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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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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祖国的诺贝尔荣誉而摇旗呐喊

 


   一九八七年夏天,马悦然到北京,作家协会由邓友梅(作协外联部负责人)出面宴请他。我也被邀请出席。在餐桌上,马悦然说,明年瑞典学院决定请刘再复作为中国作家与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到瑞典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这是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参加这个活动,也是中瑞文化交流的正式开始。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准备邀请修瑞娟女士参加。
   我听了很高兴。并立即表示愿意去。马悦然听了我的表态后又补充说,此事很郑重。我们希望您到瑞典时能够穿上中山装,你们的民族服装。因为这是大事,所以我向钱钟书先生作了汇报。这之前科学院指定我和钱先生为诺贝尔奖的推荐人还让我填写了一份表格。表格是文学所外事组的郝敏发给我填的。钱先生是负责外事工作的社科院副院长。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告诉钱先生关于马悦然邀请的事。
    我把瑞典邀请事告诉钱先生后,没想到他直截了当地回应说:“你不要被马悦然所利用。”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了,他对诺贝尔从来未有过好感。而且引用罗素说的一句话,说诺贝尔做了两件坏事。一是发明了炸药;二是发明了诺贝尔奖。两件事对人类均危害甚大。我对诺贝尔奖的破坏性认识不如钱先生,对马悦然怀着敬意,因此钱先生的话给我很大震动。但我当时觉得,钱先生太偏激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马悦然当作“敌对分子”。(因为“敌对”,才谈的上被利用),所以我还是在第二年(1988年12月)按计划到达斯德哥尔摩,而且按照他们的要求,穿上民族服装即中山装。我参加了各类奖项的颁发仪式,参加国王宴会,与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见面,也与布罗斯基的诗歌译者见了面,他还送了我一部瑞典文译本《布罗斯基诗选》。在参与此次活动中,钱先生的忠告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因此,尽管马悦然对我格外热情,但我还是心存芥蒂。直到今日,我仍然判断不了钱先生对马悦然的高度警惕是对还是不对。但钱钟书先生的话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在瑞典的一切言论,都只讲事实不作价值判断。而且只为中国文学说好话,绝不谈论中国政治。我只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与中国文学》的讲演,在瑞典时,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回国后,又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李辉的采访,讲述了我的一些观感。如实地说了一些话,但绝对不唱任何高调。
    没想到,“六四”事件之后我流亡西方,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出国之后。马悦然教授和他的学生罗多弼教授对我十分关照关心,说他们正在向基金会申请资金,让我在1992年夏季至1993年夏季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答应了,并在事前办好美国杰出人才绿卡(花了二千五百美元的律师费,同时办了我和妻子陈菲亚及小女儿刘莲的绿卡)。1992年夏天,我准时到斯大报到,校长为我举行的欢迎酒会,并宣布我是“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客座教授”(第一个客座教授)。这一学年,到斯哥德尔摩大学“客座”的还有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我完全没想到他后来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斯哥德尔摩大学一年,工资十万美元,但不用纳税,打电话也是学校出钱,因此很快就“富”了起来。马悦然告诉我:我们的工资和你一样,但要扣除百分之六十五的税。现在是联合党执政,税收是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五,前年社会党了执政时,要缴纳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五。因为税收太高,一个人工作不足以养家。所以陈宁祖大姐(马夫人)已得了癌症,还在系里担任讲师,多领一份工资。她很喜欢我的散文,就开设“刘再复散文课”,讲述《漂流手记》。还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购买了十几本《漂流手记》。她天真热情,每次到我家她总是送我几份学生的作文给我(阅读《漂流手记》的心得)。有一次,她还很高兴地读给我听。在海外的漂泊日子里。宁祖大姐的关怀,真让我感动,至今难忘。
