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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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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论语

 

 

 

 

 

 

第三辑  教育访谈与对话

 

 

 

 

 

我最关注的是教育问题

    ——答《凤凰周刊》记者吴婷问

 

问:2009年您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今年(2010年)您将关注什么问题?

答:2009年我最关注的是教育问题。因为近10年来,我觉得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在倒退,问题空前严重。首先是教育方针不明确。我一再说,教育的第一目的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而不仅是锻造生存技能和职业技能(这只是第二目的)。但近年来教育部门大做表面文章,追逐表面规模,追求经济效益,盲目扩建,盲目升格,盲目设定各种指标,盲目招生,盲目追求分数,盲目评估,各种竞赛给学生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完全不知学生自由心灵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入围各级教育部门设定的“示范”,全校师生动员大搞假材料,到处找关系,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全社会大搞学历崇拜、学位崇拜、职称崇拜,完全不考虑人的品格与真实才能,“假、大、空、躁”四字横行校园,官场习气、商场习气严重浸染教育界。“文革”时期教育事业惨遭破坏,从批判老师开始,造成了一代破坏性文化性格(目空一切、不知谦卑等)。现在则从弄虚作假开始,正在形成一代世故性文化性格(善于敷衍,不知正直与创造),甚至连幼儿园和小学生都学会送红包讨好老师,从小就染上恶习,充当风气中人,真是可怕至极!

今年还是最关注教育问题:因为我把20世纪视为语言学的世纪(机器的世纪),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培养人的世纪)。教育学应是本世纪国家建设事业的中心课题,更是人文科学的中心课题,它决定着中华民族将来的前程与面貌。除了这一大道理之外,我还要特别关注很值得怀疑的“免考推荐”(由中学校长推荐)新政。“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曾废除考试制度,改变“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优良传统,实行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度,结果造成文化教育的灾难。推荐制度势必造成后门交易的腐败之风,势必造成学生的乖巧品格(迎合推荐主体的驯良标准),势必造成选拔人才基本规范的混乱。教育界重建免考推荐制度,是进步还是倒退,我将拭目以待。

 

(选自2010223日《凤凰周刊》)

 

 

 

 

与李泽厚关于教育的两次对话

 

 

第一次对话:1996

 

刘再复:在《告别革命》中,我记录下您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下一个世纪需要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一次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其中心主题仍然是重新肯定人的价值,但不是从宗教的束缚中,而是从机器(工业机器和社会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所谓“告别现代,返回古典”的意思。与此相应,您还提出另一思想,即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21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应当继续做这个题目下的文章。

李泽厚:这是个大题目。20世纪是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的世纪,是科学技术最广泛、最深入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世纪。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使人类往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科学技术也使许多人变成它的奴隶。人变成电脑的附属品,人被机器所统治。这恐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刘再复:人的进化与人的异化并肩而行,这是非常重大的现象。人不停地改善工具,20世纪初,人类绝对不会想到20世纪末竟是电脑的世界。能够发明、使用电脑的人类和比仅能使用打字机的人类当然是一种进化,但是,人们也没有想到,人类制造电脑之后也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异己的存在,人变成电脑的附件,变成机器的奴隶和广告的奴隶。人的异化现象确实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这样,如何摆脱异化现象,就变成下世纪的中心题目。

李泽厚:异化是一个巨大的题目,但又非常具体。如何摆脱机器的支配,如何摆脱变成机器附属品的命运,这又涉及“教育”这一关键。

刘再复:说下一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便是说,下一世纪应是以人为中心、以教育为中心学科的世纪。对于学校而言,更应当意识到:当今的教育是处于人类被物化、被异化的大环境下的教育。我很欣赏杜威讲的一句话,他说学校对社会潮流应当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即与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现在社会潮流是物欲压倒一切,是物欲对人的异化,学校对异化应有一种免疫力,即应有一种批判性的认知。我们的对话正是期望人类能从20世纪的异化存在返回古典式的本真存在,即不为物欲所统治的存在。

李泽厚:人要返回真正的人,除了必须摆脱机器统治的异化,还要摆脱被动物欲望所异化,这两者是相通互补的,人因为服从于机器,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紧张、单调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余就极端渴求作为生物种类的生理本能的满足,陷入动物性的情欲疯狂之中,机器人就变成动物人。这种人实际上成了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20世纪70年代我就提了这个问题,但未展开论述。

