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语》(4)-《教育论语》-思想与思想史-再复迷网
《教育论语》
《教育论语》(4) 阅读次数:

 《教育论语

 

 

 

 

 

第四辑  读书十日谈

 

 

 

 

 

(一)与剑梅谈读书

 

 

 

 

第一日  读书三步曲

 

刘剑梅:您从小就爱读书,读了那么多的书,除了文学书之外,其他人文领域的书,也读得很多。我虽能进行英文阅读,但整个读书状态不如您,没有您那么勤奋,书也没有您读得多,我想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真正大量读书的?

刘再复:虽然从小就爱读书,但小时候没有书读。小学、初中,学校里藏书很少。我真正大量读书是从国光中学高中开始。这个学校的藏书很多,我好像找到一座大矿山,于是就埋头山中,拼命开采。那时我读书的状态近乎疯狂状态,图书馆里千百种的文学、人文刊物,我也见到就翻阅,尤其是书库里的藏书,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倒真的是“废寝忘食”,后来我回忆那段岁月,才明白那是一种“痴迷”状态,全部生命拥抱书籍的状态。

刘剑梅:早就听奶奶说,您是书痴,她开玩笑说,您的小名叫作“狗鼻”,专嗅着书籍的味道。您真幸运,遇上一个很有文化的华侨中学(国光中学),藏书如此丰厚,很少人有您这样的运气。

刘再复:当时国光中学真是特别,各种文学名著文学经典都有,我一到那里,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高尔基,全都站立在面前,全都为我打开一个无比丰富、无比精彩的世界。那是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全部爱恋都投入书本,在高中时代,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属于文学,属于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后来我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文学书籍就开始在灌溉我、养育我、创造我。也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内心积淀了无数看不见的文学颗粒,这是人性、个性、神性、同情心、悲悯心的颗粒,这些颗粒后来在我的人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它们成了我的一道心灵屏障,使我无法接受阶级斗争观念,无法接受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这些观念,也无法接受“四类分子”以及“黑五类”、“黑帮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白专道路”等权力操作和意识形态游戏。

刘剑梅:您读书早已读得让好性情根深蒂固了。

刘再复:全人类的优秀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构筑良心。良知良能固然有天生的一面,有“无师自通”的一面,但也有后天修炼积淀的一面。我觉得自己的良知系统主要是靠后天形成的,包括读书,文学书籍还是起了作用。

刘剑梅:您读了那么多书,哪些是“泛读”,哪些是“精读”?

刘再复:所谓“泛读”,就是鲁迅所说的“翻一翻”,甚至可以如陶渊明所说的“一目十行”,这是只求知其大概,知其书中涉猎什么,但有些书则需要精读,从开始读到结尾,完整地阅读,一句不漏地阅读。精读的书,有的是因为研究需要,有的是因为此书是经典,非精读细读不可。书那么多,不可能都读,所以一定要选择。翻一翻,看一看,其实是在选择。在翻看过程中,会发现有的书具有精彩的思想,此时就得注意,就要抓住。我的选择基本上是靠自己,当然也靠老师和朋友的推荐。所谓精读,就是文本细读。

刘剑梅:您有没有碰上“饥不择食”的时候?

刘再复:有。例如我刚出国时,就赤手空拳,一本书也没带。心里慌得很,那时,见到任何一本书,我都会抓住拼命阅读,我在法国的中文书店突然见到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就像见了救命草,抓住后不知读了多少遍。到美国后在许达然叔叔家,见到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导论》、《国史初探》,也如获至宝,也不知读了多少遍。

刘剑梅:我从小就知道要“博览群书”,您也常常教我要博览群书,那么,您读书的基本方法可以不可以称作“博览”?

刘再复:博览是指读得多。其实,读书最要紧的,恐怕不是“读多”,而是“读通”。所以,我的读书基本方法,乃是“读通”。读通才是读书的第一法门。如果未能读通,书读再多也没有用。读通才能把书中的精华化作自己的血肉,否则,就会把自己变成“书橱”,变成书橱没有用,变成图书馆也没有用。爱因斯坦的一个质能公式,比一座图书馆还有价值。

刘剑梅:您曾告诉我“读书三步曲”,读通应属于第二步。

刘再复:不错,我一直认为读书应有基本的三步曲,即拥抱书本,穿透书本和提升书本。第二步最重要,所谓穿透书本,就是读通。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真理。但他只说“破”数量。其实,更重要的是应当把“破”理解为“通”,理解为“穿透”。倘若真的“读透万卷书”,才肯定会“下笔如神”。你读比赛亚·柏林的自由论,他把自由划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那么,你读后就应当明白,他说的根本差别在哪里?什么叫作消极自由,什么叫作积极自由?你对他的思想有什么评价,有什么质疑,这就是穿透,然后你还要提升,例如你可能联系到中国的思想家如庄子、列子所主张的自由,在比较之后,你又有属于你自己的自由观。

刘剑梅:我们从事文学批评,读那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实也应当把它穿透。《红楼梦》被读了两百多年,您读后还有新的心得,恐怕也是穿透的结果吧?

刘再复:只能说我穿透了某些情节,某些人物,读通了其中一些紧要处。其实,对于《红楼梦》,我远不如某些红学家那么熟悉,但我除了“穿透”之外,还做了一些提升,例如,我把钗黛冲突的文化内涵视为重伦理、重教义、重秩序(孔孟)和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的冲突,就是一种提升。另外,对于贾宝玉,我把他视为一颗人类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纯粹心灵,说他这个人从不在乎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只重视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与曹操那种“宁负他人不可他人负我”的立身态度正好相反,这也是一种提升。《红楼梦》的某些章节,我是做到“文本细读”了。但有些章节,我也“粗枝大叶”,总之是不如那些真红学家。

 

第二日  阅读三听

 

刘剑梅:您曾告诉我,阅读可用眼睛看,也可用耳朵听。这就是设想书本作者当面对你讲述,而你倾听着,这样更亲近,更直接,更容易记住。

刘再复:不错。写诗可以使用“通感”这种技巧,阅读也可以。所谓通感,就是我们身体上各个感官,可以互通、互衬。例如我在《独语天涯》的自注中引用易卜生剧中的人物对话说,玛雅,你听到寂静了吗?这寂静本没有声音,怎么能“听”呢?寂静本来只能靠“身”与“心”去感受,而易卜生则诉诸听觉,这就强化了寂静的浓度,寂静浓到如物质一样可以发出响声,可以用耳朵听见,这是多么精彩的文学语言啊!诗歌使用“通感”手法更是常见。

刘剑梅:那么,把阅读转换成讲述之后,又怎么倾听呢?

刘再复:以往佛典常强调“五官通用”,“六根互用”,即使不是讲述,我们也可以通过文本阅读中感受到的香味去体会身体的凉热,《五灯会元》第一卷中有首诗云:“鼻里音声耳里看,眼中咸淡舌玄黄。意能觉触身分别,冰室如春九夏凉。”所以我一直记住文子所说的三听,并把它用于读书,自称为阅读三听,而特别追求“神听”。

刘剑梅:文子怎么说的?

刘再复:文子在《道德》篇中说:“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读书学习以善于“神听”为最高境界,所以被称为“上学”,而仅仅用耳朵听,境界较低,所以被称为“下学”。凡是仅仅用肉眼看,用肉耳听,都属于下学。《金刚经》把眼睛分为肉眼、慧眼、佛眼、法眼、天眼。肉眼为最下一级,而耳听也只能算“肉听”。

刘剑梅:心听已不容易了,还要“神听”。我听别人讲述时,常常提醒自己要用心倾听,这就是聚精会神,把人家讲的记在心里,读书也是如此,要用心读,专心读,要尽可能记在心里。不能只刮“耳边风”,把人家的讲述只当一阵风。现在才知道,有比“心听”更高的境界,这就是“神听”。这种“神听”有点神秘,是不是需要“五官通用”才可能。

刘再复:平常我们也听说过,读书要“心领神会”。你刚才说心领,即以心去接受,这就比用耳朵听听而已强多了。铭记,应是心听一种标志。但是,心领之后还要“神会”。神通的第一步恐怕就是神会。这一步很重要,有这一步,才算融会贯通。但是,神听并不是到此为止,我觉得,神听还应当进一步抵达“通变”,也就是听了之后或读了之后还必须经历一个“审美再创造”的过程。接受审美学的要点,并不在于接受,而是在于“再创造”。再创造,意味着自身审美经验的介入,各种理解、感知、思想、情感的介入和介入之后的重新发现与提升。

刘剑梅:把“神听”引入阅读非常重要,过去我有“心听”的自觉,这回再有一个“神听”的自觉,读起书来就一定会更有收获。

刘再复:我很喜欢和高行健叔叔及李泽厚、金庸、吕俊华伯伯等老朋友聊天,他们讲述时,我总是侧耳倾听,先是记在心里,即努力“心听”,与此同时,我也思考,这就进入“神听”。对于他们的理念,我有时同意,有时不同意。不认同时便有质疑,有叩问。这种回应也属于“神听”的一部分。神听,包括神合与神问。但神问(质疑与叩问)不是神离,而是更深的神合。

刘剑梅:通感讲究的是联想。道家讲“内通”,释家讲互用(六根互用),其实都是联想。神听,也得联想。耳听八方而不会联想也没有用。耳听八方而心游万仞,甚至抚四海于一瞬,神游古今中外、天地江海,这才厉害。

刘再复:所以“神听”不仅可应用于接受(阅读),也可以应用于写作,应用于精神价值创造。

 

第三日  读思想

 

刘剑梅:您一再对我说,读书要侧重读思想。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的人,容易注重读文采,您则强调读思想,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这种阅读意识的?

刘再复:我读大学期间,就朦胧产生这种意识。当时我的笔记本上抄录了不知是哪一位哲人说的话:鸟最美丽的是翅膀,人最美丽的是思想。当时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庄明宣老师有次要给全系做学术报告,借去我的笔记本,还用上了这句话。

刘剑梅:后来呢?

刘再复:后来到了北京,第一年到山东劳动实习,那时我和八十九名刚来到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到山东烟台地区的北马公社扎营劳动。八十九名劳动锻炼的同学分为四个中队,散落在四个村庄(生产队)里,我分配在古现村。那时我最亲近的朋友有樊克政、张宏儒、董乃斌等。樊克政来自西北大学,分配到历史研究所,他和我散步谈天时总是说,人最宝贵的是思想,最重要的是思想,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最需要的也是思想。可是他很有考证功夫,从山东返回北京后,他一直在研究魏源、龚自珍,还编写他们的年谱,编写中发现前人的许多错误。可是,这个时期,我们一见面,他还是说“思想”,强调“思想”。我的考证功夫不如他,可是特别赞成他的观点,也格外强调思想。那时候,读思想已成为我的自觉。

刘剑梅:我读您的散文,发现您的文章很有文采,您是不是也很重视读文采?

刘再复:我一直努力追求两项“三通”:一是文学、历史、哲学的三通。所以常和你说,在人文领域里,文学只代表广度,历史才代表深度,而哲学则代表高度。有此三通,才拥有人文的三维度。也才算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立体人与完整人。另一项“三通”是学问、思想、文采的三通。写散文需要者三通,写论文也需要三通,只是“文采”的形式不同。散文的文采更多表现为辞采,而论文的文采则更多地表现为“思辨锋芒”和行文畅达。我们读到冯友兰、朱光潜、余英时、李泽厚等先生的论文,就能感受到这种文采。但是,我无论读文学还是读史学哲学,阅读重心都不是在“文采”,而在“思想”。我对“思想”有种特别的敏感,读书能捕捉思想,评价书籍的高低,也喜欢用“有思想”或“没有思想”这一判断。

刘剑梅:有思想是不是指有哲学?

刘再复:“思想”与“哲学”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其实,两者还是很不相同。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哲学需要有“视角”,而“思想”则不要求“视角”。你有见解可称作思想,但不宜称作哲学,例如可以说《儒林外史》有思想性,但不可能说它有哲学性。其二,思想往往是带有暂时性、当下性,而哲学则往往带有恒久性,普遍性。

刘剑梅:思想也不同于学问,但又与学问相关,你能讲讲两者的关系吗?

刘再复:我记得王元化先生说,我们应追求有学问的思想,有思想的学问,也就是说,思想应当具有学问的根据。学问的支持或学问的背景,这样,思想才有根底,才扎实,才经得起叩问。学问则应有思想的内核,应以思想为灵魂,没有思想,学问很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姿态”,或“博识”的姿态,或“功夫”的姿态,但没有真理的光芒。

刘剑梅:学问家与思想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刘再复:思想家总是有问题意识,尤其是有宏观的问题意识。而学问家往往缺少这种意识。我觉得日本人学问做得很细,有许多学问家,但缺少思想家,所以他们的“战术”很精密,但“战略”却不行。例如二战时,他们的战机去轰炸珍珠港,战术上极为出色,港内的美国军舰几乎全军覆没;然而,从战略上说,则是大失败,因为它根本不应当向美国开战。那时,日本显然缺少战略思想家(微观的军事学问家肯定不少)。我们不必要求学问家同时也是思想家,也不必要求思想家同时又是学问家。比如钱钟书先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学问家,但称他为大思想家,他未必高兴。

刘剑梅:读人文科学著作,可以侧重读思想,可我们是从事文学的人,难道读诗歌、读小说也可以读思想吗?

