是“不易”之理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更为重要,就是易要顺其自然,“顺乎天而应乎人”(卦四十九),千万不可人为地变,刻意地变,尤其是不可“妄冒”式地变。大陆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就是刻意的妄进冒进。《易经》说:“无妄往,吉”,不妄行妄为才大吉大利。

    说香港“天变而道不变”,便是说香港的政权易了但制度不易,邓小平所说的“五十年不变”,便是五十年不易,即五十年中不要刻意地改变它的基本结构、基本框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易之理是关于香港的各种道理中最核心、最重大、最根本的道理。大道理总是管小道理。今天我拿出“天书”来与香港朋友聊天,无非是说,香港的不易之理才是香港的天理,才是香港的第一生命道理。天理之下,是劝说香港同胞们能认识自己,守住海域上的这一片净土,这一片家园,千万不可激进,不可冒进,不可情绪化,不管理念有什么样的冲突,都不可大唱剧变的高调,更不可以有重大变易的措施与行为。

    我因为爱香港并深知香港的价值,所以在香港的见解上是个绝对保守主义者,因此两年前就批评过“二十三条”操之过急,但后来香港特区政府收回了,又让我高兴。现在听到爱国的调子和民主的调子都唱得那么高,又担心高调下会发生种种冒进。我能理解具有民主理想的志士们,但觉得民主绝对不可冒进,尤其是香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过“大民主”的苦头,倘若香港也想学习“文革”或台湾方式的民主,那日后一定也要大吃苦头。用大观的眼睛看了看香港。密密麻麻的车水马龙中分明看到“不易”二字。这才是最吉祥的字眼。愈看愈觉得不应该悲观。

 

 OO四年四月十三日美国

 

 

 

 

双向思维与大时代的基调

——在深圳“时代华人大会”的书面讲稿(2004

    

      八年前,李泽厚先生和我在《告别革命》对话录中说,中国从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借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表达,是从诗歌时代进入散文时代。诗歌时代的基本符号是英雄传奇、大激情和轰动效应。而散文时代则扬弃这些符号,而以普通人、平常生活和建设为特征,散文时代的基调是低调的,平实的,从容的。我们所说的“告别革命”,实际上是在告别一个高调的、激进的、动荡不安的时代。

    中国的时代性变迁与当代世界整体的变动又是相关的。整个世界在近十五年中最大的变动是从冷战转入经济竞争,世界从以意识形态敌对为中心内容的时代转入以财富创造为中心内容的时代,用已故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时代进入数字管理时代。数字变得比意识形态重要,意识形态退入世界的边缘,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种历史场合下,中国的大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自然也需要相应的改变和重新确认。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思维方式在进行较量,也可以说有三种思维方式可供我们选择。第一种是单向度思维,这是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思维,即“你死我活”的思维;第二种是双向度思维,这是平等的、对话的、协商的、彼此互相尊重的思维,可称为“你活我也活”的思维;第三种是恐怖主义自杀炸弹发生后出现的“你死我也死”的思维,这种思维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与汝偕亡”,同归于尽。这是一种大家都等于零的死亡向度。我们当然要拒绝这种反人类文明的方式。有幸的是,中国文化里虽然也有荆轲所代表的类似方式,但他不滥杀无辜。而且荆轲精神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精华,在现代中国也没有市场。此外,国际恐怖主义并没有对中国构成很大的威胁,或者说威胁是最轻的,因此中国正可以充份珍惜这样的历史时机,在第一、第二种思维方式上作出选择。上一世纪,我们曾选择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斗争哲学的思维框架里生长起来的。而现在,我们应当选择另一种思维方式,即你活我也活的方式。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变了。中国已经从革命时代进入了建设的时代。

