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典批判》(5)-《双典批判》-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双典批判》
《双典批判》(5) 阅读次数:
 

《双典批判

 

 

 

 

双典阅读笔记一百则

 

1

阿根廷的诗人作家博尔赫斯曾批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过分渲染悲痛。爱伦·坡自己说:“恐怖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灵魂。”博尔赫斯认为,他没有必要从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中寻找恐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可是爱伦·坡却为我说出一项真理:恐怖往往来自两部文学经典。从少年时代开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就开始不断袭击我的灵魂。李逵刀砍四岁婴儿小衙内,武松挥刀杀嫂又杀小丫鬟,张青夫妇开人肉饭店,刘安杀妻招待刘备,曹操杀王垕以安军心,还有三国时期战争中那种说不尽的诡术、骗术、权术,一桩一桩全是噩梦。我对双典的批判,便是借此走出噩梦,走出恐怖,走出人性恐怖图像给自己投下的阴影。

2

终于意识到:和《水浒传》的逻辑(凡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划清界限,和《三国演义》的逻辑(伪装得愈好,成功率越高)划清界限,才有灵魂的健康。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自己出身的民族,都是如此。水浒英雄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身体是健康的、强壮的,但灵魂并不健康。乐于“排头砍去”的灵魂是有病的,把潘金莲的人头拿来当祭物的灵魂是有病的。三国的豪强们争夺天下,激情燃烧,身体也是健康的、强壮的,但头脑布满权术,心中全是机谋,哭也假,笑也假。灵魂更不健康。愈向双典靠近,灵魂愈是布满病毒。

3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压在中国人身上心上的大山。这两座大山不推翻,中国妇女在精神上就永世不得翻身。这两座山屹立着,中国妇女就难以摆脱“尤物”、“祸水”、“狐狸精”等罪名。同样是追求生活的婚外恋者,同样是一个潘金莲,在《红楼梦》中,秦可卿被送入天堂(梦幻仙境);在《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放入人间(无善无恶);在《水浒传》中则被投入地狱(死于武松的刀下)。妇女在《水浒传》中是被杀戮对象,在《三国演义》中是被利用对象。前者为刀俎之物,后者为政治动物。中国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从知识人到工人农人,全被这两座山压着,统治着。大山压着,神经变得麻木,以为造反有理,以为欲望有罪,以为女人是祸水,以为权术是智慧,以为团伙结义是道德。于是,天天背着畸形的道德法庭和替天行道的政治法庭,不得解脱,不能翻身。近几百年,中国表面上是帝王、军阀、总统统治着,其实从上到下都是这两座大山统治着,主宰着,从意识世界一直统治到潜意识世界。

4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来有趣,其中有精彩故事,有神奇人物,有超人智慧,有英雄气概,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性,最普通、最基本、最要紧的人性。双典中著名的英雄(后来成为中国人的偶像)缺少一点觉悟,不知每一个生命个体,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个体,都有其生命权利与存在价值,大刀大斧不可指向这些无辜的生命。张青、孙二娘的菜园子(人肉饭店)原则是三种人(妓女、和尚、囚犯)不吃,其他的皆不放过,可是人有千种万种,每一种都应当尊重,都有活着的权利。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禽兽),就是人具有不忍之心,即不忍杀他人、吃他人和伤害他人。

5

刘劭的《人物志》把流业分为十二家: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

观《三国演义》,此十二家都有。其中有许多人身兼数家数能,如诸葛亮,他就兼有法家、术家、器能、臧否、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但三国中人,就其“角色”而言,最多的是术家,即权术家、心术家。虽然都是术家,但又有很大差别,有的善儒术,如刘备;有的善法术,如曹操;有的善阴阳术,如司马懿。而就其功能而言,“三国”的器能、臧否、口辩都极发达,魏、蜀、吴三方的谋士集团中均有一流的辩才,一流的批判家(臧否),一流的“秘书”(器能)。然而,最发达的是“伎俩”。三国时代将中国的政治伎俩和其他生存伎俩推向了高峰。连智慧也变成伎俩。无所不在的伎俩,前所未有的伎俩,才是“三国”大人物的特色。

