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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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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

 

    对于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本文着重于探讨个人原因。这里所说的个人原因也不是所有的原因,只是若干我认为较重要的原因。我想通过这样的角度来讨论鲁迅的一些基本精神面貌,或者说,鲁迅的总体精神特性。但直至现在,我仍未形成成熟的认识,只是一些胚胎性的粗糙的思考。

    鲁迅的成功已经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公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对鲁迅作了科学的评价。鲁迅的成功不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捧起来的。海外有人说我们是“有计划地”给鲁迅捧场,这种看法当然不是善意的。实际上,鲁迅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为我国人民留下一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伟大战斗中,发挥了卓越的历史作用。鲁迅确实是我国近现代出现的一个伟大英雄,文化巨人中最卓越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崛起的真正的天才。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1]这是很重要的见解。我们中国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确实过于苛酷。特别是对我们民族自己所产生的.一些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知识界里的人物,评价就更为苛酷。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大民族,有着雄厚的文化积累,在文化思想界出现的人物,如果在本民族的范围里发生影响,就影响五分之一的人类,如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那就更应该充分地评价。我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文化人,像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实际上都可以称为文化巨人。但由于过去我们往往用“政治法庭”代替“科学法庭”,因此往往贬低这些历史人物的成就。例如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那些表现,当然是不好的,但在文化上学术上的成就却抹煞不了,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成就。鲁迅和他们相比就更杰出了。我国近现代出现的很有成就的文化巨人,他们都不可能像鲁迅那样成为民族的灵魂,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人格代表。我们给鲁迅最高的评价就是“民族魂”。我们说鲁迅的成功,正是这种伟大意义上的巨大成功。

    鲁迅是无愧于“民族魂”的崇高评价的。他创造的文化,标志着我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准,他的作品集中了我们民族先进的思想情感,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的全部爱憎和最深切的要求和愿望。从鲁迅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心理特性、性格特性。鲁迅的思想和著作都具有典范性,具有代表意义、镜子意义。通过这个代表,这面镜子,我们可以透视鲁迅生活的时代和鲁迅之前中国的基本历史风貌。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鲁迅研究是有前途的。鲁迅研究不是研究一个普通的作家、普通的思想家,而是通过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实体透视中国,研究中国。这就是鲁迅研究的本质,鲁迅研究的前途所在。

  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一代文豪的研究,时间已经很长了,但仍然可以无穷尽地研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解剖这些精华,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象本身,而且远远在于对象之外。所以鲁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精华解剖法,即通过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解剖,透视我们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鲁迅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人格代表,这是鲁迅成功最根本的标志,是其他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难以企及的。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时代条件与个人条件的综合。鲁迅当然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过去的鲁迅研究中较多讲时代原因,较少探讨个人原因,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像姚文元、石一歌他们写的文章,更是把时代原因绝对化。时代造就了鲁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把时代因素解释成唯一的决定因素,而排除个人的内在因素,则是片面的。时代在每个人面前都平等地提供了条件,但每个人要充分利用时代条件,反映时代的要求,却需要自我完成。人与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例如,鲁迅和周作人,不仅有同样的时代条件,甚至有同样的家庭条件,他们的青年时代经历也差不多,可是他们两人后来却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周作人虽然在文学上有成就,但是从爱国主义立场来看,他的人生是失败的。鲁迅成了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代表,而周作人却悲剧性地一度成了我们民族的叛逆,周氏兄弟的人生道路,具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它说明,一个人的成功,个人的自我完成是多么重要。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联系我的故乡——福建近代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三个著名人物,即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个人物尽管比鲁迅早出生二,三十年,但都经历了戊戌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宽一点的范围内,他们与鲁迅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里。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得风气之先。严复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译介了达尔文学派和斯宾塞等人的科学著作,特别是他所译的《天演论》,更是启蒙了整整一代人,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而林纾,则是最早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他一生翻译了一百八十多种外国小说。而辜鸿铭,先后在英、德、法留学,精通这三国的语言,《论语》,《中庸》就是他翻译成西文的。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们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化气息,本来都可以在祖国思想文化的大变革中,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其中严复开始就站在时代的前列,并成为一个大启蒙家、改良派思想家,当时他把时代条件与个人条件和谐地融合起来,没有辜负时代的厚望。但他后来却消极了,提倡尊孔读经,吃麻醉剂,成为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进而又反对新文化运动,骂蔡元培是“神经病患者”。在临终的遗嘱里,还告诫他的子女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而林纾介绍西方小说,在客观上也起很大的启蒙作用。但“五四”运动到来时,他却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先锋。因为他翻译西方小说,用的是桐城派古文,他自己自然是很欣赏这种文字的,因此自己也躲在这种古文字的象牙之塔里,不愿意跟着社会时代的向前流动而有所变革,结果反而变成时代的落伍者。辜鸿铭尽管掌握几种外文,但头脑里装满旧思想,钻入旧学里出不来,他不但没有先进性,而且极其保守。辜鸿铭的辫子是很有名的,时代已进入民国了,他还是坚定地带着清朝的辫子。所以他竭力反对革新,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还反对女权,提倡多妻制。时代让他到了西方,明明要他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他却偏偏要坚守东方的旧文明,成为新时代里固守旧思想的一个典型。这三个人都说明,即使时代已经把条件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了,没有自我完成,是不可能获得伟大意义上的成功的。

