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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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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人格力量与艺术气魄

 

    人格水平直接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艺术水平,雄伟的人格力量可以带给艺术以雄伟的气魄和崇高的境界,这是鲁迅自身艺术实践的伟大成功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经验。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雄伟的艺术气魄的伟大文学家。这种雄伟气魄不是表现在宏篇巨制式的外在规模,而是表现在内在的巨大历史内容,开掘社会的思想深广度,时代精神,以及不可抗拒的伦理力量和美学力量。

    鲁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大地上,建筑了一座真正伟大的精神纪念碑。他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而且将产生超越时代的巨大影响。他的作品,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都带有史诗性的大气魄,都具有开创性与奠基性的重大意义。他的小说,结束了旧现实主义文言小说的时代,开始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白话小说的新时代,成为我国新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杂感,则以自己的巨大成就和完全独创性的文体,改变了原先文学概论的某些基本观念和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结束了杂感两栖于散文与政论的局面和非文学正宗的历史。他的散文诗《野草》则结束了散文诗两栖于诗与散文的历史,开辟了散文诗文体独立发展的新阶段。鲁迅的艺术创造,就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一样,都有极其雄伟的风格,都成为把整个社会纳入其中的时代的镜子,凝结着民族思想情感精华的民族优秀文化的象征,包含着人间各种心理情状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神实体。鲁迅不仅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

    鲁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有其时代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在过去的鲁迅研究中,都强调时代原因,说明鲁迅是时代所造就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把这个原因绝对化,回避个人的原因,却是一种片面性。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对杰出人物成功原因的说明,首先承认其成功的时代条件,承认杰出人物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又认为,杰出人物要适应其可以充分展示才智的时代条件,应当主动地自我创造和自我完成。像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不仅生活在同一时代条件,甚至生活在同一家庭条件,但是他们却像战神谟里斯的双生子,走着极其不相同的道路,自我塑造成完全不同的形象。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鲁迅的成功首先是他处在一个新旧大交替、大变革的时代,需要大启蒙家,大思想家的时代,这使他的才智有可能表达到最充分的程度,但是,能够作这样的表达,则他的主观能动性起着巨大作用,有他的深刻的个人的精神原因与人格原因。这种精神和人格,支持鲁迅以独立的眼光去看时代,也支持鲁迅以雄伟的气魄去表现时代,溶解作为艺术客观对象的时代内容。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地注意鲁迅艺术成功的个人主体精神原因与主体人格原因。

    鲁迅在“五四”之前,就喜欢嵇康和崇仰章太炎,这种喜爱与崇仰之情,不仅在于他们文章中的风骨,而更主要的是文章风骨中所体现出来和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许广平说:“章太炎先生,国学非常之精醇,而又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先生的向他求学,不是志在学问,而是向往他的人格。”[2]鲁迅所要求的人格内容,虽与嵇康,章太炎有差别,但在精神上也有与他们一脉相承之处。

    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始进行大量创作之后,就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人们所熟知的论点:“美术家固然必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3]这更是足见他对人格的重视。

    鲁迅是一个非常重视表现时代的人,这里又认为艺术是自我人格的表现,但这并不矛盾。任何优秀的艺术都应是自我人格的“表现”与社会生活、时代面貌的“再现”的统一,都是个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鲁迅后来反对林语堂抒发性灵的主张,并不是反对艺术表现自我情感,而是反对他把自我情感的表现与反映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斗争对立起来,把“言志”与“载道”对立起来。鲁迅主张的实质,就是这两者的和谐,使艺术成为自我表现与时代精神两者相结合的情感有机体。鲁迅说艺术是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也说明着艺术的一方面本质(另一方面的本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曾异常深刻地说明了主体自我表现与物质客体的关系,提出人的自我表现是必须依赖现实的感性的对象的,也就是说,离不开社会、时代、自然界等,马克思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因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5]这就是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应当有感性的现实的客观对象来作为自己的本质,作为自我生命表现的对象,否则这种表现就是抽象的,空洞的。但是人却又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的自然物,因此,他一定要表现自身。所以马克思又指出,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6]。文学作品作为人的本质的表现,它也具有这双重的性格,即它要表现自身,又要借助社会和时代来表现自身。因此,它既是时代现实生活的表现,又是自我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人格本身也就是艺术作品一部分本质、内在的有机构成成分,因此,人格的水平便对艺术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确实是一个真理。歌德曾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7]歌德这种论断,是一种带着诗人气质的论断,也许绝对化一些,但他充分地说明人格力量是对诗和艺术的巨大作用,却是完全正确的。