6

魏晋创造了一种文化性格,鲁迅称之为“魏晋风骨”。牟宗三先生称之为“名士人格”。这种人格乃是“唯现逸气而无所成”,属于集天地之逸气,却是天地之弃才。牟先生认为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贾宝玉,就是此种人格形态。他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曹雪芹著《红楼梦》,着意要铸造此种人格形态。其赞贾宝玉曰:“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此种四不着边,任何处挂搭不上之生命即为典型之名士人格。曹雪芹可谓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此种人格是生命上之天定的。普通论魏晋人物,多注意其外缘,认为时代政治环境使之不得不然。好像假定外缘不如此,他们亦可以不如此。此似可说,而亦不可说。外缘对于此种生命并无决定的作用,而只有引发的作用。假定其生命中无此独特之才性,任何外缘亦不能使之有如此之表现。即虚伪地表现之,亦无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亦不能有精神境界上之创辟性。魏晋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当然是由时代而逼出,内在地说,亦是生命之独特。人之内在生命之独特的机括在某一时代之特殊情境中迸发出此一特殊之姿态。故名士人格确有其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非可尽由外缘所能解析。曹雪芹甚能意识到此种生命之本质的意义,故能于文学上开辟一独特之境界,而成就一伟大之作品。此境界亦即为魏晋名士人格所开辟所代表。

牟先生这一论断无可争议,但他提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虽非名士却有逸气的见解,则值得讨论。诸葛亮在日理万机之中,确有一种他人无可比拟的从容与风流,羽扇纶巾中神露智显。可惜他的这种状态只能装给司马懿等敌人看,实际上自己却力疲心歇,不得喘息,五十多岁就鞠躬尽瘁,劳累而死。因为他已进入政治、军事的中心旋涡地带,完全没有逸的可能,即没有清言、清淡的可能,他发出的声音均是指令、计谋,其中不仅有重言,而且有谎言,如改“二桥”为“二乔”以煽动周瑜反曹等等。身在政治较量旋涡之中,其逸很难逸之真切,诸葛亮出山之后的逸态,多半是伪态。

7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种名士文化,那么《水浒传》则是一种斗士文化,而《三国演义》,似可称为谋士文化。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鲜明地折射出名士文化。她不拘形骸,自由放达,逸得很真很纯。她的姑奶奶(贾母),也很有名士风度。而最大的逸士是贾宝玉,他的身上集中了名士文化的全部特点。《水浒传》虽属战士文化,可惜是太多战士的伪形。像鲁智深,可称真战士,他英勇善战,但不滥杀无辜,始终守持战士的人性边界;而李逵、武松等,则杀人如麻,刀斧指向一片混乱。《三国演义》从文化上说,比的不是力量,而是计谋。于战争中,表面上看是靠将士,从深层看是靠谋士。诸葛亮是智力最高的第一谋士,他代表着三国时代最深层的文化。

8

曹操确实爱才如命。他对关羽、赵云之爱的故事确实感人。赵云在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不是曹操慕其英勇、下了一道“勿伤害”的命令,赵云哪能冲出一条生路、救出阿斗?但是,曹操所以爱才,还是因为“才”能为我所用,一旦发现才不附我顺我,他也不容“才”立足于天下。荀彧为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是被他所“不容”,更勿论杨修、祢衡了。可惜可惜,即使像曹操这样“爱才如命”的统帅,也走不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定律。

9

牟宗三先生认为从才性的角度上说,英雄与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顺”,而后者则有“逆觉”。也就是说,英雄总是顺其天性而为,缺少“理性”,而圣人虽也有先天的才性,但又能超越自己的才性去就范天理。