    在革命时代,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谦让是对的,但在后革命时代即经济时代,请客吃饭、温良恭谦让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时代的中心已从战场转入饭桌即谈判桌上。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时说,香港喜欢请客吃饭,喜欢温良恭谦让,这很好,这就是有别于战争状态和革命状态的日常生活状态。这就是散文状态。香港的日常生活状态是地球上最健康的状态,香港的日常生活秩序,是地球上最完善的秩序。十五年来,我走过二十多个国家,认真阅读世界这部大书,觉得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最难的是有动力又有序,即社会充满活力又有秩序,香港正是突破这种难点的大都市。它的人口密集度、车辆密集度、高楼密集度和经济发展度都是世上少有。然而,它却有序不乱,很不简单。香港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全靠香气缭绕的饭桌和理性导引的谈判桌,而不是靠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激进的情绪。香港不仅帮助故国保留了做生意的记忆和商业的天才,而且提供了通过对话、谈判、妥协、合作获得大繁荣的历史经验。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毫无疑问,有智慧的中国人一定会在巨大的商业活动中学会谈判,学会妥协,也将会意识到,世界上没有甚么问题包括政治问题不可以通过协商协调来解决的。也就是说,任何目标,包括政治目标,都可以用对话来实现的。六年前,中国用对话的方式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同样,也可以用对话方式和经济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难题。很可惜,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没有实现,而西方的资产者倒是联合起来形成了欧洲共同体,这就是经济的力量。中华民族当然也可以通过经济的力量重新联合起来,这可能正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框架。我们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及其所带来的苦难,我们在本世纪应避免重复那样的历史。 

    刚才我说时代的重心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是要说明一点,当下历史的舞台变了,或者说,是当代的政治经济大平台变了。那种一方消灭一方的单向度舞台将会成为过去,时代展示的是双方共生共赢的双向度新平台。因此,平等对话、谈判协商、和平共生正在成为这个大时代的基调。首先是平等,没有平等的态度就没有对话和协商的前提。所谓平等,就是确认对方说话的权利和讨价还价的权利,确认那种一方得一百分另一方得零分的简单算式该进历史博物馆了。请注意:谈判桌是圆桌(ROUNDTABLE),没有高下之分与尊卑之分,每个参与者都拥有被充份尊重的一席之地。在谈判桌上,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居高临下,即不可能独尊、独断、独赢,只能共赢与多赢。这种圆桌文化精神,应是经济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

    在历史的大平台上,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的思维框架将彻底终结。所有的矛盾包括富人与穷人的矛盾,都只能通过对话、谈判即阶级协调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占道德优势。应当承认,历史不是斗出来的,不是战火造出来的。历史是建设出来的,是劳动出来的,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用自己的头脑、心灵、双手、血汗共同生产、共同创造出来的。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产生过自己的英雄、伟人与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称赞资产阶级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对其伟大的历史功勋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五十四页,人民出版社)当下的全球化潮流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天才预言。但是,宣言第一节的第一句实质性的话却不是真理,他说:“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强调阶级斗争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并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一基本思想是值得商讨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宏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大改变,如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从封建制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数千年中仅有几次,其中剧烈的阶级搏斗只是历史的瞬间。而更重要的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则连绵不断。这些连绵不断的改良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而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都不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因为生产关系不只是所有制,它还包括许许多多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非常具体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节、改善、组织,是最麻烦的人类的基本工作,这不是“火与剑”能解决的。过去中国以为“革命万能”,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为“所有制”改变之后则一切都迎刃而解,但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太简单了。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除了制度问题(所有制)之外,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即大文化观念、大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活在“阶级斗争万能”的文化观念中,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已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有这一大转折,才有中国今天的活力、生机和蒸蒸日上。有了这一历史经验的中国人,今天当然应当抛弃单向的斗争哲学,而把双向对话上升为自觉,开始一个双向思维的时代。所谓最先进的文化,首先应当在思维方式上是先进的,是走在历史前沿的。然而,可以肯定,随着财富的增加,贫富悬殊的现象还会加剧,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的矛盾难以避免。但是,面对矛盾,我们是重复历史上的“造反有理”、“劫富救贫”、“剥夺剥夺者”等观念,还是相信“改良有益”、选择对话、谈判、妥协、调节的办法呢?我觉得要在大时代中进行文化选择,这才是最根本、最关键、决定一个世纪面貌的选择。我们中国人应当到了从历史文化的制高点上确认唯有阶级协调、双向平等对话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的时候了。自从一八四八年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一直蒙受着巨大的失败的耻辱,这种耻辱感又演化成急于翻身的激进情绪和产生“你死我活”的激进思维惯性,尽管这种思维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国家生存与人类生存的最好方式。今天,当历史向我们展示另一种前途的时候,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抛弃“造反有理”的大思路而选择“改良有益”的大思路,这才是充份和平、充份安宁、充份建设的大思路。所谓百年大计,这才是第一大计。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所谓双向思维,不是没有对立的声音,而是要尊重不同的声音,哪怕是反对派的声音,也要给予表述的自由。俄国思想家扎米亚京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异端对人类思想的健康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异端也应当造出异端。”双向对话包含着对异端声音的倾听。因此,双向思维方式又是宽容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民主正是让不同声音通过一定程序参与社会进程的思维方式与组织方式。民主的对立项是专制,专制包括专制制度与专制人格。由于中国专制的历史过于漫长,因此专制已经成了一种精神和心理的病毒,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难免成为专制的带菌者,而多少都具有专制人格。尤其是中国的男人。甚至一些反对专制制度的人士也往往具有专制人格,动不动就使用语言暴力。许多农民革命领袖人物在革命成功之后仍然实行专制制度,就因为他们的人格与思维方式并未改变。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单向的,仍然是只知命令,不知对话;只知压服,不知说服;只知唯我独尊,不知互让互尊。这里,我不回避问题而要坦率指出:自从中国打开大门之后,中国的“开放”大文化精神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大文化精神导致了今天出现了我国近代以来最好的经济态势;然而,中国的“宽容”大文化精神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邹谠先生临终之前告诉我,他说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并对美国的中国政策进行长期的学理性批评,但他说美国在大文化上的宽容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如果你说一百句话,有九十九句是错的,有一句是对的,它会吸收你的这一句真理,而不计较你的九十九句错话,可我们中国,情况往往相反,那九十九句正确的话,人们不计其功,而那一句错话,则常被抓住不放。这种状况近年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够。而“宽容”精神不足又会影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力度,导致缺少现代化进程中的舆论监督,从而缺少对欲望的一大制衡形式,即民间道德监督系统的制衡,这一缺陷,再加上法制系统的不完善,便使腐败得以滋生,从而严重地腐蚀社会并导致社会的部份变质。因此,宽容不是纵恶,而是制衡。也就是说,宽容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必要的文化条件。

