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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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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典批判

 

 

 

第八章  智慧的变质

 

 

 

一、破坏性智慧的较量

 

《三国演义》是一部斗智之书。当时的战争,斗的不是人数,不是武器,而是智慧。三国的打仗,打的是智慧仗。魏、蜀、吴三方的领袖,斗得你死我活,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才如命,尤其是曹操与刘备。因为人才是智慧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的战争,打的是人才仗。在诸多人才中,出现了诸葛亮这样的奇才,他把智慧推向巅峰,其名字也变成中国智慧的符号。但是,历来的读者与评论者,在肯定和赞美诸葛亮和其他三国人才所表现的智慧时,忽略了智慧的变质。

《三国演义》虽然充满智慧,但主要是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如果确认战争乃是流血的政治,那么,还可以更简略地说,“三国”的智慧就是政治智慧。政治智慧之外的哲学智慧、历史智慧、艺术智慧则几乎阙如,至少可说是相当薄弱,远逊于《红楼梦》。曹雪芹的《红楼梦》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历史、艺术智慧,而且所有的智慧都带有充分的佛性与人性,也带有充分的建设性。而《三国演义》的智慧则远离佛性与人性,并以破坏性为基本点。即以消灭人、消灭对手为基本点。其智慧属于破坏性智慧。

关于《三国演义》缺少历史智慧和哲学智慧,钱穆早就指出了。他说他不喜欢《三国演义》的原因就在于此。

 

前清光绪时,我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在乡间小镇上一新式小学里读书。这即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一个显著现象。那时在学校教体操的一位先生,有一次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看《三国演义》。我说是。他说,这些书你可不要看,《三国演义》一开始就错,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那只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才如此。现在你要知道,像英国、法国,他们治了便不再乱,合了便不再分,你将来该要多学这一套。诸位当知,远在前清末年,在一个小乡镇的小学里,一位体操先生,他的头脑早已那么进步。他的话就可证明,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早有它相当的影响和势力,早有人渴盼能接受西方领导。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在我脑子里还是永远记得。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第7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

 

钱穆先生指出《三国演义》一开篇就搬出历史循环论的老调。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五美吟”及薛宝钗的“怀古十绝”相比,其历史观显得十分浅陋。历史智慧实在谈不上,至于哲学,更是不见踪影。

可惜就政治智慧而言,这些智慧却发生了变质。其变质的方向一是智慧权力化;二是智慧权术化,后者尤其严重。西方的政治智慧也有蜕变为政治权术、政治阴谋的现象,但没有三国时期的中国如此严重。这原因是西方的权术受到了法律制度的制约,而中国的政治人物玩起权术,则可以无法无天,尤其是在三国纷争的战乱时代,其权术完全没有政府监控,也没有民间道德监督系统的监控,各方都为所欲为。“三国”之外的其他时代的中国政治智慧也常常发生变质,官场上的黑暗现象与智慧的权术化有极大关系。独裁专政的政治体制,总是缺乏约束权力的机制。官僚们无论是获得权力还是丢失权力,都缺乏有效的程序。机变性、随意性一旦大于程序性与制度性,官僚们为了保持权力,就得把脑子用于官场技巧,把智慧化作权术。中国人的世故发展为非常成熟的世故,中国人的圆滑发展为非常成熟的圆滑,中国的政治手段发展为非常成熟的手段,就因为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中,所有的知识能力、人性能力都投进权术之中。

 

二、诸葛亮智慧的伪形

 

官场上一些腐败官僚耍弄权术,人们容易看穿,曹操、司马懿等智慧的变形,也不难看穿。而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却一直是中国人崇拜的偶像,至今少有人揭示其智慧的伪形。

诸葛亮的一部分智慧是真诚的,他扶助刘备,对其躹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真诚的。他的“隆中对”乃是对时代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他的联吴抗曹的赤壁战略,乃是奠定三分天下的关键抉择,他的七擒七纵孟获,又是边境安定的正确措施,这一切都是真智慧。但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了战胜对手,他无法逃脱三国时期“能装才能赢”、“能骗才能生”的时代总逻辑,也把智慧化作权术。这种智慧的变质,在与周瑜的较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周瑜把诸葛亮视为天敌,所以才有死时“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而诸葛亮虽然不像周瑜那样不择手段,但也把周瑜当作心腹对手。因此,当他在赤壁之战结束后于荆州夜观天象,一见到将星坠地,知道周瑜死时,禁不住高兴地“笑”了起来。这一笑是真实的。他立即告诉刘备,说他决定以吊丧为由到东吴走一遭,就此可以收拢一些江东“贤士”。明明是高兴得不得了,明明因为去掉心腹大患而从心底里发笑,到了周瑜灵前,却作大悲伤,大痛苦状。小说文本中作如此描写:孔明教设祭坛于灵前,亲自奠酒,跪于地下,读祭文曰:

 

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

我心实痛,酹酒一觞。君其有灵,享我蒸尝。

吊君幼学,以交伯符,仗义疏财,让舍以居。

吊君弱冠,万里鹏抟,定建霸业,割据江南。

吊君壮力,远镇巴丘,景升怀虑,讨逆无忧。

吊君丰度,佳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

吊君气概,谏阻纳质,始不垂翅,终能奋翼。

吊君鄱阳,蒋干来说,挥洒自如,雅量高志。

吊君弘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

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终三纪,名垂百世。

哀君情切,愁肠千结。惟我肝胆,悲无断绝。

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友为泪涟。

亮也不才,丐计求谋。助吴拒曹,辅汉安刘。

犄角之援,首尾相俦。若存若亡,何虑何忧?

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

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

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众将相谓曰:“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亦为感伤,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后人有诗叹曰: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

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最高兴装成最悲伤,最痛快装成最痛苦,这些巨大的情感落差,是智慧,但不是智慧的原形,而是智慧的伪形。在这里,智慧变成面具,变成骗人的笼络人心的手段,变成证明死者乃是一个好猜忌、气量小、死有应得的权术,难怪鲁肃一听就觉得错在周瑜。俗话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刘备用眼泪收买人心,他的哭是假的,不幸,诸葛亮的眼泪也是假的。这种表现,中国人所以也产生敬佩,也许是佩服诸葛亮即使假哭,也哭得天摇地动,哭得军心人心全都服了他。可惜太忽略这哭也是权术心术。就在东吴诸将感动不已、鲁肃设宴款待之后,诸葛亮辞别来到江边,恰好遇到庞统,庞统一语道破他的心事,大笑曰:“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诸葛亮竟一点也不掩饰,“亦大笑”。整个吊丧过程,虽然难免需要许多外交礼节和外交语言,诸葛亮表现出某种哀伤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诸葛亮却完全是一番大作戏与大表演,在中外外交史甚至战争史上都是少见的。这种作戏,当然也是智慧,然而,这却是人格分裂到极点、真诚丧失到零点的伪智慧。

应当说明的是,在这里说诸葛亮的眼泪也是假的,并不是说,诸葛亮的形象整体及其全部眼泪都是假的。他的“挥泪斩马谡”的眼泪就是真的,至少有一大半是真的。诸葛亮对马谡的情感是复杂的。这位善于纸上谈兵的将军所造成的失败,带给诸葛亮致命的打击,其严重后果他最明白,内心的憎恨与悔恨肯定强烈地煎熬着他。按其军令状杀他,本也不必落泪,但他落泪了,这泪水也不简单,不过,绝不是在周瑜亡灵面前挥洒的那种泪。在战场上和政治场上,人性会变得复杂,以至真伪难分。

诸葛亮的智慧在《三国演义》中被竭力渲染,以至超乎人间智慧,所以鲁迅才批评他“近妖”。作为文学作品,把某个人物的特性推向极致,甚至通过文学的想象手段,把某些人间的智能赋予自己心爱的英雄,这是无可指摘的。在充分自由的文学空间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虽过于完美,但却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形象在后代千百年中所以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完全是借助了文学的力量。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个近乎神的文学形象被推向社会之后,社会果然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神是没有缺陷的,他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合理的,既合人理也合天理。于是,诸葛亮在走进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时,不仅带着他的忠诚和智慧,也带着他的智慧的伪形,其心机心术处处可见。我们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1)新野之战后,诸葛亮劝刘备:“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刘景升(刘表)把刘备视为兄弟,临危之际,曾托孤给刘备,对刘备绝对信任。诸葛亮也分明知道,但还是劝刘备乘人之危,取而代之。这里固然有智慧,但其智慧是一种完全不顾人间情义的机谋。