    研究鲁迅成功的原因,如果忽视鲁迅自我完成的特殊原因,就会陷入片面性。普列汉诺夫曾经批评在历史人物评价中,那种“因力求强调一般原因的意义,竟把历史人物个人特点的意义完全忽略过去了”的片面性。普列汉诺夫指出的这种极端,在鲁迅评价中,姚文元就是一个典型。当然,我们在纠正这种极端的时候,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定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鲁迅

确实是时代造就的。所谓时代造就,就是时代为鲁迅的成功创造了外在条件,而不是时代替鲁迅完成了历史使命。鲁迅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的时代产生了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思想又影响了鲁迅的时代。关于个人所以能影响时代进程的原因,普列汉诺夫又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那样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会做不成皇帝。第二,当时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恰恰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3]

 

如果从鲁迅上私塾开始感受中国文化算起,那么,直到他逝世,正好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正是中国从醉与麻木中苏醒过来的伟大变革时代,周扬同志曾经概括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史上经历过的三次思想大解放,而鲁迅经历了“五四”运动这一次思想大解放,并成为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而在这之前,他还经历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两次思想解放,加上“五四”运动,事实上他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这三次解放运动,就是他青少年时代感受过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及青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经历过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五四”运动。关于“五四”以前这两次思想解放,范文澜同志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曾作了概括。范文澜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而此后,按照社会发展程度的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次比一次广泛和深刻的思想解放。他指出:“辛亥革命通过临时约法,建立起旧民主主义的观念来,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也受到影响,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这是较广泛较深刻的一次解放”,而“五四”新文化革命,中国开始进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根本性的划时代的大解放”。范文澜所概括的这逐步深化的近代三次思想大解放,正是鲁迅所处时代的基本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没有这种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当然也就没有鲁迅。如果我们假设鲁迅提前半个世纪或更早一些诞生,他的人生中完全净化了这三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内容,那么,他就完全是另一种面貌,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战士,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表现为这个运动的一种旗帜,但是,他投入战斗行列,本身又是这个运动所推动的。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原始的发端者,他的起步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晚些。如果不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如果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逐步崛起,鲁迅大约还会存旧教育部里继续他的寂寞的岁月。而鲁迅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与前两次的思想解放为他准备了条件又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戊戌运动,鲁迅就不可能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不可能接触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进化论,他也不可能到日本去打开眼界,把眼光伸延到中国人过去看不到的地方。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遭逢到中西文化汇流的大好时机,使他同时拥有旧学的根柢和西学的根柢,在思想结构上与知识结构上造成一种全新的类型,这不仅使他学识的深广度能够超越前人,而且为他在“五四”运动中能够冲破传统思想与传统写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辛亥革命又是鲁迅亲自经历的,尽管他对革命的结果不满意,但这个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却大大地深化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阿Q正传》,不可能有《药》,《风波》等优秀的作品。鲁迅的很多杂文和小说,都是对辛亥革命的总结。总之,鲁迅在他创作中所展示的伟大思想内容和艺术精神,首先正是鲁迅所处时代的伟大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所决定的。

    鲁迅与时代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鲁迅本身的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既然是思想逐步解放的时代,既然是中国人民要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求翻身的时代,那么,中国人民就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先进的儿女出来启蒙,呐喊,战斗。中国近代的一批伟大人物,都是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冲决网罗”的人物。像“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拚将头颅换凯歌”的秋瑾,为理想而蹈海的陈天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等,都是反映这个时代的最动人的代表。鲁迅当时也正是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满腔爱国热血走向战场的,而且不断前进、呐喊,战斗到最后一息。而鲁迅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成功的个人原因。

鲁迅成功的个人原因,有很多方面。我想着重讲四个方面:

 

第一, 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

 

    鲁迅本身是个丰富的世界,要打开这个世界,就要了解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掌握这点,就掌握了打开鲁迅世界的钥匙。如果从鲁迅的知识结构着眼,可以说,鲁迅的世界主要是这样的四维空间宇宙:历史、社会、文学、自然科学。这四方面的知识像四根大柱支持着鲁迅的世界。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上,文学集中地表现为“果”(也是因),而他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则主要表现为“因”。(鲁迅通过文学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不仅是文学价值,还体现出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所以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

    鲁迅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了他的创作。如《狂人日记》,他自己说,除了借鉴外国小说之外,还仰仗了医学上的知识。他的杂文也广泛地利用自然科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还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社会人生,对待事业。所以他一生讨厌虚伪,不能容忍瞒与骗。他还用科学的方法解剖社会,解剖人。他写入的时候,善于写出灵魂的深度,这与他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人的思想层次很有关系。他在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前,就有非常坚实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因此,他仍然写出人的灵魂的深度,社会的深度。

