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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美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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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沟口雄三亚洲表述的质疑

 

刘:今年5月我受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加加美光行教授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年度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沟口雄三教授主讲,由我和张琢、张梦阳、金观涛、刘青峰和其他日本教授对话。沟口雄三教授讲述的主题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与他过去发表的文章、著作的基本点相同,他强调史学家进入问题之前要有自己的立场、态度。其要义是说,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应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为镜子,不应当把外部的刺激(外来因素)看成主因。没有外来的刺激,中国近代史包括思想史也会按其自身内部的因素而进入现代社会。他所著的中国前近代思想史,以李卓吾为开篇,此次他侧重讲黄宗羲,他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中国的思想家也会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参加会议之前,我把沟口教授的几部中译著作都阅读了,其中还有你的学生赵士林的中译本。沟口雄三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还提到你,你们是不是见过面?

李:见过多次面,1992年他还邀我和史华慈教授去开过会,对我似乎很客气。

刘:我读了他这些的著作,总的印象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方法论中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用亚洲表述来代替欧洲表述,以中国镜子来取代欧洲镜子。所谓镜子,就是参照系。他觉得过去用欧洲的参照系来看中国是不公平的,西方学者站在欧洲中心的立场,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国家枪炮推动下的历史也是不公平的。归纳一下,有三个意思:其一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内因推动的历史,不是外因推动的历史;其二是对这一历史的评价尺度应是中国自身制度的尺度,不应是欧洲西方的尺度。其三是以往西方的中国近代史表述只是欧洲表述,而他所作的表述是亚洲表述。

李:日本汉学界的历史研究重资料、重实证,下了许多细致的功夫,其认真态度值得中国学人学习,可惜一般讲来,比较不重视思想。沟口教授是一个特出的例外,但他的思想我不太赞成,我以为他基本上还是在转述柯文(Paul A.Cohen)等人的后现代看法,强调态度、立场、方法,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许多国外汉学家的中国近代史常以明代为起点(如史景迁),不无道理,这就是国内以前讲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它甚至可追溯到北宋。但我仍以为,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各种纷至沓来的外部刺激改变了中国,才真正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刘:不错。我在会上和沟口雄三教授进行了一次质疑性的对话。首先我肯定了沟口教授重视中国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线索,过去,我国学界在讲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时,忽视了这一点。1988年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一个论点,思路与沟口教授接近。我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双线双向”的文学史。第一条线是外国文学刺激下的文学史,这是由欧美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创造的,即由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和胡适、冰心、巴金、老舍等创造的历史;一条则是由本国自身的文学语言传统自然演化的历史,这是由刘鹗、苏曼殊、鸳鸯蝴蝶派、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构成的历史。前者可称为“外烁新文学史”,后者可称为“本土新文学史”。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介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本土传统一脉的文学,也会自成系统,自己汇成江河。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成其现代文学,恰恰是由于外国文学的刺激而获得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和全新的语言。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主线索的是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冰心等为骨干的外烁文学史一脉,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写《狂人日记》全仰仗阅读一百多篇国外小说和自己的一些医学知识。没有异国文学的刺激,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沟口教授的思维方式是在关注内部线索时否定作为主流的外部线索,这样书写下来的历史只能是片面的、丢掉基本事实的历史。

李:金庸小说讨论会,我也参加了。你以文学的例子说明现代历史的论述方法,我也是支持的。而且即使是苏曼殊、张爱玲也仍然受西方影响很深。刘鹗、张恨水包括金庸倒是更本土一些,但观念和作品内容仍大受西方影响。

刘:我还向沟口教授提出另一条质疑。中国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是否可能面对世界现代社会潮流?到了世纪末,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失败的大耻辱,中国是否会有巨大的反省而导致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了20世纪初期,如果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否会有1949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质变。没有外因,没有外来刺激,是否会产生这些质变。沟口教授所讲的从李卓吾到黄宗羲的例子,只能说明在没有外力影响下,中国的量变,但这些量变不能构成历史的主脉。在此次会上,我们的好朋友张琢,特别支持我的发言和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刺激,中国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也不是一百年来中国的样子。他又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的外来刺激,一百个黄宗羲也没有用。张琢仍然是那样锋芒毕露,口无遮拦。