所谓人格,也就是作家艺术家的道德品格、思想作风、创作态度和人生态度的总和。鲁迅要求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内容,乃是一种严肃的,诚实的、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和良知,向人民负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对于社会人生的无私决断力和既尊重人民也尊重自己的生活态度。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最集中地叙述了这种人格风貌。他说:

 

    “这些知识者,都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子,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这段话包括两个核心思想:

    一是必须以人民为本位,最充分地尊重人民大众,对人民大众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献身于大众的事业,面对真理,他有才能,但决不投机取巧,欺骗人民;他爱人民,给人们以精神食粮,但决不做迎合和俯就的大众的“新帮闲”。

    二是他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看轻自己,不为了某种目的而践踏自己,作违心之论,作大众的戏子,也不为了某种目的,随意膨胀自己,变化自己的面孔以践踏别人。他不为任何外力所压倒,永远保持一种严肃、正直的人生态度。

    与这种高尚人格相反的低劣人格,便是艺术之敌。艺术的堕落首先是人格的堕落,为低劣人格所剿灭。鲁迅曾揭露说。“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大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但仍然毫无创作,他们的唯一的长处,是在暗示有力者,说某某的作品是收受卢布所致。我先前总以为文学者是用手和脑的,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是用鼻子的了。”[8]作家艺术家最宝贵的品德是诚实,是襟怀坦白地面对生活,面对真理,哪怕是最严酷的生活,最严峻的真理,他都“用手和脑”辛勤地劳动,用自己的眼光来选择创作的道路,用自己的头脑来理解生活。不管是痛苦的折磨还是荣誉的诱惑,他都不改变自己坚贞的操守——不凌辱真理,不离开人民。与这种品格相反的是投机的品格,他们不是“用手与脑”来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而是“用鼻子”生活,嗅着不同的政治气候,随风转向,今天信甲,明天信丁,今天崇儒,明天拜佛;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麻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主张变化无线索可寻。鲁迅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入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9]鲁迅要求的高尚的人格,是与这种“无特操”的丑恶的人格不相容的。

    鲁迅曾在自己的杂文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社会相”类型形象的浮塑,从而使杂感文学带着巨大的美学力量对社会展开批判。在这些类型形象中,有一批就是人格低劣的文人形象,如“革命小贩”、“无文文人”、“捐班派文人学士”,“文坛登龙术士”,“商定文豪”等等,在《文坛三户》中又塑造了一付懒态和颓唐相的“顾影自怜”的“破落户”、一身铜臭的浅薄装腔而“沾沾自喜”的暴发户,还有仅存无聊的“暴发破落户”等三种“社会相”,这三种社会相类型,其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都不以诚实的劳动去艰苦创造,而是盗名欺世投机取巧而想爬进文坛,因此,他们都是人格丑恶的“无聊文人”。鲁迅指出:“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10]人格的低劣必然导致文坛的黑暗,文学的败落。在文学史上,没有什么靠低劣的人格、卑劣的手段能取得文学成就的。鲁迅说:“所谓‘文学家’,如长虹一样,以我为‘绊脚石’,以为将我除去,他们的文章便光焰万丈了。其实是并不然的。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11]在文学上运用捣鬼手术,虽然有术,有效,但却是有限的。决不会有靠捣鬼而成为文学家的。这也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由于鲁迅把高尚人格的支撑点建立在最深刻的人民爱之上,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内容,比他所推崇的嵇康、章太炎等旧时代的作家思想家的人格,显示出更自觉、更高级的形态,表现出更巨大的力量和更深刻的时代内容。因此,鲁迅的人格,便表现为一种伟大的创作气魄,表现出一种过去作家和现代作家中几乎无人可比的“胆”与“识”,使他的作品成为具有独特风骨,独特气质的气魄雄大的全新文体。

    歌德曾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12]他一再强调伟大人格的重要性,并认为伟大的人格主要表现于雄伟的魄力,“男子汉的魄力”[13],他认为,这正是拉辛等作家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一些消极浪漫派的难以企及之处。

    鲁迅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雄伟的风格,正是鲁迅崇高人格的标志。由于鲁迅具有雄伟的人格,因此,他表现出同时代作家艺术家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多方面的大气魄,这种大气魄明显地表现在:

    第一,他不怕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压力,敢于怀疑传统的思想和手法,蔑视钦定的“正史”的种种记载,蔑视宰相状元文章,敢于提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挑战和提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艺术的”[14]的见解。他一再告诫人们“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15],不要受“小说作法”和《文学概论》的因袭美学观念、艺术观念所束缚,敢于从旧的缺乏真知灼见的八股教条中解放出来。他的杂感艺术,在旧《文学概论》中,是没有地位的,是不属文学正宗的,但是他不管这些,而用他的高度的艺术气魄,把杂感作为自己的创作文体,创造了一系列的极其成功的“社会相”类型形象的浮雕,创立了具有巨大社会批判意义和审美意义的“鲁迅风骨”的杂感文体。