刘再复:也可以。我所以觉得鲁迅比其他现代作家高出一筹,就因为他有思想,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张爱玲、沈从文也是杰出作家,可是就其思想深度而言,他们就不如鲁迅。周作人也不如鲁迅,他的散文知识性很强,抄录的功夫很强,可是思想力度远不如鲁迅。我的研究从鲁迅出发,虽然现在再读七八十年代写的著作不太满意,但在鲁迅著作中浸泡了几年,却很有收获,其中一个大收获,便是更加喜欢思想,也更是学会思想。

刘剑梅:您曾说,写作每篇散文都应有所悟,这“有所悟”,是不是也可以说每篇散文都应当有点思想?

刘再复:可以这么说。我在《散文与悟道》一文中曾表述过这个意思,就是每篇散文都应当有点思想。有了思想便不是空头文章。所谓“言之有物”,在我心目中这物便是思想存在。文章总是得给人一点启迪。靠什么启迪别人,就靠对人或对世界拥有一种独到的认知,或比别人更清醒,或比别人更先锋,或比别人更深刻,这都是一些思想。情感可以打动人,而思想却能启迪人。

刘剑梅:文学的要素是不是也包括思想?

刘再复:我把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归结为文学三要素。思想属于心灵要素。心灵不是心脏,不是心绪,它是指精神存在,灵魂存在,思想也属于这种存在。文学不仅是情感的艺术,也是思想的艺术。文学几乎不可以定义,把它定义为语言艺术有片面性,把它定义为思想的艺术,也有片面性。所以有些理论家主张只能讲文学性,不能讲什么是文学。文学只表现某种性质,有思想性,也是一种性质;有艺术性,也是一种性质。诗歌要求有音乐性,小说则不要求有音乐性。钱钟书先生在年轻时(大约20岁刚出头),就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发表于《国风》月刊。

刘剑梅:您读书时对“思想”具有特别的敏感,是训练出来的吗?

刘再复:我在童年时代并没有具备对于思想的敏感,“读思想”的法门是在读书过程中形成的,愈来愈自觉,后来就形成习惯。一旦形成习惯,就觉得没有思想的书籍苍白乏味,读不下去。不过,文学家的思想与哲学家的思想,其表述方式很不相同。哲学家的思想诉诸逻辑,诉诸思辨,诉诸分析。而文学家的思想,则蕴藏于作品的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中。其思想可以由笔下的人物表述,也可以由自己(作者)直接表述,也可以在结构或情节中呈现,但都不是逻辑与思辨。《红楼梦》里有许多思想,《资本论》中也有许多思想,但两者的精神价值创造形态完全不同。我说《红楼梦》与《传习录》一样,也是一部伟大的心学。但《红楼梦》是通过形象、意象来传达心灵,而《传习录》则是通过思辨、通过逻辑,完全不同。

刘剑梅:但丁、歌德也很有思想,但人们总是称他们为文学家,不称他们为思想家。

刘再复:因为被称为思想家的,总是拥有大问题意识和大逻辑系统,而但丁、歌德虽很有思想,却不是演绎逻辑,也不是把作品写成问题叙事诗。但是,如果你愿意从另一种角度称他们为思想家也可以,例如鲁迅,李泽厚伯伯和我对话时主张去掉他的思想家帽子,但你要继续称鲁迅为“思想家”也可以。因为鲁迅虽然不是康德、黑格尔那种思想家,但确实是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式的思想家,是用文学形式传达认知(包括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知与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的思想家。

 

第四日  中医点穴法

 

刘剑梅:记得您说过,读书应如中医点穴,即读书要善于抓住书中的“文心”、“文眼”,也就是要抓住要害,正如中医要点到“穴位”上。

刘再复:不错,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作中医点穴法。这是很重要的读书方法。你如果学会这种方法,那将受益无穷。

刘剑梅:禅宗讲究“明心见性”,也是要求击中要害,中医点穴法与禅宗的方法似乎相通。

刘再复:禅讲不立文字而明心见性,即讲究不为文字所遮蔽而击中要害,这确实很像中医点穴法。我们读书时,容易被各种概念、各种知识所遮蔽,这就叫作概念障与知识障。障碍一旦太多,就会在书中迷失,不知书中所云,抓不住要领。禅法首先是排除遮蔽与排除障碍的方法,所以它干脆主张“不立文字”。所谓“不立文字”,本是为了“教外别传”,但后来产生另一番效果,就是不为概念所纠缠,即不为教条所误。我一直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从事文学也忘了文学的根本是什么,以为文学真的要为政治服务,为“主义”服务。所以,出国后,我便着意放下概念,即放下知识障、概念障。

刘剑梅:关于中医点穴法,你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刘再复: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述《道德经》,告诉同学们说,《道德经》五千言,其实,你们抓住一个字读就可以了。抓住这个字就可以读通读透。这个字,就是“反”字。《道德经》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说“反”便是道德的规律。那么,这个“反”字是什么意思?意思很多,有相反相成的“反”,有反正的“反”,有返回的“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汇集了关于“反”的数十种解说,但主要的还是两种,一种是相反相成的“反”,一种是“返回”的“反”。我认为,《道德经》所讲的反,主要的意思是“返回”的意思,也就是“复归”,所以才有“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这一基本思想。也就是说,“反者”,“返回”,“复归”,就是《道德经》的穴位,点中这一穴位,则点中《道德经》全篇的要领,全篇的主题,全篇的道理。那就是人到了晚年,如果还有守住道德晚节,那就要往回走,即做反向努力。也就是不再朝正向去争取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财富、更大的功名,而是要努力往相反方向走,即朝向婴儿时代复归,朝着质朴的时代复归,朝着宇宙发生的原点(“无极”)复归,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不是导向张扬权术的韩非子,而是导向高举童心的赤子。因此,可以说,老子是个朝着反向努力的堂吉诃德。他在奢华的年代里呼唤人们走向另一种价值大道。读《道德经》,如果能把穴位点到“反”字上,就可读出一片新意。尽管两千多年来注疏《道德经》的文字书籍已汗牛充栋,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医点穴法读出前人未曾拥有过的心得。

刘剑梅:“反”字,真是《道德经》的穴位,就不知道孔子、孟子、庄子的穴位该如何点击,我回头也会想想,找找穴位,然后再次阅读。

刘再复:《论语》的穴位应当不止一个,就像我们的身体,不只是一个穴位。而是多个穴位,你可以做些尝试。我读孟子,先点中“人禽之辩”这个穴位,接着又点中“义利之辩”这个穴位,最后才点到“王霸之辩”这个穴位,抓住这三个硬核,便把孟子的整个思想系统提起来了。“人禽之辩”讲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义利之辩”讲圣之所以为圣的最后底线,“王霸之辩”讲君之所以为君的最后要求:实行王道大致如此,抓住要害之外,就不会产生太大偏差。

刘剑梅:前几年,您让我重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告诉我文眼(穴位)就是说李后主具有基督释迦担荷人间罪恶的情怀那一句话。我以此为穴位而重读时,果然明白得多。

刘再复:读《人间词话》,以往的学人总是在“境界”二字上纠缠,如何定义“境界”,当然重要,但不要陷入境界定义的纠缠之中。其实,境界也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但抓住“基督释迦”这个穴位,便可明白王国维是在说明,李煜已抵达基督、释迦牟尼的精神大境界,这就是大慈悲、大悲悯的境界。这种境界比宋徽宗那种只哀叹个人荣辱的功利境界当然要高得多,李煜(李后主)的词境,不仅高于功利境界,也高于道德境界,属于天地境界。

刘剑梅:有些长篇小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情节复杂,人物关系复杂,恐怕很难在书中找到一个可点击的穴位。

刘再复:读书当然不能刻板划一,读不同的书自然有不同的点穴法。读长篇小说,就不能像读《道德经》那样,点上一个关键词就行了。它需要另一种点法,例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我第一次阅读时,被它复杂的情节弄得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后来,我又读第二遍,这一遍使我明白,全书的穴位就在“母亲”上,丰乳肥臀的母亲,伟大的母亲,承受子女子弟各种派别各种苦难的母亲,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穴位。《丰乳肥臀》写中国百年的苦难史,这里有八国联军的入侵,有军阀混战,有土匪出没,有国共火拼,有革命沧桑,有政治运动。每个历史时节都有饥饿、战争、流血、死亡,而承受这一切的就是母亲,就是中华伟大的母亲。母亲超越党派地承受儿女的全部鲜血、全部眼泪、全部屈辱、全部苦难,全部喜怒哀乐。作家个人书写的历史是情感史,人性史,生存史,这是最真实的历史。是文学化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权力书写的历史,不是钦定与官修的历史。权力书写的历史,按照皇帝的意志编撰,每个朝代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一种历史版本,这种史书是为其政权提供合法化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有编年,有事件,似乎是真的,其实中间已历经许多迎合统治者的篡改。唯有作家书写的情感史、人性史才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莫言的母亲体现作者对历史的大悲悯,这是对曾在中华大地进行百年挣扎的同胞的大悲悯,不管这些同胞是曾被认为是革命派的兄弟姐妹,还是曾被判定为反动派的兄弟姐妹,母亲一律都视为自己的儿女,一律给予拥抱,一律给予挚爱,一律给予理解与同情。丢掉“母亲大悲悯”这个穴位,恐怕就读不懂《丰乳肥臀》。

刘剑梅:《丰乳肥臀》经您这么一番穴位阐释,我真的明白很多。我读了不少评论《丰乳肥臀》的文章,似乎都没抓住穴位。

 

第五日  “亲兵”法门

 

刘再复:这几天,我读了李伯重教授的文集《走出书斋的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这是他与父亲李埏教授及弟弟李伯杰教授三人的合集(选本)。李(伯重)教授在美国深造时,曾师从何炳棣教授,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过历史系主任),现在又在你们的人文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你应多多向他请教。这部选集的所有文章都写得很好,我不能一一对你细说。此时只想对你说,李埏教授在书中讲了一种读书法。他是云南大学的历史教授,这种读书法可能是他培养学生的好方法,我有幸读到这篇文章。他说读书人应当有自己的“亲兵”,也就是应当有身边护卫自己的最得力的书籍。所谓“亲兵”,当然是种比喻,过去打仗时,将帅身边都要有“亲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身边的“铁杆卫士”。这种卫士,乃是护身盾牌,他们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在此比喻下,我们就明白,作为读书人一定要选择一些学者、作家和他们的重要著作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这种“亲兵”可能是兵,是卫士,也可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楷模。选择一些心仪的智慧人物和他们的著作放在自己的桌上枕边,不断阅读,不断思索,身心与他们相连。这些人物与书籍,不是看了就放在一旁,而是要随身携带(当然不能带全部,但可带其中的几本)。有这些“亲兵”伴随着,我们的“识”力会不断增加,“胆”力也会更壮。“亲兵”法门,是李埏教授传授给学生的重要读书方法,也是他治学的根本心得,我把他的原话再读一遍:“……古代大将出征,大军中总有一支叫作‘亲兵’之类的部队。这支部队不大,可是非常精锐。我们精读几部最紧要的书,也就是给自己配备一支知识上的‘亲兵’,这样方能‘八面受敌’(苏东坡语)。因此,在博览的同时,如何精炼和掌握这支‘亲兵’,是从事学问的一件要事。”李埏教授说,选择一支“亲兵”,精熟地读几部要紧的书乃是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功。他一再表述这一见解,在《读书必有得力之书》一文中,他又说,现在书籍琳琅满目,读书切不可漫无所归,学无所主。所以一定要抓住“得力之书”。

刘剑梅:李埏教授的叮嘱,我记住了。您把这一方法称它为“亲兵法门”。我也记住了。李教授可能也研究军事史,所以喜欢“亲兵”这种现象。在此之前,我也知道“亲兵”这个词,但没想到读书人真应当有自己得力的“亲兵”。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接下去的困难,恐怕是如何选择“亲兵”了。

刘再复:古代将帅选择“亲兵”,当然要再三挑选,百万大军中只能挑选出一支小部队但又是非常精锐的部队。挑选的标准,除了可靠,恐怕还得智勇双全真有“八面受敌”之功。作为读书人,要选“亲兵”,当然要挑选对我们启迪最大而且值得精读值得反复阅读的书目。这书目,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石,成为每天都能照射、每天都能带给我们生命能量的太阳。

刘剑梅:您好像以前就选择好了“亲兵”,鲁迅、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巨星,好像总是不离您的口,不离您的手。

刘再复:你说得很好。我确实把一些我深深敬仰的名字与书籍,看作永远陪伴我的“星辰”,但“星辰”毕竟太遥远。明白了李教授的法门后,觉得应当进一步把“星辰”拉到自己的身边,自己的案头,应当天天阅读他们,领悟他们。这正是“亲兵”概念对我的启发。

