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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美学概论》
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

 

一、创立独特的现代美学命题

 

如果以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互相连结作为我国现代美学史开始的标志,那么,这一历史,正好发端于上一世纪与这一世纪的交叉点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史也就是20世纪的美学史。

1923年,蔡元培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文章,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有西方的哲学不断东渐,但是,却缺乏中国人独创的哲学,因此,严格地说,“五十年来的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蔡元培是一个很宽容的学者,他的这一判断并非武断。这一估计,也可以包括美学(指狭义的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不是指美和体现为文学、艺术、人生中的美学思想)。

如果我们也采取蔡元培这种比较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考察20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那么,我们可以说,即在蔡元培1923年作了这一估计之后的五十年,中国仍然缺乏独创性的美学。但是,在70年代末期之后,这一情况有很大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状态的最杰出的贡献者,就是李泽厚。这里,我们所指的只是狭义的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而不是带有美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和广义的美学观,如果指后者,在本世纪中,如鲁迅,就具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说李泽厚是改变中国现代美学缺乏独创性状态的杰出贡献者,有一重要根据,就是他独创了一系列真正属于美学的、也真正属于现代中国的美学命题。

蔡元培断言近现代的中国基本上无哲学,如果使用“有”或“无”自己独创的哲学命题这一尺度,那么他的论断就可以成立。在五十年中,中国哲学确实缺乏自己的哲学命题和阐释独创性命题的相应的概念范畴系统。

如果从这一角度回顾20世纪的中国美学历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最有影响的几个基本美学命题,这就是:

王国维的“境界”命题;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命题;

鲁迅介绍的厨川白村的“美是苦闷的象征”命题;

周扬介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命题;

别林斯基的“典型”命题;

朱光潜介绍的克罗齐的“美是直觉”命题;

泰纳的“时代、种族、地域”三要素制约美的命题;

普列汉诺夫的“美与潜在功利性相关”的命题。

王国维和蔡元培,一个受叔本华的影响,一个受康德的影响,一是悲观主义的消极的审美态度,一是乐观的积极的审美态度,尽管两人的思路不尽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美学视为超越现实的自由境地,都希望通过对美的追求去实现人生的本真意义。由于中国没有宗教,因此,他们企图创造一种可以代替宗教的精神家园。这一美学意向是可贵的。而且,他们提出的命题与中国传统的某些美学观相通。

在王国维、蔡元培以后,影响中国社会审美态度较大的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本世纪30年代,他们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见解,并从普列汉诺夫的学说中获得文学乃是意识形态之一种的观念,这一观念又引申出审美具有阶级性质的观念。但是,中国的美学传播者并没有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美学思想进行“解构”和提出属于自己的具有确切美学意义的命题。这之后,另一对中国的美学文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命题。首先把这一命题郑重地加以介绍并在中国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周扬。他在19373月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一文,对车尔尼雪大斯基的美学思想作了比较准确、比较具体的评述。在这之后,1942年,周扬又翻译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取名《生活与美学》,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这本书在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依据了这本书的思想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思想。这里,需要说明的,并不是周扬第一个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之前,早在本世纪的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有一篇题为《东欧女豪杰》(作者羽衣女士,本名罗普)的小说,就三次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译名为渣尼斜威忌或遮尼舍威忌)。而在1921年至1922年瞿秋白旅俄期间所写的《俄国文学史》的第十九章(“文学评论”)中也开始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国内,19219月,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的号外,其中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沈泽民译的《俄国的文学批评》;一篇是署名“明心”写的《俄罗斯文艺家录》,都介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大批评家。1934年,鲁迅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节“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由于“美是生活”的命题本是一个很有见解的命题,而且这一命题又适应处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风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因此,它很快地就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可惜,这一命题不是中国美学家自己创造的命题。

除了“美是生活”命题之外,对中国美学界和文学界影响较大的是“美是典型”的命题。这一命题,所以会在中国流行以至成为蔡仪美学的全部基点,是因为它不仅来自别林斯基而且来自恩格斯。典型论首先出自别林斯基他在一八三五年所发表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就提出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独创性的一种标志,他说:“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似的不相识者。”(《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91页,上海译本出版社,1979年版。满涛译)别林斯基影响虽大,但伎典型命题在中国所以会变成文学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因为恩格斯在给哈克那斯的信中认为,文学应当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思格斯右18884月初“致玛·哈克那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四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我们今天不想对典型命题作评价,只是说,典型题同样不是中国美学界自己创造的。蔡仪关于“美是典型”的说法,也属移植。