    而使鲁迅获得伟大成就的,还有两个更重要、更带根本性的原因,一个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一个是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

    关于这个原因,我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曾引述了周扬和郭沫若的话来作为自己的一种论据,我觉得他们的话是说得很深切的。周扬说:“鲁迅除了天才以外,主要的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我们‘左联’之中包括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名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的。鲁迅不但对整个社会非常了解,特别是对当时黑暗的政府他比谁都了解得深。”又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非常厉害。”[4]郭沫若也说:“……从事新文艺运动的人,在‘五四’前后,大抵都是青年,对于国内的现实未能有丰富经验,其中有部分人是在外国受教育的,更远远的离开了本国的现实。……但如鲁迅则完全不同,在‘五四’以前早已把留学生活结束了,二十年中都在国内和现实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以他的年龄而论,对于生活的经验与批判都比我们充裕而确实,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决不是偶然的。”[5]

    鲁迅成功的个人原因除了天才条件之外,最重要确实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了解。前者主要是靠读书,后者则靠观察。鲁迅进私塾时,首先背熟的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读本《鉴略》,以后他一生读大量的历史书籍,不仅读“正史”,而且特别注意读野史与杂记,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枝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6]鲁迅与郭沫若等“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学巨匠,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有很深的旧学的底子,很厚实的历史知识,而且能钻入旧学又不被活埋于旧学之中。现代史告诉我们。钻入旧学而跑不出来的就成了辜鸿铭,钻入旧学而能从旧学中跳出来的就成为鲁迅和郭沫若。鲁迅读史籍,不仅掌握历史知识,尤其可贵的是他从中提炼出非常精辟的“史识”。即能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结点上,发现今与古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现实现象的本质必然,使自己的思想与作品富有历史深度。鲁迅所以能从旧学中跳出来,不为历史所驾驭而能自由地驾驭历史,这又与他在读史籍和其他书籍时,注意读社会这部“活书”密切相关。鲁迅提倡作家要读好“世间”这部活书,强调要对社会现象“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7]。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有些与鲁迅同时代的学者,孜孜矻矻,但其成就远不及鲁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重视对社会的观察,读了史籍反而被史籍所淹没。鲁迅在《两地书》中,批评他的同窗朱希祖(在日本留学时一起听章太炎的课),说朱希祖无端抨击人们用假名,完全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了解。鲁迅与朱希祖不同,他不仅是一个作家与学者,而且是一个充满着思想活水和时代活水的学者。他作为活人,从来不被死人拖住脚跟;作为今人,也从来不被古人困死。他把昨天的历史作为认识今天现实的镜子,作为通向明天的跳板,把史识与今识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最无情又是最伟大的解剖家。他的解剖之准确,之深刻,无人可比。

    由于鲁迅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因此,他的作品获得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文学家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以他“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而论,其中的重大思想发现与艺术发现,都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的结果。《呐喊》与《彷徨》中,我觉得有三种最重大的思想发现。

    (一)发现中国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中国人从来没有取得做人的资格。他的《狂人日记》最先道破这种发现。所以他对许寿裳说:“偶阅《通鉴》,及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8]那时很多人都在讲民主,有人为我们国家设立民主、共和的方案。可是鲁迅不是一般地讲民主,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中国人在被吃,从来没有做人的资格,只有做奴隶和做牛马的资格。所以,中国人要讲民主,首先就要争得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就是争得做人的资格,而这就要推翻封建专制,推翻吃人的筵席。他的小说,以各种角度表现这个主题。他笔下那些悲惨的被吃的人物,尽管被吃的形式不同,但共同点是被吃。鲁迅揭露旧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是一层深一层的。以《孔乙己》为例,我们可看到鲁迅在剥社会的皮时是怎样逐步深入的。首先,他描写孔乙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他不仅被吃得穷愁潦倒,在肉体上缺乏人的气息,而且,连精神也被吃空了。社会公开侮辱、损害他,用封建意识和科学制度吞食他的灵魂,使他完全麻木,麻木地挣扎一辈子,也自我践踏了一辈子。他最后到咸亨酒店时是被打折了腿的,用手走路,走到酒店已满手是泥。这个细节带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孔乙己完全丧失人的资格,在社会上是多余人,因此死时也静悄悄的,没人同情,没人怀念,但成亨酒店的老板却记着他,因为他欠了十九文酒钱,如果不是这十九文钱,孔乙己就会被社会遗忘得更加干净。鲁迅对社会的解剖还不仅到这一层。更悲惨的是像孔乙己这种被吃的人未能认识自己被吃的地位。他是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他已经被社会所践踏,社会把他的追求无情地粉碎,把他从士族的行列中推开,他已贫穷到连酒钱都付不起了,可是他还要保持士人那个破烂的架式,还要硬支撑着一个血肉与灵魂全被淘干了的空壳来欺骗自己,这是更深的悲惨。鲁迅还继续往前深入,他揭露不仅孔乙己个人没有认识到这种被吃的地位,而且整个社会还在嘲弄他,酒店里总有嘲弄他的笑声。这是孔乙己同胞的笑声。一些同胞在被吃,另一些同胞在欣赏他们的被吃。这种嘲弄的笑声好像是喜剧因素,其实这种喜剧因素里包含着最深刻的悲剧因素。它开始使人感到可笑,过后使人感到更加悲伤,使人感到当时中国社会是真正的悲惨世界。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说,能具有这样深刻的历史内容,如果不是作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是不可思议的。   