刘剑梅:“亲兵”法门很实在。今天听您讲完之后,我也要选择一些“亲兵”了。

刘再复:你懂得英文,最好是既选择一些中文经典,又选择一些英文经典。文学方面选一些,人文科学方面也选一些。要选一些自己真正喜爱的,真正放不下的。不要勉强,一旦勉强,亲兵就会成为负累。

刘剑梅:“亲兵”恐怕也不能固定化,有时候也可更换。

刘再复:我有些“亲兵”是永远不换的,例如莎士比亚,他的书我从中学读到现在,而且还会一直读到死。对于曹雪芹也是如此,一定要读到死的那一天。但有些“亲兵”则可以换,例如我在七十年代被规定只能读马列六书,朝夕不离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到了80年代自然就更换了。我说在青年时代里天天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晚年天天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和“我的六经”[除上述“三经”外还有《南华经》[庄子]、《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后来我又自拟“十三经”,把《孟子》、《传习录》 、陶渊明、苏东坡、汤显祖、袁枚、王国维、钱钟书也纳入“亲兵”之列。

刘剑梅:我看您总是带着《管锥编》,钱先生也成您的“亲兵”了。

刘再复:对。三十多年前郑朝宗老师就敦促我读《管锥编》,他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我真的照办了。三十年如一日,我总是天天读,读了以后真是受益无穷。《管锥编》恐怕是孔孟庄周以来我国最伟大的人文著作,这是一种人文奇观,前无古人,也将后无来者。古人不懂英文,这一点就不如钱先生,后来者英文虽好,可是再也不可能有钱钟书先生这种“中国文化”的巨大功力与深厚底蕴了。能与钱先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单位,而且还直接受过他的关怀,真是幸福。说他是“亲兵”,其实是“亲导师”、“亲楷模”、“亲典范”。也就是说,他的著作是我终生的护身符。

刘剑梅:我至今还未进入钱钟书世界。今后我也应当努力向《管锥编》、《谈艺录》靠近,此时只能“高山仰止”。

 

第六日  三个“连续性”

 

刘剑梅:我读了吴小攀的采访录《走向人生深处》,才知道您受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话所影响。巴甫洛夫说,他所以能获得成就,其基本方法是“连续性”,即从不间断,从不停顿,从深处走向更深处。

刘再复:不错。有人问巴甫洛夫:您有什么研究经验?他回答说,我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是连续性;第二是连续性;第三还是连续性。

刘剑梅:“连续性”貌似简单,巴甫洛夫却看得如此重要,这是为什么?

刘再复:“连续性”从表面上看,确实简单。然而,真要保持思索、研究的连续性,却是一件很难的事。连续性意味着锲而不舍,意味着百折不挠,意味着穷追猛打,意味着一天也不停下脚步。连续性还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课题精益求精,永不放弃,永不放松。“连续性”之“难”,有时是时代不允许,即时代的各种事件、事端、事故老是打断你的连续性。例如我们这一代人,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整整十年。除了时代原因外,还常有个人原因,那就是个人缺少毅力、耐力、定力。或经不起挫折半途而废;或经不起诱惑见异思迁;或经不起辛苦中途改行;或经不起打击望风而逃。鲁迅告诫文学青年一定要有韧性,不要出了两三本书就满足。所谓韧性,就是耐力、定力,这是连续性的主观条件。

刘剑梅:把“文学”坚持下去,看似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到了海外之后,才知道“文学”非常边缘。学生不愿意选择这一专业是因为毕业后找不到饭碗。教师选择这一专业,工资待遇很低,远比不上理工同事和在公司里当职员的同事。

刘再复:在海外要坚持文学写作,其实很不容易,从主观条件说,至少必须具备两种精神品格: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耐得住清贫。真要写出好东西,就得有面壁十年的精神。“连续性”,也要有卓越的精神品格支撑。

刘剑梅:在学生时代,容易“开小差”,容易“走神”,今天兴趣这个,明天兴趣那个,如鲁迅所言,今天信甲,明天信丁。总是缺少“定力”,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自己的定力很不够。写一部专著,两年三年还完成不了,就不耐烦。

刘再复:禅宗六祖慧能讲“慧定不二”,很有道理。一个人要真有智慧,或者说要有智慧之果,就必须拥有“定力”,要坐得下来,可以说,坐下来就是力量,连续坐下八年十年,成绩就更可观。中国民间智者早就提醒人们,要做成事业,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刘剑梅:这样看来,“连续性”不仅是个方法论,而且涉及精神本体。

刘再复:不错,连续性首先是个心力的问题。有心才能连续,才能不间断。所以首先是本体论,然后才是方法论。选择一个课题、一种方向之后,接着就需要连续功夫,一环接一环,一环扣一环,一环比一环深入,一环比一环精细。离开连续性,就谈不上发明发现。曾国藩的《治家八本》中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之外,他还说过“读书以不间断为本”。也是强调读书治学应以连续性为本。

刘剑梅:说“连续性”是本体论也罢,说它是方法论也罢,总的说来,实现三个连续性,是种功夫。这种功夫是需要修炼的。

刘再复:康德说过,做学问切忌赶时髦。而赶时髦、赶时尚是很愚蠢的,赶时髦便是放弃连续功夫,这当然无法做成大事。我到社会科学院之后,朋友就告诉我,说范文澜先生送给年轻学人一副对联,叫作:“猪肉不怕十年冷,文章切忌一句空。”就是教导年轻人不要赶时髦,治学就得不怕坐冷板凳,不怕吃冷猪肉,也就是不要赶热闹,不要赶时髦。范文澜先生这副对联,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找不到出处。本以为是范老自己作的。后来我到安徽铜陵三中去演讲,顺路到绩溪参观胡适、胡宗宪故居,才发现胡宗宪的故居里有这一对联。这至少说明,这对联在明代就有了。(但我仍然不知道更深的出处)这是很深刻的治学方法,当然也是很深刻的治学精神和写作精神。

刘剑梅:这是不赶热闹不逐时髦的方法,很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更有益于我们行走治学的正道。鲁迅的遗嘱,也交代他的孩子,千万不要当“空头文学家”,与“文章切忌一句空”的精神相通。

刘再复:韧性、定力、连续性,说法不同,但都在说明:一切成功成就,都必须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具有一种锲而不舍、一以贯之的精神。我们已走上“文学”这条精神之路,别无选择,只能不断走下去。

 

第七日  禅状态

 

刘剑梅:我听高行健叔叔说过,他的立身态度与写作态度都有一种禅状态。他的作品也常常呈现禅状态,例如《生死界》、《对话与反诘》。我还觉得,《灵山》中也有许多禅状态。

刘再复:“禅状态”这个概念很妙,内涵又很丰富。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曾用“文学状态”这四个字来描述他。其实,文学状态就是禅状态。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高行健与作家的禅性》,也是讲“禅状态”。所谓禅状态,乃是一种超功名、超功利、超政治、超集团、超市场的超越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精神活动的凝神状态,面壁状态和沉浸状态。

刘剑梅:我记得中文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当了校长)金耀基教授特别赞赏“文学状态”四个字,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他的话发表在《明报月刊》,我读后,内心震动了一下。最近几年,您赞美我时,也常说进入状态;批评我时,则说我“未进入状态”。看来,你是格外重视“精神状态”。

刘再复:我的确格外重视精神状态,尤其喜爱“禅状态”。我甚至把“禅状态”界定为“无目的状态”,即为读书而读书,为写作而写作,为文学而文学,也就是超功利状态。如果汲汲于目的,汲汲于世俗功利,像“文化大革命”时提倡学毛选要“立竿见影”,要“带着问题学”,朝思暮想的全是解决某个实际问题,实现某种功利目的,这当然读不好书,离做学问更是十万八千里。千秋万代之中,有哪一个学问家是“立竿见影”的?急得像猴子一样,这是“猴急状态”。

刘剑梅:我很赞成您这个说法:读书无目的。像我现在这样,读书为了赶紧解决职称问题,终究不是读书的高境界。读书当然也可以“带着问题”学,例如我现在要写一篇论文,要完成一个选题,自然也可以以此为目的而读书,然而,这个选题完成之后,其他的什么都不懂,因为其他书都不读,视野很窄,终究成不了真正的学问家。

刘再复:“禅状态”让我摆脱读书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在美国挺盛行,我觉得不好。美国也缺少反省。关于这一点,我倒觉得可以给美国一点“启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作禅,什么是禅状态,只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哲学进入校园,就使校园变得像社会,甚至变成谋取社会职业的预备班。我觉得实用主义对美国的教育危害极大。但他们始终不觉悟。

刘剑梅:我在美国教书多年,发现文科愈来愈衰落,我所在的中文系,更是日薄西山,学生知道读这种科系,以后很难找到职业,没有用处。听说欧洲也有这个问题,欧洲只有贵族的后裔和富人的子弟才能读文科,因为父母已给他们创造了生活前提,衣食无忧,不必为毕业后的生计(职业)操心了。然而,大家都为饭碗而读书,这样的教育前景恐怕很不美妙。

刘再复:先不说学校。就个人而言,我觉得读书也不可太实用,太讲究“目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受“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着眼点全在实际,而所谓“实际”,又是被规定的、被固定化的实际,例如阶级斗争实际,两条路线斗争实际,结果是愈学路子愈窄,理论视野放不开,放不大,所以也不可能真有理论建树。我并不笼统地反对结合实际。学术能走出书斋,能面对社会困境与生存困境,这是很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以致用”没有错。但我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提倡“急用先学”,学完全为了应付“用”,个个“临时抱佛脚”。结果是人人远离学问,人人充当政治工具。我讲“文学主体性”,其目的就是想把文学与实际区别开来,所以首先分清现实主体(世俗角色)与艺术主体(本真角色)。认为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党员,自然可以讲党性、纪律性等,一旦进入文学创作,则应以作家艺术的身份才好,此时不是讲党性,而是讲人性,讲个性,讲主体性。如果文学写作汲汲于用处,汲汲于功利目的,这种作家肯定成不了大气象。我讲超越性,就是讲超越实用性,超越世俗性。

刘剑梅:听李昕叔叔说,他整天在编书,其实要写好书,应当守持“读书无用论”。他说的也是读书写书要把眼光放宽放远一些,不要汲汲于“用处”。

刘再复:嘲笑“读书做官论”,也是说读书不要死抱着一个当官的功利目的。这样就读不好书也做不了大学问。“学而优则仕”,这是个伪命题。真命题应为“学而优不仕”。唯有不以“仕”为目的的学人才是真学人,好学人。我从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鬼话,一个为黄金,一个为美女,这种学人会有什么出息?

刘剑梅:您在科罗拉多(美国)读书特别有心得,恐怕正是早已放下“目的论”了。

刘再复:我在科罗拉多,不仅外部环境非常宁静,自己的内心也非常宁静。我的确再也没有什么“荣华富贵”之思了。权力、财富、功名,一切都放下,一切都离我很远。我不仅离中国很远,离美国也很远,唯离书本很近。读书写作只是生命需求。因此总是处于“沉浸”状态。我一再说,唯有在沉浸状态中,才能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相逢。读书,写作,审美,治学,其实都需要这种沉浸状态,也就是禅状态。禅宗开山始祖达摩,他“面壁十年”,在岩洞里沉思、领悟十年,终于得道,他的面壁状态,正是禅状态,现在的作家诗人,很少有这种状态。一是政治干扰,二是市场干扰,很难有这种状态。

刘剑梅:要进入这种状态,还得修炼。

刘再复:谈论禅字,与达摩、慧能不同。他们这些禅师,谈禅绝对不止于“纸上谈兵”。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修行。我们抵达不了他们的修行境界,只能学习他们的立身态度。他们的立身态度,就是禅状态。2006年我第三次到日本时,在京都与高台寺的方丈论禅,只能与他讨论南(顿)北(渐)两宗是否可以进入“不二”法门,即不把顿渐割裂,其他的根本无法抵达他的禅定状态。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在观看院子里的微小树叶,绝对不下数十万的微小叶子,但他禅定到可以知道每一天每一片叶子有什么细微变化,那是一种绝对放下任何杂念、任何妄念的禅定状态,这也是一种关于宁静的生命高峰体验。要真正了解禅状态,恐怕还得如此修行,可是我们很难企及。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回到平常人、平常心。“平常”状态是一种广义的禅状态,这也不容易。但有了这种平常意识,能够进入平常状态,心里就会比较平静。作为人,应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作为一个作家,应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作家。禅宗可帮我们头脑比较清醒,不会想当超人,不会那么多妄想、妄见、妄念。

刘剑梅:有了平常心,确实就会比较实在,比较质朴。读起书,至少可以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之。不会给自己制造假象,也不会给别人制造假象。

 

第八日  手不释卷

 

刘剑梅:我曾请教李泽厚伯伯该怎么读书。他告诉我四个字:手不释卷。他还把这四个字写下来给我。

刘再复: 我们谈论读书的方法,当然有好处。但是真要做一个好的读书人,关键还在要有一种好的读书态度,即应当嗜书如命,好书如好色,这一点恐怕很少人能做到。“手不释卷”,首先得有一个嗜书如命的态度,人生中有些东西须臾不可离开,这就是好的书本,须臾不可少。