1949年之后,在大陆展开了一场美学论争,朱光潜、李泽厚、蔡仪三家就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朱先生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蔡仪认为是纯客观的自然本体;李泽厚则认为美是那些包含了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或理想的具体社会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三家都在说明白己对美的本质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观。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李泽厚发表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民日报》195719日)、《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论美是生活及其它》(载《新建设》1958年第5期)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李泽厚抓住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这一命题并加以发挥。他批评朱光潜先生那种通过人的“主观意义”去“化”的观念难以说明美的真谛,而应当通过人的“实践”去把自然人化才能进入美的王国。另外,他又批评蔡仪,指出自然之所以美,全在于人化即人的实践的结果,而不在于自然属性本身。蔡仪认为美存在于客观的自然本身的观念,乃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虽然蔡仪自己认为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水平,甚至也没有达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乎。李泽厚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无疑是旧唯物主义中最接近马克思美学观的定义,但它本身还不完善,还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还有生物学化的倾向。在这场论争中,李泽厚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评是相当有力的,但对朱光潜先生的批评尚可争论。另外,在对“美是生活”的命题的批评中,李泽厚只看到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有强调或者不确认文学也是一种生命现象,因此,他批评把文学视为生命现象是“生物学化的倾向”,力图把“美是生活”命题推向更彻底的境地。这一批评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次争论,触及到的美学问题,不能说很深,但是它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在布满政治术语的历史语境中找到一个隙缝,并在隙缝中生长出另一套学术语汇。在50年代,甚至6070年代,这是唯一的一套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语言的边缘话语,因此,它始终没有遭到政治批判。给李泽厚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帽子,也是以后蔡仪做的事,在当时的争论中激烈,但并没有火药味。其次,这场争论开始产生了初步的美学新命题,这就是李泽厚提出的“美感二重性”。与“美是生活”、“美是典型”等命题相比,这一命题,更深地进入审美世界,也更紧密地联系到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以后,李泽厚又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命题,使它成为真正属于20世纪中国的独特美学命题之一。李泽厚在《论美感、美和艺术》(《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一文中说:

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简单说来,就是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质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即主观直觉性和客观功利性。美感的这种特性是互相对立、矛盾着的,但它们又相互依存地不可分割地形成为美感的统一体。前者是这个统一体的表现形式、外貌、现象,后者是这个统一体的存在的实质、基础、内容。

由于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潜在美学容量,后来又引发了形象思维的争论,也引发了李泽厚自己提出的“艺术不是认识”等重要文学艺术观念。这之后,李泽厚继续深化美学研究,并从“争论”中脱出,即从“唯物”、“唯心”的概念纠缠中脱出,努力建构自身的美学体系,并提出许多新的美学命题,诸如:“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命题;既区别于马克思也区别于康德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命题”(下文另作分析);审美心理结构的数学方程式命题;美是自由形式、美感是自由感受的命题;历史积淀说命题等,这些命题部属于李泽厚。我曾说过,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许多命题,都带有“偷窃”性质,缺少属于自己的范畴与系统。而李泽厚却拥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命题。