刘再复:既走向机器,又走向动物,现代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可怕的钟摆式的生活,即在机器与动物之间摆动的生活,一面是异化劳动,一面是极端奢侈。中国也正在进入最奢侈的时代。如果只是在这两极摆动,人就不是灵性的存在,意义的存在。

李泽厚:我说21世纪应当是教育学世纪,也是说应当重新确立“意义”,不能像20世纪一味地否定意义,解构意义。通过教育,重新培养健康的人性,便是重新确立意义。

刘再复:20世纪是一个否定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解构的世纪。在实践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机器便否定和解构了人,这是工具对人的批判;在理论上,则是另一种工具否定,另一种对人的解构与批判,这就是语言对主体的解构,也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真、善、美)的解构与批判。下一个世纪要恢复人的意义和尊严,就应当在理论上批判关于语言的绝对理念,既肯定语言的积极作用,又拒绝语言对意义的剥夺;我们既要肯定工具理性,又要反抗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统治。

李泽厚:语言重要,但语言不是人的根本。语言是人不可缺少的工具,离开语言人就无法生存。人通过语言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多彩,但语言不能代替人本体。

刘再复:人是历史的结果,不是语言的结果。人的存在意义是自身赋予的,不是语言赋予的。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被历史所创造,这就是你所说的历史积淀,语言也是一种积淀,但不是历史积淀的全部。

李泽厚:不是根本。我一再讲的是两个本体,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通过制造工具而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这是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能靠它们的四肢,人则靠工具维持它的生存,这是物质本体。另一个是人通过各种生活活动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长,人有动物情欲,要吃饭,要性交,这是人的动物本能,但人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心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人不仅和动物一样能性交,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会谈恋爱,这就不一样。而人的恋爱有非常复杂细致多种多样的情感,能通过写信、交谈、写诗、写各种文学作品来表达,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动物性的要求、感觉都会升华,而且因人不同,这就形成个体差异。这种心理通过文化(如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积淀,使人性愈来愈丰富,而个性差异也愈来愈突出。所以不仅是人的外部世界不断变化,人的内部世界也不断变化、丰富。我以为现代人的感性不知比原始人精致周密、丰富多少倍,所以我不赞成一厢情愿地盲目崇拜原始人、自然人。我不赞成卢梭。复杂并不是坏事,当年批判知识分子比工农的情感复杂,批判欣赏月亮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想,难道看月亮联系到大饼就是高超、优越的工农情调吗?

刘再复:这个世纪的语言哲学应当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充分地意识到语言的中介作用,充分地意识到语言对人的制约。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人类的思维发展到20世纪,变得非常复杂,许多新的复杂的精密思想要表达,往往受到语言的障碍。20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世界各国、各地方的交流空前频繁,各种语言的翻译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候,就会更强烈地发现语言的误差和表达的困难,以及发现人被语言所支配的现象格外严重,积极的语言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后来他们把语言描述成人的根本,存在的最后家园,甚至不是人去掌握语言而是语言掌握人,把语言的功能问题夸大为人自身的意义问题,这就陷入谬误。这就丢失了主体也丢失了历史本体,尤其是丢失了人的目的。人要向语言挑战,要从语言的牢房中争取解脱,而更重要的是要向人的根本困境挑战,争取从机器的束缚中解脱。走过20世纪,我倒感到还是康德的二律背反最深刻,黑格尔的“一”,导致对“本质”的追求和迷信,语言解构主义者竭力打破这个“一”,反对本质主义,把“一”打成碎片,这有功劳,但同时把主体打成碎片,把人打成无意义、无灵魂的碎片,则值得质疑。我觉得把历史、世界、人解释为碎片与解释为“一”的本质世界同样有问题,我们正处在本质被强调到极点与本质被粉碎到极点的中间点上,我想康德的二律背反倒是最有道理的,它分清不同层面,不同场合,在某个场合中,讲本质讲人的主体性是符合充分理由律的,在某个场合中,讲解构讲反本质主义也是有道理的。此时因为反本质反主体已走到极端,所以我们才重新讲人的价值和讲历史的根本。

李泽厚:我们讲主体性,讲人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是讲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在机器面前人失去自由,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去恢复这种自由?这里有一个如何争取自由时间的具体课题。科学在继续发展,人的工作愈来愈难离开机器。我们的办法不是去打碎机器,而是想办法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私人时间、情感时间。现在每个星期工作五天,将来要是能减少到三天,即有四天的私人时间,人的价值就不同了。当然这里还要注意如何摆脱、克服社会机器、广告机器等的控制问题。今天人的自由时间也常常被它们所左右和主宰了。