(二)发现了阿Q。现在研究《阿Q正传》的文章很多。但不断研究《阿Q正传》还有新的内容,新的感受。鲁迅发现阿Q,不仅在中国文学领域上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而且在思想领域上,又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发现。

    阿Q的形象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是极其广阔的,鲁迅把自己对中国民族性的深刻了解熔铸在这个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胜利,阿Q的恨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恨和尚),阿Q的革命理想,都是中国民族灵魂的典型表现。中国近代有许多思想家与文学家,都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都想唤起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所窒息的中国的“死魂灵”,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了解得那么深刻。更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塑造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的典型形象,并使这个形象成为中国民族性的真正镜子。鲁迅的《阿Q正传》几乎成了解剖我国国民性的百科全书。这种解剖,是对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的解剖,内容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只要看看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或作家的解剖,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鲁迅的真知卓见。

我想以林语堂为例。林语堂在文学上是很有成就的。他对中西文化的异同点作了一些探讨,但是,在认识中国社会的深刻性上,就远不如鲁迅。他在分析各国的民族性时,用一种化学公式表示。这个公式里有构成民族性的四种最重要元素,即现实感(现实主义,公式中用“现”字表示)、梦想(理想主义,用“梦”字表示)、幽默感(用“幽”字表示)、敏感性(用“敏”字表示)。再以“四”代表“最高”,“三”代表“高”,“二”代表“中”,“一”代表“低”。他通过这四种元素的不同比重及其组合,来测定民族的性格结构。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列出这样的图表:

 

    现三    梦二    幽二    敏一    等于英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三    敏三    等于法国人

    现三    梦三    幽二    敏二    等于美国人

    现三    梦四    幽一    敏二    等于德国人

    现二    梦四    幽一    敏一    等于俄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一    敏一    等于日本人

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等于中国人[9]

 

    这张图表不能说是符合中国民族性格的实际的。按照林语堂的理解,中国人的现实感是最强的,最富有现实精神,主要的民族弱点是缺乏幻想、理想。如果按照林语堂这样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那么,现代文学中当然不会有阿Q的形象出现,不会发现“精神胜利”这种普遍的、民族性的大灾难。因为“精神胜利”的致命之处是缺乏现实感,缺少实际精神。阿Q精神胜利的出发点还是虚荣,还是不正视现实的“面子”。吕俊华同志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一书,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确实,鲁迅能发现阿Q精神胜利法这个精神统一体,正是他对中国的民族性深刻把握的直接结果。他与林语堂的认识不同,他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10]鲁迅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例如,国难已经当头,许多人不是从实际出发去认真对付侵略,而是奇想出近似赌博的“彩票救国”,这都是精神上的膨胀。外国人说中国人专重实际,林语堂说中国是现实感很强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也是事实,但他们没有看到更重要的是缺乏实际的奋斗精神,用幻想代替实际。鲁迅看到我们民族实际精神的严重缺乏,富于奇想,倒是打中要害。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是最爱面子,爱面子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阿Q精神也是这种精神纲领的具体表现。但阿Q不是抽象精神的集合物,而是具有内在活力的典型形象,它反映了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已真正地达到理性的认识。

