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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美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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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

 

刘:刚才我谈得太多,现在应当让你多谈谈,我很想听你讲讲历史进程的二律背反。

李:我也谈了不少。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意思是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谈这个问题时,我以前老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有个短篇小说描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矛盾。那位白人雇一个黑人和他一起运鸡蛋去远方,因那地方少鸡蛋,运到后一定会发大财。但运输的路上极其辛苦,这位白人雇主非常吃苦耐劳,节俭勤奋,真可说是艰苦卓绝,但这个黑人却完全相反,消极怠工,好吃懒做,觉得这样吃苦去赚这个钱,实在不值得。最后,鸡蛋运到了,却全臭了,白人只好自杀。另一个是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作品,也是短篇,描写的是一个手艺精湛的鞋匠,为人忠厚,他做的皮鞋简直像艺术品,既美丽,又耐穿,多年也穿不坏。但在大工厂生产皮鞋的时期,生意却越来越冷淡了。没人再来买他的鞋,因为工厂生产的鞋,便宜得多,而且花样翻新,虽不耐穿,但大家还是喜欢去买。这两个故事描述的正是二律背反,双方各有其价值选择,你能说谁是谁非呢?你能说杰克·伦敦笔下的黑人白人谁是谁非呢?也许杰克·伦敦是站在黑人一边批评那白人。但那白人想艰苦创业,历尽艰辛,不也正是今天企业家的榜样么?不也正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么?但那黑人觉得人生如此并无意义,也许他更向往中世纪的田园,这也不错呀(我这也是借题发挥,因为这个故事的细节已经记不准确了)。这两个故事都表明历史与人生,历史与感情,历史与伦理的关系非常复杂。两者固然有相当一致的时候,但也经常有矛盾。刚才你说的实际正是历史与伦理的矛盾。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里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的范围里就不合理了。所以我以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是大家都贫困化,这正是不同于毛泽东的历史主义。

刘:个人的私欲在伦理的范围内自然是恶,但是在历史的范围内,恶则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一点黑格尔说明过,所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比费尔巴哈更深刻。打破大锅饭,在伦理主义范围内,可能被视为残酷的、不道德的东西,但是一旦打破,个人的欲望潜能被刺激出来,社会就获得发展的推动力,这又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真是无可奈何,也属于“此事古难全”。

李:你说得对,光有社会正义的要求,光用道德眼光来看社会,固然纯洁高尚,但是,这也会产生不必要的、过度的义愤,以致导致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在社会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一历史阶段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并不一定都那么善良、纯洁。

刘:我探讨忏悔意识和良知责任,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维护人类的良知,不断地呼唤良知责任、道德责任,但是,人类的历史还很短,人类并不成熟,良知还是很不可靠,正因为良知不可靠,人性不可靠,所以就需要法律。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一个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强制社会成员接受法律的要求,这就不是那么温情脉脉,法律又常常是很严酷的,不讲情义。

李:历史总是在这种矛盾中忍受痛苦。例如,从《诗经》开始到杜甫的《兵车行》,都表述战争的苦痛,描述送别丈夫、子弟上前线的痛苦之情,成为传诵不衰的名作。但是,从西周到汉唐,军队抵抗异族入侵,远逐匈奴,“少年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也是无可奈何和难以非议的。在历史主义的层面上,还得记录这些功绩。一战争就要死很多很多的人,造成那么多家庭与个人的悲剧。这种悖论,从古至今所在皆存,但愿总有一天,世界永无战争。

刘:我国古代思想家两千多年争论不休的利义之辩,西方学者的功利论与正义论之辩,也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有的强调“利”,这是把历史主义放在优先地位,有的强调“义”,这是把伦理主义放在优先地位。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内涵比义利之辩更丰富,如你刚才所说的它包含着历史与人生、理性与情感,利益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但义利之辩也确实是历史前进的重大矛盾内容。

李: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义利之辩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孟子、朱熹这一线强调义,而墨子、荀子、董仲舒、叶适、康有为等强调利,强调经世致用。现在的思想史著作没有把这两条线讲得很清楚。新儒家对强调经世致用这一线的思想者更是忽略。牟宗三先生说叶适是孔子最大的敌人,其实,应当说,叶适是牟先生最大的敌人。

刘:儒家思想家们强调利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排斥“义”,只是强调要有一种合理的“义”,即在考虑到历史发展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个人利益和人问道义。我们现在应当更注意发掘经世致用这一线索的思想资源。

李:我把伦理分为宗教性伦理与社会性伦理,前者是对伦理的绝对强调,后者则包含着对伦理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历史发展并不简单,个人的选择也不简单。有位朋友出了本书,书名是《政治多么简单》,据说一位台湾政要看到后说,这个人多么简单。

刘: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矛盾总是从这里开始发生,文学家尊重人的情感,把个人的情感看得很重,而政治家往往是铁石心肠,为了达到一定的历史目标,他们总是说,牺牲是必要的,流血是必要的。历史学家可以歌颂拿破仑,但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他绝对无法接受。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支持十月革命,结果最后自己被这场革命所吞没,因为革命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铭记他当时的善良心肠,它按照自己的钢铁轨道无情地向前运行,不惜碾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洗礼中,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家被置于死地,我们的文学家为他们写了不少挽歌,但是,如果作为革命,作为继续革命,这种牺牲又是符合自身的规律。革命本身就非常残酷。