2)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为了刺激周瑜反曹,别出心裁地阐释曹植的《铜雀台赋》(“……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曹植写二桥,是两座桥梁,与大乔小乔这两位著名美人毫不相干。但诸葛亮却偷梁换柱,轻轻地把两座桥解释为二乔小姐,说曹操早有打进江南夺取两位美女的野心。诸葛亮知道小乔乃是周瑜之妻,这么一改,一定让周瑜暴跳如雷,周瑜听了之后果然“踊跃离座”,向北大骂曹操“老贼”。在此语境中诸葛亮篡改曹诗原意,卖弄了聪明,其实也是心机。

3)刘备不顾刘璋对他的信赖,背信弃义,攻克成都而平定西川之后尚有点恻隐之心,而诸葛亮以他的“智慧”知道,如果不把刘璋赶走,一定还有后患,于是对刘备说:“今西川平定,难容二主,可将刘璋送去荆州”,刘备却有点犹豫,说“吾方得蜀都,未可令季玉远去”,可是诸葛亮立即驳斥道:“刘璋失基业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妇人之仁,临事不决,恐此土难以长久。”在这里,诸葛亮与之前劝刘备夺取荆州的思路是一样的。

4)晚年诸葛亮杀战功赫赫的大将魏延,更是诸葛亮机智变质的明显例子。他第一次见魏延,就不顾他救黄忠、打长沙的战功,喝令要杀他,而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这种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一个功臣战将身上的行为,说明诸葛亮在权力争斗中已经生长出极为主观的猜忌之心,也就是智慧已出现严重病态。后来魏延在平西中又屡建战功,但诸葛亮还是只看骨相,不看战绩,硬要把他置于死地,令人寒心。疑魏所导致的杀魏行为,乃是智慧变质的逻辑结果。

这样罗列诸葛亮的智慧变质变态现象,并非刻意去推倒一个中国的智慧符号,而是在批评《三国演义》这部书的智慧指向。在历史上,确有诸葛亮其人,也确有其超常的智慧。就个体生命而言,诸葛亮不仅具有儒家躹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情怀,而且有法家的治国之才。他作为宰相,把蜀国治理得十分出色。陈寿在《上〈诸葛氏集〉表》中曾经这样描述诸葛亮的治绩:“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并不描写诸葛亮的治国之才,即忽略其智慧的建设性方向,而全力突出他用兵的谋略之才。

论述诸葛亮,关键必须廓清诸葛亮生存的语境。如果孤立地看诸葛亮,即把诸葛亮还原为在茅庐中生活的个体,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这个人不仅具有雄才大略,具有历史眼光,而且为人忠诚、恳切,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无论是才华还是品格均无人可比。但是,诸葛亮的智慧一旦进入另一种语境,即进入帝王将相争夺权力的斗争系统里,或者说,一旦进入刘备集团的“组织系统”里,这种智慧就发生了变质,即带上权力争斗系统的系统质,也就是把智慧蜕化成残酷的机谋。这种变质现象,在历来的诸葛亮研究中尚没有人点破,但这却是分析诸葛亮智慧的关键。《三国演义》所以会变成权术的大全,与第一主角智慧的变质(从名士变成术士)关系极大。

 

三、智慧重心的易位

 

如上所言,智慧有破坏性智慧与建设性智慧之分。就诸葛亮而言,他的军事智慧属于破坏性智慧,而他的治国智慧,属于建设性智慧。从《隆中对》开始,诸葛亮便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奇士,也成为了日后中国智慧的第一巅峰。至今,诸葛亮仍然是智慧的象征。千百年来,诸葛亮成为中国人崇拜的偶像,他的所作所为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楷模。他的智慧模式也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榜样。但是,在这种偶像崇拜中,有三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历史上的诸葛亮与小说中的诸葛亮有无区别?

第二,诸葛亮的智慧是哪个层面上的智慧?主要是治国的智慧还是用兵的智慧?这两个层面上的智慧是否可以互通?

第三,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智慧哪些是原形?哪些是伪形?其伪形部分即变质部分是否可以膜拜?