    (三)发现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1]。鲁迅发现这正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剧,是“五四”以后一代觉醒者和奋斗者的悲剧。这个发现,主要反映在《彷徨》里,这也是《彷徨》比《呐喊》的思想更深邃的所在。《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都表现了这种深刻的人生悲剧。(这些小说中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都是非常深刻的典型形象)。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实在很可笑,很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魏连殳则在无路可走之后“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而涓生和子君呢?他们也是一代的梦醒者,但是寻找不到一条生路,爱情也碰碎在严酷的地上。在子君死了之后,涓生茫然地往前走:“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活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了。”因此,涓生陷入了极端痛苦的忏悔中。这是旧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和悲剧命运。“五四”时期,不少作家提倡个性解放,这当然是进步的,但鲁迅还想得更深,他看到中国社会旧势力的根柢十分坚固,要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的解放,个性也难以解放。近代曾经同情革命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但是愿意“前进”的,往哪里前进呢?战友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这是愿意前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大苦闷。鲁迅所以能写出那样深重的大悲哀,就是他对中国社会传统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与这些势力作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着深切的了解。鲁迅本人也有这方面的深刻感受。他多次经历过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哀伤。他少年时代第一次走出了故乡,想寻找“异路”,但是到了南京以后,看到那种乌烟瘴气的情况,大失所望,直到无路可走时,甚至还回到家乡和周作人一块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革命,但辛亥革命只革掉一条辫子,封建势力还是很猖獗,他又经历了一次无路可走的寂寞。他在旧教育部的那段生活,全身都浸透着苦闷。这是时代性的苦闷。“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他的思想大解放,但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五四”后仍然经历了一个彷徨时期,一次更深刻的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鲁迅正是把自己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出来,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另外,他对中国以往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又使他赢得了更高的成就。鲁迅的很多杂文,都有这样的特点,他描绘的是现实的人间事态、社会事态,但总是从现实追溯到历史,使人们对现实社会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入。鲁迅说:“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12]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光使他的作品增加了历史知识、历史感,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历史深度,他批评一种社会现象时,总是揭示这种现实现象与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把它的祖坟挖出来,把它的本质挖出来。比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产生了两种很坏的东西,即奴才和流氓。鲁迅在很多杂文中对这两种人作了深刻的解剖,这种解剖之所以深,就因为他不仅把现实社会的奴才相和流氓相刻划出来,而且追溯到中国奴才与流氓变迁的历史,从而揭示中国一种很重要的现象,即随着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日益深重,中国的奴才性也日益发展,日益恶化。鲁迅的《流氓的变迁》,仅是九百字的短文,但却是一篇高度浓缩的中国流氓变迁史。鲁迅叙述了从秦代墨家正宗分解出来之后的侠客,怎样逐步取巧,逐步圆滑,奴性怎样逐步加足,直至变成现代的极其巧滑的奴才(即现代流氓)的历史过程。揭示这一历史过程,不仅令人信服地看到流氓听命于主子,而对百姓大逞其雄的奴才本性,并且使我们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流氓的奴才主义怎样恶性地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鲁迅在揭露“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奴才嘴脸时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唯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然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13]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刻画了旧中国种种的流氓相,把他们的“二丑”面目刻划得入木三分,其所以这样深刻,正是他把流氓的祖坟全端了出来,把现代流氓与古代流氓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从而获得强大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对于他的战斗事业,是何等重要!

 

  第二,鲁迅具备一种在中国社会特殊情况下所必须的强大精神,即超常的韧性的精神。

 

    如果说鲁迅成功的第一个个人原因,是鲁迅特殊的基础,那么,鲁迅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则是他的特殊的精神,也就是他的韧性的精神。这是鲁迅最根本的精神。鲁迅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这种韧性的精神力量。

    鲁迅一再提倡战斗的韧性,认为具有这种韧性力量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他自己也是靠这种韧性的精神奋斗一生的。鲁迅所以觉得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他了解到中国社会的旧势力根深蒂固,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从事改革因而也特别艰难,往往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因此,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下,没有韧性的精神就会一事无成。所以鲁迅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14]又说:“在文化上要有成绩,则非韧不可。”[15]鲁迅赞赏孙中山先生,也是赞赏他的韧性的精神。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鲁迅写纪念文章说。“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6]孙中山失败了不气馁,胜利了继续往前走,生命快结束时,还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往前走。鲁迅认为治中国就需要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韧性精神,过去讲得多了,今天反而容易被忽略。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放过鲁迅反复讲的这种治中国的根本精神。忽略这种精神,也就很难理解鲁迅为什么成功。这里我觉得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鲁迅的韧性精神不是一般的韧性精神,而是一种超常的韧性精神。这种超常性,使他的韧性精神具备几种特殊的形态,例如,至少有这三种重要的形态是值得注意的:

    (一)在前进的出发点上,不要求成功的保票。

鲁迅在《三闲集·铲共大观》中说:“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鲁迅对中国社会了解得真透彻,当时的社会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没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没有出路的地方硬踏出一条出路,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而要求“光明”“出路”的包票,那还有什么作为呢?鲁迅的一生,正是相信世界上本没有路,而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我们在追求一种目标时,往往设想达到目标后的美妙,并用这种未知的美境来作为我们精神的支撑点。比如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前面必须有无限风光,我们才去攀登险峰。无限风光的吸引,是我们的精神支撑点,这是一种理想的激励力量。但在旧中国,很难找到这种支撑点,而鲁迅的韧性精神恰恰表现在这里,那就是,即使山上没有无限的风光,他也要攀登。他不是把希望作为一种偶像来感召自己,而是在艰苦得几乎没有希望的环境中自己创造希望。这种韧性精神形态,就是一种超常的形态。他在《过客》中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形态。《过客》是个散文诗剧。剧中的典型环境是“瓦砾场和荒凉破败的丛葬”,这正是旧社会的缩影。过客的前面是黄昏中的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而且过客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是和既往一样,不断地朝前走,往前跋涉和追求。前方常是一片荒凉,有许多野蔷薇、野百合,甚至是荒坟,但他还是往前走。决不因为缺少“出路”与“光明”的包票而往回转。他的脚已经走破了,负了许多伤,流了许多血,血不够了,太阳也下山了,但他还是昂着头往前走,奋然地“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永远不停息地“向前”。《过客》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万难不屈的“超常”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正是鲁迅自身的力量。鲁迅在《两地书》中,反复地讲这种精神。《两地书》中讲到人生有两大难关,一个是歧路,一个是穷途。即十字路口和穷途末路。鲁迅的韧性精神往往就表现在他冲破这两大难关不屈地前进。在歧途上,鲁迅不赞成墨翟的“恸哭而返”。鲁迅说他自己就不哭也不返,不知如何走的时候,就先休息、思考一下,然后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在穷途面前,他也不绝望,也不后退。他跟许广平说,他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穷途末路。他说,路都是人从没有路的地方硬把它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所以鲁迅说,如果我碰上穷途,就偏要在穷途中走一走。正是因为鲁迅具有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才使他在旧中国那种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二)在前进的道路上智勇结合的深沉的理性。