刘剑梅:要做到书不离手,恐怕很难。我也爱读书,但总是做不到“手不释卷”的境界。

刘再复:在美国,我和李泽厚为邻二十多年,几乎天天都见面,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手不释卷。每次见到他,总是看到他手上拿着一本书。在阳光照射的摇椅上,他坐在那里,手中一定有一本书。他读书是真的读进去,真的读通。我很喜欢听他对书籍的评论,很中肯,常常与人不同。有些被媒体评为“好书”或在国内得了所谓“大奖”的书,常被他嘲笑一顿。我从他的书刊评论中得到很多启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就是读书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多得多。他用大部分时间读书,边读边思考,想清楚透彻了再下笔写作,因为事先想清楚了,所以写得很快,占用的时间不多。他常批评有些学人没想透就写,结果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洋洋洒洒一大本而不知所云,抓不住要害。了解他的写作与阅读时间比例后,我对自己的日程也做了调整,那就是多用一些时间读书,少用一些时间写作。

刘剑梅:我现在最苦恼的是时间不够用,读书的时间太少。今天才明白当博士生的时代多么幸福,有许多时间可以读书,常常可以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现在即使想手不释卷,也很难办到。

刘再复:“手不释卷”,难的是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条件下都要做到手不释卷。愈忙愈要抓紧读书。你在书包里放一两本你心爱的书,上飞机场可以读,在飞机上可以读,理发排队时可以读,送孩子上学或开家长会之前都可以读。你现在正处于最忙的人生岁月,要等待有一天空闲下来再手不释卷,那就太晚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手不释卷。人生的荒诞之一是总要等待,等待明天再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不能再等待明日了,今日就开始。

刘剑梅:记住了。

刘再复:“手不释卷”,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讲,难的是实行。不过,古人说,“开卷有益”,倒是个真理。手不释卷的好处是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从书包里掏出书本来看看,打开看几行也会很有收益。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我已大体上能做到这一点了。

刘剑梅:看来,手不释卷也是一种状态,这不是禅状态,但它是一种勤状态,一种很美的状态。

刘再复:我说过多次了。说世上的许多真理都是相对的,即不一定是真理,但有一条真理可能是绝对的,那就是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时间不够,那就只能用“赶快做”来补救,用“手不释卷”来补救。好学,勤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格。一个人除了“聪明”之外,还得“勤奋”。有出息的人,都有一种超人的勤奋。

 

第九日   点石成金与孤本秘籍

 

刘剑梅:我读您和李泽厚伯伯的对话录,有一处说治学有两种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两种基本路子。一种是寻找孤本秘籍,表现出来的是考古考证功夫;另一种则是点石成金,即在人们可以常常见到的书籍与现象中道破别人未能道破的见识,发前人之未发,表现出来的是胆识的功夫。两者都可行,都可通往学术的高峰。

刘再复:不错,我们讲过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式、不同的学术路子。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两种路子都可抵达学术的目标。两者各有所长,不必褒此抑彼。三十年前,我认定“点石成金”才是大道,现在不再做大道小道之分了。李泽厚和我走的是“点石成金”的路子,但我们也非常尊重另一条路子。研究中国文化,倘若选择孤本秘籍的道路,需要在国内,国内才有足够的珍本善本,才有足够的原始资料和出土文物。我知道,我没有这种条件,尤其是在国外。但我可以选择“点石成金”的路,这也不容易。这也需要大量阅读,比较,需要修炼“见识”,修炼思想。点石,靠的是“识力”,也需要“胆力”。胆与识两者缺一不可。二者兼有,方能构成境界。

刘剑梅:这两种路子是不是宏观与微观之分?

刘再复:确有这种区别。一般地说,追寻孤本秘籍,更需要微观功夫;而点石成金,重在宏观功夫。有宏观比较,才能点破要害。

刘剑梅:有二者兼备的吗?

刘再复:有。例如王国维,就可以说他是一个二者兼备的天才学者。他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是点石成金;他的《殷周制度考》等,则表现出考证功夫。他还特别重视出土文物,这一点比章太炎开放。

刘剑梅:钱钟书先生是两者兼备吗?

刘再复:钱先生是微观功夫大于宏观功夫,但说他二者兼备也无不可,不过,他走的既不是寻求孤本秘籍的路,也不是点石成金的路,他是一种“挫万物于笔端”的路,“万物皆备于我”的路,这是一种奇特的囊括一切又超越一切的天才现象,很难描述这种学术道路。钱先生涉及的书籍,许多我们都不知道,那也可以称作孤本秘籍,但他又不是刻意去考古,考证,他又在《诗经》、《老子》、《列子》、《易经》、《楚辞》这些人所共知的经典里,汇集古今中外的知识与见识,从而对古经典又做出一番新的认知。他博大精深得让人难以置信。

刘剑梅:这样说来,治学也不仅是点石成金与孤本秘籍两条路子。

刘再复:大体上可分出这两条路子。不过,分出两条路也只能说明一部分学术,并不能说明全部学术。分类是科学研究中的手段,但分类也常常有失误。因为在相反的两类之间,往往有更广阔的中间地带。处于中间地带的路子与现象,往往更丰富。像钱钟书先生这种大气象,就大于点石成金和孤本秘籍这两条路。他超越于“二”,《管锥篇》一开卷就讲“三”,三生万物。钱先生的现象很特别。人的创造力无穷无尽,这不是分类可以囊括的。

 

第十日  打通中西方文化脉络

 

刘剑梅:在您的散文与谈话中,多次提到出国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索路向,也说明您读书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此我印象极深,今天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下。

刘再复:出国已二十多年。实际上我想想过去,觉得自己是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得益者,这场风波使我能够从原来的生活框架里抽身,从而赢得充分的时间沉浸于读书与写作中,而且还萌生出“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学术意识。我从南到北,又从东到西,对中国文化有一腔深情,对西方文化也有好感,从少年时代就被莎士比亚、雨果、歌德所熏陶,出国后,我又周游世界,在美国更是有许多感性认知。最为重要的是,我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坐下来认真读中外的文史哲经典。尽管我外语不好,但只要能找到经典译本,我就拼命地买,拼命地读。晚年的阅读,我有一个重要阅读目标,就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刘剑梅:与我同一代的学人,虽然英文好的不少,但能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却不多。他们有的是民族文化主义者,一味钻入古书堆中;有的则是崇洋学人,只信西方,不理会中国古代经典;有的则像我,虽对中西方均无偏见,但还不能进入两种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说还不能进入中西文化的血脉深处,所以也谈不上去打通。您意识到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实在是很重要的。您除了对中西文化都很喜爱而无偏见之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您一直具有普世意识,出国之前,您更是打破文化的国界,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后又“返回古典”,努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

刘再复:出国之前,我很重视阅读西方的文学著作与人文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汉译名著,它出一本我就买一本,读一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一概买,一概读。我真感谢这些辛勤的翻译家。许多文学经典,我早就娴熟于心了。可是出国之后我则更爱读中国文化经典。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列子等,尤其是我自定的“六经”(《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更是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多次,加起来不下三年,讲的全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在台湾的中央大学与东海大学,讲的也是“我的六经”之类。愈讲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愈深,愈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了不起。

刘剑梅:您和林岗在80年代所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其基本点是批判的。这种对传统的批判,实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思路的继续,出国后,您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基本点似乎是肯定的,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刘再复:出国之后,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确实转向努力领悟与努力开掘,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都采取一种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态度了。我觉得自己的使命首先是学习发现两大文化的长处,先当一个诚实的学子,然后再言比较,再言打通。

刘剑梅:我发现您也拼命阅读佛典与佛学研究著作,那么喜欢禅宗,王强送您的佛学研究书籍就有一百多本。

刘再复:二十多年静下心来阅读,才明白我们到地球上来一回,没有白来,来了之后见到了三座无限灿烂的文化巅峰,让人们欣赏不尽,开掘不尽。这三座高峰便是“西方哲学”、“佛教智慧”和中国的“先秦经典”,要说打通中西文化血脉,实际上是要打通这三座大山的隧道。这一伟大工程,“打通”的伟大工程,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它是今后千百代东西方学人的共同使命。

刘剑梅:有了“打通”意识,读书的方式可能就不同了,是吗?

刘再复:对。有了打通的意识,就更注意比较,更注意生命,更注意三大文化经典中的一些共同发现、共同真理。为什么普世意识与普世情怀是可能的?因为居住于地球不同角落里的人群人类(生命)确实具有共同的人性,具有对于人类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共同认知。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个人,所有代表他们的精英,都以人类的生存、延续、发展为最终目的,即为终极的 “善”。有这种前提,就有相通点,就有打通的可能。作为学者与思想者,能够打通的血脉就是人类共通的“人性”,共通的“生命”,以及共通的生存处境与生存困境。现实的意识形态,很难打通。各说各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政客们总是常有理,让他们说去吧。我们只关心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命需求。

刘剑梅:您出国之前,凡事都比较“热烈”,包括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出国后则比较“冷静”,抽离了许多是非,这种变化,是不是与您的文化认知有关?

刘再复:出国后我确实比较冷静了。这除了年纪愈来愈大、看问题也较为客观的自然原因之外,也确实还有文化原因,我在“打通文化血脉”的阅读思考过程中,就发现中西文化乃至三大文化高峰的精华思想都带有“中道智慧”。佛教的中观学说为印度龙树所创,中国的佛教八宗,都尊崇龙树,都认定左右两个极端全是黑暗的深渊,唯中道乃是正道与大道。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智慧乃是中道智慧,不二法门乃是中道法门。而中国文化从《易经》到孔子、孟子,则都讲中和、中庸,其内涵虽重在道德,但从哲学上说也是中道。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倡导中道。康德的二律背反,归根结底,也是中道智慧。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一开卷就驳斥黑格尔的两极对立,拒绝“一分为二”,而大讲《易经》的三元哲学,特别是郑康成(郑重)的三易(简易、变易、不易)阐释。 讲“三”,便是讲第三空间,这是广阔的“中间”地带,自由就在第三地带中。这也是中道智慧。李泽厚伯伯晚年大讲“度”的范畴,认为此范畴比黑格尔的“质”、“量”等范畴更重要。我觉得这一范畴也比中国古代的“气”、“极”等范畴更重要。而所谓“度”,并非理念,而是实践。它讲究的“适中”,讲究恰到好处,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你说我出国后立身态度比较冷静,我想可能与我的哲学思索特别是中道思索有关。

刘剑梅:我能理解。你们那一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满耳都充满“你死我活”的呐喊,斗争哲学响彻云天。“中道”哲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刘再复:一两代人完全丧失第三空间,可是,没有“第三空间”就没有自由,在海外的复杂环境中我选择“价值中立”。这个“价值中立”,原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这也是中道智慧。价值中立不是没有立场,它是真理的立场,知识的立场。它不是没有关怀,而是普世关怀,终极关怀。我觉得上帝、基督都是价值中立者,都是中道智慧者,都是终极关怀者。作家也应当是价值中立者,天生的价值中立,天然地既理解同情所谓“善人”,也天然地理解同情所谓“恶人”。这不是不分善恶,而是说,作家应当超越世俗的政治正邪、道德善恶的价值判断,而站立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以中道情怀,给予大悲悯。释迦牟尼的情怀便是大悲悯的情怀。王国维赞美李后主,就是因为李后主的词,具有大悲悯的境界。

刘剑梅:我研究《庄子的现代命运》,觉得庄子的《齐物论》,其实也是中道智慧。

刘再复:不讲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讲亦彼亦此,你活我也活,这正是中道哲学。西方哲学中“二律背反”,讲的也正是相反的两个命题都符合充分理由律。这不是没有是非观,而是多元是非观,不同层面的是非观,《道德经》讲“不争”之德,恐怕也是指你们争得半死,其实只是站在不同的层面看到事物不同的一端而已。老子不是没有是非,而是告诉我们不要纠缠于是非。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的人,如果纠缠政治是否正确和道德是否纯粹,设置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那还有什么文学可言。世界那么丰富复杂,那么多彩多姿,人性那么复杂丰富,那么变幻无穷,作家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创造纳入简单的政治判断框架和道德判断框架,一旦纳入,视野势必狭窄,境界势必不高。庄子的《齐物论》,其实也是悖论。两千三百年前,他就有那样的哲学观,那样的平等观,很了不起。

刘剑梅: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占领了平等哲学的制高点,也占领了自由哲学的制高点。他的《逍遥游》,就是自由论。要是我早点获得“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的意识,那就会把庄子的自由哲学观与海耶克的自由观打通,也可能会把庄子和比赛亚·柏林打通。柏林分清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其区别的关键是“限度”。消极自由要求最低限度的自由,这不是自我扩张、自我实现的自由,却是自我安宁、不为物役的自由。例如逍遥的自由、沉默的自由等。其实,庄子与柏林的自由观十分相通

