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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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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人的价值依据

 

在人类历史上,自出现阶级以后,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即压迫者、剥削者或权势者的价值观和被压迫、被剥削的正直劳动者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问题主要就是价值的依据问题。要而言之,压迫者依据人的外在价值来判断人,而被压迫、被剥削的正直劳动者则依据人的内在价值来判断人。鲁迅的价值观代表着被压迫、被剥削的正直劳动者的价值观。他所重视的从来就是人的内在价值,根本反对用外在价值来判断人。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又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对内在价值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个解释,内在价值就是人的真、善、美的本质以及根据这种本质所做出的实际贡献。鲁迅正是依据这样的内在价值来看人的。《藤野先生》就是鲁迅这种价值观的形象表现。凡是读过这篇散文的人都会感到,鲁迅是以多么崇高的敬意和感激的心情来怀念这位日本老师的。藤野先生以他高尚的人品,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严谨的科学精神,特别是他那毫无民族偏见,决不以中国人为当然低能儿的伟大思想,令人感动,给人鼓励。所以鲁迅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这是鲁迅依据内在价值的尺度对藤野先生所作的崇高评价。   

鲁迅的这种价值观,在他的杂文中表现更多。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向青年们提出这样一条原则:“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1]对内在价值的这种形象的说明,体现了多么崇高的境界,多么宽广的胸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论能力大小,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这种精神却不是人人都有的。在谈到天才与泥土的关系时,鲁迅也说,“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做泥土,就意味着“不怕做小事业”。“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2]这又是对内在价值的深刻阐述。由此出发,鲁迅非常看重那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精神。为鲁迅所深切悼念的韦素园,就是具有这种思想作风和工作精神的青年。他说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中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3]。鲁迅赞颂的完全是素园的内在价值。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他更明确地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对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精神品质,鲁迅也是倍加赞扬的。他对于虽然失败却不气馁的竞技者曾给予最高的评价:“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4]后来,他又从历史上看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为了培养这种坚持不懈的毅力,他甚至要人们学习青皮的韧性:“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6]所谓韧性就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决心和毅力。鲁迅认为,这是有志于改革者的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7]这种决心和毅力,也是内在价值的体现。

鲁迅的这种价值观,与权势者的价值观点是直接对立的。权势者总是依据权势、钱势、地位、称谓、虚名、出身门第等等这些身外之物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和依据。甚至“把豪华的虚饰确立为受礼遇和尊重的手段。”[8]《政治正义论》还进一步指出,就连“衡量智慧的标准”也“不再是人本身,而是他的称号。乘坐八匹乳白色马牵引的御辇是应使我们尊重的人类最高标志”[9]。对这种价值依据的荒谬,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启蒙哲学家蒙台涅的分析最透辟:

“我们赞美一匹马,因为它的力量和迅速,而不是因为它的鞍辔;一条猎狗因为它的敏捷,而不是因为它的项圈;一只鹰隼,因为它的翅膀,而不是因为它爪上的系铃。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地根据他本身的价值而评价一个人呢?他一大队扈从,一座美丽的宫殿,这么大的势力,这么多的收入,这一切都是他的身外之物,而并非他内在的东西。你不买一只装在口袋里的猫,如果你买一匹马,你把它的装辔拿开,你要看它赤裸裸没遮掩的样子,……为什么估量一个人的时候,你把他周身都包藏起来呢?他只对我们显露那完全不属于他的部分,却把那些我们可借以给他一个正确评价的部分掩藏起来。你所想知道的是剑的价值,而不是剑鞘,……正如一个古人很诙谐地说的:.你知道为什么把他看得很高吗?因为你连他的木屐也算在内了,……”[10]由于权势者只能靠剥夺、毁灭别人的价值来保持和提高自己,没有内在价值可言,他们必须靠这些身外之物来生存。

    对权势者的这种价值观,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11]这就是说,有了权势和财富也就有了真理和正义,甚至也有了美德。位置高的,道德也高了。如同“前清时,一般人总以为进士翰林,大抵是好人”[12]一样,也如同古人说的那样:“侯之门,仁义存。”