    在奋斗中,不是靠一股“气”,而是靠一种更加理智、更加坚实的深沉的理性,这又是韧性精神的另一种形态。

    所谓“气”,总是激愤一时,激昂慷慨一番,但总是只有几分钟的热度。鲁迅认为这种“气”其实是靠不住的,他说:“鼓鼙之声要在前线,当进军的时候,是‘作气’的,但尚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并无进军的准备的处所,那就完全是 ‘散气’的灵丹了,倒使别人的紧张的心情,由此转成驰缓。所以我曾比之于‘嚎丧’,是送死的妙决,是丧礼的收场,从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的活下去。”[17]中国旧的传统力量既然那么强大,那么单靠“一股作气”就难免要碰壁,一碰壁就难免灰心,半途而废。鲁迅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认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必须用坚实的韧性来代替不坚实的“气”才有希望。他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实的工作了。”[18]鲁迅甚至认为,不能片面地只靠革命精神,不注意在革命精神中注入智勇结合的深沉的理性。革命精神也是一种“气”,要保持它的活力,必须有理性支持,有科学的基础,对目标,对信念要有坚实的根基,所以他批评当时在“所谓革命的地方”日夜偏重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这种做法,难免要把革命弄得“乱七八糟”[19]

    我国近代一些先进思想家,对这个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例如谭嗣同,他也揭露过当时腐败的官僚,不顾世界的进步,不讲究科学,一味讲“气”,“言与西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用己之气”,这实在是误国殃民。他说:“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残生于虎口,招余魂于刀俎,则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愤激,而哓哓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愤自经己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20]谭嗣同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不过那时他是针对腐朽的官僚政客排斥科学技术而言的,但他可贵地注意到,一个民族的强大,需要科学,需要坚实的奋斗,不是单凭“无益之激愤”。鲁迅所倡导以及自己所奉行的韧性精神,在实质上与谭嗣同是一致的。但他的认识带着更高的理性。

    (三)在前进的某一凯旋点上不自满的永无止境的前进精神。

一个人处在逆境中、歧路中、荆莽中、失败中需要韧性精神,而处在顺境中,胜利中、凯旋中也需要韧性精神。彻底的韧性精神,不仅不被失败与艰难所征服,而且不被胜利与凯旋所征服,把凯旋点当作新的出发点。在胜利中保持韧性精神并不容易,许多人在凯旋的时候,往往使原来的奋斗精神退化以至崩溃。有些大科学家、思想家很注意这一点,他们获得某些成功之后仍然继续前进。比如爱因斯坦,他只注意对真理的追求,不注意对真理的占有。他发现了重大科学真理,被全世界所承认,但他并不关心这种发明创造的荣誉,他生命的欢乐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之中。鲁迅也具有这种精神,他成名了,但仍坚韧地往前走,从不停息。他在《故事新编·非攻》里,描写了墨子替宋国说服了楚国,为宋国立了大功,但在凯旋归来时却十分狼狈,走得很慢,力乏,脚痛,连干粮也已经吃完,肚子饿,而且比来时更加晦气,他一进宋国就被搜检了两回,进了都城又遇见募捐救国队,募去了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到大雨,他在城门下避避雨,却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了一身湿,鼻子塞了十几天。鲁迅非常欣赏墨子这种精神,他自己也有这种精神。他在赢得某种成功之后,从来也不企求鲜花、桂冠、纪念碑,而继续在真理的基础上向真理的更高境界追求,向人生的更高境界追求。正是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使鲁迅不断地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鲁迅具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可贵的雄伟人格。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恶劣的品质往往得到恶性的发展,而优秀的品质也往往磨练得更有光辉。鲁迅很欣赏赫克尔的话: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在旧中国,人的人格差别是极大的。为了在这种社会中生存,一部分中国人染成流氓气与奴才气,这种人毫无特操,缺乏最起码的人格水平,在社会中妄行。但是,也产生另一部人,这是中华分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卓然屹立于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之中,在这种社会中保持自己的尊严与纯洁,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就是这一极中的代表。