刘再复:我过去总是争取呐喊、进取、抗争的自由,这是积极的自由,而现在则要求沉默的自由、逍遥的自由,也就是不表态、不参与的自由,这是消极的自由,但又是自由的前提。庄子的“不为物役”,就是摆脱各种障碍的自由,也是消极自由。我觉得比赛亚·柏林分清两种自由的思想非常精辟。这种思想不会导致极端性的暴力革命,反而为改革、为调和、为协商提供哲学根据。这也是中道智慧。

刘剑梅:您刚才讲的都是哲学,那么,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是不是也可以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刘再复:当然可以。我们在《共悟红楼》的对话中,把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廖沙做比较,就是为了打通两种文化的血脉。一个扑向大地去拥抱苦难(阿廖沙);一个远离大地而从苦难中抽身。两者都有道理,前者崇高,后者也并非卑劣。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文化理由。东正教把苦难当作走向天堂的阶梯,佛教则面对无边的苦海而主张超越苦海。叔本华喜欢佛教文化,他大约觉得抽离苦海的道路更可行,当然,此路并非伟大之路。其实,贾宝玉的哲学正是中道哲学,他不相信那些“大仁”与“大恶”,只做中性的平常人。《红楼梦》一开篇就借贾雨村讲哲学,讲的也是既非“大仁”也非“大恶”的“第三种人”。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中道主义者,所以他对钗黛的冲突、贾氏父子的冲突,都站立于中性立场进行描述。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好人都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也不是绝对的坏。鲁迅钦佩的正是这种描写人的新格局。我概说浸透于《红楼梦》中的哲学要点,有“心灵本体”,还有“中道智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现小说中没有“蛇蝎之人”,林黛玉的悲剧并非几个蛇蝎之人所造成,而是“共同关系”的结果。曹雪芹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作品中不设政治法庭,也不设道德法庭。一设就远离中道。其实,人间所有的经典极品,对人性和人类的处境都不做政治审判与道德裁判,即不做两极性的正反独断,而是用中道的眼光给予真实的呈现。这些道理看似简单,我们却付出极大的代价方才明白。

刘剑梅:您和高行健叔叔都一再强调要放下主义,即放下“左”的极端意识形态和右的极端意识形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确实没有什么主义,没有什么“大仁”与“大恶”之分。

刘再复:凡写“大仁”与“大恶”的对峙,都不是一流作品。好作家只面对人性的真实与人类处境的真实。既是真实,那就很丰富很复杂,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两极分明。我国民间所崇尚的包公,很正直很勇敢,他是道德裁判所里的好法官,但不是好作家,也不是好评论家。好作家应当同情秦香莲,也应当同情陈世美,他们都是真实的人,脆弱的人,有各种人性弱点的人。作家应当用中性的眼睛去看待他们。

2014113

香港清水湾

 

 

 

 

(二)与小女儿刘莲谈读书

 

 

 

第一日   书渴

 

刘莲:爸爸,您很爱读书,我也很爱读书,但是,我读书的成效不够大。我自知不足,对自己常常很不满意。您能不能告诉我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刘再复:读书要有成效,一是靠精神;二是靠方法。所谓精神,我指的是真精神,真态度,真爱书本,真把书本读进去。这一点比方法更重要。

刘莲:我自己认为真爱书本,但又感到精神不够。

刘再复:我从小就受高尔基读书精神的影响。他没上过大学,但自学成一个伟大作家。他用四个字来形容他的读书精神,就是“饥狼饿虎”。他说他总是像饥狼饿虎寻找食物那样地寻找书本,吞咽书本。“狼吞虎咽”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它几乎覆盖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从读中学到读大学,我都处于这种饥渴状态中。一看到书,眼睛就发亮,心里就发痒,就如获至宝,就想着翻看,就想阅读,就想吞咽下去。我在国光中学的时候,看过描写高尔基生平的三部电影:《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是根据他的自传小说改编的三部曲。他小时候很穷,寄寓在外祖父家,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他的大学就是打工、流浪、到处寻找书本。他天生燃烧着一种读书的渴望。这种渴望成就了他。

刘莲:读书先要有渴望。这一点我没有。只能说,我有读书的愿望,不能说有读书的渴望。

刘再复:有愿望还不够。有兴趣也不够。有读书兴趣的人很多很多,但有读书渴望的人却不多。我们不妨把读书的渴望称为“书渴”。那么,可以说,世界上能感到书渴的人还是很少,我很幸运,天生就是一个“书渴”之人。嗜书如命,爱书如命。

刘莲:小时候在乡村里没有什么书,您书渴了怎么办?

刘再复:我的童年时代在乡村。我们家原有一些书,“土改”时奶奶怕惹事烧掉了。村里别人家的书很少。哪家有什么书我都知道,常常让奶奶带着我去借来看。后来我读到莫言的散文,才知道他也是如此,像小狗到处“嗅”,哪家有什么书就去借,最后把全村的书都读完了。我们村里的书没有什么高深的,我只读到《薛仁贵征东》、《三侠五义》等几本书。我们住在山沟里,离小镇(码头镇)还有二十里路。奶奶到镇里赶集后都会带几本连环画册或其他小书给我。下午太阳快落山了,你奶奶我妈妈就要回来了,我坐在大榕树下等呀等,等什么,就等她带给我一两本新的连环画。一旦等到,我就会跳起来,然后如饥似渴地“吞咽”。记得她给我带回一本《三打祝家庄》,我可至少读了50遍。那时我的精神食粮太少太粗糙了。像《三打祝家庄》这本连环画,我把它读得烂烂的,读得封面都没了。我还把它藏在枕头下,不让别人知道,更别说借给别人了。

刘莲:您的这种书渴状态,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

刘再复:一直延续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一走进书店就亢奋,就拼命找书买书。刚到海外,我一本书都没有,现在Boulder(美国寓所)又有三十架书了。全是我在香港、台湾、大陆买的。买了就请书店寄到美国。全用海运,两三个月才能寄到。2002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结束后返回美国,就托运了十三箱书籍。如果把美国的书和北京的书汇成一起,我的藏书就相当可观了。

刘莲:年少时有书渴不容易,年老时有书渴更不容易。

刘再复:书渴对于我,倒是一以贯之。也许是惯性吧。至今我做不到一天不读书。一天里如果不写作不读书,就不自在。我写过一篇散文诗,叫作《死的日子》,意思是说某一天不读书,那么这一天就算虚度,就算苍白,就算死亡。我们一起把这篇散文诗读一篇:

 

死的日子

 

我生命的一天又白白死了。

没有汗水,也没有痕迹,没有前进,也没有跌倒,没有功勋,也没有过错,没有欢乐,也没有怨恨,没有创造,也没有破坏,没有憧憬,也没有忏悔……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悄悄死掉的白天与夜晚。对着它,我总是烦躁不安,对着妻子与孩子发着脾气。 

活的人生,也有死的日子,绿的庄稼,也有枯的白穗。在死的日子里,我失掉了自己。我是农民的孩子,耕耘是我的本性,没有耕耘,只觉得心身与田野都在荒芜。

 

这是我写于80年代初的散文诗,那时我真的像个辛勤的农民,一天不在书本上耕耘就会发慌。

刘莲:珍惜每一天,这真是很好的习惯。

刘再复:我的珍惜,不是物质性的珍惜,而是时间性的珍惜。我认为,“珍惜”应当成为人生哲学的第一范畴。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一定要把它当作第一大范畴。

 

第二日   管锥

 

刘莲:您天天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文章里也常引用《管锥编》。有朋友问我这书名是什么意思,我也讲不清楚。

刘再复:你见过木匠、石匠用钢钻锥钻木头、石头吗?从表面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意象性的比喻,也就是拿一支钻杆往一个地方钻探,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做学问的大法门。钱先生正是用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文化这座岩壁或说在这块大铁板上硬钻探出一个全新的丰富的世界,展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动地的精神世界。

刘莲:钱先生的“管”,钱先生的“锥”,是用古今中外的前人难以企及的材料做成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您也有自己的“管”和“锥”吗?

刘再复:从俄国流亡到英国的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比赛亚·柏林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狐狸型的,一类是刺猬型的。前者指广博型的拥有多洞穴即涉足多领域的学者,后者是指深入型的在某个领域里深研深究的学者。而钱钟书先生二者兼得,他既拥有前所未见的博识,而且拥有他人难以企及的专深。他的诗识、词识、文识,专深得难以相信,其管锥的程度更是很难描述,学问能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匪夷所思。三十年前,我在香港出版《洁白的灯芯草》后记中就感叹:面对钱钟书这一大海,觉得做学问真是苦海无边。意思是说,做学问要抵达钱先生的彼岸,真是苦海无边。

刘莲:您总是告诉姐姐和我,说要天天坚持读《管锥编》,才能知道钱先生这座山有多高,这个海有多深。

刘再复:这是郑朝宗老师的教诲,也传达给你们。我虽然天天读,坚持读了三十年,但仍然只是一个钱钟书海边拾贝壳的孩子,仍然不敢说我已经了解这座大海,不过,天天向他靠近总是好事。天天仰望着他,才懂得谦卑;天天翻阅着它,才有一个巨大参照系,才有一座巨大明灯,在此参照系下,我们也才懂得做学问是多么难,三十年来,我有一种体验,就是只要《管锥编》在我眼前,在我案上,我就会听到一种无声的召唤。就像教徒那样,总是听到旷野的呼唤。虽然在《管锥编》面前,会感到做学问难,但也会感到:大学问多么美!多么辉煌!

刘莲:您一直告诉我,人生中应有自己崇拜的导师,自己学习的典范。钱先生就是您学习的楷模吧!

刘再复:是的,钱先生就是我的偶像,我的导师,我的典范,我的楷模。他一生都未曾招收过学生,也未曾招收过研究生。我担任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曾受几位研究生的委托,请求钱钟书先生和他们见见面,讲讲治学精神与方法。但他屡次谢绝。这不能怪他。实际上我们和他距离实在太远,要当他的学生很难。我每次在他面前都是诚惶诚恐。我一直感到与钱先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学术单位,而且能常常见到他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我特别感谢钱先生的挚友郑朝宗老师的提醒,感谢他提醒我,《管锥编》一定要天天读。三十年读下来,感到天天读就能天天成长,天天进步。钱先生管锥中西文化,我却天天管锥钱先生的著作。

刘莲:前些年我读《谈艺录》就觉得读不尽,《管锥编》更是读不尽,这辈子,我恐怕只能望海兴叹、望洋兴叹了。

刘再复:你懂得望洋兴叹就不简单了。不过你不要悲观,你可以尝试着下海,尝试着入洋,读懂一段就是收获。“管锥”这一法门对我们是一种启迪:人生很丰富复杂,纠缠我们的事务太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抓住一项专业一项工程,锲而不舍地探讨下去,把生命投入下去。这种长此以往,积累一个时期就一定会有成效。所以我除了听到《管锥编》内涵的呼唤之外,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读书治学离不开“管锥”这一基本法门。每一领域里的某一个课题,一旦管锥下去,都会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再发明再创造的潜在可能性。我们未知的知识实在太多,我们已知的一切,比起未知的一切,只是极小的一点点。

刘莲:我从未听到您这么高地评价一位学者,也从未看您这么深情地热爱一位学者。您的感受很特别。

刘再复:是的。我觉得钱钟书现象旷古未有,今后也不会再有。我觉得他的学问超过孔孟周庄,也超过朱熹、王明阳,完全是一个奇迹。不仅是中国的奇迹,也是人类的奇迹。郑朝宗老师写信对我说:你应紧紧抓住钱钟书这个巨人。我牢记着句话,所以现在还紧紧抓住。我多次想写一篇呼吁文章,题目也许可以叫作“呐喊”。我想呼喊:中国,我的祖国,紧紧抓住钱钟书这个伟大儿子吧,抓住他就占领了世界文化巅峰!

刘莲:如果仅从“方法”上说,“管锥”是不是“深挖”的意思?

刘再复: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可以把“管锥”理解为深挖一口井,深打一个洞,深究一门学问。

 

第三日  根底

 

刘莲:我虽然不像姐姐那样以文学为职业,但是从小就听您讲文学。我觉得您好像对俄罗斯的文学特别喜欢,对您的影响也特别大,这种感觉对吗?

刘再复:很对。我确实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从小就受俄罗斯文学的泽溉。我不仅爱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从果戈理、普希金到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十月革命后的高尔基、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我甚至把托尔斯泰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俄罗斯文学早已化为我的精神细胞,早已化为我灵魂的一部分。

刘莲:您也很喜欢欧美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为什么又独钟俄罗斯文学?

刘再复:我确实也热爱从荷马、但丁一直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的欧洲文学,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我只是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与欧洲文学传统这两座高峰相比较而言,我更倾心于前者,这不是因为它们两者水平上有什么差异,而是我的精神气质与俄罗斯文学更为相投,更为相通。正像人们寻找伴侣不一定是选最美丽的,而是选择心灵最相近最相通者,也就是精神气质最相投者。

刘莲:俄罗斯文学在哪些方面使您更加热爱?