在分析论述这些问题时,笔者所持的两个基本理念必须说明。

1)笔者秉持中国原形文化所揭示的不同政治层面(战争作为流血政治也属此层面)必须使用不同对应方式(即智慧方式)的理念。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作出如下经典性论断: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这是老子的智慧,也是中国大智慧的原形。老子把“治国”与“用兵”分为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采取的基本手段又完全不同。治国用的是“正”的手段;用兵用的是“奇”的手段。在战争中,必须用“奇”,即必须用计谋,这无可非议。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道德经》也包含着一些用兵的诡道,如第三十六章所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段话包含着“诡术”。司马迁认为老子哲学导致韩非思想,便是这种“术”从军事领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然而,在正视老子的术时,有两点不可忘记。一是老子讲用兵之策时先确立了一个重大的根本的前提,这就是确认战争不是好东西。“兵者,凶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老子从根本上反对杀人,倡导“不争之德”。不得已进行战争,也应当“胜而不美”,以杀人为憾事,胜了也持丧礼的哀伤,此不可忘。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忘的,便是指出战争时用了术,但治国时却必须用“正”。这就是说,战时不是正常的生活时期,不用兵不能战胜敌人,用奇是不得已。但是,如果把奇术、诡术搬到常规的生活中,搬到治国事业中,即把战争经验搬到和平建设时期,那就是致命的错误,就会摧毁整个日常生活的秩序,包括道德秩序、人际关系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等。老子所讲的“正”,乃是正道,自然无为之道。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形象塑造和小说之后的偶像崇拜,问题就在于淡化一个“正”字,突出一个“奇”字,从而使“诡”字泛化到一切领域。

这里首先得比较一下历史上的诸葛亮与文学中的诸葛亮。呈现历史的《三国志》和呈现文学的《三国演义》,其诸葛亮的形象是不同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善于治国,但并不善于用兵,因此突出的诸葛亮以法治国的“正”。而《三国演义》则几乎不写诸葛亮的治国,只一味渲染诸葛亮的用兵,而且是极其诡道,极善伪装,最后达至鲁迅所说的“近妖”的程度。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总的说来,是认为诸葛亮作为“相国”的治国之才很了不起,但作为将帅的“将略”(用兵)却非他的所长。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居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评曰)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上〈诸葛氏集〉表》)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同上)

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吕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同上)

 

这是对诸葛亮治国之才的赞美与高度评价,而对其用兵,则说:“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晋书·陈寿列传》。)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并无偏见。诸葛亮以“法”治蜀,儒法互用,确实是个相才。但三国鼎立后,他固守《隆中对》伐魏的战略,六出祁山,耗尽蜀国的资源,而在实战中,又在关键处错用志大才疏的马谡,导致一败再败,最后自己也以54岁的壮年死于五丈原。所以司马懿说他“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晋书·宣帝纪》,也并非虚言。《三国演义》竭力掩盖诸葛亮的弱点,即使在北伐的大失败中,也用“空城计”来显示他的神奇。更重要的是,小说全书和《三国志》的真实记载相悖,突出他的用兵。尤其是在赤壁之战中,料事如神。“宜用火攻”、“草船借箭”、“呼唤东风”,一桩一桩神机妙算,把诸葛亮完全神化了。整部小说,对诸葛亮只有讴歌,连他的错误与伪装也加以讴歌。

《三国演义》突出、夸张诸葛亮的用兵智慧,却几乎看不到他的治国智慧。这与历史不符。事实上,治乱世中的“蜀国”是非常艰难的。仅南方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就很不简单,可惜我们除了看到诸葛亮的南征北战之外,看不到他的治国故事和相应的建设性智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说,《三国演义》要如此选材如此构想如此书写,无可非议。但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上说,其智慧是片面的,重心乃是军事智慧和相关的权术诡术。因此,其人格也无法是完整的,在一些重大的场面,也戴着面具。因此,读者在把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接受的时候,往往忘记《三国演义》在处理诸葛亮原型时,已淡化“正”的一面和突出“奇”的一面,而在书写“奇”的一面时又包含着“伪”的一面,这样,就把片面化的诸葛亮和他的破坏性智慧——许多部分已伪形化的智慧,带入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之中,在偶像崇拜中也学会“装”,学会洒假眼泪,从而丧失原形中国文化最宝贵的“诚”的精神。

作了上文的分解分析之后,笔者认为,仍然可以把诸葛亮视为中国智慧的一种符号与象征,但应当侧重关注历史上的诸葛亮所呈现的建设性的治国智慧,即“以正治国”的智慧,而正视文学中的诸葛亮智慧所包含的伪形性质以及政治人格中的分裂事实,不可把“以奇用兵”的诡术权术照搬到日常的生活之中或以诸葛亮的名字来掩盖不正的心术。这是笔者在作双典批判时不得不指涉人人崇拜的诸葛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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