    权势者的这种价值观,必然影响到一般人,鲁迅曾指出:“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13]“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必然以权势者的是为是,以权势者的非为非。“赵太爷说对的”,在他们眼里,赵太爷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比赵太爷更赵太爷的话,当然其真理性更高,权威性更大了。反之,就要逐级贬值,直至一钱不值。这就是所谓势利眼。一般地说,在人民群众中,以小市民这个阶层最易“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也就是最为势利眼。他们缺少劳动者的质朴和善良,却沾染了权势者的油滑和冷酷。所以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势者的帮凶,成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看客。阿Q过街时觉得“竟没有唱一句戏”“白跟了一趟”;阿Q枪毙时,又“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并且认为阿Q“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主要就是小市民。对小市民的势利眼鲁迅是有切身感受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世人的真面目”,也就是抱着世俗之见的小市民的面目。鲁迅对小市民这种思想习气的厌恶和指斥,在池的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鲁迅对小市民的批判也就是对权势者的价值观的批判。

    势利眼的另一种表现是依据虚名判断人。鲁迅既反对迷信名人,也反对以名人自居。他从来不想做名人,更不愿意别人把他当名人。他曾向友人表示:“我不想做‘名人’了,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14]没了“自己”,就是没了自由,也失掉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即失掉了真正的自我而给人以假象。鲁迅深知,有些人虽然成了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不过是日本的中学生程度”[15]。还有些“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鲁迅称他们是“看不到‘学’的‘学者”’[16],即有名无实、没有内在价值的学者。而愈是内部空虚,愈需外在的东西来掩饰和弥补。甚至不惜借服饰和衣着来抬高身价。鲁迅很知这些“学者”的底细:“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墩过几年牛肉的人物。”因为他曾在东京亲眼见过这样的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墩牛肉吃的”[17]。对这样的人物,难道能根据他们的“洋服”、“皮袍”以及“昂头而走”的架势来作判断?不要说对这种虚有其表的人物不能相信,即使对于学有专长的专门家,鲁迅也认为“须有相当的警戒”,“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因此鲁迅认为“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18]。鲁迅曾举康有为例:“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日:因为富墙太矮的缘故。”康有为实在悖得可笑,但这样的悖例决不是个别的。所以,鲁迅的结论是:“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19]将名人和名言分开就是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人立言。而要因言立人,即依据言的正确与否这种内在标准来判断人。

    依据出身门第来判断人是权势者的另一种价值观。《政治正义论》曾指出“门第优越论”,“这种原则乃是对理性和正义的最大侮辱”[20]。实质上是对人的最大侮辱。出身、门第并不构成人的本质和价值。鲁迅说:“姓氏籍贯,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21]不能由自己负责的事,便与自己的价值和本质无涉,所以用别人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22]是卑劣的。而那种“依赖门第”,“倚仗祖宗”的破落户思想尤为可笑;“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23]他还借阿Q这个形象,嘲讽以门第高,先前阔自傲于人的愚昧可笑。这种荒谬的价值观念由来已久。鲁迅亦曾论及:“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24]这样的重门第,讲

出身,实在是对人的侮辱。

    外在价值的另一个含义是认人是工具或手段。这也是权势者的价值观。在权势者眼里,人没有独立自足的内在价值,不能为他自己而存在,只能作为被使用、被利用或被规范的价值而存在。即不把人当做人而当作物。这是鲁迅根本反对的。一开始我们就说没有比鲁迅更尊重人,认识人的价值的了,在他心目中,人是最后的、根本的目的和价值,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点就在于实现人的价值。他也明确说过:“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25]这里所说“人的最后的价值”之不能答复,就意味着人的最后价值就是他自己,就是说没有比人具有更高的价值了。对于权势者的这种价值观,鲁迅的揭露甚多。他曾深刻指出:“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大小而言。”[26]“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甚至人死后他们都不放过。鲁迅沉痛地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蠭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27]对人的利用,一至于此,这是多么无耻,多么可怕的市侩作风!