刘再复:我觉得俄罗斯文学的灵魂更厚重,或者说,更深厚。我对文学技巧以及整个文学的审美形式也有感觉,但把文学的灵魂看得更重。以前鲁迅说他很喜欢俄罗斯文学那种大旷野的精神。我也特别喜欢,但我不把这种大旷野精神仅理解为大气,而且理解为大情怀、大关怀、大悲悯,这就是灵魂。俄罗斯文学拥有灵魂的重,又拥有灵魂的深。其精神内涵唯有“厚重”或“深厚”二词可以表述。

刘莲:这是不是与宗教有关?

刘再复:肯定有关。俄罗斯的东正教认为,苦难是通向天堂的阶梯,因此不能回避苦难,而应当拥抱苦难。所以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是灵魂被苦难抓住的作家,他们都天生与社会底层息息相连,都具有大同情心与大慈悲心。我读他们的作品,总是读到他们内心汹涌的眼泪与上帝一样的情思。而且觉得,上帝好像是把俄罗斯作家作为他们的第一级精神选民,他首先选择俄罗斯作家的心灵作为地上的居所。高尔基在描述托尔斯泰的散文中说他怀疑托尔斯泰就是“上帝本人”。真的,我也常如此怀疑。托尔斯泰的脸颊飘着雪白的大胡子,他的心灵为人间的苦难焦躁不安,叹气呻吟,他的作品每一部都那样为人类祈求光明。读了他的书,不能不改变我们自身的某种灵魂内容与灵魂形式。

刘莲:欧洲文学就没有大同情心与大慈悲吗?

刘再复:也有。他们也很善于写人的灵魂的挣扎。例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就把灵魂的挣扎写绝了。但是,欧洲作家如王尔德等,又创造了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唯美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有成就,但我从未衷心接受过。我了解文学,知道王尔德的文学价值。但我个人的精神气质离王尔德较远,也离波特莱尔较远。甚至也离拜伦、斯汤达较远。我不喜欢颓废文学,不喜欢颓废情调。也不喜欢膨胀的自我和过度浪漫的自我。俄罗斯文学主流中没有这种情调。我喜欢那些呼吸在俄罗斯文学大地上磅礴的灵魂。

刘莲:您个人总是追求深刻。

刘再复:有些作家追求深刻,有些作家追求和谐;有些作家喜欢关怀,有些作家喜欢唯美。文学本就是多彩多姿的空间,我又是一个文学多元论者,因此,对于作家的不同选择,我完全能理解。我只是说,我个人更喜欢严肃的文学,深厚的文学,灵魂磅礴的文学。但我从来不攻击王尔德和波特莱尔,也不嘲笑朋友们的另一种喜好。就人生而言,我总觉得人生需要守持有其严肃的一面。肯定这一面的人,恐怕都比较喜欢俄罗斯文学。

刘莲:高尔基不是革命文学吗?您不是对“革命文学”有许多批评吗?

刘再复:我批评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批评它把文学狭窄化、简单化、概念化了。世界那么复杂丰富,人的存在也那么丰富复杂,怎么可以把文学纳入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呢?把人简单地划分为“革命与反动”、“左和右”,这就太简单化了。文学一定要写出人性的真实,但我国的革命文学不真实。高尔基的文学固然可以放入广义的革命文学,但他的作品除了《母亲》之外,基本上不是倾向文学,他本人很慈悲,作品书写的人间众生相,尤其是史诗型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人性也写得很丰富,俄罗斯文学大作家们,也批评农奴制度,但他们从未把社会批判当作出发点,作品中也没有政治法庭和道德法庭。“主义”其实离他们很远。

 

第四日   不执于经典

 

刘莲:您一再和我说,要读经典。文学哲学史学的经典都要读。您心目中有哪些经典?

刘再复:这要开列出一大堆书单,我不想一一对你讲述了。不过,我想告诉你。我有自己私自努力阅读的中国文化“十三经”。这里有文学也有哲学与历史,包括《孟轲经》(孟子)、《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慧能)、《传习录》(王阳明)、《陶渊明集》、《苏东坡诗词》、《汤显祖戏剧》、《随园诗话》(袁枚)、《人间词话》(王国维)、《红楼梦》(曹雪芹)、《管锥编》(钱钟书)。除这“十三经”之外,别的书我也读,例如儒家著作,我当然也读《论语》,但我更喜欢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想,更喜欢他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人格态度,又特别喜欢他的三辩,即“人禽之辩”、“义利之辩”和“王霸之辩”。孟子的这一套学说,我从内心深处更能接受。尽管我并不喜欢孟子行文中的某些“语言暴力”,例如动不动就用“禽兽”二字。在文学方面,我从诗经、楚辞一直到唐宋诗词以及明清戏剧小说,都不断阅读,但最崇尚的还是陶渊明、苏东坡、汤显祖、曹雪芹。我把他们的代表作视为经典,视为护身符。我很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作《我的十三经》。

刘莲:可是您又一再和姐姐和我说我们要读经典,但又千万不要执于经、执于典。

刘再复:对。我们界定一些经典,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典范,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拥有更大的活力。是为了愈读愈活,不是愈读愈死。所有经典作家都会发生一个悲剧,即先被崇奉后被神化,然后被权威化、标准化、教条化。包括《圣经》、佛经和马克思经典,都是这样的命运。

刘莲:您常说要“放下概念”,也是这个意思吗?

刘再复:是,我对教条很警惕。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教条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教条差些榨干我的全部生命。教条总是打着经典的旗号。许多原教旨主义者都是熟读经书的人,但他们恰恰是把经书引向死亡引向坟墓的人。所以我才一再呼吁:不要执于经典。禅宗也呼唤,一要破“我执”;二要破“法执”。我非常欣赏慧能高举这两面旗帜,他什么“法”都不执。一切相,他都破,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都破。慧能是个宗教领袖,但他没有偶像崇拜,把佛相也破了。他听经、念经,但不执于经,只重自己的感悟和自己的觉悟。他把“禅定”等修行方法改变为思维方法,自己也变成一个无须逻辑也能深刻思想的思想家。他把固定“法”打破得很彻底,连传宗接代的“衣钵”都打碎,不往下传。他知道日后的教徒们肯定会为争夺衣钵而火拼。教徒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欲望,特别是充当领袖的欲望。他最清醒地看穿人性的弱点,所以打破成规,废了传宗接代法,很了不起。佛教本是启迪智慧的宗教,如果大家都被经典所缚,智慧反而不能解脱。慧能作为禅宗大师,首先帮助人解脱智慧。

刘莲:我跟强先生(强梵畅)学佛学禅,常听他说,要读经典,但不能当“支解之徒”,也就是不能教条式地对待佛典,只会对经书断章取义,却完全没有自己的体悟,就是“支解之徒”。

刘再复:强先生说得好,“支解之徒”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教条主义者就是支解之徒。真懂佛典的人都警觉自己“死于句下”,也就是不能死于概念教条之下,禅宗讲“不立文字”,我把它阐释为“剥落概念”、“剥落教条”。有此剥落,才能真开智慧。先剥落,后开悟。

刘莲:我和益弘姐到韶关南华寺去“禅修”,归根结底也是破执,破我执和破法执。

刘再复:我从未“参禅”过。参禅是一种修行方法,我更重视慧能提供的思维方法,参禅主要是破烦恼障,我则重视破概念障、知识障,教条障。禅宗里高明的法师曾批评过“牢里狂人”,这个概念惊醒过我。所谓“牢”,就是僵化的教条罗网。这种狂人乃是教条罗网中的狂人。他们自以为自己熟读经典,自以为真理全在自己手中,于是特别独断武断,动不动就批判别人,谴责别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恰恰生活在精神牢狱之中。虞愚老爷爷在三十多年前就告诉我,禅的要义在于放下又放下,而首先应放下概念。但“放下”不等于“放弃”,我们不能放弃“破执”的努力。也不能放弃争取人生意义的努力。

刘莲:我不把“禅”作为信仰,只作为修行方法,今天听您一说,还可以作为一种思想方法。

刘再复:把禅作为思想方法,我们就能更自觉地防止“语言断道”,即防止概念遮蔽和概念堵塞。这样,智慧就更加通达,彻悟也就更加有门了。

刘莲:钱学森先生去世后,我在网络中读到几篇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人才的问题,原因很多。但我很想用“禅”来做点回应。禅的好处是让人放下功利放下概念,去教条化也去功利化。太急功近利,哪能出大人才。

刘再复:从思想方法上着眼,人才一定要有禅的立身态度(非功利非教条)才能有创见有创造。汲汲于功名,汲汲于功利,满脑子都被这些“劳什子”塞满,还能有什么发明发现?儒家学说,有益于我们做人做“君子”,但很难养育具有独创的思想家。我总是提防儒家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压死。

 

第五讲   五识

 

刘莲:您在文章中把“识”分为“五识”,即常识、知识、见识、睿识、天识。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别?

刘再复:平常听别人说话,读别人文章,如有这“五识”意识,就可分别出某人所说的话,是属于什么“识”。层次不同,水平不同,便可分清。如果他讲的全是“常识”或一般“知识”,你可能会感到“烦”,如果他讲得有“见识”,你就会感兴趣,倘若见识能转成睿识,那就更受启迪。至于“天识”,则不是常常可以听到。天识我指的是天才之识,卓越之识。但是,做这样的区分,并非蔑视“常识”、“知识”。反之,我倒是主张学校教育要多讲常识和通识,多启迪学生发挥自己的见识。当然也鼓励他们敢于抵达睿识与天识。许多我们今天认定的常识,例如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这在几世纪前则是天识。欧洲的伟大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都为此而做出巨大努力与牺牲,所以不可蔑视“常识”。

刘莲:常识虽然简单,但生活离不开常识。

刘再复:不错。上一世纪我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混乱,其实正是违背常识,或者说,是丧失了常识理性。例如,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当然应当讲究正点到达,这是人类的共识,也是人类的常识,但我们的报刊偏偏要讲“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种怪论,非常荒谬可笑,完全违背常识。1958年“大跃进”时,各省都争先放卫星,说一亩地可产十万斤稻谷与麦子。这种浮夸明显地反常识,但人们不敢说真话,个个发神经病似的胡夸胡言。一个国家,当它丧失常识理性时是多么可怕。我们经历过丧失常识的时代,所以现在就比较清醒。曾被我们视为救星的伟大人物,他们也往往丧失常识理性。所以包括领袖人物,我们不可迷信任何人。

刘莲:“异想天开”,也算是违背常识吧?

刘再复:当然。1958年那个“大跃进”,那个虚幻的“三面红旗”,就是异想天开。那个时代太多异想、妄想、狂想,异得大家手足无措。整个社会变成疯人院。经过这一次的全民胡夸、胡言、胡闹之后,我们才明白人能说实话说真话是多么宝贵,也多么难。“人要说真话”,这本来也是常识,但我国的同胞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以后把这一常识丢失了。所以我国的人文建设,必须从回归常识做起,要从教育孩子为人必须诚实做起。所谓希望工程,也必须从常识入手才有希望。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再也不能丧失常识理性。

学校当然要传授知识,灌输知识,但是,学校的目标是培育全面优秀的人性,不仅是“授业”。所以我才主张把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作为教育的第一目的,把培育生存技能(职业技能)作为第二目的。你想想,如果你学到一些知识,但不敢讲真话,没有足够的品格支持你讲真话,那就会跟着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如果没有诚实正直的品格,知识再多也没有用。

刘莲:您在《钱钟书先生纪事》一文中说,钱先生曾告诉您,过去讲究“知识就是力量”,现在则讲究“力量就是知识”,说得很有意思。现在的确是讲究结帮结派,构筑山头,组织团伙比掌握知识更重要。

刘再复:这是社会风气的问题。社会风气不正,不仅会丧失常识,而且也会蔑视知识,使认真追求知识的人愈来愈少。现在许多知识人都喜欢巴结权贵,喜欢向权势人物靠拢。喜欢媚上,这是一种很坏的品格。把权力看得比知识重要,这种社会风气很不好,它正在腐蚀我们民族的基本素质。所以提醒孩子们不要受这种社会风气所污染,敢于当“风气外人”,也变成一项“德育”内涵。社会风气不正,但我们自己要正。这就要当“风气外人”。现在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我们既不能媚俗,也不能媚上。人格与艺术,人格与文学是二而一的结构,两者相通而互动。人格一崩溃,艺术肯定会随之瓦解。

刘莲:学识尚且这么难,要具备见识就更难了。

刘再复:见识、睿识、天识都属于个人才情,我们既然作为读书人、知识人,就不可当庸人,而应当努力思想,努力走出平庸,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真知灼见的人。睿识也可称作卓识。倘若能有远见卓识,那就真的很幸福。所谓天识,其实也就是远见卓识,只不过比睿识更稀有。例如《道德经》五千言,我们就可说它句句都是天识。不能说句句是真理,但可以说,句句是天识。

刘莲:我读《心经》、《金刚经》,也觉得其中句句是天识。

刘再复:一个人真要拥有境界,就需“胆识兼备”。胆与识两者缺一不可。有胆无识,光是胆大,没有意义。而有识无胆,真话说不出口,有识也没有用。要做好学问,写好作品,胆力识力都需具有,当然,还得有笔力。以往总是听到老师教导,应当学胆识兼备。经过人生的苦难体验之后,尤其是与国家一起经历了不幸之后,才觉得“学胆识”三者之前还需加一个“品”字,品学胆识四者兼明,才可成为天下脊梁。当下世界,最缺的是人品人格,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一个“品”字,念念不忘一个“格”字。没有品,不可能抵达“天识”境界。

 

第六日  二谛

 

刘莲:我读了您和姐姐关于《红楼梦》的对话,在《共悟红楼》之后又做了《红楼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据说九十三岁的周汝昌先生听了大为赞赏。我还在您的其他文章中,也见到“二谛”一词。今天您能为我说说“二谛”吗?