刘再复:文学艺术很注意自由时间,但这是主观上的自由时间。我们这里所讲的自由时间,应当是客观上的自由时间,即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自由时间。人首先应争取扩大、延长现实的自由时间,然后再利用这种时间展示想象,创造精神生活,创造真正的自由时间。没有现实的自由时间,就谈不上教育、文学,谈不上从容的性情陶冶。

李泽厚:现实的自由时间太少,一个星期有五天或更多的时间要作为机器的附件,这就意味着人还是作为工具本体存在着,或者说被工具本体统治着,只有到了自由时间多于工作时间,心理本体占统治地位,人性才能获得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和出路。

 刘再复:学校教育的重心是培养人的健康的优秀的心理本体,而不是工具本体。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学校给学生太多压力,整天评比,整天计较分数,势必会误导学生去追求外在的虚荣和机械的作业,而不懂得从根本上培养学生对本学科的浓厚兴趣和高贵的心灵,那么教育就失败了。美国学校过于自由也过于放任,中国学校则太严太多压力,这真会把孩子们愈教愈蠢。

 

第二次对话:2004

 

刘再复:耀明兄约请我们写篇“高科技下的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笔谈,我们不如就这个问题讨论一下。你在《告别革命》和其他书籍中,多次表达一个观点,说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和机器统治的世纪,而21世纪则是教育学的世纪和从机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世纪。因此新世纪的目光应当移向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把教育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李泽厚:不错。我于1996年台湾版《我的哲学提纲》序言中曾说“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并说明教育不应再成为实现其他事务的手段,如成为培育资本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家、培育封建社会所需的士大夫的手段,而应当以自身,即以塑造人性本身、以充分实现个体潜能和身心健康本身为目的、为目标,并由此而规范,而制约、而主宰工艺(科技)——社会结构与工具本体。

刘再复:这也可以说,教育不应以培育“生存技能”为目的,而应当以提高“生命质量”和启迪“生存意义”为目的。至少可以说,生存技能与职业技能是第二目的,只有塑造人、塑造优秀人性本身,才是教育的第一目的、根本目的。

李泽厚: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孔子)是以“教育”——“学”为人生要义和人性根本。那么什么是“学”。我在《论语今读》“学而”第一章曾做这样的解释:“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在《论语》以及儒学中,“学”有广狭两义。狭义是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及文献知识,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读书研究,但就整个来说,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知识,行为先于语言。我所说的“教育学的世纪”,就是教育应当返回到“学为人”,“德行优于知识”,以塑造人性为根本之古典的道。

刘再复:你的哲学思索在近年来不断走向精深,特别是因为你意识到现代和后现代的精神危机,思索的重心也有所转移,这一点,能认真从你的著作中读出的人恐怕不多。例如你刚刚所说的“人类即本体所在”的问题,也就是你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能读懂的可能不多。七八十年代,你强调的是工具本体,而在《我的哲学提纲》之后,特别是在《波斋新说》中,强调的则是情感本体、伦理本体。情感本体的塑造,就是“人的自然化”,即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你所说的以教育为目的,也可以说,就是以塑造情感本体、伦理本体为目的。只有这种塑造,才能从20世纪的语言/权力统治中(科技语言、政治语言、“语言是最后家园”的哲学语言)解放出来。

李泽厚:近年来我的思考重心虽然是情感本体,但是70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我就预感到这一点。我在1981年发表的《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就说:“这可能是唯物史观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科学。……这也许恰好是马克思当年期望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的伟大观点。”这篇文章写于二十年前,那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我的思考重心不能不放在以“工具本体”作为“基础”的问题,但是我也预感到未来时代的焦点并非工具本体问题。二十年来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我感到这个焦点已无可回避。教育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乃是能否把人培育成为一种超机器、超生物、超工具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机器的奴隶和仅能使用工具的存在物。