李: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包含着某些民主思想,所以梁启超曾加以引用发挥,但这种思想萌芽,与洛克、卢梭、康德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不同(他们是在确定个体价值前提下的民主思想)。李卓吾肯定“私”、“利”、“欲望”等,与当时礼教败坏的社会风气有关,后来便被同样有着进步思想的王船山大骂。如果不是外来思潮,不是五四运动,李卓吾不可能演变成现代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潮。沟口否认外来刺激,否认近代外来力量对中国社会的震荡,这不合乎历史事实。沟口的说法仍然是西方流行的否认进步、否认普世价值的文化观念,他的亚洲表述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主义。他否认“欧洲表述”,实际上是要否认普世价值,也不承认在人类文明史上,欧洲在近现代确实是个先锋角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所呈现的价值给人类历史带来很大的进步,我一直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否定进步的种种说法。沟口是竹内好的学生。竹内好先生是日本的左翼,在政治上一直反对美国反对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入侵,沟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反映了日本左翼的立场,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但是不能用某种政治立场来解说历史。

刘: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思想前提,是肯定欧洲价值的先进性。有了这一前提,才有脱亚入欧的大思路,才有日本的近代改革和现代社会。中国近代的变化,也是在外来的刺激下惊醒之后,确认一个思想前提,即确认中国落后了,无论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或文化层面都落后了,有了这一前提,才有这一百年来的不断的反省和改革。

李:前面提到哈佛大学的柯文反对费正清的刺激反应论,提出中国中心论已经二十年,费正清忽视内在因素,把外来刺激说得太绝对,有他的片面性,但柯文、沟口更片面,把中国的内因说得更绝对。我以为比较起来费正清的表述还准确一些。我不愿赶时髦。

刘:柯文写了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已翻成中文,是部相当有影响的书。我也买了一本。对于柯文这部书的主旨和他的中国研究思想脉络,林同奇教授已写文章作了详细介绍,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柯文思想的语境正是针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模式。费正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大体上“外部刺激/反应”的模式,强调外部力量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但对中国内部的相应变革力量估计不足,柯文对此提出问题,提出另一套思路,其要点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心动力不在欧洲,而在中国本身;用我们熟知的语言表达,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总之,是用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

李:从柯文到沟口都是把欧洲表述变为亚洲表述、中国表述,否认人类发展的共同尺度、共同价值。这种思潮很有势头,迷惑了很多人,所以值得注意。柯文、沟口都是沿袭福柯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所谓新历史主义,就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是如何讲述、如何表述的问题,也就是论述的方法问题。后现代把这看作新发明,其实与毛泽东当年强调“关键在于立场、观点、方法”非常相似,我们这一代很熟,也难怪中外好些后现代学人特别喜欢毛了。

刘:中国近代史最根本的动因还是外来的刺激,因为外来的刺激,才打破中国历史的内部循环。如果不是天演论(进化伦)的进入,我们现在可能还以为历史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沟口先生否定外部刺激这个根本,其实,外部刺激是铁铸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应先肯定这一事实前提,然否再考察不同文明模式对外部刺激的不同反应,这才进入问题。例如亚洲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印度,就是三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三个国家在19世纪都经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但反应很不相同。日本曾是弱势文明,并且有接受汉族文明的历史传统,因此,当他们感到自己落后时,很容易正视自己的落后并很快地接受欧美的强势文明,迅速作出决断,实行改革。他们以“和魂洋才”为中心口号,在接受外部刺激时很少发生冲突。印度和日本相比,更是弱势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他们几乎是全盘接受,近似投降。中国则不同,它一直是强势国家,一直具有中央大国心态。西方文明在自己面前出现后,自己的架子很难放下,本来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已不容易,现在还要承认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先进”,更是难以设想,因此,对于外来刺激,开始便是反抗,不得不面对与接受后,仍然充满焦燥与冲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第一次与强势文明接触,才进入现代历史。这之前,中国都是老大,打交道的都是比自己低一级的弱势文明。中国如果不是西方强势文明的震撼性刺激,就只能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发展,缓慢循环。把重心放在不同文明的不同反应,这种思路也许更贴近历史本来面目。

李:这里还涉及一个偶然与必然的问题。只重内因便忽视了历史有诸多偶然,实际是回到某种宿命论,恰好是后现代的反面。各文明、文化、国家、民族都是在各种错综复杂又难以预料(即偶然)的内外部刺激震荡下兴衰存亡和变化着的。从李卓吾到鲁迅,中间如果没有外来刺激,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秋天于美国博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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