为了利用人,权势者们可以软硬兼施:或压服或抬高。鲁迅说,“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28]抬得高,摔得重,抬高是为随后“将你摔下来”。或者是“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29]。“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那“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30]。“死蛇皮”就是何等怵目惊心,令人作呕的形象!难道这种恭维不是最大的侮辱吗?鲁迅说,真正尊人。自尊应该是:“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31]即是说,他有权,但也“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而不是权势者。他尊人是为人本身而不是看人的使用和实用价值。这样的尊人即所以自尊;这样的自尊,也才能尊人。

    以上所谈的权势者的价值观的种种表现,归结到一点,就是价值概念的颠倒。权势者凭借自己的权势,为了一己的私利,掌握着、决定着人的价值和运命。他们倒行逆施,颠倒是非,硬把不能决定价值的种种外在因素作为决定价值的依据;而把决定价值的内在东西弃若敝屣,这种价值标准的大颠倒,实质上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贬低和毁灭。请看,阿Q不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吗?阿Q善于劳动,割麦,舂米、撑船,样样都行,他贡献于人者甚多,他所取于人者甚少,这是决定他的本质和内在价值的因素,但在权势者们的未庄社会里,谁会依据这种本质来评价阿Q呢?要知道,连阿Q自己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那种可能性早被权势者们剥夺了。祥林嫂更是这样,她是多么善良而又勤劳,她最大的、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诚实的劳动贡献于人,这就是她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但是,在以鲁四老爷为首的鲁镇,谁会以此为依据这样认识她的价值呢?只因她是嫁过两个男人的寡妇,她的“历史”有了“污点”,——这也可算“历史问题”吧,不但失去了人的价值,还成了“不干不净”的亵渎祖宗的不祥之物。最后连做奴隶的资格都被取消了。这是怎样的价值观的大颠倒!权势者们把人置于非人的地位,反过来又嘲笑人之非人。鲁迅说他们简直连苍蝇都不如。因为苍蝇“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32]

    一切正直的劳动者,不但以其诚实的劳动构成自己的内在价值,还必然地以其坚贞、刚正、耿介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构成自己的内在价值。在这方面,鲁迅是光辉的榜样,是最伟大的代表,他的高风亮节,为举世所钦敬,为亿万人所景仰。他对那些不讲道义,毫无操守和气节的人始终抱着极大的义愤而予以鄙弃和唾弃。他说,“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33]“他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34]。例如“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35]。反过来,“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斗争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36]。鲁迅认为只有流氓无赖才这样反复无常,见利忘义;“他们忽讲买卖,忽讲友情,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37]从道理上说,“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38]。但万变不离其宗,在变化之中自有不变之宗,那就是私利至上。有些人“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39],“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40]。其卑劣无耻“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41],这可算是一种市侩加无赖的作风。  

    但鲁迅也并非完全反对变,端看为什么而变。他主张“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他对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就是这样;“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42]鲁迅说得很清楚,叛师,乃是为了坚持真理,但对师“仍当执礼甚恭”。这正是坚持操守和道义的表现。

    坚持道义、操守和气节,不但意味着始终如一,还意味着表里如一,言行统一。与此相反的是虚伪。虚伪是权势者的本质属性。他们生存的主要手段就是虚伪;“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43]所以虚伪是他们的价值依据,他们“以虚文褥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辄谓之恶人”[44]。鲁迅对虚伪是不能容允的,他对虚伪的揭露可谓不遗余力。他明确表示,他写杂文的目的就是“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45]。“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46]。“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病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就是一个教训”[47]。对那些“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以“青年的导师”自居的骗子,鲁迅尤其不能容忍。他斩钉截铁地说:“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他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他严正表示:“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48]鲁迅对伪装者的不可调和的憎恨,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就以会伪装这点来说,人类远不如禽兽和害人虫。因为“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的话。虫蛆也许是不乾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49]这番意思,鲁迅曾屡次谈到:“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于蚊虫跳蚤孰爱?’我一定毫不迟疑,答日‘爱跳蚤’!”[50]因为“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的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51]。对于鹰鹯虎狼的吞吃“野雀野鹿”,鲁迅说那“正如跳蚤之予我们”,“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这绝妙的比照,彻底揭穿了虚伪的本质是吃人,吃人者的本质是虚伪。这样我们就可知道吃人者为什么要把虚伪作为美德和价值依据了。