牟先生所说的“逆觉”,用今天的语言表述,便是“反思”、“反观”、“反省”,即能把自己作为审视对象,有自知之明,能自我克服。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大约也是这个意思。《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都缺少这种“逆觉能力”,个个自以为是。关羽也如此,他最后的失败正是失之缺少自知之明,对自己估计过高,对敌方估计过低。“三国”中唯一具有“逆觉能力”的是诸葛亮,所以他才会挥泪斩马稷,才会在战败后自我处分(降三级),因此,他是“三国”中唯一的“英雄”兼圣人的天才。可惜因为战争环境极为险恶,他的智慧常常化作心机权术,处世也戴面具,与真正的圣贤还是不能同日而语。无论如何,圣贤是不可搞阴谋诡计的。

10

曹操煮酒与刘备论的是英雄,不是圣贤。英雄圣贤都需要智慧,但英雄的主要特征是“胆力”,而圣贤的主要特征则是“道德”。曹操自知自己如天上蛟龙,拥有胆力,但他的“宁负天下人”,则离圣贤十万八千里。他不能做“内圣外王”之王,只能做“内雄外王”之王。刘备满口仁义道德,却满腹“宇宙之机”,离圣贤也很远。曹操称他为英雄时,他吓得手足无措,曹操道破他实际上也是胆力过人、能屈能伸的野心家。中国的历史,在秦之后,汉代崇儒,算崇尚圣人,汉末进入乱世,则崇尚英雄。汉之后,时而崇英雄、时而尊圣贤。宋代是崇尚圣贤的高峰,国势变得很弱,没有力量。清则两者都尊。“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是结束英雄崇拜与圣贤崇拜的时代,进入凡人生活的时代。虽然之后还有反复(乃有英雄崇拜),但凡人与英雄圣贤平等的时代开始了。用黑格尔的语言说,史诗时代结束了,进入的是散文时代。    

11

《红楼梦》的梦是个性的,每个人的梦和每个人物的“梦中人”都不同。《三国演义》的梦是共性的,曹操、刘备、孙权,也包括袁术、袁绍等,在战场中打得你死我活,回到帷幄之中和睡床之上,梦的是相同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可戴在头上的那一顶缀满珍珠宝石可以号令天下的王冠。为了争夺这一顶王冠和那一个曾经落到孙策手里的玉玺,沙场上打得血流成河。《红楼梦》的梦,是带泪的梦,《三国演义》的梦,是带血的梦。

12

《红楼梦》用很大的篇幅写儿童的故事。贾宝玉一周岁时,父亲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将那世上之物摆了无数,让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只取脂粉钗环。七八岁光景时,他童言无忌,说出“女儿水做”、“男人泥做”的惊人之语,与黛玉第一次见面时就给黛玉取别名,发了一番读书议论。但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看不到儿童的故事,只见四岁小衙内被李逵砍成两段;还有一个儿童是阿斗,被刘备扔到地上;三是童年时代的曹操,尚未涉世,就在家里搞阴谋诡计加害亲叔叔。

13

可作一假设:如果李逵活在清代,而且造反成功,梁山队伍打到北京城,进入了贾氏的荣国府与宁国府,那么,他的大斧照样会排头砍去,肯定会杀尽丫鬟小姐,恐怕连贾宝玉与林黛玉也不会放过。他是否会重演狄公庄那场抓住“狗男女”来剁杀的惨剧也未可知。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性悲剧,正是流血成河以后只是更换了权力主体,更换了新贵,以新的暴君取代旧的暴君。历史为什么老是重复,想想李逵就明白。

14

读了《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明白一个做人“大方向”:可以做大观园中人,不可做三国中人。大观园中有竞赛,但无争夺。在诗意的竞赛中,贾宝玉为胜利者鼓掌(李纨宣布比赛结果:潇湘妃子第一,怡红公子最后一名),他虽被评为最差,但称赞评判者公道。三国中人的争夺,却是你死我活,为了战胜对手,不惜践踏无辜的生命和用尽黑暗的阴谋诡计。大观园中人不知何为心机,所以王熙凤等不可居住园中。三国中人,则布满心术权术。可惜世界上太多三国式的权术较量,太少大观园式的诗意栖居。

15

《红楼梦》给中国人提供了心灵体系;而《三国演义》却提供权术体系。《红楼梦》中也有王熙凤式的权术,但作者说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基本点是蔑视与批判的,它暗示权术与优秀的心灵体系背道而驰。而“三国”对权术则一路欣赏过去。曹操、刘备、孙权都是机关算尽,但他们一点也不耽误性命,反而把性命推向权力的尖峰。