刘再复:你的这些理论表述,归结到我们讨论的题目上来,也就是21世纪应把人文教育作为教育的重心、教育的前提。教育当然也应当要有知识教育,但应以人文教育为前提。正如培育制造原子弹的学生,首先应教育这个学生树立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于人类的观念。塑造这一信念应是前提。 钱穆先生用中国古代的哲学语言说,应培育学生有格天、格物、格心的能力,格天、格物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格心则是人本身的心性、心智。21世纪的教育应回到以“格心”为前提、为目的的中国古典传统。这一意思如果用斯宾格勒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对人的第三进向即第三维度的培育应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人除了宽度及长度(世俗平面维度)之外,还需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就是第三维度,就是人文维度。他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因为人拥有世俗的平面的生存进向,而是因为人拥有精神灵魂的立体存在空间。他做出一个结论:“深度的经验是一个前提,许多由此衍生出来的事物,都须依此前提而定。”(《西方的没落》第四章)我觉得,今天的教育部门,只有认识到人文教育乃是一切教育的前提,教育才有希望。而建设一个现代新国家,也只有以人文科学为前提,这个国家才可能属于新时代。

李泽厚:你刚才说不能以“生存技能”为教育的目的,这是对的。如果以此为目的,就失去人文前提。前两年我和詹明信(FJameson)对话时就说到这一点,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之心理。现在我们还有五个工作日,身处农业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更承受着过量的工作。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实施了三天工作制,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到那个时候,人类会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未来的严肃问题,教育课题会极为突出。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格心”的问题,“第三进向”的问题,“人的自然化”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

刘再复:美国的大学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很重视人文教育,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中,人文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中学教育除了私立的教会学校具有“德育”之外,其他中学却没有“德育”之维,只有智育与体育这两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的加大,学校的目光愈来愈浅,只重视“生存技能”的培育,德育之维已经消失。

李泽厚:美国中学的这种趋向可能还会反映到大学中。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基础的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人文教育的冲击是负面大于正面。我对未来相当悲观。人文教育、人文学科无论在基本观念、“指导思想”、格局安排、教材采用以及教学方面各方面,都日渐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也越来越严重地成为一半机器一半动物式的存在者。怎样办?不知道。作为人文工作者大概也只能发些空喊。

刘再复:尽管带有空喊性质,但我们还是要呐喊,要鸣警钟。最近我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看到一则消息:坐落于加州的高科技象征地——硅谷,拥有全美国最昂贵的房屋市场和全世界最集中的投资资金,但也是美国贫富最为悬殊的地方。例如,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四房式小屋标价为220万美元,最后却在激烈的竞标下以320万美元售出。另外一间标价为49.5万美元的一房式屋子则以75万美元成交。与此相比的另一极状况则是许多非科技人员没有栖身之所。在硅谷五名居民当中,就有两人无法负担平均每月1700美元租金的两房式公寓。越来越多的教师、警员、消防员、抽佣的销售人员正在寻求无家可归庇护所的服务。不少人每月付400美元住在车房或睡在陌生人客厅地板上。加州金融部门,把这些人称作隐形的贫困在职人员。硅谷的状况当然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发出一种信号:高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结构,它已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并可能造成非科技部门与人员“无处栖身”的困境,其中当然包括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人员。我们姑且把高科技造成的生存压力和改变生态结构的力量称作“硅谷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影响美国,势必也会影响中国。

李泽厚:这种效应肯定有,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这一社会存在的力量的确太强大。但是我们又不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个绝对真理,而应当承认社会心理、社会意识有其独立的性质,而且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大,物质生产受制约于精神生产这一面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也愈趋明确,因此,高科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至上、技术至上观念等,也可以通过人文的力量给予制约,将它规范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再任其无限膨胀。

刘再复: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的作用,正是在于建立做人的基本规范,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伦理原则、心灵原则。高技术的发展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任其无限膨胀也会带来灾难。例如复制人的现象(“克隆人”)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改变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瓦解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体系,它对人类的挑衅可能比原子弹、氢弹还要大。在中国,高科技事业虽然远不如美国发达,但是,它也将影响未来中国的面貌,也将冲击人文教育。中国的人文教育将面临双重的挤压,一面是原来就有的意识形态的挤压;一面则是高科技的挤压。用你的语言表述,人文教育就要变成意识形态和高科技的双重殖民地。

李泽厚:面对高科技的发展,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是好的。但是,不能把这一口号当作斗争策略,只着眼于“国”,不着眼于人。只着眼国力的强盛,就会只顾技术,不顾教育,其实,真的要兴国,首先得兴人,用鲁迅的话说,便是先立人而后立国。而立人的关键是人文教育。以往的人文教育的确受到意识形态的冲击,人文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在高科技时代影子下,人文教育可能更无栖身之所。这样看来,还真的会变成双重殖民地。