就以李泽厚提出来的关于“审美心理数学方程式”的猜想来说,这种猜想就仅仅属于现代中国。尽管某些外国学者也注意到物理、数学和艺术的关联,例如在阿海姆的“同形同构”学说中,曾论述过连接主客体美感的“力”、“场”,英国学者波兰尼认为“音乐是感觉的数学”,但都没有把美学作为一种潜科学,更没有在假设之后进而探讨其数学要素的组合。而李泽厚提出美感二重性、美感三层次(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和审美的四要素(情感、想象、理解、感知)都是建构审美方程式的最初尝试。特别是四要素的排列组合,可以展示为千姿万态的艺术。李泽厚认为,在审美过程中这四个要素不可分离,感知中如果没有理解,最多不过是一种动物性的信号反应;想象中如果没有情感参与,想象便失去动力;情感中如果没有理解,情感就失去方向和规范;理解如果没有情感,思想就成了外在形式。李泽厚在分析四要素之后,又对每一要素进一步分解,例如情感因素,在中国就有喜、怒、哀、乐、爱、恶、惧等,而每一种情感因素,又可再分解,例如笑,就有哄笑、狂笑、冷笑、狞笑、哗笑、惨笑、奸笑、暗笑、失笑、莞尔一笑、捧腹大笑等,而审美心理诸要素的不同排列组合变化,便会使艺术显现出不同的风格,例如,现实主义艺术就偏重于理解要素,而浪漫主义艺术则偏重于情感要素。所以李泽厚说:“美感作为心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将在未来世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大概是某种具有多个常数和变数的数学方程式。”(《美学论集》第19页)还说:“这方程式的变数很多,不同比例的配合可以变成不同种类的美感”(《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382页)。李泽厚这种猜想、假设和初步的探索尝试,人们当然不一定会认同,但应当承认,这绝不是“人云典型,我亦云典型”的那种毫无创造性的美学教条主义。

我们还可以以李泽厚著名的“历史积淀说”为例。在中国当代许多美学和文学理论文章中,已把历史积淀作为解释复杂艺术现象的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的原创者正是李泽厚。

李泽厚在与朱、蔡的论争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这一命题,说明自然的人化,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成果,是人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自然美也是自然人化的结果(不是自然本身的属性)。这不仅是指人直接改造过的自然,而且指没有经过人直接改造过的自然,如太阳、月亮、森林、人海等,尽管这些自然物未经人的直接改造,但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改变了人与这些自然物的内在关系,即以不断发展的历史尺度去观照这些自然物,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因此,这些自然,乃是人的自然。尽管李泽厚当时提出自然人化,但还未能说明如何实现人化,这个问题是他在80年代初才解决的,这就是“自然形式不断获得历史积淀”的命题的提出。积淀的命题最初出现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他说:“自然与人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积淀在审美心理现象中。它是人所以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具体感性成果,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集中表现”。(《批判哲学的批判》第395页)。作为历史,总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但作为历史成果,总体、理性却必须积淀、保存在感性个体中。审美现象的深刻意义正在这里。他对“积淀”作了这样的界定。他说:

要研究理性的东西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中。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积淀”的意思,就是指把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为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3853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西方的心理学家,也发现积淀的现象,如在李泽厚的论著中多次提到并批判过的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荣格的“原始的集体无意识”观念;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等。但是,李泽厚的命题与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例如,皮亚杰讲的是适应生物的自然发生过程,而李泽厚讲的则是从原始劳动经由社会实践而提炼出道德律令、思维规范和审美形式的历史过程;荣格讲的是“原始集体意识”的形成,而李泽厚的积淀说固然也包含着无意识,但是,他却远远超越荣格的理论,把创造美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原始积淀、艺术积淀、生活积淀的综合过程。对于每一个过程,李泽厚又有独特的解释。

不管是皮亚杰还是荣格,他们更多的是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去探讨人类学哲学,而李泽厚和这些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他总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他把人类的心理和感情看成是历史的结果,是原始积淀、艺术积淀、生活积淀的综合结果,把握的是人性的历史生成,李泽厚多次对我说,文学的永恒性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人类心灵进行美好的历史性积淀。有人对李泽厚提出挑战,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是强调理性的作用,是强调理性对感性的控制,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李泽厚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思考上,强调理性,在这一层面上,他确实是充分肯定理性的价值,但在审美以及文学艺术层面上,他则强调个体、感性和偶然。而这两个层面又互相交错,非常复杂,所以他又注意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注意美感的二重性,注意直觉性与逻辑性,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理性与感性的二律背反。他所提出的“积淀”说和其他美学学说,都一再说明:人的情感既不是理性的、纯精神性的,也不是生理的、纯动物性的。情感中有理性的积淀,但并不是纯理性,更不是理性统治。他的积淀说,解释了理性如何一点一滴地融入情感并化作情感—部分(一种因素或一种成份或特色)的过程。这就既区别于纯粹理性统治的机器哲学,又区别于纯粹感性纯粹欲望的动物哲学。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李泽厚是一个创造了独特命题和一整套美学语汇的唯一学者,也是一个真正具有美学体系的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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