    在一九八三年参加瑞典颁奖仪式的时候,我受到那个场面的感动。突然想到:我的偌大的祖国竟无一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从事文学批评,不会去争这个奖,但我可以为祖国的诺贝尔荣誉而摇旗呐喊。一九八四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时,创价协会的朋友们和我谈起的诺贝尔奖的时候,他们都为川端康成而骄傲。在亚洲,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然而如果以诺贝尔荣誉为参照系,我们还不如日本和印度。关于这一点,我内心不服气。觉得自己有义务去争一争。不说别的,仅此一项,我就觉得自己的骨子里面,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也可以说是爱国情结。
   因为一九八八年在瑞典就暗下决心要为祖国争光,因此,一九九二年再度到瑞典时,我还是带着这个情结。也就是说,这个情结并未被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冲走。文化情结比政治情结要坚韧得多。我到瑞典后,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就告诉我:趁着你来,我们可以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大会,题目初定为“国家·社会·个人”由三个人组成筹备委员会,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有陈迈平(华裔学者,时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我说迈平很能干,他多做些事,我可以帮助草拟邀请名单,我们可以把东西方最有名的人文学者都请来。罗多弼听了很高兴,并告诉我,已向第三世界申请的十万克郎的会议基金。我到瑞典后,学术会的筹备工作就可以启动了。我到瑞典的头一个月,除了每星期讲座一次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草拟与会者的名单。我写下的名字,有余英时、张灏、林毓生、李泽厚、葛浩文、金观涛、刘青峰、陈方正、汪晖、甘阳、李陀、刘禾、刘绍铭、王元化、朱维铮、孙长江、苏绍智、高行健、北岛、刘小枫等。接下去,发布会议通知、购买机票、联络与会者等繁杂的工作都被陈迈平负责,没有他,会是开不成的,我除了协助联络之外,自己还认真地写了一篇《文学对国家的放逐》的纲要性论文。筹备了将近一年后,第二年(1993年)6月会议准时召开。这个会可谓盛况空前,很难再有了。会议期间,马悦然请了余英时、李泽厚、王元化、刘绍铭、苏绍智和我在瑞典学院办公(评审诺贝尔文学奖)的小洋楼二层吃饭,并畅谈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应当授予谁的坦率看法,以及如何帮助流亡海外的作家。与会者个个畅所欲言,毫无遮拦,除了饭食过于简单让我失望(主要是准备了好酒)之外,所有的发言都让我非常高兴。这个会议刚结束,我们(筹备组)还组织与会者坐轮船从斯德哥尔摩出发到俄罗斯去游玩。那时,“苏联”刚垮台。我们前往的“列宁格勒”已改名为“彼得堡”。在阿芙乐尔号炮舰之前。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合照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相片。照片中的人物有高行健、北岛、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刘青峰、陈方正、汪晖、李陀、刘禾、陈菲亚、刘莲等。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一年,菲亚和小莲就在身边。菲亚没工作,每月都有七百克郎的生活补助费。小莲则免费上了英语国际学校。那一年,我们一家与马悦然一家的交往异常密切。记得到瑞典的第二个月,我和菲亚到了马悦然家里,见到他家里有高行健、李锐、虹影等人的书,他拿起莫言的《十三步》说,“我怎么看不懂这书。”于是,我就把小说拿回宿舍,正好,国内给我寄来莫言的《酒国》,我两部书都阅读了之后,觉得《十三步》太先锋,所以马悦然读不进去,如果是《酒国》他一定会沉醉下去。于是就和菲亚商量,晚上(十一月底)到系里复印一下《酒国》和李锐的《旧址》。于是,我们踩着大雪,站在复印机旁,把两本书共六、七百页复印下来,然后交给马悦然,(还多印了一本,交给罗多弼)。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马悦然能对莫言获得一个新的、好的印象。他对李锐的印象很好,并认为对于人性的书写,莫言不如李锐准确,我很希望他能通过我复印的《酒国》,对这位不同凡响的中国作家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在复印莫言、李锐小说的同时,我问马悦然:“我想推荐高行健,这会影响您的工作吗?”他立即表示:“不会”,还说:“你推荐你的,我推荐我的,不会冲突。”我知道当时他全力推荐北岛,如果我推荐高行健一定会影响他的工作,现在他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放心地推荐我的好朋友了。于是。我在这一年里,正式的给瑞典学院(当时我称它为瑞典文学院)递交了推荐信,正式郑重地推荐高行健。推荐书一份中文,一份英文。中文由小莲抄写,英文由她翻译。推荐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文学院:


  我以一个中国文学研究教授的身份,郑重地向您推荐中国作家高行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现在,我把推荐的理由申明一下。
  高行健,小说家,剧作家,也是画家兼导演。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祖籍江苏泰州。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农村五年多。他一直私下坚持写作,近二十年,直到1979年才开始发表作品。
高行健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复兴以来极为突出的一位作家,不论是打破中共官方僵死的文艺路线,还是就中国文学的个性而言,或是就重新发扬中国文化的精髓来看,他都成就卓越。
  一九八一年,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出版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在论战,受到批评。从此便一直被中国官方视为异端。
  一九八二年。他的剧作《绝对信号》在北京人们艺术剧院上演,引起轰动,开创了中国的实验戏剧。法国《世界报》评论称“先锋派戏剧在北京出现”。他因此又招致中共官方的批评。
  一九八三年,他的荒诞剧作《车站》。在北京人艺刚内部演出便被禁言。他本人也成为中共“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靶子,禁止发表作品一年多。
  一九八五年,他的《野人》一剧在北京上演,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评论称该剧“令人震惊”,在中国文艺界。再度引起争论。
  一九八六年,他的《彼岸》一剧排演被终止。从此,中国大陆便不再上演,他的戏。
  一九八七年底,他应邀去德国和法国继续从事创作。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他抗议屠杀,宣布退出中共,以政治流亡者身份定居巴黎。
  一九八九年引《逃亡》一剧,被中国官方再度点名批判,开除公职,查封他在北京的住房,他的所有作品一概查禁。他也发表声明:有生之年不再回到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一九九二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与文学骑士”勋位。
  他流亡国外五年创造力仍然不衰。他的许多作品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杰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道与评论近两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述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他一方面将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与技巧。溶化到他的作品中去,同时又浸透了从老庄哲学到禅宗所体现的东方精神。他既观照中国的社会现实,又从中国古文化和残存的原始民间文化中吸取灵感,是中国当代罕见的一位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的作家。
  他在中国大陆早已着手、在巴黎脱稿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灵山》(前后花了七年时间完成)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谓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朔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中国当代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如此深宏博大。
  他毫不回避中国的种种社会现实,那怕中国当前的政治,并不止于一般的抗议和揭露,他那种透彻的怀疑主义导致的思考和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教化的反思,浸透了自嘲,所具有的颠覆性远更为深刻。他对现今人的生活方式,对自我,乃至对语言的质疑,都毫无娇饰,达到一种不可言尽又无可言说的境界。
  《灵山》的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八十一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称的章节中出现的女性“她”,同第二人称的章节中出现的“她”,也有所不同,前者是“我”在现实中遇到的活人,后者乃是“我”通过“你”唤起的回忆与想象。这“她”并非通常的一个或若干人物的集合,而是作者对女性的描述的一系列变奏。作者对心理活动的刻画。诉诸东方式的静观。又游笔于种种玄想,同样也淋漓尽致。
  高行健作品中的语言纯净流畅,又很精致,他不啻为中国现代汉语的一位革新家,不仅讲究声韵,节奏变化多端,而且文体不断演变,自由洒脱,他在语言上的这些追求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
  从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到这部《灵山》,他一直在追求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灵山》是他这些实验的集大成者。他从中国古小说散文传统出发,将神话、寓言、誌人、誌怪、风物地理、传奇、笔记、故事熔于一炉,又把西方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变为一种富于汉语音韵的语言流,从而找到了他自己的小说形式。
  他的戏剧作品,题材非常丰富,表现形式无一重复,他无疑是中国当代最有首创精神的剧作家。他在中国首先引介了西方荒诞派戏剧,异军突起,在中国最大的剧院开创了实验戏剧,在北京他每一个戏的演出多酿成事件。
他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绝对信号》,将现实环境、回忆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在一个有限的货车车厢里把剧中的五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示得极有张力。另一齣《车站》却从现实走向荒诞,把贝克特的突然等待那个思辨的主题变成日常生活的喜剧:一群人在一个汽车站牌下等车,怀着各自微小而不能实现的愿望,年复一年,风吹雨打,到头来方才发现这车站没准早已作废。可又互牵连,谁也走不了,笑声中隐藏的尖锐的政治讽刺令人心照不宣,同时又有让观众不免也嘲弄自己。
   扎根民间传唱的大型现代史诗《野人》,所包含的隐喻更层出不穷,正如他许多剧作,对官僚主义,对人的普遍生存状况,对现代文明的弊病,不同的观众可以有不同的领悟。在德国由汉堡的达利亚剧院再度上演时十分轰动,评论多达六十篇,认为是对东方戏剧的重新发现。
   他还有专以远古神话为本的《山海经传》,近乎一部东方的圣经,从创世纪写到传说的第一个帝王,七十多个天神,考据严谨,将散漫的中国远古神话,消化成篇处处,透出作者治学和艺术的功底。
  《冥城》原本脱胎于一个道德说教的戏曲老剧目,他却将被儒教歪曲了的庄子还其哲人的面貌,并把无法解脱的人生之痛注入其中。从戏剧观念和形式方面来说,实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造,使之成为一种说唱做打全能的现代东方戏剧。
  《彼岸》则从做游戏开始,导致人生的各种经验,爱欲生死,个人与他人与众人的相互关系,都得到抽象而又充满诗意的舞台体现。该剧也可以说是一部超越民族与历史的现代诗剧,个人在社会群体的压迫下无法解脱的孤独感,表现得令人震动。
  《逃亡》以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这一流血政治事件为背景,在作者笔下,不只限于谴责屠杀,还赋予更深一层的社会哲学含意。人那怕逃离迫害,逃避他人,却注定逃避不了自我,把萨客的命题再翻一层。他这个剧本不仅立即招致中共官方公开批判,在欧洲也引起许多反响,瑞典皇家剧院也相继首演之后。德国纽伦堡城市剧院也相继上演。英国BBC电台全剧广播,法国和比利时分别举行了排演朗诵会,德、英、法三个译本业已出版。甚至连非洲的多哥也即将上演。
   他的新剧《对话与反诘》则回归禅宗公案,用一种冷峻的幽默来关照现今人与人之无法沟通这种病痛。该剧由作者本人导演,在维也纳首演后,奥地利的报刊评论。“禅进入荒谬剧场”,“剧中的对话创造了一种精致的舞台语言”。
   由法国文化部订购的他的《生死界》一剧,则通过一个女人的内省,精微表达了现代人的无着落感,惶惑与困顿。法国戏剧界和汉学界也认为“高行健是中国当代最有名的剧作家”,“虽然人在巴黎,足及世界,却不会是一个断了根的全球性的艺术家,依然头顶草帽,从他的天国和相互矛盾的纷繁花卉中吸取灵感,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
   中国现当代许多剧作家,一直在努力追随西方过时的潮流,他却回临中国戏剧传统,从中找寻到一种现代的东方戏剧的种子,并且同西方当代戏剧得以沟通。他每年一个新戏,很难意料他下一齣戏又走向何方处。总之,他着意从戏剧的源起去寻找现代戏剧的生命力,一再声称他的实验并非反戏剧,相反强调戏剧性和剧场性。他提出关于表演的三重性,即自我与演员的中性身份和角色的相互关系,是他的剧作的一个机契。他的剧作总为演员的表演提供充分的余地,这恐怕也是他这些虽然充满东方玄机和哲理的剧作能在西方剧院不断得以上演的一个原因。他应该说也是迄今被西方大剧院接受的唯一的中国剧作家。并且开始预定他的新作。他的戏剧理论,也已引起西方戏剧界的注意,影响正在日益扩大。
   据上述理由,我提请您,尊敬的瑞典文学院,关注和考虑我的推荐。