刘再复:知道“二谛”,对读书、思考、研究甚至待人接物,都很有帮助。“二谛”这词出自佛教。指的是真谛与俗谛。这是佛教中的“根本智”,即智慧的根本。谛,用今天的语言表述,便是真理。但真谛直译为真理是否贴切还值得讨论。它实际是指那种和世俗真理相对应的更带形而上品格的精神存在。为了表述方便,我姑且把俗谛称作世界真理,把真理称作宇宙真理。但如果认真推敲起来,也可质疑,因为“世界”本身就有世俗界与精神界之分。正是如此麻烦,所以就出现各种界定和阐释,甚至各种比喻,例如“一双孤雁掠地高飞,两个鸳鸯池边独立”,可惜这一比喻,只能说明二谛乃是一双独立而并立的伙伴,两个孤独而并举的概念,不能为我们说明二者到底所指涉的不同内涵。这个比喻是我从《管锥编》里读到的。出自《管锥编》第二卷(《老子王弼注》)。你要细读并做思考才能明白。《管锥编》这一节(九·十七章)里,阐释的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和51章的“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德,德之贵,天莫之命而常自然”。阐释之后,钱先生又引出“二行”与“二谛”这两个并举的概念。我读后便明白真谛讲的是“道”,是“天”,是“自然”,俗谛讲的是“德”,是“人”,是“地”。两者都需要讲,都是一个大层面上的真理。然而,如何分清如何实践却不容易。钱钟书先生在三联版的《管锥编》有两则“增订”,我们一起读读,很有意思。

(增订三)《淮南子·要略》:“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以“与世浮沉”及“与化游息”兼行并用;魏晋以前古籍诠“两行”、“二谛”,似莫章明于此者。

(增订四)《翻译名义集》喻“二谛”语亦即禅人话头。如《五灯会元》卷一二华严普孜章次:“故句中无意,意在句中。于斯明得,一双孤雁,扑地高飞;于斯未得明,一对鸳鸯,池边独立。”

读了《管锥编》这一节,我就对“二谛”有所彻悟了。原来,二谛不同又不可分开,一为道,一为事;一为道,一为“德”;一为“与化游息”之真理,一为“与世浮沉”之真理。两者缺一不可,两者都具有充分理由。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概念,例如“道德”、“学术”、“创作”等,原来都包含着“二谛”。道为宇宙真理,德为世界真理;学为宇宙真理,术为世界真理;创为宇宙真理,“作”为世界真理。也可以把前者称作大化原则,把后者称为世俗原则。有些学者不喜欢使用这些概念,便称“道”为“体”,称“德”为“用”,或称“学”为“体”,称“术”为“用”,梁启超就说:“学者术之本,术者学子用。”这说得通。我们做人必须与世浮沉,不能不讲世俗原则、世界真理,但我们又不满足于世俗生活,希望有所超越,希望从世俗世界里跳出来而与大化相接,在宇宙中神游,高扬理想,与天合一,这又是宇宙原则,宇宙真理。道与事,道与德,体与用,知与行两者都是谛,都是真理。

刘莲:您和姐姐对话,说薛宝钗、贾政代表俗谛,林黛玉、贾宝玉代表真谛,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

刘再复:不错,双方各持一种原则,一种真理。贾政、薛宝钗侧重于“与世浮沉”的世俗原则,贾宝玉与林黛玉侧重于与自然大化相连相接的宇宙原则,这就难免发生冲突。《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它写出这种人类性的永恒冲突。这不是贾府一家内部的利益冲突,也不是中国当代那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冲突,而是普世性的所有人都会遭遇到的冲突。

刘莲:作为人类的一员,的确会时时处处感到这两种原则(两种真理)的冲突。一方面必须“谋生”、“求生”,必须遵循世俗原则;一方面又想“求胜”,“求达”,做各种梦,向往自由自在。

刘再复:80年代我发表过《论文学主体性》,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许多人误解,以为我在反对党性、反对集体主义原则。其实我很温和,只是想分清世俗原则与宇宙原则,对于文学,只是想分清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也就是希望作家分清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每个作家都有两个角色,即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作为世俗角色,讲的是俗谛,是世俗原则,如果是党员,就要讲党性、革命性、纪律性等,我并不反对他们如此“与世浮沉”。但我主张,作家进入写作(文学创作时)必须超越世俗角色,即从俗谛进入真谛,那就是要变成艺术主体和本真角色而讲人性,讲个性,讲审美自性。因此,文学主体论,也可称为文学真谛论。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论题,并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如果硬要说涉及,那就是我主张作家进入文学创作时,应放下世俗社会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框架而面对丰富复杂的世界和人性。

刘莲:现在很多作家当上作协主席副主席,也讲些官话,这是不是会削弱作家的本真角色?

刘再复:这要取决于作家个人。如果作家充分意识到自己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创作时仍然守持本真角色,守持大化真理,那么他们不得已的“与世浮沉”就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他们把心思用到世俗原则上,忘了文学的真谛,那就会丧失自己的根本,自己消灭自己。曹雪芹是个天才,他了解二谛,所以在作品中展示两谛的冲突与困境。但他的创作出发点是真谛,整个创作思想是真谛。所以他不把《红楼梦》写成反清小说或谴责小说,而是立于宇宙境界,把《红楼梦》写成普世性的人性小说。

刘莲:您对“二谛”的这些认识,用到文学理论上很有意思,除了《红楼梦》您还用在别处吗?

刘再复:我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提出一个思想,说作家认知世界,不应当停留在“世间因缘法”之上,也就是不应当停留在世俗的因果逻辑上。好作家应当去因果,去政治正邪、道德善恶这类判断,只进入审美判断,即不是按世俗因缘法去分清敌我、分清好人坏人,而是超越这种法则,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既同情理解“我”,也同情理解“敌”;既怜悯“好人”,也怜悯“恶人”。所以我特别喜欢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他明白《红楼梦》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并非遵循世俗原则去把悲剧归罪于“蛇蝎之人”(坏人),而是善人好人“共同关系”的结果。王国维说《红楼梦》与《桃花扇》不同。后者用的是历史原则,即世俗原则;前者是遵循宇宙原则,也就是超越世间因缘法的原则。

 

第七日  二脉

 

刘莲:昨天听您讲“二谛”,想了又想,又想到您曾讲过的“二脉”。您说,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全世界的文化,都有两种基本的思想冲突,也就是思想两大脉搏的冲突。一脉是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一脉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性。您说《红楼梦》中父(贾政)与子(贾宝玉)的冲突,钗与黛的冲突,也是这两脉的冲突。

刘再复:两脉的冲突是普世性的冲突。这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必须面对的基本冲突。中国的“自我”空间较小,西方的“自我”空间较大,但是现在西方的“自我”不断膨胀,个人主义不断扩张,它也面临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贝尔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其主题讲的就是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的矛盾。

刘莲:您说孔子(儒家)强调的是前者,道家强调的是后者?

刘再复:是的,孔子的《论语》,显然是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但他强调得太过分了,没有留给“自我”足够的空间。庄子强调另一面,呼唤给自我以逍遥的自由,为“自我”的思想飞扬提供了许多根据。所以儒需要道来补充,这就是李泽厚伯伯提出“儒道互补”的意思。

刘莲:“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反孔不反庄,因为那时提倡“自我”。

刘再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突出个人、突出个性、突出自我的运动。他们要打倒的是孔家店,不是庄家店。庄子店里供奉的是“自然”,是“自由”,是“个人”。所以,郭沫若的《女神》也歌颂庄子。

刘莲:但是,鲁迅很讨厌庄子。

刘再复:鲁迅是个战士,他立场鲜明,是非鲜明,所以讨厌庄子的无是非观。但鲁迅从未批判过庄子的《逍遥游》,鲁迅本人也总是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摇摆。他说他也中过庄周的毒,大概是个人主义的毒吧。

刘莲:两脉都有道理,该选择哪种脉呢?

刘再复:两脉是个悖论。也就是说,两脉都有道理。那么,接下去的重要问题就是要看语境,即看历史场合了。如果整个社会向“专制”倾斜,不妨多讲点重自然、重自由。如果整个社会向“自由”倾斜或者向“自我”倾斜,那么,不妨多讲点“重伦理、重秩序”。为什么要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说“五四”了不起?为什么要肯定“五四”反孔也了不起?这因为“五四”的语境还是中国专制的阴影笼罩着,旧道德笼罩着,中国人在精神上得不到解放。整个中国社会还是奴才性压倒个性。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全社会做些个性启蒙,自我启蒙。而像美国这种社会,“自我”的地位已经很高,社会宽容度很大,青少年玩毒品、玩暴力,玩性,已玩得很过分,在此语境下就得多讲一点“社会规范”,也就是伦理与秩序。二十年前我和李泽厚伯伯对谈《告别革命》,他讲述“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也是强调语境。高明的统治者知道什么时候应把哪一项放在优先的地位。两者都有道理,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社会发展肯定要付出伦理代价,这不要怕,然而一旦代价太大,就得考虑多讲点“公平”即多讲点正义的伦理。人有欲望的权利,应承认欲望诉求的合法性,但是,欲望一旦泛滥,就得制衡,可用法律制衡,也可用伦理制衡。在欲望横行的时候,光讲“重自然重自由重个性”行吗?而在欲望被消灭的时候即专制横行的时候,还高喊“存天理灭人欲”、还大讲“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行吗?我认为语境比语言(思想观念)更值得注意。

刘莲:这样看来,掌握二脉的先后也很不容易。

刘再复:把握两脉,就像医生把脉,既要把握动脉,也要把握静脉。把脉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把脉准不准,开的药方对不对,不是书本可以解决的,要靠实践经验,要靠实际能力。所以李泽厚伯伯才提出“度”这个范畴,“度”就是要把握分寸,把握临界点,把握时机。“度”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会成为“历史本体论”的一项重大范畴,就因为它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把握历史命运的问题。把握两脉也离不开“度”。

 

 

第八日  二智

 

刘莲:我与强先生学禅,他告诉我,佛禅讲的是根本智。我想,这也正是神学与科学的区别。

刘再复:这个问题我研究得不深,但有些思索,我们也可讨论一下。所谓“根本智”,面对的是整体相,用现代人文科学的语言说,探究的是“本体论”;而所谓“差别智”,面对的是分别相,用现代人文科学的语言说,探究的是“知识论”。因此两智之分,也可以说是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分,神学与科学之分。或者说,是玄学与科学之分。

刘莲:佛学为什么只探究根本智?

刘再复:所谓根本智,是探索事物的本质、根源、最后的实在,也就是终极究竟这种大问题。佛认为人生与世界最后的实在乃是“空”,而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没有实在性,金钱、权力、功名、美色,都没有实在性,所以要看透、看破。科学当然不能承认这种佛理。它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物理世界。它要对这个世界的万物万有,要对它进行分门别类,没有分类就没有科学。所以科学必须讲究差别智。

刘莲:科学要讲究分析。没有分析,哪有什么科学?

刘再复:分析,是科学的生命线。分析,就得分解,分别,分类。例如一进医院,首先得分清进什么科,是外科还是内科,是神经科、心脏科、皮肤科还是眼科,这就是分类。科学家眼里到处都是分别相。而佛教面对的不是物,而是人。面对的人又不是人的躯壳,而是人的心灵。心灵不是科学家眼里的心脏,而是被称为“心”的精神存在。佛教称它为真心、本心。它把心视为宇宙本体,视为唯一的实在。明代的王明阳也是如此,所以他的心学宣称心外无物,心外无天。心即一切,包含一切,覆盖一切。心学面对“心”这一根本就行了,完全不顾客观事物。这其实是受佛学的影响,只是他把佛引进儒。佛只面对“心”这一根本。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也是只见心这一根本,完全无视风与幡这些客观事物。科学不能这样,它怎么可能无视“风”与“幡”,它们明明在运动。科学就得研究运动的规律,物世界生存发展的规律。

刘莲:您读中学、大学时,一定是批判佛学主观唯心论。

刘再复:当然,我们这一代人只讲唯物论,总是批判唯心论。其实,两论都道破一部分真理。两论也可以构成一对悖论。我国的道家,从老子到庄子,讲“大制不割”,讲“齐物论”,这也是反分割,反分别,也是着眼于整体相,讲“根本智”。如果把道家的智慧类型进行分类,应把它划为根本智。佛家最忌分别心,所以禅才大讲“不二法门”。一旦分别,把人分别为高低尊卑,那就没有慈悲心了。不加分别,对所有的生命都爱,都尊重,这才是慈悲。《红楼梦》里的妙玉,极为聪明美丽,她虽住在贾府里的尼姑庵中修行,却未得道。这就因为她还存有鲜明的分别心。贾母到她那里,她殷勤至极,百般奉迎,而刘姥姥到她那里喝了她的一口水,她就将杯子扔掉,嫌她脏,分别心如此重,就因为她没有修到佛的根本。在佛门里修炼,要修到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很不容易。佛家得道者拒绝差别智,拒绝分别心,把这种态度推广到一切生命领域,最后甚至泯灭人类与兽类禽类的分别,对一切生命都爱护、都保护,所以才有“舍身喂虎”的佛家故事,才有“放生”等佛家行为语言。其实,作家诗人也应当具有佛家这种根本智,应当有菩萨心肠,即应当有佛性与神性。这就是不管对于好人还是坏人,都给予大悲悯。好坏的分别乃是世俗社会的人为分类,这是人按照自己确立的标准所进行的权力操作。而佛恰恰要超越这种世俗立场与世俗视角,整体地认知人的存在,同情与超度所有的人。佛家的胸怀无边,哪怕对杀人犯,也认定只要“放下屠刀”,就可“立地成佛”。既不深究犯人的过去,也相信他们的未来。佛还认为人人皆有佛性,杀人只是佛性一时被遮蔽,一旦去蔽去障,仍然可以成佛。作家和诗人就应当具有这种情怀。

 

第九日  黎明即起

 

刘莲:您一直说要“黎明即起”,可我总是做不到,好睡懒觉。您是什么时候形成“黎明即起”的习惯的?

