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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美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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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泽厚对谈选编 

 

一、走出语言学世纪

 

刘再复:你曾有一个重要想法,就是二十一世纪将有一个新的人文复兴,这一次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其中心主题仍然是重新肯定人的价值,但主要不是从宗教的束缚中而是从机器(科技机器和社会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所谓“告别现代,返回古典”的意思。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应当继续做这个题目下的文章。

李泽厚:这是个大题目。20纪是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的世纪,是科学技术最广泛、最深入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世纪。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使人类往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科学技术也使许多人变成它的奴隶,人变成电脑的附属品,人被机器所统治。这恐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刘:人的进化与异化并肩而行,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人不停地改善工具,20世纪初的人类决不会想到20世纪末竟是电脑的世界,能发明、使用电脑的人类相比仅能使用打字机的人类当然是一种进化,但是,人们也没有想到,人类制造电脑之后也为自己制造一种异己的存在,人变成电脑的附件。异化现象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这样,如何摆脱异化现象,就变成二十一世纪的大题目。

李:异化是个大题目,但又是非常具体的,例如,如何摆脱机器的支配,如何摆脱变成机器包括“社会机器”附属品的命运。

刘:这几年我们老讲“返回古典”,这一理念,说到底是人类将从20世纪的异化性存在返回古典式的健康存在,不为物欲和机器所统治的存在。

李:人要返回真正的人,就得摆脱被欲望所异化的状态,这两者是相通互补的。人因为服从于机器,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紧张、单调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余就极端渴求作为生物族类的生理本能的满足,陷入动物性的情欲疯狂之中,机器人就变成动物人。这样,人实际上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20世纪70年代我提了这个问题,但未展开论述。

刘:人的聪明才智使人创造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发达社会,但是,人的自我发展却面临着人类自取灭亡的前景。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但还未被哲学家们充分重视的人类命运问题。

李: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活着?活得怎样?这些问题在今天并不抽象。它非常具体而且愈来愈尖锐地提到人类面前。

刘:现代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可怜的钟摆式的生活,即在机器与动物之间摆动的生活。即一面极端紧张工作,如同机器;一面极端享受,如同动物。人如果只是在这两极中摇摆,就不是有意义的存在。

李:我曾说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而21世纪应当是教育学世纪,也就是说应当重新确立“意义”的世纪,不能象20世纪那样一味地否定意义,解构意义。通过教育,重新寻找意义,培养健康的人性。

刘:说21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是针对20世纪而言的。20世纪是一个否定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解构的世纪。在实践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机器便否定和解构了人,这是工具批判了人;在理论上,还有另一种工具否定、解构、批判人的现象,这就是语言对主体的解构,所以说,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21世纪要恢复人的意义和尊严,就应当在理论上批判语言的绝对理念,既肯定语言的积极作用,又拒绝语言对意义的剥夺。所谓教育学的世纪,是针对语言世纪而言的。

李:语言重要,但语言并不是人的根本。语言是人不可缺少的工具,离开语言人就无法生存。人通过语言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多彩,但语言不能代替人本身。

刘: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语言的结果。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被历史所创造,这就是你所说的历史积淀。语言也是一种积淀物,但不是历史积淀的全部。工具价值不可代替生命价值,20世纪的一个巨大误区是用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即取代生命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李:语言不是根本。我一再讲的是两个本体,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通过制造工具而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这是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能靠它们的四肢,人则靠工具维持它的生存,这是物质本体;另一个人通过各种生活活动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长,人有动物情欲,要吃饭,要性交,这是人的动物本能,但在人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心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人不仅和动物一样能性交,更为重要的是人会谈恋爱,这就不一样。而人的恋爱有非常复杂细致多种多样的情感,能通过通讯、交谈、写诗、写各种文学作品来表达,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把动物性的要求、感觉升华,而且因人不同,这就形成个性差异。这种心理通过文化(如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积淀,使人性愈来愈丰富,而个性的差异也愈来愈突出。所以,不仅是人的外部世界不断变化,人的内部世界也不断变化、丰富。我以为现代人的感性不知比原始人精致、周密、丰富多少倍,所以我不赞成一厢情愿地盲目崇拜原始人、自然人,我不赞成卢梭。复杂并不是坏事,当年批判知识分子比工农的情感复杂,批判欣赏月亮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我想,难道看月亮联想到大饼就是高超优越的工农情调吗?

刘:这个世纪的语言哲学应当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充分意识到语言的中介作用,充分地意识到语言对人的制约。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人类的思维发展到20世纪,变得非常复杂,许多新的复杂的精密的思想要表达,往往受到语言的障碍,而且20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流空前频繁,各种语言的翻译也是空前的。这个时候,发现语言的误差和表达的困难,发现人被语言所支配的现象格外严重,从而确立积极的语言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后来哲学家把语言描述成人的根本,人的一切,甚至不是人去掌握语言而是语言掌握人,把语言的意义问题取代人自身的意义问题,这就陷入谬误。这就丢失了主体、历史,尤其是丢失了人的目的。人要向语言挑战,从语言的牢笼中争取解脱,但最重要的是要向人的根本困境挑战,争取从机器的束缚中解脱。走过20世纪,我倒感到还是康德的二律背反最深刻。黑格尔的“一”,导致对“本质”的追求和迷信。语言解构主义者竭力打破这个“一”,反对本质主义,把“一”打成碎片,这有功劳,但它也把主体、历史打成碎片,把人打成碎片。哲学家们应当会发觉,把历史、世界、人解释为碎片与解释为“一”的本质主义同样有问题。我们正处在本质被强调到极点与本质被粉碎到极点的中间点上,我想,康德的二律背反倒是最有道理的,它分清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场合,在某个场合中,讲历史,讲人的主体性是符合充分理由律的,在某个场合中,讲解构讲反本质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反本质、反主体己走到极端,所以我们才必须重新讲人的价值。

李:我们讲主体性,讲人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是讲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在机器面前人失去自由,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去恢复这种自由?这里有一个如何争取自由时间的具体课题。科学在继续发展,人的工作愈来愈难离开机器。我们的办法不是打碎机器,而是想办法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私人时间、情感时间。现在每个星期工作五天,将来要是能减少到三天,有四天的私人时间,人的价值就不同了。当然这里还要注意如何摆脱和克服社会机器、广告机器等等的控制问题。今天人的自由时间也常常被它们所左右和主宰了。

刘:文学艺术上很注意自由时间,但这是主观上的自由时间。我们这里所讲的自由时间,应当是客观上的自由时间,即在现实层面上的自由时间。人首先应争取扩大、延长现实的自由时间,然后再在这种时间中展示想象,创造精神生活,创造真正的自由时间。没有现实的自由时间,就谈不上教育、文学,谈不上从容的性情陶冶,人性就会枯萎。

李:现实的自由时间太少,一个星期有五天或更多的时间要作为机器,包括社会机器的附件,这就意味着人还是作为工具本体存在着,或者说被工具本体统治着,只有到了自由时间多于工作时间,心理本体占统治地位,人性才能获得充分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出路。

 

2006年秋于美国博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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