    对于正直的劳动者来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才是内在价值的表现,鲁迅指出:“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52]“自承无力”正意味着力量和希望,“自夸爱和平”意味着恐惧和心虚。所以,鲁迅说:“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53]所以鲁迅总是以真诚坦白作为判断人的重要依据。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他曾针对一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说:“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54]这段话从本质上划清了深和浅的界限。明确体现了鲁迅的价值观,也代表着一切正直的人们的价值概念。

    以上我们谈了鲁迅关于正直劳动者的价值依据,也谈了鲁迅对权势者的价值依据的揭露批判,而这种揭露批判又进一步体现了鲁迅的关于价值依据的思想。但价值依据本身仍然有个依据问题,那就是个人的价值依据究竟依据谁来判断和决定?鲁迅认为主要是依据自我的认识来判断:“自己裁判,自己执行”[55],而不能依据他人的意见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所说的自我的认识即自知之明,也就是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自知之明反映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精神,而这正是鲁迅思想或鲁迅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本质属性。

由于鲁迅有深刻的自知,所以他能深刻地知人。这从下面的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呜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也由于这样的自知之明,才能不为世俗的毁誉所左右。“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 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56]才能“蔑视他们的蔑视”[57],也才能不为不虞之誉所迷惑。鲁迅深知:“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58]其实这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59]。所以,鲁迅说:“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60],至少,那‘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象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61]。这种无聊之誉,使鲁迅非常反感,比较起来,他宁可被权势者所憎恶:“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62]他还借用契诃夫的“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63]这句名言,表明他这种态度。

    但权势者却与此相反,他们完全依据他人的判断而生活。他们需要恭维、敬畏和艳羡,他们爱的是虚荣或面子。所以鲁迅说,“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64]。并指出“面子”是“中国的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全身都跟着走动了”[65]。这里所说中国人,实际上就是权势者。爱面子是权势者的本质属性。培根说得好,“无疑地,居高位的人们要借他人底意见才能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若是依着自己底所感来判断,则他们不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假如他们自己想一想别人对他们作何感想,并且想到别人如何愿意作他们;那末他们就好像是由外面的谈论而快乐了,同时在内心中也许正相反”[66]。培根的话说明,愈是内心空虚愈爱虚荣;愈爱虚荣愈表明内心空虚。鲁迅在一篇关于面子的谈话里,对权势者的虚荣心更作了入木三分的暴露。他认为对爱面子的人来说,“‘面子’一丢,其人的价值随之亦尽,而价值一无,就等于失去生存的主张……”“比如,在北京爱面子的故事里有这样一则。早先年,大家庭的主人变穷以后仍然要下馆子,到馆子里去即便是吃了两三文钱的烧饼,也要摆出吃了什么山珍海味似的面孔走出来”。“即便是拣那些烧饼掉下来的芝麻吃,也都不是随便去拣的,在指头上蘸了唾沫,装着在桌子上写字,这样蘸了写,写了蘸,把芝麻一粒粒粘着吃掉。假若芝麻掉在桌子的缝隙里,要弄出来,就装作思索一件事,忽然有所领悟似的用手拍拍桌子,把芝麻粒震出来,然后再装作写字送到嘴里去。”“这种故事也表明了这面子的一面的意思,有实际价值的人就是不吭声,别人也尊重他,实际的价值并不高,只在表面上装作有价值,那就必要在‘面子’上下功夫了。”[67]鲁迅总结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68]也就是愈无实际价值,愈需要面子,这是一条规律。