此致

    崇高的敬礼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教授

                                    刘再复
                                        1992.12.15

  

   从此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写一次推荐信。有一天马悦然到我家,说:“如果诺贝尔奖,愿意选择中国的戏剧与小说,那么高行健可能最适合,但如果选择诗人,那应当选择谁呢?您能告诉我,您最喜欢的三位诗人是谁吗?”我立即回答说:“我喜欢的三位诗人是北岛、舒婷、蔡其娇。”他说,蔡其娇我不认识。北岛与舒婷都不错。可是,他就在九二年十月的一天旁晚,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大姐,边走进我的房子,边叫喊着:“再复再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完了完了,北岛完了,没有评上,以后没有机会了。”她生性坦率,特来告诉我,北岛今年进入前五名,但院士们对五名候选人进行投票,北岛没选上。她为此感到可惜,遗憾。她是一个性情中人,天生具有满腔故国文化情怀,原以为北岛肯定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落空了。我能理解她,并安慰她说:“中国作家诗人,早晚会有人得奖,不用着急。”我说话时,心里冒出“高行健”的名字。从此之后,我更积极地推荐高行建。一九九八年我为《一个人的圣经》作“跋”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瑞典学院,说这部新产品问世之后,高行健的条件更充分、更成熟了。我还为《信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文学的曙光”。称赞高行健是“中国文学的曙光”。二〇〇〇年,高行健果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之后一个小时左右,我首先接到马悦然的电话。他在电话上说:“高行健得奖了,我们的选择没有错。可是从此之后,你的祖国该又要骂我是‘阶级敌人’了。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夫人陈菲亚,你们帮助我把《灵山》打印出来,当时,我实在认不清他的手稿。”接着,我又接到高行健的电话,他说:“被记者着堵得紧紧,到现在才能给你打电话。我们总算是很争气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因为高行健的获奖,我被香港许多大学邀请,实在忙不过来。只到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做讲演,主题全是讲述“高行健的文学状态”。后来我又到新加坡继续讲述。一边是为中国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高兴;一边则是为此而生气而不平。大约是高行健获奖之后三个月,我陆续收到大陆朋友寄来的攻击文章。因为有心理准备,看了全部一笑置之。倒是菲亚替我保存的一篇发表于《真理的追求》杂志上署名为“郑凡夫”的文章。因为文章除了把矛头指向高行健之外,还直接对我展开人身攻击。但此文又从反面证实我所做的一切。我读了之后并不生气。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一九八八我首次到瑞典时,就立下决心,要为中国文学“摇旗呐喊”,甘当作家们的“马前卒”。完全没有私心私利,为什么郑凡夫们要抓住这一点对我进行谩骂、侮辱,诽谤、攻击?难道我生为炎黄子孙,艰难地为炎黄社稷争点文化荣誉也有罪过吗?为了便于日后的历史易于评判,我把郑凡夫的文章(文章很长)的一小段录在这里:

 

    1 9 9 9年8月《北京文学》发表了刘再复的长文《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这篇文章发出这样的预言:“ 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家族将会迎接不只—个的中国天才”请注意,刘再复是把1 999年当作二十世纪终结的。他的文章明明白白地提出了高行健的问题。刘用浓重的笔墨介绍了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他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是杰出的,而且是积极的,他的眼睛时时在寻找中国文学的星光。”仿佛马悦然就是中国文学家的海外伯乐。刘把马说成瑞典文学院遴选中国文学的举足轻重者,这一点是道出了真情。刘的文章介绍了被马悦然看中的几个中国作家。文章说,马悦然首先看中了沈从文,“把他的小说翻译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1 988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了。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文章接着写道:“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刘再复介绍了马悦然和上述这些人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创作的关注,其中,关于高行健,花的笔墨最多。刘再复称赞高行健“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1988年1 2月我初到瑞典时,他(即马悦然)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非常高兴,并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语的《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
   刘再复在文章中透露出,他和马悦然以及瑞典文学院有着很不一般的关系。“我和马悦然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北京。……我们一见如故,顾不得寒暄就谈论中国文学。”“1 988年秋天,我接到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1 2月10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内地还是身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我都应当作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我在1 992年夏天,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他的老师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前去担任客席教授一年。”“1993年我‘客座’斯德哥尔摩大学时......马悦然特别邀请了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李泽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们经常聚会的小楼上座谈,他诚恳地征询大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意见……”刘再复得意洋洋地称自己是“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摇旗呐喊”,当“马前卒”。这些话当然不会是仅仅说说而已。
   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固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再复这样的动乱精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联手演出了这样一场闹剧,虽然后者只是跑跑龙套,摇摇旗子。刘再复著文吹捧高行健,为《灵山》打字,为《一个人的圣经》写跋,为推出高行健不遗余力,他的确是一个功不可没的“马前卒”。


 

 

 

 

 

 小资料:

 

某出版社退回高行健《灵山》书稿的信

 
高行健同志:

您好!大作《灵山》已拜读。这是一部颇费心力的作品,虽然从文字上看,您还十分年轻稚嫩。您对文学的执着投入,让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同志感到欣慰。

但是,作品的毛病不少,大致说来,有这样几项:

一、小说的主题模糊,内容陈旧,表达手法也较为滞后,均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

二、书中议论太多。写小说就应该写故事、写人物,过多的议论会妨碍读者的正常阅读。我个人认为,这些议论也比较陈词滥调。进一步说,如果把议论当作作品的主要框架,就更站不住脚了。当然,如果哲学议论能够写得象米兰·昆德拉那样具有深度并编织在全书的有机结构中,还是能吸引读者的。这样说对您不一定不公平,您也许没有读过这位捷克作家的作品。

三、作品的语言较为粗糙,病句较多,米饭里掺沙子,读来令人头疼。建议以后多读中外世界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字修养。

四、大作中的性描写比较多,这与当前国内的文艺政策不符。既然说到这里,也顺便说一句,大作中的性描写段落看去太似粗暴的、农民式的性幻想,这与您在作品中力图营造的知识分子气息大相悖离,建议您在修改时加以考虑。

作品中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我们认为大作尚未达到出版水平,现随信挂号寄回,请您查收。 


此致 


    敬礼! 

编辑:         

                        xx编辑部(公章)

 199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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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这封退稿信十年之后,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作家。

诺奖评委们给他的获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代表作有:被堪称为“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的《灵山》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的《绝对信号》。”

 

 

(本文来源:新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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