    “五四”时期,他译介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接受厨川白村美学观中的合理内核。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地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世界。”[16]厨川白村从这根本点出发,认为艺术创作应当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说:“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出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17]相反,凡是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羊一样听话的醉生梦死之徒,以及忙杀在利害的打算上,专受物欲的指使,这就没有艺术。厨川白村甚至把能不能摆脱因袭的束缚,自由地让自己的个性燃烧,作为“人畜之分”的界线,他说:“那些全不想发挥自己本身的生命力,单给因袭束缚着,给传统拘囚着,模拟些先人做过的事,而坦然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一个意义上,就和畜生同列。”[18]鲁迅当时是完全赞成这种见解,他在《苦闷的象征》译后《引言》中指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后来扬弃了厨川白村的唯心论艺术起源观,扬弃了他的忽视亲自感受生活的论点,包括对超人间气息的“天马行空”也作了批判,但是,他从未否定过蔑视因袭观念和外界束缚的大精神、大气魄。这种大气魄,使鲁迅的作品充满创新精神。

    第二,以雄伟的气魄正视现实,他不怕社会对他的压力,大胆地撕开社会的一切假面具,敢于“睁开眼睛”看现实的大黑暗,正视现实的缺陷,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不容忍任何瞒与骗。他的《呐喊》题词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直言自己“抗世”、“违世”的胆魄,表现出那个时代最高的现实主义勇气和最高的道义勇气。

    鲁迅不仅敢于正视社会现实,而且敢于以雄伟的气魄发表改革社会的见解和促进社会前进的呐喊和感愤,他把自己的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器械,用一种勇猛奋进的精神去进行改革,“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他不顾一切偶像,只要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9]。鲁迅的创作正是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为理想的。

    第三,以雄伟的气魄大胆拿来外国的优秀文化和一切可供借鉴的文化,毫无被异域所俘的卑怯。他对待外国文化,提倡一种“汉唐气魄”,把外国文化大胆拿来为我所用。他所以推崇曹操的文章,因为他“力倡通脱”,通脱之后,“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而曹操由于具有“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的魄力,因此他成为“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说“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20]

    第四,以雄伟的气魄,蔑视一切名号,桂冠,头衔,地位。他指出“名人”所说的不一定都是“名言”,他不喜欢人们给他戴“思想界权威”的高帽,反对把文学事业作为敲开名誉地位之门的“敲门砖”和向上爬的“天梯”。他把名声看得很淡薄,并完全不被名声所控制,他说:“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21]他一生都不追求名声、地位、权势、桂冠等人的外在价值,而追求人的内在价值,即人的智慧、品格、良知、创造、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等,因此,他赢得了自由,不会因自己的盛名带来保守性,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盛名带来柔弱性,他在一切考验面前挺立着,按照自己的意志驰骋于文学的天地,既不为任何诬蔑、诽谤和中伤所压倒,又不为任何荣誉所诱惑和软化,而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战斗到最后一息,于是,他至死都保持着创造性的头脑和气魄。

鲁迅这种雄伟的气魄,正是他雄伟的人格的标志,而他作品中这种主体人格又与他作品中反映的客体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这种人格美渗透着客体,溶化着客体。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化为他人格的血肉般的所有物,与他的整个心灵、整个存在结合起来,而他的整个心灵,整个人格又扩展为对世界的概括,对现实的评价和描绘。由于鲁迅具有这种雄伟而高尚的人格,他的作品达到中国文学艺术最崇高的境界。因此,我们说,鲁迅的人格力量,是鲁迅获得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个人原因。

    鲁迅的雄伟人格导致作品的雄伟气魄,并导致他的纪念碑似的伟大成就,其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接受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进一步打开眼界,进一步走向成熟,向更高级的形态追求,以创造更伟大的艺术。

    一九八一年六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3]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同上,第169页。

[7] 《歌德谈话录》第22q页,人民文学出版杜1978年版。

[8]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60页。

[9]《准风月谈·吃教》。

 

[10] 《且介亭杂文二集》。

[11]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67页。

[12] 《歌德谈话录》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13]同上,第228页。

[14] 《坟·论睁了眼看》。

[15]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16] 《鲁迅全集》第13卷第32页。

[17] 同上。

[18] 《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页。

[19] 《华盖集·忽然想到()》。

[20]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1] 《集外集·咬嚼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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