    在权势社会,面子是与权势而俱增的,小民谈不到有面子,权势愈大,面子愈多,鲁迅指出:“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日‘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旁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旁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69]鲁迅的话指出了面子的等级性和特权性。古人曾感叹过:“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70]在上等人看来,被他们所压迫、统治的人们,根本就没有人的价值,无所谓有面子,只有他们的面子才最重要,最尊贵,他们的价值全靠面子撑持着,失掉面子无异失掉生命,所以必须全力保护、维护。

    爱面子、好虚荣就是要别人的恭维和颂扬。权势者不但依据别人的恭维和颂扬来取得和维护自己的价值和面子,并且也要靠对更大更高的权势者的恭维和颂扬来取得和提高自己的价值和面子。对下来说,他要求恭维;对上来说,他乞求垂青。这都是他的面子所系,都是决定他的身价之物。可见权势者的价值观也就是奴才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甘心当奴才,“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71]。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在奴才看来,不但不是耻辱,反倒是一种光荣;不但不降低身价,反倒提高身价。“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72]不就是这样的例证吗?鲁迅曾感叹:“世上实有被打嘴巴而反而高兴的人。”[73]为什么呢?鲁迅解释说:“不是有一个笑话吗?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l’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74]鲁迅称这种表现为“事大”;“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75]比如在赵太爷看来,阿Q不是连姓赵也不配吗?但正因如此,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就身价顿增,从此“出了名”,并且“得意了许多年”。为什么呢?鲁迅写道:“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五,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就与众不同,连“先儒们”都“不敢妄动了”。在正直劳动者看来,争当这种被“圣下箸”的太牢无异侮辱自己,但权势者却认为无尚光荣,因而如蝇逐臭,营营以求。有的甚至“不自量力”,以致忠而获咎。鲁迅不是说过吗?“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t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此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76]这生动的描述,最深刻地揭露了权势者们令人作呕的丑态和他们的“价值法则”。   

 一九八二年五月



[1]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2] 《坟·未有天才之前》。

[3] 《且介亭杂文·忆韦索园君》。

[4]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5]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6] 《坟·娜拉走后怎样》。

[7]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8] 《政治正义论》第2卷、第3卷合册第350页。

[9]  同上,第 346页。

[10]  转引自《人是目的,人是中心》,《文学评沦》1979年第6期。

[11] 《集外集·通信(复未名)》。

[12]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94页。

[13]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14]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30页。

[15]  同上,第176页。

[16]  同上,第489页。

[17] 《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18]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19]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20] 《政治正义论》第2卷、第3卷合册第369

[21]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央不是战斗》。

[22] 《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23] 《坟·摩罗诗力说》。

[24] 《坟·论“他妈的!”》。

[25]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39-840页。

[26]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27]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28] 《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29] 《华盖集·通讯()》。

[30] 《而已集·革“首领”》。

[31]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32] 《华盖集·夏三虫》。

[33]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34]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31页。

[35] 《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

[36] 《二心集·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

[37]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10页。

[38]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9]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80页。

[40]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63页。

[41]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80页。

[42]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80页。

[43]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44] 《坟·摩罗诗力说》。

[45] 《华盖集续编·小引》。

[46] 《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47]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48]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49] 《朝华夕拾·狗、猫,鼠》。

[50] 《集外集拾遗·无题》。

[51] 《华盖集·夏三虫》。

[52] 《华盖集·补白》。

[53] 《华盖集·补白》。

[54]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55] 《坟·杂忆》。

[56] 《坟·摩罗诗力说》。

[57] 《华盖集续编·续编的续编(海上通信)》

[58]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59] 《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60] 《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61]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62] 《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63] 《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64] 《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65] 《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66] 《培根论说文集·论高位》。

[67]转引自《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48-49页。

[68]《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69] 《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70] 《文心雕龙·程器》。

[71] 《准风月谈-我谈“堕民”》。

[72] 《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73]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918页。

[74] 《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75] 《且介亭杂文_二集·“题未定”草(三)》。

[76] 《且介亭杂文·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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