刘再复:中国的教育,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有“智育”、“体育”、“德育”三个维度,这是好的。但是,上世纪下半叶在“德育”上,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教育取代人文修养的教育,即“做人”的基本教育。这里发生了一个目的的偷换,即以培养意识形态工具(政治工具)取代对优秀人性的塑造。同此,“德育”的内容便以“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重心,而忽视(甚至弃绝)人的基本品格、基本行为规范、基本道德情感(如同情心、怜悯心等)和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真、善、美等)的教育。如果说,美国的教育是向职业功利偏斜的话,那么,中国则是向“政治功利”偏斜。这种偏斜造成中学生和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学养很低。如果我们要做一项测验,考察一下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中国理工科大学生和一个法国中学毕业生的人文学养水平,我相信,中国大学生可能会输。

李泽厚:只有体育、智育的教育,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而人文教育恰恰不能是功利主义的。它要着眼于民族与人类的长远前途。如果谈功利,那么文学艺术是最没有用的。但这种“无用之用”,恰恰是百年大计。

刘再复:人文修养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法律等多方面的修养,而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是文学与艺术的修养。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呼吁过教材改革,主要的意思是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课本上的文学艺术内容实在是太片面、太苍白了。所谓片面,就是太重意识形态而“太不文学”和“太不艺术”了。所谓苍白,就是只有很稀少的一些具有“人民性”的中国古代诗文和一些现当代“进步”作家的作品及外国的一点可怜的文学点缀品,其他的全然不知。既不读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读卡夫卡、加缪、福克纳,至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莫奈、凡·高等的艺术,更是没有立足之地。蔡元培很伟大,他那么重视“审美”、重视人文,就因为他知道教育的首要使命是为学生“立心”。不能为孩子们立心,怎能为天地立心?

 

 

 

 

 

 

读书三部曲:拥抱、穿透、提升

    ——《厦门商报》记者陈雪慧访谈录

 

201145日上午十点半,位于大学路162号的晓风书屋早早就挤满了人,原来,刘再复先生正在书店里答记者问,接着会做一个小型签售。

鸭舌帽,白衬衫,黑色西装西裤,锃亮的黑皮鞋,南方口音,态度和蔼,思路清晰。记者会结束前,一位记者抢上来用南安口音说:“我不提问,但是有一个遗憾我必须补上。我是你的南安老乡,您这趟有回母校国光中学吗(闽南话)?”刘再复回答:“噢,没有回去。”记者接着说:“刘老师非常热爱故乡,我觉得今天必须有人讲一句乡音。”说着他递给刘再复一封信,“这是幼玲(音)给你的一封信。”刘再复马上反应过来,“她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写作很好的。”刘再复和这位记者用南安乡音交谈了好几句,这才开始签售。

要“以轻驭重”

记者:您写了《人论二十五种》,您自己又是哪一种呢?

刘再复:我过去太沉重,是一个“重人”,有家国的忧思,责任意识很重。出国后,想轻一点。我很喜欢卡尔维诺,他在哈佛大学做演讲,讲一半就死在讲台上。但基本思想他讲清楚了——世界将越来越沉重,那么作家、思想家怎么办呢?他认为应该用轻来驾驭重。他这个人很有智慧。这启发了我,不该老沉重,所以后来我观察人性诸相,轻了,带有喜剧性了,写了《人论二十五种》。

记者:您最喜欢哪些作者?

刘再复:我最喜欢的近代四位学者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李泽厚。

我写了一本《李泽厚美学概论》,我是哲学的门外汉,但我恰恰描述了李泽厚的哲学体系。我就是要刺激搞哲学的人,你们怎么不描述啊?

陈寅恪先生启迪我,做学问不要拿某些理念去套。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有学问,但我总觉得他们的书有点套。可是你看陈寅恪的《隋唐政治史》,写得真好!而且他的结论和马克思主义是相符的。他从经济分析开始,再谈意识形态、政治。比如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陈寅恪说唐太宗之所以信任魏征,原因之一是魏征代表的是山东利益集团。这就不仅仅只是个历史上的“太宗胸襟”的美谈,不是硬套,是从史料里面提出的史识。

在夹缝中创作

记者:您还是隙缝人吗?