16

人的差别之大,人性的差别之大,大得无法估量与言说。有的人的人性单纯得极为纯粹,具有纯粹的彻底性,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完全没有心机、心计、心术,以至于像个傻子。人世间的一些天才艺术家如梵高、莫扎特、弗吉尼亚·沃尔夫、摇滚乐王迈克尔·杰克逊等都单纯到极点。他们在艺术的王国里,充满灵魂活力,光芒万丈,但在世俗世界里,他们却什么都不懂,更不知怎么与人交往。但有的人却极为复杂,其人性是一个布满机谋与算计的世界。《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中人,如曹操、刘备、孙权等都是深不可测的人。

17

 《三国演义》有伟大的智慧,但无伟大的心灵。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历史的洞见,现实的把握,还有未来的预见,其战略智慧可为大矣。可惜三国智慧,包括诸葛亮的智慧,只切入大脑,未切入心灵。由于智慧缺乏伟大心灵的支撑,所以其智慧均是分裂的,常常发生变质,化作权术与机谋。与《三国》相比,《红楼梦》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具有伟大的心灵。其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智慧是建构诗意生活的想象。

18

读了《红楼梦》,再读《三国演义》,便知道人类各自的追求真不相同。一部分爱诗歌,爱绘画,爱音乐,爱自然,爱真情;另一部分则爱权力,爱皇冠,爱财富,爱功名。两部分人都会游戏,前者玩的是诗,是歌,是灯谜;后者玩的是血,是刀,是人头。同一片土地,同一片天空,可是天下地上人们的向往、憧憬、焦虑多么不同。哪一部分人更可爱,更久远?应当是前者,不是后者。

19

唐吉诃德的征途是独立支撑的征途,中国缺少这种传统,所以需要仰仗兄弟之盟,仰仗集团,崇尚“义”的纽带。《三国演义》的桃园之“义”,实际上是一种盟约即组织原则。个体灵魂如果站立不起来,“义”字就一定会盛行。存在主义草创者萨特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宣示:自身对自身的把握应先于被后天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总和,当然也应先于被团伙所规定的本质。因为自身未能完全把握自身,所以才需要“义”来帮助把握。

个体对自身的认知与把握应当先于被关系所规定的总和(本质)。自知其无知,首先认识你自己,然后才被他人所认识。他人对“我”的评语,不要在乎,即不要被他者的评语动摇你的本真存在,剥夺你的自由。

20

中西方文化有一重大差别:西方重思辨艺术,中国重生存智慧。不仰仗上帝,而靠自己的生存能力与生存智慧自强不息,本是好事,但因为生存环境过于险恶,智慧便发生变质,化作权术与诡术。于是,当西方的思辨艺术发展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时,中国的生存技巧也发展为成熟的权术体系。《三国演义》就是权术体系的形象展示,中国文化重生存智慧的基本优点变成基本缺点;生存智慧变成生存伎俩。

21

如果说,心灵是《红楼梦》的第一主角,(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心灵的载体),那么,权术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曹操、刘备、孙权等,全是权术的载体。三国时代,心灵销声匿迹,连女子的心灵也看不见。历史只给某些女子(如孙夫人、貂蝉)提供政治舞台,但不提供内在世界。三国时代的领袖,会欣赏头脑,欣赏才干,但不会欣赏心灵,欣赏性情。这是一个心灵被遗忘的时代。

22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作《五美吟》,薛宝琴作《怀古十绝》。女子在解说世界,解说历史,女子有自己的灵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没有一个妇女能对历史作出解说,她们都是男人的工具,男人的附属物。西方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曾讨论过妇女有没有灵魂?倘若让“三国”、“水浒”的英雄们作答,他们一定会一致地认定:妇女没有灵魂。