刘再复: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你知道吗?我在家乡高山小学读多年书,破了六年每天第一个到校的纪录。小学离我们的家有三四里路,我每天都是黎明就起床,起床后就复习功课,吃了早饭就起程上学,路上得走半个小时,但到了学校,老师还没起床,我常听老师在喊:“再复来了,该起床了!”这种“黎明即起”的习惯,应当归功于奶奶,她总是黎明即起,很早就把我叫醒。

刘莲:早晨,您一个人背着书包,天天这样走路上学,天天这么早,不怕吗?

刘再复:不怕。路上还得跋涉一条小溪,还要穿过小树林、小山坡,我都不怕。我虽然从小就黎明即起,但“黎明即起”的习惯是后来读了曾国藩的家书才成为“自觉的”。曾国藩自己非常勤奋,战争中他是三军统帅,忙得不得了,但还写了那么多的家书,这就靠“黎明即起”。早晨起来,精神很好,加上周围一片静悄悄。人们都还在睡觉,唯独我醒来工作,能抓住这种时刻,乃是人的聪明。他除了自己黎明即起之外,还通过家书,敦促自己的子弟亲人也要黎明即起。他立下的治家八本,其中一条是“治家以不晏起为本”。

刘莲:他把“早起”视为治家的根本,这也很特别。

刘再复:那是乡村时代,一个家庭要兴旺,就得靠起早摸黑地干活。到了城市时代,有了电灯,那倒是可以晚上开夜车,白天晚起一些。“黎明即起”不是一种机械性原则,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至今还是天天五点钟起床,起床后就进入读书写作。黎明时分是我的黄金时段。我天天抓住黎明,长此以往,就见成效了。

刘莲:我也早起过几次,但坚持不了。

刘再复:难的是坚持,我是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黎明即起”,尤其是在美国,早晨起来,观赏落基山边的曙光,美极了。每天都沐浴一下黎明的晨曦,身心健康了很多,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信念,可能与黎明的光明照射有关。小时候读高尔基的书,记得他说过,早晨是美好一天的预告。我想进一步说,黎明是丰富人生的预告。黎明即起,可以导致人生的丰富。

刘莲:除了“早起”之外,您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好经验?

刘再复:“早起”是一种状态,这是好学的状态。我还有另一种好学的状态,那就是“倾听”。倾听别人的声音。倾听老师的声音,倾听智者的声音,倾听周围朋友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有思想的朋友的声音。我交往一些很有思想的朋友,喜欢和他们交谈,交谈时我不敷衍,总是敞开耳朵倾听他们的讲述。我的头脑里有一种胶住思想的黏液,他们讲述中的一些好思想,我会把它们胶住、记住。我几乎不读报纸,也几乎不看电视新闻,我不喜欢听那些一般化的声音。我觉得媒体不讲学问,也不重视创造性思想。媒体只重视时事、时政、时尚,而这一切,全无助于我灵魂的成长。所以我拒绝媒体。我常常不知道有什么人夸我骂我,这倒是让我赢得专心与专注。

刘莲:您常说要保持一点“浑沌”,庄子所说的浑沌,对待媒体,您是不是也有点浑沌状态?

刘再复:不错。对于媒体的声音,我基本上处于浑沌状态。有些突发的重大新闻,你妈妈会告诉我,其他朋友也会告诉我。我无须天天为国家事与天下事去操心。我觉得一个人能在某些方面保持浑沌状态即保持不开窍的状态是很好的事。前几年我读了林岗为我的《漂泊传》所写的序文,读后很感动。他说我本可以赢得“荣华富贵”,偏偏对此从不开窍。不错,这真的是我的根本长处。我还有许多地方永远不开窍。例如我总是学不会“心术”与“心机”,更不用说权术、权谋等,所以对《三国演义》就特别反感,我批判《三国演义》,完全是我内心的需求。还有那些宣扬暴力与流血的理论我也始终不开窍,愈听愈烦躁,所以就和李泽厚伯伯一起呼吁《告别革命》。

刘莲:您不学香港话,这也好,对此不开窍,反而可以少听许多废话,让内心更宁静。

刘再复:前些时林建法叔叔的儿子林源也这么说,这是微观上的不开窍,我总觉得做人不必太聪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薛宝钗都太聪明,太开窍。我喜欢贾宝玉,他倒是常常浑沌一团。他对功名富贵这一套,也始终不开窍。

刘莲:如果说“早起”是您的第一法宝,“倾听”是您的第二法宝,那么您还有第三、第四法宝吗?

刘再复:有,至少我还可以告诉你一种“反刍”法宝。反刍是牛的特点。它有四个胃:瘤胃、网胃(也称蜂巢胃)、瓣胃(也称百叶胃)和皱胃。牛把草吃进后,又通过反刍送回口里,在口里不断咀嚼。我读书也常对一些心得进行“反刍”,反复思考,反复琢磨。许多思想就在反刍中产生。

 

第十日   突破自己

 

刘莲:您现在的精神状态很好,衣食也无忧,真是得大自在。那么,您还有什么焦虑吗?

刘再复:有,我还是有焦虑,这个焦虑就是如何突破自己。我在二十年前就写过《最后的偶像》(《漂流手记》第一卷),说最后也是最难突破的是自我的偶像。我不是生理、心理学家,不知道人是不是都有自恋的倾向和自恋的恶习。只知道对于学者、作家、艺术家而言,自恋是很不幸的。自恋,意味着无知,意味着虚妄,意味着浅薄,意味着停顿,意味着不知天高地厚。我不自恋,所以总是想突破自己。

刘莲:您一再提醒我要自知、自明、自审、自渡、自立,也就是“自救”。

刘再复:是的,我们应当放下“普度众生”的妄念,那是佛做的事,我们做不了。我们能做的只有“自渡”。有些朋友让我题字,我喜欢写“沧海自渡”四个字送他们,有时还写“冷暖自知”、“深浅自明”。我很感谢高行健叔叔一再批判尼采,倡导慧能的“平常人”,感谢他一再提醒我们要拒绝“浪漫的自我”与“膨胀的自我”。自我再膨胀,也不过是恒河岸边的一粒沙子。可是,这自我一膨胀就会变成妄人,就会忘乎所以地妄言、妄行、妄作,当然也就无法自知之明。二十年前,那是出国之初,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文章(收录《漂泊手记》第三卷《西寻故乡》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生活在自我陶醉中,也千万不要生活在桂冠名号等各种假象中。高行健叔叔说,他两次被法国授予“骑士勋章”,但从不认为自己真的是什么“骑士”,永生永世都只是一个平常人,一个有人性弱点的人,一个脆弱的人。他的灵魂比较健康,所以我支持他。我一直记住古希腊那个苏格拉底的传说。此传说讲述他的一个学生到庙里求神,询问神:“谁是希腊最聪明的人?”神回答:“你的老师。”学生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告诉苏格拉底,老哲学家问学生:“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最聪明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而别人不知道。”这个故事从根本上教育了我,所以我一直记住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不愧是伟大的哲学家,他致力于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的存在,从而也深刻地认识自己。他的自我认知,是我们应当牢记的真理。

刘莲:佛教讲究自明。人总是不明,被许多妄想遮蔽就没有自知之明。修炼就是要从未明修到有明。

刘再复:这要修一辈子,悟一辈子。我曾写一句话赠给一位“粉丝”:“知其无知即真知,明其未明即真明。”苏格拉底所以千秋不灭,就在于他拥有真知真明。他最明白,在大宇宙中,人永远只是井底之蛙,不知道的事物太多太多了。可是,希腊这个清醒自知自明者却被无知无明的“民众”所杀。在希腊,苏格拉底是少数,而民众是多数,少数的先知者被多数的未知未觉者所不容,这种悲剧屡屡发生。当下的社会,未知未明者,不仅是大众,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是人民的代言人,是普度众生的救主,是天下第一作家,是天下第一画家,这正是“不明”。如此不明,如此不觉悟,怎能超越自己?所以,自知其无知,乃是突破自己的前提。

刘莲:明确这个前提难,这之后还要突破自己就更难了吧?

刘再复:都不容易,“自知”难,“自立”也难,自立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不断自我突破,自我建树。每个人在突破自己的路上都有许多障碍。刚才说的是偶像障,也可称作妄念障。自己一旦获得某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就自鸣得意,就以一方权威自居或以一方大师自售,被人捧为偶像,犹不满足,自己还自吹自擂自造偶像,死活认定自己特别重要。作为人,最怕当“瞎子”,可是这种妄人,乃是最无明的大瞎子。不仅眼瞎,而且心瞎。可惜他们自己全然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根深蒂固的“我执”。突破自己难的就在于突破我执。我执有根执、器执、名执、权力执、财富执等。禅宗的修行方法有“破参”法,所谓破参,其实就是破我执,当然也包括破法执。但要破法执,首先也得破我执。顽固的教条主义者,首先是个顽固的“自以为是”者。人一旦有功名、权力、财富,“破我执”就更难了。有的人永远也破不了。只能装模作样地念佛打坐。

刘莲:听说您曾经从这一角度赞美过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

刘再复:前年周有光先生108岁时,北京的一些知识精英聚会庆贺他。马国川兄(《经济日报》记者)让我说几句话,我就说:现在百岁老人并不稀罕,稀罕的是百岁之后还保持两样东西:一是清醒的头脑;一是质朴的内心。保持后者尤其难。一个人有了权力、财富、功名之后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保持质朴的内心。慧能所说的“平常心”就是质朴的内心。质朴的内心,便是没有被妄念、杂念所遮蔽的内心。有了这种心灵,才能不断反省自己,突破自己,提升自己。

刘莲:您讲反向努力,即朝着婴儿时代走,这与突破自己相关吗?

刘再复:突破自己不仅是指在学术上与文学创作上突破自己原有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指突破自己原有的精神境界,使境界得到提升飞升。这一点是个关键。其实作诗、作文、做人,最后看的是境界。有些人所作的诗文,技巧似乎不错,但境界却很低,往下坠落,这种现象很多,值得引以为戒。王国维赞赏李后主的词,不是说他的诗词写作技巧提高了,而是说他的诗词境界抵达释迦牟尼和基督“担荷人间罪恶”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自我突破。李后主作为亡国之君,他丢掉了王冠,丢掉了国家,但磨难与灾难却帮助他突破了自己。他在劫难中赢得了一次精神飞升,真正突破了原先的境界。

刘莲:您是不是也曾有难以突破的自己的苦恼?

刘再复:刚才我已说过,我有难以超越自己的焦虑,但是并不强烈。其实,是有强烈的焦虑感才好。有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自杀了,如日本的川端康成,我听到一些议论,说他已经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自杀?我没有研究过他自杀的原因。但我相信自杀的原因不是单一的。那么,我可以猜想,在多种原因中可能有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难以突破自己的焦虑。像川端康成这样的天才,肯定是一个荣誉感很强的人,在这种人的思想里,一定会产生一种念头,不能突破自己就没有生的意义。真的,老是在原地踏步,活着还有什么劲?

刘莲:您的“突破自己”的意识,是不是从禅那里学到的?

刘再复:也许有关。因为在我的解读中,禅是一种自救系统。突破自己实际上是寻找自救的一种意念。我感悟佛理多年,觉得佛给我最大的启迪是“渡他先要渡己”。各人有各人的渡己方式,我的渡己法就是不断超越自我法,即不断突破自己的方法。而一切超越突破,关键是有灵魂的健康。有灵魂的健康,才能得大自在,才能感到生的至乐。灵魂生长一步,便是远离苦海一步。这不就是“渡己”吗?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