刘再复:还是。我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里。在夹缝中,我会继续创造,我希望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打通学问和生命的联结。

记者:能给我们讲讲“看空了之后更积极”的人生体验吗?

刘再复:看空了,看破了,看透了,还得活。看透了以后怎么办?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卡缪说,人为什么不自杀,这是很关键的哲学问题。看空了,曹雪芹还要继续写作,所以才有“十年辛酸泪”。如果完全看破了,那干吗还要写《红楼梦》呢?因为他看透了功名再来写,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需求,怀念的需求,心灵的需求。这不是消极,而是更积极。

我永远只是过客

记者:您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刘再复:我大量时间生活在家中,写作时面对大自然,还经常在草地上读书、散步、劳动。我所居住的科罗拉多州是美国中部的高原,那里很像北朝民歌里描写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因此,一见到这风光,一想起往昔的友人,便也像陈子昂一样,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除了人,当然也眷念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土地,那些山脉、树林与河流,这种牵挂现在还有。故园有许多山川,我总想回去看看。不过,我永远只是过客。

在美学习享受生活

记者:在美国普遍有“享受人生”的观念,您是怎么看这个观念的呢?

刘再复: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和事业意识,但是缺少健康意识和享受意识。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鄙视享乐主义。到了美国之后,整天听美国人讲“enjoy life,开始不太习惯,后来才发现其中的人文道理。我发觉一些美国教授学开飞机学开游艇,喜欢到世界各地旅游。他们常告诉我,要读好世界这本大书,就要学会拥抱大自然,不能总坐在书斋里。享受生活,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享受上帝给予的自然成果与人类自己创造的人文成果,尤其是音乐与艺术成果。懂得享受生活,才能珍惜生活。

不能简单否定人的“吃喝玩乐”,任何人都有享受世俗生活的权利。吃喝玩乐也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不要当成人生的第一要义。

对小女儿不够“凶狠”

记者:您的大女儿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和您合著了《共悟人间》,为什么小女儿没有走上此路?

刘再复:我本来想让两个女儿一个学文学,一个学艺术。剑梅比较听话,真的报考北大中文系,在北京二中的时候就开始发表短文。小女儿刘莲5岁学钢琴,学到七级就不学了。在法国,我的朋友教她背《长恨歌》,她背下了。教她背《离骚》,背了一半就不行了。她没有学文、学艺的韧性,只好让她学电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惜,这也怪我太宠她,不像对她姐姐那样“凶狠”。但她性情很好,也很好学,能有灵魂的健康就好。

读书要读通读透

记者:您博览群书,能否简要地说说您读书的基本经验?

刘再复:读书最要紧的不是读多,而是读通。所谓读通,就是要穿透书本。我读每本书,大约都是三部曲:1.拥抱书本;2.穿透书本;3.提升书本。对待知识也是如此:拥抱知识,穿透知识,提升知识。经典就不能提升吗?也可以,就是对经典的局部提出问题和审美再创造。关键是穿透书本,即读通,读通了才能吸收、质疑和再创造。

记者:您喜欢哪些作品呢?

刘再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些书我一定要把它读通读透,例如西方从荷马史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几十部经典,还有中国从《道德经》到《传习录》的一批经典。积累多了,感悟也快,写作时东西南北全冒泉水,很奇怪。

记者:您的《读沧海》显示出一种浪漫的磅礴的情怀,是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

刘再复: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期,我的心境特别好。有一次我和林兴宅、杨春时在山东烟台开会,每天都对着大海高谈阔论,内心与大海相似,不知朗诵了多少遍普希金的《致大海》。普希金称大海为“自由的元素”,我则把大海视为伟大的书籍,并觉得,唯有大海酷似自己的内心,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浪漫的磅礴的情怀”。

最近关注大乘佛教

记者:您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刘再复:最近在看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看最多的还是大乘佛教的书。还看徐梵澄先生的文集,翻译尼采的那位。他在印度四十多年,后来回国了,就在我们的哲学研究所。2008年我回北京跟王强(原新东方英语学校副校长)说,我现在沉下心来要看佛教的书。他一下就在电脑里查出了一百多种佛教史、禅宗史的研究书籍,全部买下来送给我,我现在还没看完。

现在,我希望把西方哲学、大乘智慧、先秦经典这三个地球上的文化高峰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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