23

读《红楼梦》,读到的是童心;读《三国演义》,读到的是野心。曹雪芹暗示,所谓童心,就是不戴任何面具。而三国中人,尤其是三国中的英雄,则个个都戴面具。《红楼梦》所做的梦是太虚幻境的孩子梦,《三国演义》所做的梦是玉玺到手的皇帝梦。《红楼梦》是眼泪之书,《三国演义》是铁血之书。“红楼”的泪是真的,“三国”的泪是假的。是走向“红楼”,还是走向“三国”,倒真正是心灵大方向的选择。

24

教育的第一目的,对于中国的学子来说,也许可以表述为:不要做“三国”中人,不要做“水浒”中人。也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要纯化自己,守持本真的心性,而不是长满心机,长满暴力趣味。离“三国”、“水浒”愈远,心性就愈加美好。健康优秀的人性便是拒绝心机、拒绝暴力、拒绝争夺财富、权力、功名的品格。

25

对于中国的世道人心,危害最大的不是孔子,而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四五百年来,造成中国国民性之黑暗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失误,是把前者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未把后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放过了刘备、李逵、武松,抓住了孔子,放过了张青、孙二娘的人肉饭店,抓住了儒家的“孔家店”。批孔未必能推动新人性的产生,批“三国”、“水浒”却可以守住道德底线。

26

五百年来,中国人的民族文化性格一直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书所塑造。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梁山造反首领对卢俊义、秦明、朱仝等的强行改造,而小说对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塑造更是广泛而规模巨大,可是看不见,不易发觉。中国人把三国中人捧为神明,把水浒中人捧为“天人”(金圣叹对武松的评语),其心灵就开始被关羽、武松、李逵所塑造。鲁迅的《阿Q正传》写中国人热衷于品赏暴力趣味,观看死刑觉得观看砍头才有趣,枪毙便觉得乏味。《水浒传》的李逵正是玩赏这种血腥趣味的先锋,他在用斧头剁起人肉时,生命才享受最高的快感。

27

三国时代,每一个兵士、校尉、将军、文士都殚精竭虑,努力去做一个英雄,但都没有想到应当努力做一个人。一个英雄必须胆力过人,一个人则必须有善良、正直、诚实的心灵。英雄必须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必须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而一个真正的人则不能随便伤害另一个人,更不能在他人的血泊中建构自己的事业和赢得人生的光辉。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不玩心术权术而守持生命本真的人,比当一个英雄更难。

28

中国进入“三国对峙”,很像西方进入“古罗马”,即真正进入了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煮酒论英雄”不是一时兴致。那个时代,英雄就是历史主角,历史主题。这个时代延伸到唐。直至南宋,二程及朱熹们才改变了时代的文化基调,把英雄崇拜变为圣人崇拜。孔孟再次成为历史主角。英雄讲究立功,圣人讲究立德,宋代虽然也出现了岳飞、文天祥,但对他们的崇敬是后世的事,当时他们死得很惨。圣人崇拜一直沿袭到清末,曾国藩虽为三军统帅,但他只期待自己为圣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英雄,因此,一旦战胜太平军,便立即交出军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宣布“打到孔家店”才结束圣人崇拜而进入了平民时代。这又很像西方的文艺复兴,结束了一个中世纪的神圣崇拜,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基调,宣布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重要的,灵魂主权不仅属于英雄,属于圣人,也属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老百姓,凡生命都应受到尊重,受到崇拜。以“五四”人文主义为参照系去观看《三国演义》,就明白它只把英雄当作人,不把普通人(尤其是妇女)当作人。整个时代阙如的不是英雄性,而是人性。

29

英雄时代讲究立功,圣人时代讲究立德,凡人时代讲究立人。《三国演义》所展示的英雄时代,其主角们个个都想建功立业,但都遗忘甚至鄙视圣人的教导。战争太残酷,老是想到圣人的仁义之论,就会打败仗。因此,像刘备这种既想当英雄又想当圣人的首领,便常常露出“伪装”的尾巴。

英雄们立功心切,不把圣人当回事,更不把“凡人”、“普通人”当回事。所以三国时代便蜕变为最不讲道德的时代,又是普通人最不值钱的时代。

 

123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