李:所以我们评价某种东西,就应当放在不同的层面来看。例如对某个讲民族历史文化的电视片,我上面说了,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文学作品,从感情的层面上来看它,我是支持的。文学就是表现情感,情感总是缺少理性。这种情感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都可以片面地加以表现。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学术作品,或是历史教科书,那我就要认真地反对它的许多观点,例如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归结为黄河文化,从而是落后的根源,我就很不赞成。在历史前进中,需要科学,也需要文学,文学不断地对历史进行批评、反思、抗议,也许不大符合实际,但有它存在的巨大价值。

刘:对于民粹主义思潮和它在文学中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这种悖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或者说作为一种历史要求,是很有问题的,它崇尚农民,排斥资本主义方式,这种思潮放在历史的层面上,我们不能说它是进步的。例如章太炎,他的民粹思想、道德主义,我就不赞成。但是,有民粹主义思想的作家,他对农民倾注了感情,对农民的善良、纯朴由衷喜爱而且写得非常美,并因此反衬被工业污染的都市文明的肮脏与黑暗就无可厚非。如果一个作家认为城市是罪恶的,只有乡村是干净的,因此,他竭力反抗城市对乡村的侵蚀,这也会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种作品。从文学的层面上,我们就不应当去追究这种作品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是非。理性与感性也是一对二律背反,都有存在的理由。

李:不错,正像两个曹操并行不悖。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文学的曹操,都有存在的理由。历史上的曹操,是历史学家用理性再现的,而文学中的曹操则是文学家的感性产物。

刘:作家不应当太理性,一旦太理性,就把什么都看穿看透了,想得太透反而写不好,例如赫尔岑就太理性了,所以他写不好文学作品。车尔尼雪夫斯也是这样,他作为一个思想家,非常理性,但他的小说《怎么办》也充满理性,叙述模式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样,小说就不感人了。

李:作家最好是保持一种敏感与朦胧的状态,能保持这种状态,才是天才。但是如何保持,为什么能保持,就说不清,难以捉摸。作家自己也不明白,这也就是我十多年前就强调的“无意识”。

刘:康德好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说科学没有天才,艺术才有天才。艺术创作确实有点神秘,一幅画、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歌,写得那么好,但要作家理性地说为什么写得好,恐怕讲不出太多道理。作家的创作就凭经验,这种经验里包含着灵感、才能,甚至是大灵感、大才能,很难讲请楚这是怎么回事。能讲清楚经验,肯定不是大作家。

李:所以任何作家都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一定成功。这一部作品成功了,下一部作品却不一定,也许大失败。如果能说清楚作品怎样写就能保证成功,恐怕不是大作家。

刘:科学家可以理性地确定,理性地预测,作家就不能。作家创作的敌人恰恰是太确定了。

李:大诗人作诗并不是每首诗都好,有时行,有时不行,无法规定。

刘:创作中有一种高峰体验,这就是一种很神秘的精神现象。在某种状态中作家就能把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潜在的情感、思绪充分地激发、调动出来。

李:所以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了,什么都想到、想透,有太强、太清醒、太准确的判断能力,想得很周全、精细,这样就会丢掉文学中那些感性的、偶然的、最生动活泼的东西。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常常是糊里糊涂的。他又是赌博,又是喝酒,连即将上绞刑架的前夕,也是糊里糊涂的,还想到告别、忏悔、新的生命等等。这种性格,才能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学,才能把内心深处那些最丰富、最真诚的体验表达出来。这些东西才不会被理性的聪明所阻挠所掩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研究,分析问题却相反,要求清晰、准确、精细、全面,但文学创作却可以片面,作家诗人想得太全面,也就是太聪明,太精,什么方面都顾到,就写不好。所以我一直说文艺难以周延分析,感情无须周到全面。

刘:科学、理论都是对世界的认识,认识世界自然不能片面,而情感是一种感染,托尔斯泰说,文学是情的感染。感染自然是片面的。片面的情感恰恰是最深的情感。太聪明的作家常常扼杀这种情感,这就导致作品平庸化。才能不足,就很难战胜平庸。

李:作家的“配合”形势,也是太聪明的一种表现。扭曲自己的才能去适应社会,既要作品得名,又要生活得好,有名有利,拥有一切,但这在创作上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刘:人文环境的险恶常常会逼迫作家走向精明而窒息大智慧。我看到当代有些作家,相当聪明,创作量也很大,对政治、社会、爱情都看得很透,但缺少一种内在的大智、大勇、大爱。

李:你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将来还可把理性与感性、认识与感染、全面与片面的区别与联系的复杂关系讲透,包括作家不可太聪明这一点讲透。这一点似乎很少人讲,大概也属于离经叛道,而且会得罪许多太聪明的作家们。

1992年于美国博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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