    文学事业是非常艰难的事业,而且是探究人的灵魂的事业,如果没有高尚的、雄伟的人格是难以成功的。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里认为,在文艺事业的竞争中,首先被淘汰的是缺乏才能而且为名利所诱的人,其次是缺少人生所必须的“特殊综合品质”的人,这两种人都与人格有关,尤其是后一种人。勃兰兑斯特别指出,每个诗人和作家都必须在历史使命面前进行选择,或者是冒着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作真理的代言人,或者是为了名声而出卖真理。这就是对作家严峻的人格考验。在旧中国,也正是在这点上作家发生了分野。鲁迅的雄伟人格,就表现在这种分野的过程中,始终为真理而战,他说:“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21]鲁迅的人格,正是真理所支持的强大人格。

鲁迅在“五四”时期就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22]但鲁迅的伟大人格,主要还不是表现在他正面地提倡人格上,而是表现在他对旧中国某些文人人格堕落的批判上,鲁迅无情地批判以“无特操”为特色的种种文人学士,无情地批判“革命小贩”、“捐班派文人学士”、“文坛登龙术士”、“商定文豪”、“帮闲文人”,无情地批判那些不是用手和脑的诚实劳动去生活,而是用“鼻子”嗅着不同的政治气候而随风转向以及企图用阴谋除去文学上敌手的恶劣现象,无情地批判“儒术”、“捣鬼心术”、“谣言术”等种种无耻行径。鲁迅高度地蔑视这些坏社会中所孕育的坏东西,与之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在这种批判中显示出他那种身在坏社会而不被污染的优秀人格。

鲁迅不仅在对种种半殖民地习气,市侩气的批判中显示自己的人格,而且在对帝国主义以及封建专制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中展示自己伟大的人格。他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奴才与封建专制的奴才,一生都做人民的最勇敢、最坚定的代言人。有的同志认为,鲁迅的人格继承了屈原的人格特点,其实鲁迅的人格比封建时代的屈原的人格伟大得多。鲁迅肯定屈原在文学上的重大成就,具有发前人所未敢发的人格,鲁迅说:“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鲁迅也不满他的诗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23]。鲁迅后期还特别指出,屈原的《离骚》“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24],并说“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25]。把屈原比作贾府里的焦大,乍看起来,对屈原似乎不公平,但仔细想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屈原确实还未能与当时的封建专制决裂,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当然也不是最雄伟的人格。而鲁迅就全然不同了,他不像屈原那样还想去“补天”,还在传统的范围里鸣点不平。他是封建专制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叛者,他对整个封建关系不存在任何幻想,并用自己的战斗令其动摇。因此,他的人格,是一种更高的理性所支持的人格,是一种以献身于真理和祖国为主要内容的人格。这种人格具有工人阶级走向历史舞台后的时代特色,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内在气魄。因此,它是彻底地反奴隶性的,是没有半点奴隶主义气味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果不是具有这种伟大的人格,就会在不同程度上被旧中国的黑染缸所浸染。鲁迅在那个坏透了的社会中,依然创造出光辉的业绩,使自己的思想和作品成为照亮国民精神的灯火,就因为他具有这种新时代的人格力量。鲁迅正因为有雄伟的人格,所以他不怕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压力,敢于怀疑传统思想和手法,敢于蔑视钦定的正史的种种记载,甚至蔑视状元宰相的文章。也正因鲁迅具有雄伟的人格,所以他不相信“小说做法”之类的话。《文学概论》中没有“杂文”这两个字,但鲁迅不管,他在生命最成熟的年月,创造了独特的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感”文体,成为中国社会的“社会相”大全。有人恶意非议他,有人善意劝阻他,但他只管写下去。鲁迅雄伟的人格,还使他敢于直面严酷的现实,睁着眼睛正视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突破“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禁锢,偏偏在封建专制的禁区里散步、思考、求索。“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那时的诽谤和攻击真可以把人弄得无法生存,但鲁迅靠自己的人格力量支持着,继续奋斗下去。鲁迅雄伟的人格,还使他敢于拿来国内外一切值得借鉴的东西。他提倡汉唐气魄,欣赏曹操的“通脱”,即敢于容纳异端,容纳外来思想。鲁迅雄伟的人格,还使他蔑视一切名号、名声和桂冠,摆脱一切的束缚。鲁迅曾讲过:“我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也毫不想因此做人更加郑重来维持自己的名声以及别人的信誉。”由于人格的雄伟,他拥有高尚的内心,因此,也获得更高的成就。

 

    第四,鲁迅冲破中国社会传统的思维方式,建立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思维方法。

 

鲁迅的成功除了上述独特的基础、独特的精神、独特的人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独特的思维方法。