    正是在双向思维的前提下,我在前年《亚洲周刊》的文章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所谓第三空间,就是黑与白、正与邪、革命与反动这种极端两项对立当中的中间地带。在文化大革命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没有逍遥派的立足之地,这只是一种征象。事实上,二十世纪阶级斗争日趋激烈之后,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超越两个阵营之争的可能。连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不确认知识者拥有隐逸的权利。二十世纪最大的文化教训甚至可以说文化理念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消灭了第三空间,而对人进行黑与白、正与邪、革命与反动的极端本质化的简单分类。分类是一种权力操作,两极性的分法使知识分子、企业精英、媒体精英、社会建设者丧失其价值中立的可能,也丢掉了超越党派的中性眼光。知识分子的天性应是天然地为人类为国家的多数人着想,没有私利,只有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职业良心。这种特点,注定使他们不可能站立在全黑全白某个阵营之中。知识分子在本性上不是集团之人和党派中人,而是集团之外的“槛外人”(《红楼梦》称妙玉为“槛外人”)。因此,第三空间也可说是一种“非党空间”,一种独立的超越非白即黑思维框架的非党派空间。真正的企业家也是生存在这一空间之中的。有了这一空间,才有良知的自由和充份展示智慧的可能。可惜,非黑即白的思维框架总是吞噬这一空间。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以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为例。这部小说的主角令狐冲,独立独行,超越正教、邪教两大营垒的单向立场。他是所谓正教(五岳派)华山派岳不群的弟子,可是,又与邪教(日月神教)中人交朋友。他既喜欢岳不群的女儿、师妹岳灵珊,又爱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他想超越生死对峙的两大阵营而吸收双方武功的精华,但两派的首领都不允许他如此选择。他的功夫高强,两派头目既想拉拢他又想杀害他。最后他和任盈盈远离江湖,隐居在山林里共同弹奏千古绝唱《笑傲江湖》。“令狐冲处境”可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处境,也是希望超越两极对垒而专心致力文化创造和社会建设的人们曾有的共同处境。我说的第三空间,就是要充份尊重令狐冲的独立精神,充份尊重令狐冲应有的三种权利:其一,批评的权利(不迎合、不依附的自由),其二,沉默的权利(不表态的自由),其三,逍遥的权利(不参与的自由)。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正因为有沉默的自由、有逍遥的自由,所以才会产生诸如《红楼梦》那样的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艺术巅峯的伟大作品。我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指的就是这三种存在的权利。

    我国伟大哲学家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这里所说的双向思维,就是“二”。这个“二”,不是回归到“一”(对立统一),不是“正”、“反”对抗后的“合”,而是派生出“三”,这就是第三空间,而第三空间又将派生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美好万物万象。许多好思想,好主意,好建设,将从这里产生。让我们把老子的思想看作伟大的预言,去迎接一个更祥和、更繁荣、更文明、更可爱的时代。

    

 OO四年三月十七日写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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