    鲁迅的创造性思维是很突出的。鲁迅研究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将是很有意思的。读鲁迅的书,会有一种感觉,即书中充满着见识,不仅很有学问,而且很有见识,“学、胆、识”三方面都很突出,尤其是在“史识”和“今识”的联结上更为突出,同一种对象,他往往看得比别人更深。比如中国近代因为民族要改革,思想家们都在谈“破坏”、“破坏主义”,但鲁迅的见解就比别人深一层,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就说:我们对破坏也要分清几种破坏,有寇盗式的破坏,有奴才式的破坏,也有革新式的破坏。革新式的破坏与寇盗式的破坏、奴才式的破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有理想之光,一个没有理想之光。他道破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中国历史上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确实非常多。鲁迅对张献忠不满意,就因为他带有寇盗式破坏的性质。他的这种见识不只是在量上比别人多谈了一两点什么,并且在质上道破了很重要的真理。    描述鲁迅的思维结构,概括鲁迅的思维特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今天还无法完成这件工作,只能说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鲁迅的思维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反叛性和怀疑性。他的思维方法是典型的反传统性思维,反习惯性思维。他在《狂人日记》中借小说主角之口说:“从来如此,便对么?”之后又说:“没有冲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便没有新文艺”,这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的怀疑精神和对传统的反叛性。这不仅是一种反抗精神,而且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方法。中国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是对经典的注疏占去一大部分,崇尚经典,崇尚传统思想,只许“我注六经”,不许“六经注我”,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弱点。尽管在经典的注疏中思想也有所变迁,有所发展,但总是很难有独特的思想体系崛起。因此,要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也很难。鲁迅的这种反传统性,使他能够对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沉重的文化传统,无情地怀疑,大胆地重新思考,而且能够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扬弃即合理地怀疑,这确实是鲁迅所以成为鲁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由于鲁迅具备这种思维的特点,因此他的思维方法,就不是从既定的观念、“古已有之”的传统观念出发,不是从现成的公式、原则出发,同时,也不是凭空地“假设”新的观念,新的原则,(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类的方法),而是高度地重视过去发生的事实(历史)与今天发生的事实(现实),然后对事实进行解剖、思考,并揭示事实所反映的社会真理。他说:“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他认为经验(已发生的事实的教训)都是付出巨大代价的,甚至是生命代价的,应该重视。所以鲁迅总是首先正视事实。而鲁迅注重事实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不是注意个别事实,而是注重最平常、最一般、也是最大量的事实。他很善于从宏观角度上对社会基本面貌进行总体直观。人们发现英雄的悲剧,而鲁迅则发现“几乎无事”的悲剧,发现人们正在大量经历着的但却已经熟视无睹的悲剧。鲁迅在论证真理时,使用的都是社会的这种大量的“基本事实”,使论敌无可否认,使文章具有高度的说服力,使被揭露的旧社会无可掩盖自己的黑暗。

    鲁迅在捕捉住基本事实之后,又总是努力揭示这种基本事实的历史渊源,揭示今天这种基本事实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基本事实的内在联系,然后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点上找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根柢,从一个层次进入另一个层次,这就形成鲁迅独特的思维方式。

    鲁迅是从事文学事业的,他这种思维结构又与文学的审美要求结合起来,所以他的思维成果又善于浓缩在艺术形象上,包括杂文,他自己也说,他的“坏处”,是不讲面子,揭露时弊常取“类型”。中国人好讲“面子”,鲁迅偏偏反传统而行之,把假面撕得干干净净,无情地揭露事实的真相。而常取“类型”,则是具体的艺术方法。他在杂文中就是塑造“社会相”的类型形象,每一个形象都浓缩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鲁迅深邃的思想。鲁迅的杂文是高度的浓缩体,他不像西方的思想家那样,注重演绎过程,他往往只演绎结论。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青年思想家的思维特点,他批评洋务派、改良派,说他们重视枝叶不重视根柢,他在《科学史教篇》中就研究培根、笛卡儿的思想方法,对归纳法、演绎法都有一些看法,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有局限性、片面性,认为两者结合起来会更好。他掌握事实,研究事实的教训,然后道破它的根柢,再通过文学的典型加以概括,这就更加完整了。

    我所探讨的鲁迅成功的几个原因,并不能够完全概括鲁迅成功的所有原因,而且这都是一些感想性质的。其实,他成功的每一个个人原因,都是专题研究的重要题目,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专论出现。

  一九八二年五月



[1]鲁迅:《致肖军》,19351029日。

①   [2]见陶菊隐的《筹安会“六君子”传》。

 

[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36-367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4] 《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第2辑。

[5] 《今昔蒲剑。“民族形式”商兑》。

[6]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①   [7] 《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讲话》。

 

[8] 《致许寿裳》.1918820日。

[9]见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7页,台北远景出版社。

[10]《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

[11] 《坟·娜拉走后怎样》。

[12]《华盖集·答KS君》。

[13] 《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4] 《两地书·十二》。

[15]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6] 《集外集抬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17] 《南腔北调集·漫与》。

[18] 《呐喊·杂忆》。

[19] 《而已集·扣丝杂感》。

[20] 《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徵》。

[21] 《且介亭杂文·附记》。

[22]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23] 《坟·摩罗诗力说》。

[24]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25]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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